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环境评估——变革观念 主动因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应论文,中国国际论文,观念论文,主动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11”之后，国际格局、大国关系重新调整，非传统安全因素在国际政治生活中迅速上升，各主权国家同样面临的国土安全问题凸现。这种变化使得传统安全观念再次面临挑战。因此，当我们在新的形势下试图对我国所面临的安全环境作出评估时，首先遇到就是对国家安全概念重新定义的问题。我认为，与以往专指国家外部安全的传统观念不同，今天我们所谈的国家安全，一定是指一个主权国家外部安全与其内部安全的有机整合，指的是国家安全的整体。“9·11事件”给主权国家政府提出的最大教训，莫过于引起人们对国家内部安全问题给予的极大关注。事实上，一国内部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历来是政治学研究的范畴，现在则又成为国际政治学中国家安全问题研究的基本问题，成为籍此延伸至国家外部安全研究的基础。一国的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之间形成一种辩证关系，前者称为后者的基础，而良好的外部环境又为进一步发展国家内部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稳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国家内部安全始终是外部安全的基础和最可靠的保障。我们正是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咬住青山不放松”，才能长期保持国家内部的稳定与安全，才能在面临像苏东剧变那样外部环境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不仅使自身立于不败之地，而且迅速地改善了外部原本对我国不利的国际环境与安全环境，充分发展了自己。因此，在确保国家内部安全的基础上营造和发展国家的外部安全环境，不仅已成为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而且应作为今后长期坚持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方针。值得关注的是，在评估我国目前与未来的国际战略环境时，我们不得不特别注意诸如台海问题和东突问题这类既属于我国国家统一和内部安全问题，又牵涉到我国外部安全的重大特殊性问题，从整体安全的战略高度着眼，统筹谋划，总体整合，妥善制定出相应的安全战略、策略与方针。
就中国的国际地位而言，在中国经济、社会长期持续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也为自身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以与其综合国力同步发展的速度迅速提升，令世界瞩目。时至21世纪初的今日，我们已有理由说，中国正在从一个地区性大国成长为一个世界性大国。当我们从这样的角度思考问题时，我们就不得不重新审视以往评估国家安全形势以及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方法。毋庸讳言，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使用“挑战—回应”、“威胁—反应”式的传统方式评估战略与国家安全形势，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战略与策略。我们习惯于从内圈（周边）到外圈（大国及世界其他地区），从军事、政治到外交、经济及其他，再从外部环境中寻找对我有利因素、不利因素乃至于对我所构成的威胁这样的分析方法和思维模式，解析与评估国际形势和安全环境，从中寻找与制定相应的战略与策略。这样的方法与模式，与我国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和需要担负的国际责任已经越来越不相称，不仅使我们始终缺少一个与自身大国地位相符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具有一定透明度的、长期的国家安全战略，而且使我们始终无法很好地解决国际战略与外交工作中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某些领域的具体利益与国家根本利益之间关系的协调问题，以至于在某些特定的时期、特殊复杂的局面下处理某些特殊问题时，难于完全避免陷入过于注重眼前、局部、具体利益从而丧失长远、全局、根本利益的局面，一旦处置不当，甚至有可能出现陷于首尾不能相顾的困难境地。回顾以往20多年的实践，尽管我国的国际战略与外交决策并未出现过重大失误，尽管我国外交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当我们总结经验、冷静思考之际，我们就会发现，传统的分析方法与思维模式不仅与日益发展的实践越来越不相适应，而且隐约之间始终成为我们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决策中的掣肘因素。我认为，改变传统思维模式，努力塑造一个与中国国家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相一致的、于我有利的国家安全环境战略，已刻不容缓。
在和平与发展仍旧是当今时代基本主题这样大的背景判断之下，作为一个日益成长的负责任的世界大国，中国在确保自身发展的同时，应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安排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次序时，似应充分考虑以下三个互相支撑的战略平衡点：(1)维系并充分发展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尤其是美、俄、日、欧（英、法、德）等国业已存在的良好双边与多边关系，使已经建立并为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中国与大国之间的对话协商机制进一步制度化和完善化。巩固中国与大国间已有的战略利益汇合点，寻找并建立新的共同战略利益交汇点，消弭、淡化、搁置中国与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及矛盾，学会驾驭大国之间的战略均衡态势，在与大国的积极交往中确保并发展中国的国家利益。(2)在中国与大国关系的战略力量支点框架下，聚精会神地经营周边，营造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巩固与发展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基础的北部与西部地区战略平台，促其在外交、经济、反恐方面发挥更为显著的战略作用；进一步发展中巴关系，改善与发展中印关系，努力促进甫亚次大陆的和平与稳定，稳步妥善地谋求中印边境问题的解决；全面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加快“10+1”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在各方共同遵守南海行为规则的基础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从而稳步妥善地谋求南海问题的最终解决；发展与朝鲜、韩国的经济政治外交关系，坚持朝鲜半岛无核立场，支持并推动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统一进程。(3)在大国关系与周边环境保持良好状态的情势下，争取在涉及中国重大国家战略利益的战略方向与国际问题上有所作为，有所突破。这里应特别强调的是，事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事关祖国统一大业的原则性问题，应坚持原则，坚持立场，守住底线，决不让步，但在具体问题的处置上，应把握时机，坚持原则性与策略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在确保国家主权利益的基础上，在水到渠成之际，以最大诚意争取与有关当事国家最终和平解决争端。在祖国统一问题上，我们在不承诺不使用武力的立场下，以最大的诚意与善意，以最大的可能性争取和平解决的前景。
此外，对于未来20年潜在的关乎我重大战略利益尤其是我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利益的战略方向和国际问题，应未雨绸缪，尽早予以关注、参与、介入。根据有关预测，随着未来20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将对世界石油资源的需求迅速增加，2015年左右，中国对世界能源市场的依赖度将超过50%，2020年左右将超过70%。近年来，中国对中东地区的原油进口依赖不断加强。预料未来中国将在继续扩大中东、东南亚等传统油气来源的同时，着力开发中亚、俄罗斯等方向的油气来源。因此，上述地区将成为未来关乎国家重大战略利益的战略方向，如处置不当将有可能成为危及我国家安全的掣肘因素。对这些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动向，我应给予特殊关注，并采取积极参与的姿态。
在努力塑造一个长期稳定有利于我的国家安全环境的进程中，客观冷静地看待、有理有利有节地处置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不仅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大问题，而且将有可能成为影响未来国家安全战略的关键因素之一。过去50年的中国外交实践已使我们深切认识到何为中国的最高国家利益，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之间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从所谓“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再到“一条线”、“一大片”，风风雨雨，坎坷走来，50年外交史中太多可评可点之处。直到党的十三大我们才悟出处理国家关系不应以意识形态为转移，意识形态异同不能决定国家关系的好坏——这样一个清晰简明的道理，为此我们曾付出过怎样的历史代价。1989年以来，正是因为我们坚持了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因苏东剧变而转移我们注意力的根本方针，才使我们得以顺利调整原本十分困难的外交局面，并进一步开创了崭新的有利于我的外交格局。那并不是暂时的、权宜的策略之举，而是来自于长达50年的外交实践的经验，已成为我们应长期坚持的重要原则。我们近年来所倡导的国际政治民主化，我们在国际国内多个重要场合所勉力宣讲的人类文明多样性观点，理应被看作是我党对当代国际政治理论，尤其是国际政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的最新理论成果，理应成为我们认识相关问题的路径。片面夸大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强化当今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的对抗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可取的，它将不利于塑造和构建一个长期稳定有利于我的国家安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