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文化的多歧性格——许纪霖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的讲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东师范大学论文,讲演论文,上海论文,研究院论文,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上海人的文化性格之中，充满了布尔乔亚与波希米亚两种“基因”的对峙，以致于最后融合成上海独特的“小资”情调；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海既曾经是自由派文化的大本营，又是左翼批判文化的故乡；上海有悠久的知识精英启蒙传统，也有同样源远流长的市民消费文化传统；上海是一座世界主义的城市，但在近代历史之中，又是爱国主义、抵制洋货运动的发源地；上海拥有近代中国最发达的市场资本主义的历史遗产，又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深厚传统。这一切，都塑造了上海城市文化的多歧性格。
许纪霖 讲演者小传
1957年出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近年来主要从事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的城市文化研究。著有《无穷的困惑》、《智者的尊严》、《另一种启蒙》、《新世纪的思想地图》、《回归公共空间》等作品。
一、风雅与世俗
雅俗共赏的江南文化传统承继到近代，使得上海的城市文化不像京城的士大夫文化那样纯粹大雅，也不像北方民俗文化那样彻底大俗。
上海是近代都市文化的代表，大都市文化是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精英与大众的二元文化分析模式，对于上海来说，通常是失效的。固然，上海是近代大众文化各种流行小说、流行音乐、流行戏剧的发源地，民初的言情小说被称为鸳鸯蝴蝶派，海派的京剧比较起京派更多商业与市场的元素，然而，上海同时也是精英启蒙文化的摇篮。最早的政论性报纸《时务报》1896年创刊于上海，梁启超作为报纸的主笔，以“笔锋常带情感”的魔力，倾动大江南北，《时务报》象征着近代中国批判性公共领域的诞生，也象征着第一代批判性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晚清的启蒙源于上海，同样，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也是在上海拉开，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来改名为《新青年》，将启蒙的火种接力到北京，启蒙遂蔚成大潮。
上海的启蒙与北京不同，北京是中国的学术中心，精英文化凭藉的北大、清华等著名国立大学。上海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和舆论中心，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发行量最大的书局、品种最丰富的杂志都云集上海。报纸、杂志和出版业，构成了近代的传播媒介。传播媒介与大学不一样，大学吸引的是知识精英，而媒体面向的是各类社会大众。北京的启蒙是精英对精英的启蒙，走不出精英的圈子；而上海的启蒙，则是精英对大众的启蒙，通过媒体的管道，诉诸于公共舆论、教科书和流行读物，直接面向社会公众。
启蒙之所以成为生意，乃是与现代印刷业的出现有关。印刷技术的现代化，使得廉价的出版物成为可能，令一般社会公众都能买得起，而白话小说、白话文的推广，又使得阅读大众迅速扩张。上海的精英文化与北京不同的，便是以印刷资本主义为背景的传播媒体。报纸、杂志与书籍，皆是受市场法则支配，皆要考虑到阅读大众、戏剧大众和电影大众的欣赏口味和审美取向。于是，上海的精英文化与启蒙事业，便不是一个精英向大众布道的单向过程，而是精英与大众的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双向过程。
于是，在上海文化之中，精英与大众、启蒙与生意之间，并没有一条绝对的界限。以国内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商务印书馆为例，在民国初年的启蒙运动之中，它的影响力绝对不在北京大学之下。商务印书馆走的不是上层而是下层路线，它出版了大量的辞典、教科书和通俗学术性读物，将新科学、新学科和新知识传播于社会，它所创办的杂志系列：《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青年杂志》、《小说月报》、《自然界》等等，除《东方杂志》面向知识界之外，其余都是面向特定的社会大众，走市场路线，却绝不媚俗；教化大众，却不居高临下。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共计2000卷的《万有文库》，收集有各种中外的经典读物，以简装、价廉的方式面向一般读者发行，其工程之大超过法国启蒙学派的百科全书，在文化效益和市场效益上取得了双向成功。
北京的五四启蒙阵营，到1925年之后，发生了深刻的分化，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作为启蒙的不同遗产，却相互对峙，意识形态的冲突与紧张，在北京表现得非常激烈。但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局等主流出版媒介，虽然有自己的价值倾向，却不置于前台，他们以一种广义上的自由派姿态出现。比如商务的老板张元济，取的是兼容并包的态度，各种“主义”的著作，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皆在容纳之列。因此，很难将上海出版界的文化人分为西方派与传统派，对于中西文化，他们勿宁是调和的、会通的，这是海派文化的精神所在。
上海有启蒙传统，也有消费文化，启蒙与娱乐之间，并非天人两隔，精英的雅致与大众的世俗，也是相通的。上海城市文化的本土渊源之一，是明清以来的江南文化。江南文化的传统便是士大夫文化与市民文化的互相交融，俗中有雅，雅中有俗。这一雅俗共赏的江南文化传统承继到近代，使得上海的城市文化，不像京城的士大夫文化那样纯粹的大雅，也不像北方民俗文化那样彻底的大俗。近代的北京是一个二元的世界，大学里的洋教授与胡同里的骆驼祥子们，绝不可能欣赏同一种文化。但上海不一样，上海的文化人与市民阶级在文化上处于同一个世界，既过着世俗的生活，又力图附庸风雅，风雅与世俗，精英与大众，虽然有界限，却没有无法跨越的鸿沟。
海派文化的雅俗混杂，有两个文本上的典范。一个是张爱玲的小说，她的小说的主人公大都是都市中的青年男女，散发着强烈的市民气息。张爱玲把玩城市生活的世俗，写出日常生活的诗意；她洞察都市的人情世故，从凡夫俗子的悲欢离合之中看出一丝淡淡的苍凉。随着上海的再度崛起，张爱玲的小说再度在都市读者中走红，这并非偶然。
另一个雅俗一体的范本是清末民初的四马路文化。四马路(即今日的福州路)当年是上海各种精英文化与娱乐文化汇聚之地，被称为“娼优士合璧”，这里既是近代传媒的中心，也是风月场所，又是各种新式戏院的云集之地。当年的福州路旁边短短的一条望平街，集中了《申报》、《新闻报》、《商报》等最有影响的报纸，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局等最有影响的书局也汇聚与此。四马路同时又集中了近代都市娱乐与消费的一切要素，福州路上的知识分子们承继明清江南士大夫的精神传统，白天在报馆高谈阔论，鼓吹变革，晚上到戏院里看戏，欣赏海派京剧，或者去青楼吃花酒。他们将风花雪月带入启蒙事业，又使欲望场所充满了文人的雅兴和情趣。清末民初的“谴责小说”和“言情小说”皆发源于四马路，又以四马路文化作为场景：前者虽为社会讽刺和政治批判，采取的却是通俗小说的形式，后者虽为休闲娱乐的鸳鸯蝴蝶派，在艺术上却力图追求文人的风雅。
精英与大众、高雅与世俗，这些两歧性的文化元素在海派文化这里获得了一种奇妙的结合，彼此镶嵌，相互渗透，形成了独特的上海文化性格。
二、布尔乔亚与波希米亚
一种布尔乔亚与波希米亚混合体的“小资文化”应运而生，日益成为上海城市文化的主流价值和主流风尚。
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在其文化内部往往有两种不同的城市人气质，一种是布尔乔亚文化，一种是波希米亚文化。
所谓的布尔乔亚(bourgeois)文化，乃是一种中产阶级的文化，与新教伦理有关，中产阶级有稳定的职业和客观的收入，他们在道德上保守、严谨，遵从现存的社会秩序与生活秩序，富于职业伦理精神，在文化上代表着主流价值和流行趣味，是一种“规矩人”的文化秩序。
另一种是波希米亚(bohemia)文化。波希米亚原是吉普赛人的聚集地，所谓的波希米亚人，指的是都市中的精神流浪者，他们通常生活在都市的边缘，性格另类，感觉敏锐，喜欢挑战现存的主流价值和社会秩序，是都市生活的反叛者和越轨者。
在近代上海的都市文化之中，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的气质同时存在，一方面它们存在于不同的都市空间与社会阶层，另一方面又相互渗透、彼此影响，融合为上海都市特有的“小资”文化。
近代上海是中国乃至远东的金融中心和经济中心，从清末开始，传统的士大夫与商人阶级相结合，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绅商阶级，这就是上海最早的资产阶级。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培育了资产阶级的勤奋、冒险和投机的精神，也孕育了他们中庸、保守的中产阶级文化，这种文化符合市场的商业伦理：在商业上大胆，在伦理上保守。从上海开埠到1950年代初资产阶级被赎买消解，即便从绅商算起，满打满算，不过短短一个世纪，资产阶级也不过两代人。成功者，多暴发户。暴发户类型的资产阶级，可以有万贯家产，不一定有文化，即使有的话，也是物欲主义的暴发户文化。
虽然上海的大资产阶级没有自己的文化，但广大的中产阶级，却奠定了上海城市文化的基本性格，有自己的精神脉络。这一脉络，被称为职员心态：忠于职守，精明能干，与时俱进，随机应变。这是市民社会的普世性意识形态，但在上海，又染有深刻的殖民文化心态。
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市民社会，上海不仅有暴发户型的大资产阶级，有城市主流的职员阶层，更有广大的小市民。上海是小市民的汪洋大海。大资产阶级也好，中产阶级也好，小市民阶层也好，这三个阶层不仅经常性地上下流动，一夜咸鱼翻身和瞬间堕为平民的例子每天都在上海滩发生。更重要的是，这三个社会阶层在精神上高度同质，都分享着市民社会之中布尔乔亚文化的基本特征。大资产阶级刚刚从市民阶级之中上升不久，往往带有浓郁的市侩气，而小市民阶层在精神上比附上流社会，也会在文化上附庸风雅。上下调和，于是一种职员阶层为代表的中产阶级文化便成为了上海城市的主流。这一主流文化在世俗之中，又竭力表现出风雅，成为上海特有的雅俗共赏的都市文化的社会基础。
近代的上海，是大大小小的布尔乔亚的天下，然而在都市空间的边缘，乃至中心，却潜伏着另一类都市的叛逆者波希米亚人。波希米亚人的精神气质从本质上是反主流、反资本主义的。在近代上海，有两种不同的波希米亚文化人，一种是激进的政治反叛者，另一种是温柔的文化叛逆者。以鲁迅为精神领袖的左翼文化人，潜伏在虹口公共租界弄堂深处，在城市的边缘处冷静地打量着上海这个现代性的怪物。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左翼文化人，敏感而激进，与都市保持着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们大多住在石库门民居的后厢房，俗称亭子间，对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和世态炎凉有直接的感受，对上流社会的奢华与虚骄充满着敌意。他们与这个城市在精神上是疏离的，但在身体上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上海的媒体，各种报纸副刊、同人杂志和大小书局，既是他们谋生之地，又是从事文化与政治批判的公共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左翼文化人，作为一种最激进、最疏离的城市边缘人，他们并非完全与上海这个都市完全隔离，相反地，他们所发出的声音，反而成为上海的另一种精神象征，在布尔乔亚文化之外另一种反叛精神的象征。这种象征使得近代上海与北京区别开来，使得这个东方的大都市在租界的掩护之下，成为知识分子反叛的大本营。
如果说左翼文化人蛰伏在租界边缘的亭子间的话，那么在殖民文化的中心法租界的洋房与公寓里面，还生活着一群温柔的资本主义的精神疏离者。那就是刘呐欧、穆时英、施蛰存、戴望舒等现代主义派文人。这些新感觉主义的诗人、作家，敏锐地感受到现代都市时间与空间的变化莫测、难以把握，揭示了都市对人性的异化。在都市这个现代时间流之中，人骨子里是寂寞的，不仅与都市疏离，而且与他人隔绝，这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的孤独。以个人为核心的现代主义文化，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尽管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产物，但它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即布尔乔亚文化具有内在结构的紧张，是现代世俗社会祛魅以后不可避免的精神现象。上海的现代主义派不仅来自法国拉丁文化的熏陶，而且在精神气质上与明清以来的江南士大夫文化有着血脉关联，他们在精神生活上是虚无的、颓废的，但在物质生活上却是兴致勃勃、生气盎然的。换而言之，他们同样具有双重的性格：一方面在上流社会的高档咖啡馆、酒吧和电影院，与中产阶级一样享受着都市物质生活的世俗乐趣，另一方面在自己的作品之中感叹都市的魔幻、人生的无常和精神的孤独。他们是精神上的温柔反叛者，在日常生活上又是这个都市的主流消费者。
在近代上海，主流的布尔乔亚文化与边缘的波希米亚文化之间，并没有一条明确的界限和一条不可跨越的精神鸿沟。于是，一种布尔乔亚与波希米亚混合体的“小资文化”应运而生，日益成为上海城市文化的主流价值和主流风尚。这些沪上“小资”，白天是循规蹈矩的职业白领，西装革履，道貌岸然，行为规矩，道德保守，一到晚上华灯初上的时候，纷纷涌入装潢精致、格调各异的酒吧、咖啡馆、餐厅和夜总会，表现出自己放荡不羁、离经叛道的一面，或者在网络上以匿名者的身份，表现出十足的“愤青”，成为主流文化和社会秩序的批判者。当代上海的“小资”文化，在精神脉络上便来源于近代上海两种文化之间的混血，在新的时代里面又进一步发扬光大。
三、上海文化的多歧性
上海文化的缺点是没有特点，没有独一无二的东西，一切都似曾相识，又有点陌生；但另一方面，没有特点本身，又是上海的最大特点。
上海文化海纳百川，包容万象，很难用一种确切的概念来定位。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开放的移民城市，上海人来自全中国、全亚洲和全世界，以其宽容和大度，包容了这些五湖四海新移民带来的本土文化。
就像纽约一样，上海是一个移民的大熔炉，是一个文化的大熔炉，所有的地域文化、宗教传统和高级文明，到了上海之后，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最后都一一失去了其本真性，演变为极具都市风格或东方神韵的“海派”。
上海这个大都市，既有很强的吞吐能力，胃口奇好，可以吸纳各种互相矛盾、对立冲突的文化，来者不拒；同时又有同样强大的消化能力，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或者化神奇为腐朽，将各种不相关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做出一道海派大餐。
上海是一个展示的大码头，又是一个文化的搅拌机，她见多识广，眼光挑剔，又宽容并蓄，点石成金。上海文化的优势一是开放，二是杂交。开放加上杂交，便有创新。
北京容纳得了异己，各种多元文化、区域文化可以在京城以原生态的方式独立相处，互不相关，又彼此竞争。而上海文化的向心力太强，各种亚文化来到上海之后，都被代表着都市文化的上海文化所改造，所同化，多元逐渐趋同，逐渐失去了其多元性，而呈现出同质性趋向。上海文化的缺点是没有特点，没有独一无二的东西，一切都似曾相识，又有点陌生；但另一方面，没有特点本身，又是上海的最大特点。
相对于中国的其他城市，上海的城市年龄比较年轻，她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诞生，在国际开放中发展。上海的最成功之处，在于抓住了时势，不断求变、求新。改革开放年代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上海的“与时俱进”更是显露无遗，所有的文化、所有的观念、所有的建筑与所有的商品，都要同全世界最先进、最时髦的水准接轨。这种精神，成就了上海的摩登、时尚和辉煌，也使得上海文化流质易变，缺乏底蕴；灵活有余，定力不足。有见世面、识大体的聪明，而缺乏北方古城那种自信、稳重的气象。
海派文化扎根于日常生活之中，海派是世俗的，也是务实的。上海人像英国人一样，不喜欢高谈阔论，不喜好抽象的理念教条，他们更相信经验，相信日常生活升华出来的理性。上海人永远做的比说的多，信奉的是拿实实在在的“货色”出来，而不是在话语上抢得优势。
上海具有国内难得的职业精神，将平凡的职业视为志业，在繁琐的俗务中做出美感，做出情调，做出诗意。在这一点上，上海人又像法国人，不满足于平庸的日常生活本身，总是在追求世俗背后的浪漫、实用背后的格调。上海人身上流淌的是明清士大夫的精神血脉，日常生活不一定奢华，但一定是精致的；情感或许不真诚，但一定是浪漫的。上海人注重形象，注重包装，注重外在的那层气质、品味和格调。
上海的务实，是布尔乔亚精神的体现，上海的浪漫，是波希米亚人的风格，但极端的资产阶级和流浪文人的精神，极端的英格兰和法兰西传统，在上海又偏偏吃不开。上海不是一个走偏锋的城市，上海时尚，但不前卫，上海叛逆，又不偏激。上海城市精神的中庸性格和中道哲学，淘洗了那些偏激的传统，留下了中间的市民文化和小资文化，市民阶级是务实的，小资文化是浪漫的，而这两种城市精神在上海又没有绝对的界限，在最典型的上海人之中，务实与浪漫，兼而有之，相得益彰。
这就是上海城市文化的真实面相，她的优点就是她的缺点，她的现实便是她的过去。然而，当我们理解了上海城市的万般风情，她的所有的可爱与矫情之后，这一切还会是她的未来吗？上海包容，她会吐故纳新何种已有的传统？上海善变，她会向哪个方向去变？上海中庸，她会再度在文化上疯狂一把吗？
已有的文化性格和精神气质，不是一个城市不可变易的宿命，未来的上海是什么样的都市，一切有待于上海自身的选择。这不仅是一个城市的选择，也是每一个新老上海人的选择。
文化控制城市发展与生活
包亚明
(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许纪霖教授在本篇讲演中比较深入地阐释了风雅与世俗、布尔乔亚与波希米亚的复杂互动，对形成上海城市文化的多歧性的影响，很有启发性。
在城市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具有地域特色的历史文化元素，无疑会熔铸到城市文化性格的塑造之中。讨论城市发展时，之所以特别关注文化的作用与影响力，是因为文化是控制城市发展与城市生活的一种有力手段，与意象、记忆相关的城市生活体验，显然与特定的城市生活的认同密切相关。
消费文化在上海城市文化的发展中，一直占据着显著的地位，与国际新潮紧密相关的各色器物和“声光化电”的魔幻效果，在某种意义上早已成为了外地人眼中的上海意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消费文化不仅放大了不同人群对于城市生活的不同要求，而且有可能改写具有地域特色的历史文化传统，并将其沦为创建全球化消费空间与氛围的辅助材料。
其实，如何在国际资本与行政力量的牵制中保存城市的历史性与地方性的生活传统，如何积极地保护自发性的城市生活形态，是生活在全球城市化浪潮中的人们共同面临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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