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润滋 湘潭大学历史系 湖南 湘潭 411100
摘要：在西欧社会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的禁欲主义（宗教的和世俗的），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呈现出西欧文明的特殊性，它源自于当时、当地的人们对自己所生存世界的独特的理解方式，其恒久的力量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引起了我对我们的文明崛起的若干思考，即自身独特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有效结合或许才是我们崛起的力量之源。
关键字：文化的独特性，禁欲主义，价值理性，文明崛起
罗素有言，“须知参差多态，实乃幸福之源”，但“当人类学家面对人的定义时，总是绕开文化特殊性，代之以冷漠的普遍原则，从中寻找庇护，这主要是由于他们面对人类行为的极端多样性，常常受到对历史决定论的恐惧和生怕卷入文化相对论漩涡的恐惧缠绕，这种恐惧使人如此惊魂不定，以致与让他们是去了任何确定的方向。”[1]
对于西方各种文化现象的追根溯源总会不约而同的指向古希腊，就像我们中国人惯于追溯到孔孟一样，这不禁使我们深深震撼于人类历史中的一种文化观念的持久性的力量，而这种观念又外化成一种自觉的行为，这种行为通常在人类历史上起到过巨大的作用，并且往往世事沉浮变迁也无法将之彻底根除，时不时的，我们看到它们在今天社会的某种变体仍然是人类行为方式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所探讨的禁欲主义便是这样一种文化行为。
一 宗教禁欲主义
苏格拉底认为，人对永恒真理的追求应该是人在世间的至高无上的目标，甚至高于人的生命，但“只要我们还保留着不完善的身体和灵魂，我们就永远没有机会满意地达到我们的目标，亦即被我们肯定为真理的东西。首先，身体在寻求我们必须的营养时向我们提供了无数的诱惑，任何疾病向我们发起的进攻也在阻碍我们寻求真实的存在。此外，身体用爱、欲望、恐惧，以及各种想象和大量的胡说，充斥我们，结果使得我们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机会进行思考……我们要想获得关于某事物的纯粹的知识，我们就必须摆脱肉体，由灵魂本身来对事物本身进行沉思。”[2]这种对身体与灵魂的二元对立的唯灵论思想或者可以说是禁欲主义的思想渊源。而这种思想的产生则是源自古希腊人面对他们所处的外部世界的一种意义系统的构建。我们可以想见，无虎豹豺狼等爪牙之利的人类孤零零的来到这个世间，面对着这个纷繁复杂、时不时生出令人恐惧力量的世界，能够活下去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这或许便是诸多原始的图腾崇拜、宗教的起源罢。虽然农业革命在各大河流域的兴起和人类力量的不断强化使得生存问题不再如原始人那般严峻，但即使是人类文化取得辉煌成果的古希腊社会，人们面对外部世界的力量仍然诸多惶恐，对死亡的恐惧成为古代东西方人需要共同面对的难题，那些思想精英们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这个问题，试图构建一种人们生存意义的解释体系，确证那一份存在于不断变迁背后的永恒，到这里我们便看到了东西方文明的首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分离，他们对于死亡、关于人类的永恒意义的构建是如此的不同，彻底影响了其后各自的历史，而这样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态存在于东西方社会千年之久，证明了其各自的有效性的同时也彰显了各自文化的特殊性。
古希腊的先哲们通过极力贬斥人类的身体方面，无限拔高灵魂的作用，告诉人们身体的消亡并不是人的终结，因为灵魂是永恒的，而这种永恒性是通过人们自身在人世间时克制欲望，寻求永恒真理可以达成的，通过这样的一种构建消解了人们对死亡恐惧，使其成为组成西方文化的重要元素。在此我们或者可以引用格尔茨的理论来阐述我们的观点，“虽说文化是观念性的，但它并不是存在于人的头脑中；虽然它是非物质性的，但也并非是超自然的存在。”[3]这种文化观念纵贯西方历史，并不因人的物质实体和政治组织的消亡而离散，虽然并无如帕特农神庙、古罗马斗兽场那般的实体可见，但它往往具有较之更加深沉的力量。
基督教产生于西欧社会的普遍灾难的情况下，它是对于当时人们所处的外部世界的新的解释，这种解释当然不可能完全凭空而来，它合理的吸收了古希腊罗马的某些文化内核，其有效性在于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普遍认同以及践行。其中最主要的思想根基便是“原罪学说”，这种学说告诉我们，由于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而偷吃了禁果，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因而以后的人类作为他们的后代就生而有罪，肉体既是引起人类犯罪的欲望的载体也是欲望的来源，所以基督教要人们“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献给神。”于是这些承认自己生来有罪的人，面对着这个不可控的世界和自己内心对于此世意义与来世拯救的渴望，“都多少按照通行的方式折磨自己的肉体，节欲不论对已婚或未婚者来说，都被提到了首要的道德高度。没有肉或酒的简陋饮食，加上定期的严格斋戒，成了大家赞许的抑制食欲和情欲的方法。”但是这种行为远不严格，无法完全化解个人内心中的死亡忧虑，要长久地遵循严格的禁欲主义的苦行方式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需要以一颗虔诚之心摈弃一切外在的杂念与欲望，通过不断的拷打甚至折磨自己的身体的方式完成灵魂的净化，以求获得最终的救赎，但凡有一丝懈怠便前功尽弃。在历史上我们总会看到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对于自己想要追寻的目标总要比其他人更加渴望与虔诚，为此愿意为之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克服那些令普通人震撼莫名的艰难困苦，这在那些早期的基督教虔诚信徒们的隐修苦行的行为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他们对自身救赎的强烈渴望使得他们远离尘世生活，退隐与沙漠之中，通过践行一种简单至极的生活，避免自己受到外部和魔鬼的引诱，比如“公元5世纪的约翰?卡西安声称，他们的饮食只有腌鱼、一种叫切尔洛克的草药、腌制的小鱼、橄榄和面包；只有一种蔬菜，即韭菜。”]他们普遍认为通过这种禁绝口食之欲的方式可以更好的达到禁绝性欲的目的。这样的一些集合在一起的群体或许最初只是源于自己的内心忧虑，但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了自我，完成了新的自我的构建，并且“人们看到他们离家修行之后产生了特别的能力，能通过属灵能力和超凡感召力给人治病、给人忠告、调停纷争，广大信众为之吸引。”这便引起了我对宗教禁欲主义在西欧历史中所起作用的以下几重思考：
首先，正如我们上面看到的那样，或许那些虔诚的信徒们最初弃绝尘世到沙漠中隐修，最初只是为了化解自己内心的迷茫与苦痛，但社会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人们对于自我的认知往往与别人对你的认知之间相差甚多，有时甚至完全相反。其次，经过多个世纪的积累，天主教会成为一个具有大量地产的封建阶层，而在以农业为主导的社会中，土地占有量的多少是衡量其实力的最重要的指标，可以说教会的实力已不弱于任何一个世俗国家。再次，或许正是由于教士的禁欲独身制度，为延续其有效传承，它开始向欧洲一切有才华人士开放，例如“乌尔班二世和哈德良四世都是出身于最微贱的家庭，亚历山大五世曾是一个讨饭的孩子；格里高利七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息克斯塔斯四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乌尔班四世和约翰二十二世都是鞋匠的儿子；本尼迪克特十一和息克斯塔斯五世都是牧人的儿子……”，这样一种经常性的、不因出生和血统为依据的选才模式，有如中国隋唐时代形成的科举制，它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的有效流通方面起到的作用无论怎么夸大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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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远离尘世的禁欲苦修主义者不仅拷打自己的身体，同时还不停地拷问自己的灵魂，不仅通过纯粹的静默沉思净化几身，而且通过研习古代典籍，过着一种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推崇的“爱智慧”的生活，“古典文化之能不完全丧失在文盲之洪流里，乃因僧侣们在允许着手对许多异教抄本予以摧毁之余，还抄录并保留了其中成千之作品，因而乃延续了用以书写的希腊文与拉丁文”毫无疑问，正是教会的努力使得西方社会文明的灯光在中世纪长燃不熄。
以上我们主要就宗教禁欲主义有益的方面进行探讨，但对历史的考察告诉我们凡事不能过于绝对，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那些最为美好的事物背面往往便是肮脏和丑恶。伴随着教会势力的扩展的是则其本身严重的腐化变质（这或许部分是由于对其苛刻的禁欲主义的反弹），使得教会的合法性受到普遍质疑，终引起声势浩荡的宗教改革，掀起了西方历史上新的一页。
二 世俗禁欲主义
正如我们上面讲到的那样，教会合法性的来源是由于其虔诚的信徒们严格的禁欲苦行所带来的神圣性，但这种苛刻的要求逐渐成为一种普遍制度化的规定时，并不能适应大多数普通教士的需求，更遑论那些身居高位、已被世俗的纵欲享乐所感染的高阶教士们了。对允许教士拥有合法婚姻的要求争斗了多个世纪，但教规仍然坚持其禁欲独身主义，这自然引起层出不穷的反抗行为，记录显示，“在英国的诺福克，于1499年存档的73件淫乱指控案，其中有15件乃对教士而发；在里彭，126件中有24件；在兰贝斯，58件中有9件；这就是说，教士人口虽不到人口的2%，然犯规者确占总数的23%左右。有些听忏悔的牧师竟向女性忏悔者求爱。数以千计的教士拥侍妾。”]或者部分教士的反应只是出于内心对这种严格规定的强烈反感，或者他们内心本就秽乱不堪，对于这点我们暂且弃之不论，但毫无疑问，教士的这种纵欲行为产生的结果便是：它与人们心中教士应有的行为形成强烈的反差，使得人们逐渐开始怀疑这样的一些教士能否代替他们与上帝沟通，对教会存在的合法性产生了久久萦绕于心的怀疑。
同时我们还看到，历史的推进使得“教会成长为一个大地主。土地不仅是当时物质财富的最普遍形式，也是几百年来差不多独一无二的财富生产形式。”[教会实力不仅在世俗的财产方面超过诸多封建国家，引起不少诸侯、国王们的嫉妒，同时又由于它遍布西欧的宗教权威，使得它成为一个“超国家”的存在。既然已有了这般势力，为稳定社会秩序、缓和社会矛盾起见，善良的人料想教会应该对遭受艰难生活的民众施以援手，毕竟这正是推广其影响力的有效手段和时机，但历史的发展往往事与愿违，似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力量推动人们前行，使处在一个腐朽制度中的人不断相互加害，最终把这个大家赖以生存的系统推向崩溃一般，结果是大家共同受难。在历史上我们总会看到，每当一个人或一股势力强大到无法被限制之时，它便会利用这种权利为自己谋取更多的福利，而不管被剥夺者的死活，“教皇更大的财政要求迫使教士向俗人索取更多的东西，但凡此种种招致极大愤恨，尤其是在经济危机盛行之际。”
其实严格说来16世纪前半期发起的宗教改革起初并不是以宗教的世俗化为目的的，更确切的说是那些虔诚的信徒，以路德、加尔文为主要代表，因为看到教会的腐败，与个人最终能够获得救赎的渴望之间永恒的张力无法舒缓，造成他们内心的纠结与苦闷，使得他们开始对罗马天主教会存在的合法性、圣礼所能起到的作用产生怀疑，同时由于受人文主义学者的影响，使得他们开始回归原始教义，试图从中寻求理论依据。所以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将信仰世俗化，从路德最后建立教会、加尔文建立日内瓦神权共和国的结果来看，他们只是试图重建已然腐化了的信仰，但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往往并不按照个人的主观设计前行，它往往因为潜藏在社会内部的多种力量的共同作用而自行其是，最终形成我们已知的世界面相。
从加尔文教的最重要的一个理论“预定说”到它的最终产生引起世俗禁欲主义的产生来说，估计加尔文本人也是哭笑不得。他主张上帝是全能全知的存在，人类降临到世间因为上帝的旨意，并且在每个人来到人间之前，上帝已然规定了哪些人是要得到救赎的，哪些人是注定要沉沦的，“按照上帝的旨意，为了体现上帝的荣耀，一部分人与天使被预先赐予永恒的生命，另一部分则预先注定了永恒的死亡。”
对于普通信众而言，只要还信仰加尔文教，那么个人是否受到恩宠的唯一确定性就是一个永恒的难题，不解决了这个，或许新教也就从此一蹶不振，更遑论它后期取得什么成果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又惊奇的看到群众智慧的运用之妙。
伴随着这种禁欲主义的结果是西方社会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享乐的生活唾手可得。科学的昌明带来对上帝、最终的救赎已经不再那么迫切，禁欲主义似已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应该适时隐退了，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拿过接力棒开始大行其道，可人类真的能够在无限的物质欲望的满足中获得自足感吗？对生活的意义的追求真的那么可笑吗？因生活的迷茫与缺乏意义而导致的诸如自杀等现象在现代社会的急剧增长难道不应引起人们的反思吗？如何构建一种新的价值体系的应该是以后的我们共同努力的新方向。
结语
自古以来的东西方文化便已呈现诸多的独特性，但其效用又可谓异曲同工，这在本文对西方历史上产生过巨大作用的禁欲主义这一文化现象的考察中得到了具体而鲜活的证明，文化作为一种为人们提供意义系统的价值理性，虽不可避免对人类有其普适性的内涵，但归根结蒂还是独特的，其生命力最终只能体现在面对不同的情境的有效性上，我们切不可对传统文化盲目悲观，21世纪的将来或许在我们历经千年而不衰的文化土壤上结出丰厚的果实也未可知，让我们共同努力，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找适合于工业文明社会带来的工具理性与中国的价值理性相契合的方式，为我们的文明崛起构建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德) 克利福德?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 [M]. 韩莉 译. 译林出版社，1999.50,11.
[2] (古希腊)柏拉图. 柏拉图全集:第一卷 [M]. 王晓朝 译. 人民出版社，2002.63-64.
[3] 新约?罗马人书 [M]. 12-13节.
论文作者:吴润滋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6年1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6/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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