社会转型与转型中的社会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问题论文,社会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8年以来，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全面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转型的优化社会结构、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加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的社会问题。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研究目前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于实现社会转型平稳过渡，减少或避免由转型引发的社会挫折或社会动荡，具有重大意义。
一
社会转型是指社会整体系统从一种结构状态向另一种结构状态的过渡，它表现为社会系统全面的、结构性的调整与转化。社会转型以社会结构转换为核心。社会结构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其不同的构成要素相互作用，并按照一定的秩序所组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网络。社会发展的不同水平往往与不同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社会不断的向前发展必然会引起社会结构不同类型的转化。我国目前的社会转型，从广义的角度而言，就是指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即从传统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社会、农业社会、乡村社会、封闭半封闭社会向现代的市场经济社会、工业社会、城市社会、开放型社会转化。这一转化，早从1840年鸦片战争便缓慢地开始了。经过近一个半世纪的漫长历程，直到1978以来我国这种社会转型的步伐才大大地加快了。狭义的社会转型，一般就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加速变迁这一时期。本文使用的是狭义概念。
目前，我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空前的大转型时期，社会转型的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均前所未有〔1〕。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 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突出地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社会分化加速
社会分化直接表现为社会结构构成要素或构成部分种类的增多、数量的扩大、社会结构形式的多样化以及功能的专一化。社会分化对于社会的发展正如生物细胞的分化对于生物的进化一样重要。社会分化是社会转型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巨大分化。这种社会分化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1 ）分化迅速。以中国社会群体结构的分化为例，197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先从农村开始，长期以农为本缺少变化的我国农民群体首先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分化。目前在所谓“八亿农民”中，农业生产者（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仅占60%左右〔2〕，越来越多的农民已经或正在转化为农民工人、 农民个体工商业者、农民私营企业主、农民知识分子乃至于农民企业家。随着农民从业的多元化，不同地区的农民经济收入、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日益显示出巨大的差别。在城市里，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职业分工的加快，社会成员在市场经济新的导向作用下在不同的所有制单位之间、不同的行业之间、不同的职业之间也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分化，这种分化不仅使原来的干部、工人、知识分子等群体内部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方面形成明显的差别，而且还促使了企业家、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等新生社会群体的诞生。（2）分化广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大分化几乎在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上都表现了出来。在社会个体的微观层面上，表现为社会成员所承担的社会角色的多样化以及成员间异质性的增大；在社会群体层面上，表现为原来两阶级一阶层的群体结构不断复杂化，整个社会正在由过去封闭的身份群体结构不断向多样化的职业群体、利益群体结构转化；在社会组织的层面上，表现为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权力与责任的分工及其功能的专一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各种新型的社会组织特别是经济组织大量涌现出来；在社会不同区域的层面上，表现为沿海与内地地区差距的扩大以及各个地方的利益分化；随着社会结构实体要素的分化，社会结构的规范体系、观念要素也不断地复杂化、多元化。
社会分化的结果使简单的社会结构复杂化了，使同质的社会不断异质化了。社会分化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关系，而新的社会结构关系又难以迅速建立起来，社会结构变动异常活跃，这意谓着整个社会的失调现象、不稳定因素大大增加了。所有这些，均为转型时期社会问题的大量产生提供了客观基础。
2.社会流动加快
社会分化与社会流动密不可分。社会分化引起社会流动，社会流动会进一步加速社会分化。改革前我国是一个低分化的社会，也必然是一个低流动的社会。改革以来，随着所有制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调整，许多新的社会位置（职业、职位等）大量增加，这为社会成员流动提供了前所未遇的机会；不同社会位置间存在着利益上的差别，这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流动提供了动力；改革的深入发展使社会结构的开放程度不断增加，这为社会流动开辟了许多新的渠道。由于社会转型主要是一个新旧社会结构转换的过程，因而转型时期我国社会成员的流动主要表现各种结构性社会流动。（1）所有制结构之间流动。 即由公有制部门或单位向非公有制部门或单位流动。（2）产业结构之间流动。 即第一产业劳动者向第二、第三产业流动。（3）地区结构之间流动。 即由西部内地向东南沿海及经济特区的流动。（4）城乡社区结构之间流动。 即乡村人口向小城镇、大城市的流动。（5）职业结构之间流动。即低收入 、低社会地位职业向高收入、高社会地位职业的流动。合理的社会流动对于增强社会活动力，加速社会转型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由于转型时期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目前我国的社会流动带有明显的单向性、自发性、群体性、失控性的特点。近几年来，我国每年的流动人口高达八千万。（6）庞大的人口流动超过了社会正常的承受能力， 严重影响到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社会成员在无序的社会流动中往往难以接受社会规范的有效约束，致使社会行为的失范程度增加，违法犯罪现象大量上升，这是近几年来我国社会治安状况不断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3.社会冲突加剧
如前所述，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快速的社会分化与社会流动使社会趋于复杂化多元化，社会变动不居，社会的矛盾与摩擦大大增加，许多新的社会冲突将大量产生出来；社会转型在打破原有的社会平衡结构而新的社会平衡结构尚未建设起来的过程中，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将出现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失衡状态，许多潜在的社会冲突将不断被激发出来。因而社会转型必然会加剧社会冲突。目前，我国的社会冲突，集中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结构性冲突。 社会转型是一个新旧社会结构转换的过程。传统社会结构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已趋于高度成熟和定型化，因而有较强的历史惯性，新的社会结构要素在其萌发生长过程中必然会受到传统社会结构的制约、束缚，因而新旧结构冲突不可避免。另外，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结构转型又恰好与体制转轨交织在一起。改革十几年来，旧的体制不断解体，新体制正处于建立过程之中，新旧体制并存即所谓“双轨制”，也必然会产生结构性冲突。目前这种冲突集中地表现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冲突、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冲突。（2）利益性冲突。 社会的不断分化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利益群体和阶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对利益的追求成为社会行为的一种强大动力；而社会结构转换、体制转轨实际上是一个对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过程，这必然会在不同的利益主体间产生广泛的矛盾与冲突。利益冲突是目前我国社会冲突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城乡差别、脑体倒挂、社会分配不公无不表现了这种利益冲突。利益冲突的不断激化，是转型时期诸多社会问题（如地方保护主义、“民工浪潮”等）产生的一个深层次根源。（3）规范性冲突。 转型社会具有明显的结构双重性和变迁异步性的特点。结构双重性是指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与现代、新与旧结构要素杂然并存，彼消此长；变迁异步性是指社会结构各要素在转型过程中的不同步性。就后者而言，社会规范作为社会结构制度化的表现形式，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往往慢于社会结构实体要素（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等）的转化。这样在快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会程度不同地出现新旧规范的冲突与脱节，社会规范滞后于实际社会生活，社会规范的冲突、滞后与弱化，是转型时期社会问题特别是行为失范型社会问题大量产生的直接原因。（4）观念性冲突。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思想领域的解放和外来文化的影响，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不断趋于丰富和多元化，社会结构的分化使各种亚文化不断产生出来，新旧价值观念、中外价值观念相互碰撞与冲突，使社会成员在行为导向上面临各种矛盾选择。社会所倡导的价值标准与实际生活中人们所奉行的行为准则在许多方面相背离。在处理集体与个人、公与私、义与利、理想与实现等关系问题上，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向后者偏移。表现在社会心理层面上，则是相对剥夺感的普遍产生和社会不满情绪的不断蔓延。这种观念与心理的变化冲突，成为转型时期行为越轨与违法犯罪等社会问题大量产生的思想基础。
4.社会整合力下降。所谓社会整合，就是指通过各种方式，将社会结构不同的构成要素、互动关系及其功能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一体化程度。由此可见，社会整合与社会分化是社会变迁过程中同时存在的相依相承的两个方面。社会的有效运行依赖于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的平衡与协调。改革前，我国是一个低分化高整合的社会。国家对社会采取强制性的、高度的政治整合在牺牲社会的活力和自主能力同时，并没有有效地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我国社会明显出现了高分化低整合的特点。在社会分化与社会变动极为迅速的今天，社会整体整合力量明显不足与弱化，这正是新时期我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所面临的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目前我国社会整合力下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传统社会整合力量弱化。在传统社会里，家庭、家族、传统社区都是实现社会整合的重要单位；传统伦理道德、社会舆论都是实现社会整合的重要力量；社会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则是实现这种社会整合的基础。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必然会导致初级社会群体衰落，初级社会关系（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的松懈，特别是家庭的整合作用将受到极大的削弱；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和社会流动的加快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传统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舆论已不再构成对社会成员强有力的约束力量；社会分化加速使社会异质性大为增强，这使追求同一性的传统社会整合机制丧失了基础。总之，社会现代化的不断发展，传统因素在社会整合中作用将不断弱化，社会成员受传统观念和力量的束缚越来越少，这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但同时也极大地助长了婚姻家庭的解体和各种不道德的丑恶性社会问题的产生。（2）国家行政整合能力下降， 改革前国家对社会强大的整合力量是建立在集权体制、计划经济和一元化意识形态基础之上，是以实现政治整合为中心任务的。国家通过计划经济，垄断了基本的社会资源（物质财富、就业机会等），社会成员因缺乏独力获取生存的基本条件和机会而全面依附于国家；国家通过集权体制，实现对全社会全面而又严格的控制，社会成员几乎无处不受国家意志力所左右；国家通过频繁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斗争，排除异己力量，“纯化”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这种国家政治整合模式集中体现了当时我国社会体制中的弊端，从而成为新时期改革的突破口。然而当原有的整合模式在改革冲击下不再发挥作用，而新的、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合机制如果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来，必然会导致国家对社会整合能力的下降。以农村为例，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在改革初期迅速解体，而新的农村行政组织不健全，许多农村基层组织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农村社会无序行为大量增长。目前国家行政整合能力下降还集中地体现在：随着国家简政放权，原来高度垄断的社会资源向地方分流下倾，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不断弱化，中央政府权威面临挑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党政机关内权力失控致使腐败现象大量蔓延等。（3 ）新的社会整合机制不健全。十几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将对社会整合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不论是依赖于传统还是国家行政力量，都不足以实现有效的社会整合，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应不断地建立起一套自我整合机制，依靠这套自我整合机制，社会自我运行，自我管理，自我消蚀与吸纳新的异质要素并且不断地自我创新。改革前，由于国家越俎代庖地包揽了一切事务，社会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建立这种自我整合机制。改革以来，我国社会大分化最终使一个整体的社会从国家中分化了出来，这一分化过程亦即马克思所言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过程。在这一分离过程中，国家对社会的直接干预将不断减少，但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由于长期受到国家过分的“关照”，其自治能力和自我组织水平都比较低，难以迅速地建立起一套自我整合机制。这样，在国家“放手”与社会“独步”运行的交接过程中往往存在着整合的空白环节，社会无序行为大幅增长。十几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许多领域出现的“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突出地证明了这一点，目前，社会整合机制不健全还表现在社会整合滞后于社会分化上。社会分化产生的大量异质性要素不能被有效地整合于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如城乡分化中产生的农民工人既不为乡村社会所整合，又不为城市社会所整合，他们以“边缘人”的身份生活于城乡社会的“夹缝”中。社会整合机制的弱化是转型时期社会问题大量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性根源。
二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了解到社会转型必然会引发大量社会问题的产生。当然并非所有的社会问题均是由社会转型产生的。有的社会问题在社会转型前已存在，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会进一步激化或表现得更为突出，如人口问题、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问题；有的社会问题在社会转型前广泛存在，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不断趋于缓解或消失，如贫困问题等。社会转型在解决（作用）已有社会问题的同时，又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这是由社会问题普遍性决定的。
社会转型产生的社会问题是多种多样的。为了深入认识转型期社会问题的不同特点，有必要对不同类型的社会问题作具体的分析。从社会问题的表现形式上看，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最多的是以下两类不同形式的社会问题：一为社会结构失衡、关系失调、利益冲突加剧所造成的社会问题，简称为结构转型社会问题：一为社会行为失序、失范、越轨所造成的社会问题，简称为行为型社会问题。前者是在社会结构的层面上表现出来，后者是在社会行为的层面上表现出来。
1.结构型社会问题
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要求社会处于一种动态的均衡状态，但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结构的双重性和变迁的异步性必然会使社会结构处于一种相对失衡、失调的状态。正如生物有机体代谢不平衡会影响机体健康一样，整个社会区域结构、利益结构、人口结构、生态结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严重失衡也必然会加剧社会矛盾，从而引发各种社会问题的产生。目前，我国这方面的社会问题表现比较突出的有：东中西部地区差距扩大和城乡差别问题、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分化问题、地方保护主义问题、就业问题、农民工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环境保护问题以及教育、医疗、交通、住房等社会问题。这类型社会问题有如下特点：（1 ）伴生性。结构型社会问题的产生往往是社会转型的必然伴生物，是社会转型在致力于社会进步的同时所必然要面对而且必然要解决的一些社会“难题”。如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必然会产生而且必须要解决农民工问题等。（2）阶段性。 结构型社会问题的产生往往与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相联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某些客观的社会历史因素会使相应的社会问题突现出来或表现得更为剧烈。如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往往使环境保护问题、就业问题、交通住房等社会问题突出出来。（3）潜伏性。 结构型社会问题的产生是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共同作用结果。有许多结构社会问题一直以潜在的状态存在而不为人们所认识，社会转型时期快速的社会变化往往使这些潜伏着的社会问题激发出来。如改革前我国的社会保障问题被当时“大锅饭”式的经济体制、沉重的企事业单位负担、僵化的劳动人事制度等社会问题所掩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原来的城单位保障模式不断受到冲击，农村的家庭保障职能也不断弱化，社会保障作为问题呈现出来自益受到人们的关注。（4 ）非病态性。虽然结构型社会问题的存在也会妨碍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然而它们本身成为某种“问题”往往并不是社会有机体的一种病态表现形式，这一点与吸毒赌博、色情泛滥等病态型社会问题在性质上有一定的差别。正是由于这类型社会问题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发展的阶段性，因而把这些社会问题简单地等同于社会病态、视作为社会反常，或认为凡是社会问题就是“坏问题”，这都是一些片面的认识。当然，从社会问题的起因考虑，结构型社会问题的不断恶化（如社会分配不公）往往会导致各种病态型社会问题的产生。
2.行为型社会问题
这是社会转型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一类型社会问题。虽然这类型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与宏观的社会结构失调有关，但从表现形式上看，主要是由转型时期社会行为的失范所造成的。失范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概念，首先是由法国社会学大师迪尔凯姆提出来的。所谓失范，就是指一个社会处于急剧变化时期，社会成员的行为缺乏明确的社会规范的指导和有效约束，从而出现的社会行为无序、混乱状态，它与社会整合程度密切相关。迪尔凯姆的失范概念经过美国社会学家墨顿进一步加工深化从而成为一种社会学理论〔4〕。在墨顿看来， 社会上存在着两种重要的行为规范：一为社会文化所鼓励的目标规范，一为具有合法基础并且制度化了的致力于目标实现的手段规范，社会成员如果不能同时有效地协调与遵从这两种规范，行为的手段与目的相矛盾，都会出现失范状态。这种失范状态会直接导致越轨行为的产生。根据行为失范的不同程度，目前我国行为失范型社会问题具体地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无序行为大量增生。在社会转型时期，一方面是社会的日益复杂化，另一方面是新旧社会规范的脱节与矛盾。这样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往往会出现既缺乏法制规则系统的强制性调控，又缺乏道德规范系统的自觉调节的失范状态，社会无序行为大量增长。目前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乱摊派、乱罚款、乱收费、乱集资、乱涨价、乱发奖金、乱发文凭、乱占耕地、乱建房、乱造墓等等，无不表现了这种行为的无序与混乱状态。在社会生活一些领域，当正式的社会规范缺乏、混乱、相互冲突的同时，许多非正式的社会规范就会应运而生，从而使本来无序、不法的行为合理化、合法化了。如许多地方和部门为了给本单位创收而利用职权作出一些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通过这些规定“合理合法”地向其管辖对象摊派索取各种费用。社会无序行为大量产生的结果往往使整体的社会规范系统失去其严肃性和权威性，从而进一步导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失控局面，极大地助长了越轨行为的产生。（2 ）越轨行为愈演愈烈。越轨行为是指正式的社会规范不被遵从或遭到破坏而表现出来的行为，是行为失范的主要表现形式。目前我国的越轨行为集中表现在以非法谋利、非法致富为特征的手段性越轨上。十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普遍激发起了社会成员追求财富的欲望，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社会事实在社会上形成了广泛的攀比心理和示范效应。那些片面追求个人欲望实现的社会成员如果不能掌握正统手段（如长期失业者、流动人口中无稳定职业者）或对正统手段评价过低，认为利用正统手段难以达到自己所设定的个人目的。我国目前社会生活中个人、集体大规模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国家公职人员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车匪路霸，走私贩毒，盗窃抢劫，绑架勒索，卖淫嫖娼，拐卖妇女儿童等等以及其它花样翻新的违法犯罪手段，无不表现了这种行为的越轨性。（3 ）病态行为日益泛滥。各种病态社会行为，背离传统价值观念，追求不健康、不科学、不文明的东西，因而也属于严重的社会失范行为。这种失范行为，主要表现在行为所追求的目标上。目前表现比较突出有：赌博吸毒、色情泛滥、挥霍浪费、见难不帮、见死不救、封建迷信盛行、算命占卜大行其道。各种病态社会行为，暴露了社会生活中丑恶阴暗的一面，它们往往以欺人自欺、自作自受、害人害己而告终。
与结构型社会问题相比，行为型社会问题有如下的一些特点。（1）行为主体性。所有行为失范型社会问题都是通过社会生活中不同类型的行为主体表现出来的。不论是无序、越轨还病态社会行为，其行为的动机、过程、手段、方式和结果，都深受行为者个人或群体主客观特征的影响。这使这类型社会问题具有极大的主观意志性和复杂多样性。（2）不断扩散性。行为主体之间通过暗示、感染、模仿、从众等的相互影响作用，极易使各种失范行为扩散、蔓延开来，从而形成一种社会风气，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作用又会将更多的的社会成员卷入其中。（3 ）危害直接性。行为失范型社会问题直接破坏社会正常运行秩序，直接侵犯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利益，有的行为直接危害到社会成员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因而较之于结构型社会问题，这类型社会问题对社会的危害是直接的，后果是严重的，人们的反应也是最为强烈。（4 ）解决的困难性。由社会转型引发的许多结构型社会问题随着社会转型的实现会不断得到解决，然而随之涌现出来的大量行为型社会问题却不会伴随社会转型的实现而消失，相反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是许多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反复证明了一个事实，对此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最终会解决城乡差别的问题，然而往往解决不了乃至加剧城市各种暴力犯罪行为的发生。社会上大量的无序行为、越轨行为、病态行为交织在一起，发展到一定程度，会构成一种巨大的社会破坏力量。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问题不可解决，只是旨在说明解决这类型社会问题的艰巨性。
转型时期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重性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类型的社会问题需要采取不同的对策方案。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作进一步论述。总之，重视从转型的角度研究目前存在的社会问题，深入具体地分析社会问题的不同特点；只有这样，才能够“对症下药”，为有效地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提出科学的方案，从而推动社会转型的顺利实现。
注释：
〔1〕郑杭生：《中国社会大转型》，《中国软科学》1994年第1期。
〔2〕赵长保等：《对农民职业分化的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1994年第3期。
〔3〕见《人民日报》1994年12月2日第2版。
〔4〕（美）杰克·道格拉斯等著，张宁等译：《越轨社会学概论》第5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