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的沉没成本、进入壁垒与市场结构_沉没成本论文

沉没成本、行政进入壁垒与中国制造业市场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壁垒论文,中国制造业论文,成本论文,结构论文,行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现代经济学发现市场是实现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方式，通过市场的竞争机制实现企业的优胜劣汰，使得资源不断从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转移，从而实现经济的整体发展。市场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的竞争程度，市场结构因进入市场的企业数量、规模以及分布状况的不同而存在差别，从最理想化的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到只有一个厂商的垄断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理论的S-C-P范式认为，企业的行为和绩效取决于它们所在产业的市场结构，但S-C-P研究范式假设市场集中度是外生给定的变量。Sutton(1991)认为传统S-C-P产业组织分析范式将市场集中度作为外生给定的变量不合理，并提出沉没成本是决定市场结构的外生变量。

       产业演化理论基于异质性企业的局部均衡模型证明了沉没成本与市场结构之间的作用机制，通过边际成本或生产率来刻画企业的异质性，以企业的自由进入退出来定义市场均衡条件。这里的沉没成本指潜在进入者为进入市场获得生产技术而付出的投资，这样的投资在企业退出时是无法收回的，是一种沉没性市场进入成本。Hopenhayn(1992)发现沉没成本的变化给企业的进入退出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价格效应和选择效应，而整个产业内厂商数量或市场结构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净效应。

       市场结构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规模经济、市场需求、产品差异和贸易开放程度。Chou(1986)通过对台湾地区国际贸易与市场集中度的研究发现，出口会降低市场集中度，进口则提升了市场集中度，外商直接投资对市场集中度的影响并不显著。Bhattacharya(2002)对1986-1996年马来西亚制造业市场结构研究发现，资本密度、广告密集度和市场规模是影响市场集中度的主要因素。高伟国和彭秋莲(2009)发现对外贸易扩张是中国制造业竞争增强的主要原因。郑适和汪洋(2007)分析了中国制造业产业集中度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从国有企业改革、全球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产业政策四个方面分析了是市场集中度的影响因素。郭树龙和李启航(2014)对中国制造业市场集中度的研究发现，规模经济对市场集中度的影响并不显著，资本密集度和广告密集度显著提高了市场集中度，而市场规模扩大则降低了市场集中度。

       在中国经济转轨进程中一个特有的现象就是行政性进入壁垒的存在。刘小玄(2003)认为以国有企业市场份额度量的进入壁垒可以作为包括制度因素和生产因素在内的市场进入壁垒的标志。陈林和朱卫平(2011)假设政府对国有经济比重较大的产业设置了较强的行政进入壁垒，行政进入壁垒越强则政府对市场进入的干预力度越大，进而限制在位企业的数量。杨天宇和张蕾(2009)通过对企业进入退出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国有经济比重度量的行政性壁垒显著地阻碍了企业的进入。方明月和聂辉华(2010)发现国有企业的进入壁垒导致国有经济规模偏离齐夫分布。

       以上文献对市场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依据Bain(1956)提出的进入壁垒假说和刘小玄(2003)的行政进入壁垒假说，而产业演化理论中沉没成本对市场结构的影响机制并没有在中国制造业得到实证检验。因此，本文以产业演化理论为基础，从行政进入壁垒的视角实证分析沉没成本对市场结构的影响机制。在实证研究设计方面，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估计，与刘小玄(2003)、陈林和朱卫平(2011)根据国有经济比重对样本进行分组回归不同，我们在模型中加入沉没成本和国有经济比重的交叉项。首先，以国有经济比重进行分组会导致样本的数据截断(sample censored)，这种情况下的估计结果可能不一致；刘小玄(2003)按国有经济市场份额进行分组，将企业按70％以上、50％-70％、30％-50％以及30％以下分成4组，50％和51％的行业就会被分到两个不同的组，分别代表不同的行政垄断强度，但实际上50％和51％的差别并不像分组所体现的那么大；其次，行政进入壁垒主要针对非国有企业而言，用于限制其自由进入，和沉没成本的交叉项是为了说明行政壁垒对自由进入的影响。最后，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可以控制不可观测的行业特征对市场结构的影响，进而避免计量回归的内生性问题。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4-2007年的微观数据，实证结果表明：沉没成本降低带来的价格效应大于选择效应，即沉没成本降低提高了市场竞争程度，但行政进入壁垒的存在会抑制沉没成本对市场结构的作用机制。

       本文余下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沉没成本与市场结构作用机制的产业演化理论，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第三部分给出本文实证分析的计量模型、数据来源和变量定义；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说明沉没成本、行政进入壁垒与市场结构三者的作用机制；最后是本文的基本结论。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关于沉没成本与市场结构的研究始于Sutton(1991)，但其对沉没成本和市场结构的分析并没有理论化。这方面开创性的研究源于产业演化理论，沉没成本是定义市场均衡的外生变量，这里的沉没成本是指潜在进入者为进入市场获得生产技术而付出的投资，这是一种无法收回的投资，即沉没成本。这样的沉没成本对于进入者而言是一种额外的成本，可以保护在位者使其提高价格而不会导致潜在进入者进入。

       产业演化理论基于异质性厂商的局部均衡模型，以厂商的边际成本刻画其异质性，放松了经典厂商理论中代表性厂商的假设条件，每个厂商根据各自的边际成本(MR=MC)确定最优的产量以实现利润最大化①。我们通过分析厂商的进入行为并以沉没成本来定义产业均衡条件。假设市场上存在大量事前相同的潜在进入者，他们决定是否要进入该产业。在进入之前他们需要进行一定的投资(沉没成本)以获得进入该产业的生产技术(生产率或边际成本)。这里我们假设进入者付出一定的沉没成本后所获得的边际成本是随机的，服从一个外生的边际成本分布函数。进入者在观察到后决定是开始生产还是直接退出，如果生产者进入则根据边际成本定价原则获得期望收益，期望收益是指潜在进入者得到的边际成本是随机的。自由进入条件要求在均衡时期望收益等于沉没成本，这就是说均衡时的期望利润为零。这样的均衡条件决定了存在一个边际成本的临界值，只有那些边际成本小于该临界值的厂商才会留在市场上，而边际成本大于该临界值的厂商由于无法获得非负的利润水平，只能退出，这样为进入市场所付出的投资将无法收回，投资就变成为沉没成本。Hopenhayn(1992)，Syversion(2004)以及Melitz and Ottaviano(2008)发现，边际成本的临界值与沉没成本正相关，也就是说，进入的成本越高，均衡时的边际成本临界值越大，即生产率水平越低。沉没成本通过影响均衡时生产率分布的临界值来影响企业的进入退出决策，进而决定整个行业的市场结构。

       Hopenhayn(1992)认为沉没成本的变化对市场结构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当沉没成本降低时，由于均衡时期望收益要等于沉没成本，市场均衡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市场上能够容纳更多的企业，所以均衡的企业数量会随着沉没成本的下降而增加，市场集中度也随之下降，这是沉没成本下降导致行业内厂商数量增加的价格效应。与此同时，沉没成本的降低导致均衡时边际成本临界值降低，这样导致均衡时边际成本较高的企业被淘汰，产业中的企业数量也随之减少，这是沉没成本下降带来的选择效应。沉没成本下降对产业均衡企业数量的影响将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净效应。因此，本文实证检验的研究假说H1为：沉没成本对市场结构的影响是选择效应还是价格效应占主导?如果价格效应大于选择效应，则沉没成本的降低会降低市场集中度，提高市场竞争程度。

       行政进入壁垒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特有的产物。依据陈林和朱卫平的假设，政府对国有经济比重较大的产业设置了较强的行政进入壁垒，行政进入壁垒越强则政府对市场进入的干预力度越大，进而限制在位企业的数量。沉没成本对市场结构的作用机制基于自由进入退出的市场选择机制，行政壁垒的存在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企业的自由进入退出。因此，本文实证检验的研究假说H2为：行政进入壁垒的存在会影响沉没成本与市场结构之间的作用机制，导致市场结构偏离自由进入的市场竞争程度。

       三、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

       本文从行政进入壁垒角度研究沉没成本对市场结构的影响机制。在实证研究设计方面，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估计，而且与刘小玄、陈林和朱卫平根据国有经济比重对样本进行分组回归不同，我们在模型中加入沉没成本和国有经济比重的交叉项。首先，以国有经济比重进行分组会导致样本的数据截断(sample censored)，这种情况下的估计结果可能不一致。刘小玄按国有经济市场份额进行分组，将企业按70％以上、50％-70％、30％-50％以及30％以下分成4组，50％和51％的行业就会被分到两个不同的组，分别代表不同的行政垄断强度，但实际上50％和51％的差别并不像分组所体现的那么大。其次，行政进入壁垒主要针对非国有企业而言，限制其自由进入，和沉没成本的交叉项是为了说明行政壁垒对自由进入的影响。最后，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可以控制不可观测的行业特征对市场结构的影响，进而避免计量回归的内生性问题。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i和t分别表示四位代码产业(GBT4754-2002的行业分类标准)和年份；y表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市场结构，分别以四位代码产业内企业数量和市场集中度度量；sunk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沉没成本；state表示以国有经济比重度量的行政进入壁垒；sunk×state表示沉没成本与行政进入壁垒的交叉项，用来说明行政进入壁垒对沉没成本定义的市场结构的影响；回归模型中我们没有加入state项，这是因为行政进入壁垒会影响沉没成本定义的市场结构，而沉没成本不会对行政壁垒产生影响；X表示其他控制变量，如行业利润率、行业平均规模以及贸易开放程度。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可以解决遗漏变量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通过控制截面数据的个体效应α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的变量，如行业特征。根据个体效应α与其他解释变量是否相关，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方法可以分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估计。无论α与其他解释变量是否相关，固定效应估计都是一致的，因此，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并采取聚类标准差控制不同产业间的异方差，这样的回归结果更加稳健。

       在计量模型式(3)中，

表示沉没成本对市场结构的直接影响，如果

＞0，说明沉没成本降低导致产业内企业数量减少，即选择效应大于价格效应；如果

＜0，说明沉没成本下降导致产业内企业数量增加，即价格效应大于选择效应。沉没成本对市场结构影响的边际效应可以表示为：

      

       如果

不显著，则说明行政进入壁垒不会影响沉没成本决定的市场结构；如果

显著，则说明行政壁垒的存在扭曲了沉没成本定义的市场结构，因为沉没成本定义的均衡条件是自由进入市场机制决定的市场结构，行政进入壁垒的存在导致市场结构偏离自由进入的市场竞争程度。

       (二)变量定义

       本文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定义在四位代码产业之上，具体定义如下：

       1.市场结构。以四位代码产业的市场集中度衡量，市场集中度越高则表示市场竞争程度越低。市场集中度采用最大的4家厂商的市场份额(cr4)、最大的8家厂商的市场份额(cr8)以及赫芬达尔指数度量(hhi)。赫芬达尔指数等于行业内所有企业市场份额的平方和，而市场份额我们以小数定义，这可能导致计算的赫芬达尔指数偏小，所以我们对所计算的指数乘以10进行标准化处理，即

表示企业的市场份额。

       2.沉没成本。根据Sutton(1991)的方法，我们用最小经济规模(MES)与资本—产出比的乘积作为沉没成本的代理变量。最小经济规模以中间规模(市场份额的中位数)厂商的市场份额来度量；资本—产出比等于四位代码产业上固定资产净值余额与销售产值之比。以上的定义说明沉没成本是一种指数，即潜在进入者投入的沉没成本(为进入市场进行的投资)至少要达到产业内最小经济规模的资本，再除以产业的总产出以标准化，去掉产业规模的影响。

       3.行政进入壁垒。以四位代码产业内的国有经济比重作为行政进入壁垒的代理变量。刘小玄(2003)认为，国有企业的规模变量能够与国有制结合起来，可以作为包括制度因素和生产因素在内的市场进入壁垒的标志。根据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登记注册类型”指标，将国有企业、国有独资企业、国有联营企业、国有与集体联营企业算做国有性质企业，以其市场份额来度量国有经济比重。

       4.其他控制变量主要包括行业贸易开放程度(export)、销售利润率(profit)、广告密集度(adv)、平均企业规模(scale)和研发密集度(r&d)。Meltiz and Ottaviano(2008)认为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会提升行业的竞争程度，通常以出口贸易密集度和进口贸易密集度来衡量。由于我们缺少四位代码产业内进口贸易的相关数据，因此我们只能以行业出口交货值占销售产值比重度量贸易开放程度。依据陈林和朱卫平(2011)以销售利润率控制行业特征和平均市场势力。本文以企业年雇佣员工对数来度量企业规模，行业内平均企业规模等于四位代码产业企业规模的平均值。Sutton(1991)认为行业的广告投入和研发投入是影响市场结构的内生沉没成本，因此，本文分别以行业广告投入和研发投入占销售产值的比重度量广告密集度和研发密集度。

       (三)数据及处理方法

       本文数据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其统计对象为全部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年销售产值在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我们使用2004-2007年的企业数据，因为2004年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工业普查，一些规模以上的非国有企业并没有统计到2004年之前的数据库中，但从2004年开始这些企业开始进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根据聂辉华等(2012)所指出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存在的数据质量问题，本文对数据的处理采用如下方法：(1)总资产、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净值余额、工业增加值、工资、销售产值小于等于0或为缺失值；(2)总资产小于流动资产；(3)本年折旧大于累计折旧；(4)出口交货值、广告、研发投入小于0或为缺失值；(5)企业就业人数少于10人。只要满足以上条件之一，就将该样本删除。本文研究对象为制造业，故将所有采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样本剔除。为了排除异常值的影响，我们对一些关键变量如：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净值余额、销售产值、出口交货值、就业人数，删除上下各1％的观测值。

       从2004年至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量从26万家增加到31万家，增加了约5万家。制造业企业数量的增加主要来自私营企业，在2007年私营企业数量达到近19万家，而同期的国有企业数量只有不到9万家。大规模的非国有企业的进入和国有企业的退出成为中国制造业演变的主要特征。在市场结构方面，以市场份额计算的市场集中指标都表现出下降的趋势，cr4，cr8和hhi集中度平均下降了2个百分点。以赫芬达尔指数hhi为例，在2004年hhi小于平均值集中度的产业有218个，而在2007年小于平均值hhi的产业达到232个。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相关性分析

       我们首先关注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这可能会导致各主要解释变量系数的偏差和不稳定。本文使用Spearman方法估计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除了行业出口开放程度与国有经济比重的相关系数达到-0.403以外，其他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4，说明模型的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此外，沉没成本与市场规模负相关，与市场集中度正相关；以国有经济比重度量的行政进入壁垒与市场规模负相关，与市场集中度正相关。

      

       (二)基本回归结果

       本文以市场集中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市场集中度的度量采用赫芬达尔指数hhi，集中度越高则表示市场竞争程度越低。我们首先验证沉没成本与市场结构假说H1，如表2模型(1)所示，沉没成本与赫芬达尔指数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沉没成本的降低所带来的价格效应要大于选择效应，沉没成本的降低提升了市场竞争程度。表2的模型(2)汇报了以国有经济比重度量的行政进入壁垒的回归结果，国有经济比重与市场集中度显著正相关，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行业，其市场集中度越高，市场竞争程度越低。政府对国有经济比重较大的产业设置了较强的行政进入壁垒，行政进入壁垒越强则政府对市场进入的干预力度越大，进而限制在位企业的数量。表2的模型(3)表示加入沉没成本和行政壁垒交叉项的回归结果，沉没成本及其与行政壁垒的交叉项与市场集中度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并且沉没成本与行政进入壁垒交叉项的估计系数

显著为负。虽然沉没成本降低会降低市场集中度，但行政壁垒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沉没成本决定的均衡时的市场结构，从而证明了本文提出的实证假说H2，也就是说，行政进入壁垒的存在导致市场结构偏离自由进入的市场竞争程度。

      

       关于模型的其他控制变量，行业广告密集度与市场集中度显著正相关，这是因为广告作为一种内生的进入成本会阻碍企业的进入退出进而影响市场结构(Balasubramanian and Sivadasan，2009)。另外，Tirole(1988)认为广告通常传递给消费者产品差异化信息，经济学家对广告通常持有两种观点：一是把广告看做是向消费者提供信息，从而使他们做出理性的选择；另一种观点认为广告会愚弄和劝诱消费者，创造不真实的差异化而不是减少信息的差异化。广告虽然可以带给消费者关于商品属性、零售地点、价格、特点等信息，但由于广告费用的高昂，广告不能告知消费者关于商品的所有信息，因此，商品被差异化了。贸易开放程度与市场集中度之间的估计结果为正，这里度量的贸易开放程度是行业出口交货值占销售产值的比重，其背后的原因是出口行业中大量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的存在，这样的企业容易受到贸易冲击的影响。利润率与市场集中度显著负相关，利润率不仅可以作为吸引企业进入的动机，而且较高的利润率可以控制行业的市场实力。企业规模对市场结构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因为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统计的对象为销售产值在500万以上的企业，规模经济对这些企业而言并不构成进入阻碍。模型(4)为加入行业研发投入密集度的回归结果，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统计从2005年开始，因此，加入行业研发投入密度变量的样本为2005-2007年数据。研发投入可以构成企业进入的内生进入成本，研发投入程度越高的行业，企业数量越少，市场集中度越高。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沉没成本对市场结构影响的显著性，我们以cr4、cr8度量市场集中度进行稳健性检验。如表3模型(1)、(2)列所示，沉没成本与市场集中度显著正相关，而且估计系数随着市场集中度度量指标的增加呈现出递增的趋势；沉没成本与行政进入壁垒的交叉项同市场集中度显著负相关，并随着市场集中度递减，说明行政进入壁垒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沉没成本定义的均衡市场结构。以cr4、cr8市场集中度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仍然证明了沉没成本、行政进入壁垒与市场结构三者关系的稳健性。其他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与我们之前的分析基本一致，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进一步证明了本文的研究假说。

      

       五、基本结论

       市场结构是产业组织理论中决定市场绩效的重要变量，市场结构或市场竞争程度提高可以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产业演化理论认为沉没成本是定义市场均衡条件、决定市场结构的外生变量。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一个特有的现象就是行政进入壁垒的存在，本文以产业演化理论为基础，从行政进入壁垒的视角分析了沉没成本与制造业市场结构之间的作用机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4-2007年的微观数据，实证结果表明：沉没成本降低带来的价格效应大于选择效应，即沉没成本降低提高了市场竞争程度，但行政进入壁垒的存在会抑制沉没成本对市场结构的作用机制。本文的分析结果并不意味着要进一步降低国有经济比重，其核心命题是消除行政性进入壁垒，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我们也要注意到，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非国有企业的样本都是销售产值在500万以上的企业，缺少一些中小企业的数据可能会使我们的样本存在数据截断的问题。如何获得更加全面的数据，更加准确的描述沉没成本、国有经济和市场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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