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观点的主体性诠释——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人本”底蕴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主体性论文,探析论文,底蕴论文,生产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007（2004）1-0003-05
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点引出“发展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和中心工作”是十分合理的。但是，仅从物（即经济增长）的方面去理解则带有片面性。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点既离不开唯物史观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框架，也离不开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基石的经济理论框架。而无论是唯物史观还是剩余价值论，都与马克思毕生追求的人类解放息息相关。本文试从主体即劳动者的方面对生产力观点加以诠释，从而为探究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人本”底蕴作一点尝试。
一、生产力观点必须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从客体（即物或经济增长）的方面去理解和诠释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点是合理的，而且其合理性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以完全否定。因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只有通过这个方面才能得到客观尺度的衡量和界定。然而，仅仅从这个方面去理解、衡量和界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则不仅与马克思的本意相悖，而且与生产实践和经济生活的现实不符，因而是片面的。如果单纯从物的方面即经济增长上去理解和诠释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点，则不仅有“异化”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点之嫌，而且会有使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形态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的本质特征难以区分之虞。
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点之所以必须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充分依据。从理论上看，首先，它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在逻辑上是一致的。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在马克思看来，人就是人的现实生活，人在实践中创造了自己的现实生活。生产实践和经济生活是人最基本的现实生活，生产力是人创造自己现实生活的最基本的能力，其主体方面是不可或缺的，其自觉能动性是显而易见的。倘若不是把生产力置于感性的人的活动之中，当作实践着的人的现实能力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在理论上会陷入难以自圆其说之窘境，在实践中会陷于难有作为之困境，而且，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中都会对唯心主义处于劣势。主体维度的缺失是马克思早就批判过的旧唯物主义的致命缺点，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显然不应该再犯这种错误。
其次，它与唯物史观的人民群众观点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点必须在唯物史观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框架中才能得到合理解释，生产力概念只有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概念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才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否则，就无法与其他生产力观点相区分。正是在唯物史观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框架之中，我们才能得出“生产力在人类社会的动力系统中，特别是在该系统中作为根本动力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居于主导地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论断。生产力的实体性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主要是工具系统）和劳动对象，可以把它们分为两个方面：人（劳动者）的方面和物（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或统称生产资料）的方面。其中，人即劳动者，是积极的、主动的、主导的方面。劳动者使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才会有实际的生产力。在现实生活中，劳动者就是劳动群众（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而劳动群众始终是人民群众基本的、主要的构成要素。肯定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与肯定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在逻辑上本来是并行不悖的。把唯物史观的人民群众观点贯彻到底，不能不得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因此，人民群众应当成为社会历史的自觉自为的主体”之结论。生产力观点和人民群众观点是唯物史观最基本的观点，二者是一脉相通的。不难看出，只有从主体方面理解和诠释生产力观点，才能把握“人民创造历史”这个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之真谛。
再次，它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逻辑上是一致的。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基石。劳动价值论的核心观点是强调劳动者在生产实践中创造价值，劳动产品的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经济学界习惯于把劳动价值论称之为客观价值论，以便与被称之为主观价值论的效用价值论形成鲜明比照。殊不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仅因为以强调劳动者在生产实践中创造价值为基本前提，从而有其重视主体性的一面，而且因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毕竟不是一个恒定的常量，它最终是由人们根据生产和经济活动的实践来确定的，因而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包含主体性的一面。剩余价值论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揭破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剩余价值论不仅在其基本前提和结论上与劳动价值论相符，而且更进一步，它在对剩余价值生产过程进行科学的、缜密的分析的基础上，突出了劳动者在价值增值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以及他们在价值分配上的弱势地位，并从资本家社会（马克思语）（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使用“资产阶级旧社会”这个概念。另据黄仁宇先生考证，马克思并未使用（甚至在1867年《资本论》发表时仍不知道有）“资本主义社会”概念。（参见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出版社1997年，第3页。）目前通用的从俄文翻译过来的这个概念，其德文含义是“资本家（或资产阶级——笔者注）社会”。如果用统治阶级来为社会冠名以表明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力量的做法是可行的，似乎还要有“奴隶主社会”和“封建主社会”来与之对应，这样说或许更加准确。）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发展的客观规律方面，和工人阶级认识进而把握这种规律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能动方面，以及这两个方面如何实现有机结合上，揭示了资本家社会的历史发展趋势。显而易见，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中，主体维度也是客观存在的。这不但不会削弱其科学性，反而由于它与天然包含主客观两个方面的、现实的生产实践和经济活动全面相符，因而更凸显其科学性。“两极对立”是许多人习惯的思维方式，它以在逻辑上“争第一”（主观或客观，主体或客体）为终极目标，但是，马克思的实践论思维方式不是这样，它以在实践中“求统一”（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为最高目标。马克思一贯反对“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我们不能把马克思明确反对的东西强加给他。
从现实中看，毕竟是人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进行了生产实践和经济活动，并以此为基础创造了经济理论。是人为自己创造了经济理论，而不是相反，此乃不争的事实。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而言，经济理论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目的制约手段，手段要为目的服务。经济理论倘若无视或忽视现实的生产实践和经济活动本来具有的主体方面，就会重犯旧唯物主义的致命错误；经济理论倘若刻意隐瞒现实的生产实践和经济活动本来具有的主体方面，就会在“科学”的幌子下宣扬带有不同经济学家浓重价值倾向的经济学说。毋庸赘言，科学认识就是要求真。而现实的生产实践和经济活动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主体人的一面，经济理论若能反映出这一方面，丝毫不违背其求真的原则。当然，经济理论倘若单纯强调主体维度，只能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
二、生产力观点强调的是劳动者的解放和发展
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力观点乃至他的全部学说，能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衡量不同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何者更具有优越性的重要尺度。从历史上看，任何后继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与前一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相比，都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封建主社会的生产方式较之于奴隶主社会的生产方式是这样，资本家社会的生产方式较之于封建主社会的生产方式也是这样。《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讲的正是这个意思。在一定意义上，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生产力发展史，而一部生产力发展史则是一部劳动者解放史。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没有人之为人的权利，奴隶的一切包括他自身都属于奴隶主，他没有任何属于自己支配的东西，因此，除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外，奴隶几乎没有任何主动的劳动积极性。农民较之于奴隶在做人的权利上有了一些进步，虽然他还被束缚在狭隘的土地上和宗法性氏族血缘的社会关系中，不得不受封建主的经济和超经济的剥削，但是他毕竟有了属于自己支配的一点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因而有了比奴隶较高的劳动积极性，仅此一点，就促进了生产力的长足发展。工人则更进一步，有了“完全”支配自身的权利，他是“完全自由的”，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工人（“白领”或“蓝领”）甚至有了“炒老板鱿鱼”的权利，只是没有生产资料而已，即便如此，他们已经使现代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历史事实表明，任何生产方式，如果在解放劳动者上没有实际成效，就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资产阶级在保持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约束条件下，已经使劳动者的“自由”和劳动积极性达到了某种“极限”。但是，如果再往前走一步，打破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约束条件，就会从根本上改变其生产方式。这是他们极不情愿且不屑为之的。他们宁愿在维持现有约束条件的前提下，通过加强自己的长项——发展科学技术与科学管理来维持生产力的扩张。马克思则不然。他从资本家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行趋势中发现，只有冲破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约束条件，才能促使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论述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冲破这种约束条件，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因此，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的解放，首要的和根本的是生产力中人的要素即劳动者的解放，而劳动者的解放，首要的和根本的是生产力中人的要素对物的要素的关系的解放，即劳动者对物质生产资料的关系的解放。劳动者唯有占有物质生产资料，才能摆脱少数人占有大部分生产资料和异化劳动的“外部性”制约，成为自立自主的主体。同样，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的发展，最重要的和最有价值的是劳动者素质的全面发展，与此相伴随的，必然是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大发展。如果前者讲的是人对物的关系的解放，那么，后者讲的则是人自身的发展。后者不仅以前者为基础，而且与前者形成互补互动、相互促进的关系。其中，劳动者在占有物质生产资料的同时占有精神生产资料是至关重要的。劳动者唯有占有精神生产资料，才能克服自身科学文化素质低的“内生性”制约，全面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素质与思想道德水平，成为真正自觉自为的主体。马克思说：”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以往社会形态的统治阶级，由于占有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的生产资料，因而成为社会的统治力量。资产阶级更是充分利用了自己的这种优势地位，通过自觉地发展科学技术和管理，促使生产力有了超越以往一切时代的迅猛发展。不言而喻，真正掌握了物质和精神生产资料的劳动群众，完全有能力随着自己的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自己的精神生产，全面提高自身的素质，创造更加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既然每个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都曾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做出过贡献，那么，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有何特殊之处？这个问题曾一度困扰过许多人。现在看来，根据上述对马克思的生产力观点的主体性诠释，答案显然是肯定的。那就是：在马克思的意义上，生产力的解放，首要的和根本的是劳动者的解放，生产力的发展，最重要的和最有价值的是劳动者素质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能够实现劳动者与物资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又能够把科学技术当作第一生产力，因而与其他生产方式具有原则区别。
三、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主导理念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马克思的名言。马克思逝世后，意大利人朱·卡内帕为创办《新纪元》周刊，写信（1894年1月3日）请求恩格斯为他选一段马克思的题词登载在新周刊创刊号的扉页，用简单明了的字句表明马克思倡导的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思想，以别于但丁所说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的旧纪元。恩格斯思索再三，最终向他推荐了这段话，并且表示：除了这句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是《共产党宣言》的经典结论，它向世人昭示了马克思追求的最高目标，毋庸置疑，马克思的全部学说，包括他的经济理论，都是同这个目标一脉相通、并行不悖的。其实，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年轻的马克思就曾认真地论述过这个问题。他指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共产主义……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只有通过发达的工业，也就是以私有财产为中介，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才在其整体上、在其人性中存在”。“共产主义……是人的本质的或作为某种现实东西的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对人来说的真正的实现。”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马克思又精辟地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最后，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深思熟虑地指出：“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人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把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这样连篇累牍地引用马克思的论述，不外是想尽可能简要地说明以下几点。其一，人的全面发展（或人的解放、人的自由）是马克思毕生关注的焦点；其二，它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或者是对同一问题的两种说法），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主导理念；其三，市场经济的积极方面是“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尽管它还具有“物的依赖性”的负面作用，但它仍然是人的全面发展（或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因此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只能因势利导；其四，在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背后，总是隐含着人的发达的本质力量，二者不可能截然分开，譬如，我们不应只看到繁荣昌盛的深圳，却看不到来自五湖四海的深圳人的本质力量；其五，在物质生活领域，人的自由总是要受自然必然性的制约的，“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基于愈益发达的物质文明而致力于发展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人才能扩大自己的自由程度，因此，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关键（在此意义上，科教兴国的确是极为明智的基本国策）。
无独有偶，现代经济学家也愈益意识到马克思关注的这个问题，阿马蒂亚·森就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观点。在森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随即发表的《以自由看待发展》（1999）中，他批评了狭隘的发展观，即把发展仅仅理解为GNP的增长，或个人收入的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等的观点，明确提出“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的论断。他通过对促进发展的五种最重要的工具性自由（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和防护性保障）的透辟分析，论证了支撑上述基本思想的两个核心命题：“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和“自由是促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手段”。值得关注的是，森采用了阿罗-德布罗结果所需要的相似假定，证明了“竞争市场均衡可以保证，在保持所有其他人的自由不变时，没有一个人的自由可以有任何增加。”这个论断大大拓宽了人们对市场机制积极方面的理解——它所达到“帕累托最优”可以用实质自由来衡量。森还利用福格尔（Robert Fogel）和恩格曼（Stanly Engerman）对废奴之前美国南部奴隶劳工制性质的经典研究（Time on the Cross：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证明，奴隶爱自由胜于爱金钱。森认为，在许多经济类型中，发展过程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用自由的劳动契约和不受限制的人身迁移制度，来取代人身依附性和强制性劳工制度。这无疑使马克思关于市场经济能够促进人的主体性生成的观点更加具体化。更值得关注的是，森还明确指出：“事实上，马克思反对前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不自由和对资本主义的肯定性评论与这个问题完全相关，它还导致马克思把美国内战概括为‘现代史上的唯一重大事件’。……马克思学派的分析常与以自由而非效用为重的自由至上主义的分析相接近，这就是例子之一。”上述事例表明，马克思经济理论所倡导的人的全面发展的主导理念，已经得到一些现代经济学家的认同。
人类已跨入21世纪，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正愈益为世人所瞩目。然而，科学技术（包括所谓社会科学技术）毕竟是属于人世界的一部分，它的生成和发展有赖于人，它向生产力实体性要素的渗透也有赖于人，它是否能够被合理利用则更是有赖于人。此外，“知识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正在发达国家崭露头角。这种新形态对人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自加入WTO以后，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又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重新腾飞于世界的宏伟目标，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也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在这种背景下重申马克思经济理论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主导理念，具有现实的重大意义。说到底，现代化的社会要由现代化的人来建设，现代化的人只能在建设现代化的社会实践中主成和发展，而掌握了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的生产资料的人民群众，尤其要优先注重全面提高自己的素质。从长远看来，这才是我们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