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效应——基于对重庆市137个自然村有无外出务工家庭的调查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村论文,重庆市论文,农村经济论文,劳动力论文,有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重庆是大城市、大农村并存的特殊直辖市，全市农业人口占70%以上，农村富余劳动力规模巨大，重庆市将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作为破解“三农”难题的有效途径，到2009年末累计转移输出劳动力814.7万人，占全市农村劳动力总数的54.1%。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既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农民收入增加，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但由于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具有内在的、强烈的流动倾向和基本的流动能力，农业骨干、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过多流出导致的农村人口结构不合理，同样会影响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新农村建设及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严重负面影响。本文利用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2010年初对重庆地区137个自然村有外出务工家庭和无外出务工家庭的问卷调查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重庆农村经济的影响效应，以期为重庆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通过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制度设计，有效促进农业基础资源的优化配置，为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与政策依据。
二、相关研究综述
Rozelle et all(1999)通过对劳动力迁移的研究发现，劳动力迁移对家庭农业生产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劳动力迁移对农作物产出的直接影响是负面而且显著的；另一方面，劳动力迁移虽然减少了家庭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但外出劳动力给家中的汇款却增加了家庭的资金[1]。国内学者主要从农业生产、农民收入和农村生活三个层面关注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其研究结论主要有三种。1.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李实(1999)认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提高农业生产率、转化农业结构及直接、间接提高外出打工户家庭收入水平，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化具有积极的作用[2]；都阳和朴之水(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外出对缓解家庭贫困有积极影响，劳动力外出已成为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最重要方式[3]；胡苏云、王振(2004)认为，流动人口外出就业对促进农村消费水平，从而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4]；杜鹏等(2007)认为，外出务工农户通过寄钱回家，对改善家庭整体生活状况作用显著[5]；柳建平等(2009)通过对甘肃10个样本村调查资料分析得出结论：劳动力外出务工对改善家庭福利、实现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合理配置具有积极作用[6]。2.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负面影响。宁光杰(1995)、周全召等(2005)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农地荒芜或农民耕种土地的积极性下降，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7][8]；罗斯高等(1999)的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迁移对农作物产出具有显著负面影响[9]；司增绰等(2005)认为，劳动力流出过多不利于农业技术的创新、推广与使用，又易产生资本外流，从而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消极作用[10]；龚晓莺、王朝科(2007)认为，农村高素质的青壮年劳动力过度流出对现代农业发展、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及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产生严重不利影响[11]。3.农业产出与劳动力流动无关。杜鹰、白南生(1997)通过对四川和安徽两省外出和非外出户调查资料的比较分析认为，在外出户的农业生产中存在资金对劳动的替代，农村外出就业并不必然导致农业生产的下降或提高[12]。
三、调查总览
（一）调查简要
《重庆市统计年鉴(2008)》的数据显示，2007年末，重庆市耕地总面积为204.7398万公顷，人均耕地面积仅1.05亩；2008年《国土资源公报》数据显示，2007年末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为1.37亩。可见，重庆人均耕地面积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6.6%。重庆地貌造型以山地、丘陵为主，全市山地（中山和低山）面积占幅员面积75.8%，丘陵面积占18.2%，平地、平坝面积仅占6.0%；适宜农业耕作的平地与缓坡地（坡度＜15°）的面积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59.26%，可以部分用于农业生产的中坡地(15～25°)的面积占20.99%，不适宜农业生产的陡坡地(＞25°)面积达19.75%。
2010年初，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以随机入户访谈的形式对重庆市的劳动力流动情况进行了实地问卷调查。调查共完成问卷1500份，有效问卷1386份，涉及调查村庄137个，1386个样本家庭，其中有外出务工农户882户，无外出务工农户504户。被调查总人口数为5950人，劳动力人口为4010人，其中外出务工者1620人，占被调查劳动力人口的40.4%，外出回流人口318人，占被调查劳动力人口的7.93%。
表1的数据显示，被调查村庄人均耕地面积低于西部和全国平均水平，人均年收入略高于西部平均水平但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年支出低于西部及全国的平均水平。
（二）特征比较
外出劳动力在性别、婚姻、年龄和文化程度等方面的个体禀赋特征不仅影响获取收入的高低，其外出也可能影响家庭及农村的生产经营活动。家庭作为构成农村社会的基本单元，其所具有的特质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农村的经济现状，也可能影响其家庭成员可能的外出决策与其它选择。
表2显示：重庆市外出劳动力和未外出劳动力在个体特征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从性别和婚姻结构看，外出劳动力中男性比例占75.61%，远高于女性，其中已婚男性所占比例为47.07%；未外出劳动力以未婚男性和已婚女性为主，分别占未外出劳动力总数的53.69%和20.94%。从年龄结构看，外出劳动力的年龄集中在31-50岁之间，所占比例达72.13%，50岁以上的仅占3.83%；未外出劳动力中，年龄在31-50岁之间的劳动力仅占52.22%，比外出劳动力低19.91个百分点，50岁以上的占22.41%，是外出劳动力的5.85倍。从文化程度看，外出劳动力中具有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的占70.38%，小学及文盲所占比重为27.82%；未外出劳动力中具有初中、高中及中专的劳动力比外出劳动力低24.07个百分点，小学学历所占比重比外出劳动力高49.4%；文盲所占比重是外出劳动力的1.97倍。上述情况表明：重庆市农村外出劳动力的主力军是31-50岁具有初中及高中和中专学历的已婚男性，他们是农村劳动力中的“精华”，留守劳动力主要是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低的已婚女性。
四、劳动力流动对农民家庭收支及福利的影响
在被调查的1386个样本家庭中，人均纯收入低于国家标准693元的贫困家庭有494个，其中无外出务工家庭244个，有外出务工家庭250个，涉及贫困人口2160人，平均贫困发生率为36.3%。其中无外出务工户1112人，占无外出务工人口总数的50.8%，有外出务工户1048人，占有外出务工人口总数的28.6%。以上数据表明，无外出务工家庭被调查人口中有半数在贫困线以下，贫困程度较为严重，有外出务工家庭贫困发生率低于样本平均贫困发生率。可见，外出务工对缓解家庭贫困，提高农民收入及改善福利状况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劳动力流动对农民家庭收支的影响
表3显示：有外出务工户年平均总收入和年平均总支出分别为无外出务工户的1.63和1.51倍。从收入构成看：有外出务工户73.7%的收入来自务工收入；无外出务工户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和非农经营，对农户收入的贡献度分别为60.5%和38.4%，即除农业收入外，非农经营收入已成为无外出务工户农民谋生和创业的又一重要收入来源。
在支出方面，有外出务工户与无外出务工户的支出率基本一致，分别为65.7%和64.8%。从支出结构看，有无外出务工户教育支出及医疗支出基本一致。其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30%以上，可见教育支出对农村居民而言仍然是一项沉重的负担。有外出务工户的生活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比无外出务工户高10.2个百分点，这表明农民生活消费的高低与农民收入高度相关，收入已成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从农业投入看，有无外出务工户的农业投入占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1.7%和21.3%，有外出务工户的农业投入仅为无外出务工户的54.93%，这与有外出务工户对农业收入的依赖度显著低于无外出务工户有关。
（二）劳动力流动对农民家庭福利的影响
为分析重庆劳动力流动对缓解家庭贫困，改善农民家庭生活质量的情况，在表4中我们将家庭福利细化为外出打工者月收入分布、向家庭转移收入、收入的主要用途以及家庭生活的变化四个二级指标，从农民客观情况和主观感受两方面考察外出务工对改变农民家庭生活的影响。
表4的结果显示：外出务工者的月收入成倒“U”型分布，月收入主要集中在1000-3000元，比例达77.4%；月收入在1000-2000元的中等收入水平的务工者所占比例达51.8%，超过半数；随着收入的递减和递增，分布比例也随之递减，其中500元以下的月收入分布比例不足1%，3000元以上的高收入分布比例低于10%。将各收入段的中间值加权平均后，可算出外出务工者月收入加权平均数约为1855.25元，将其乘以12个月可得出年收入加权平均数为22263元。说明农村外出务工者从事的大多是低收入的体力劳动，收入水平整体不高，但足以维持基本的温饱。
外出务工者向家庭转移的收入主要表现为一年寄回家的钱。从表4可见，外出务工者每年寄回家的钱普遍较高，有46.6%的外出务工者每年寄回家的钱超过6000元，有15.5%的外出务工者每年寄回家5000-6000元，每年仅寄回家3000元以下的所占比例较小。从务工收入的用途看，主要集中在日常开支、孩子上学和盖房子或结婚三方面，比例分别为40.3%、28%和16.9%，三项合计达85.2%；仅有10.5%的外出务工者选择了储蓄；用于买农药化肥、做生意和办企业等用途所占比例极低，三项合计仅占4.1%。上述数据表明，重庆农民外出务工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生活，用于农业投入和个人发展的比重很小。从有外出务工农户对生活变化的感受看，有72.1%的农户感觉生活变好了，仅有2.3%的农民觉得生活变得不好。
综上所述，重庆市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主要目的是家庭收益最大化，而非个人事业前途的发展，其外出务工收入的回流对增加农民家庭收入与改善家庭生活状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收入所限，回流资金大多数被用于家庭消费、孩子上学和结婚建房，生产性支出、投资与再投资比例极低。
五、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
农村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壮年男性劳动力向大城市流动后，必然导致人力和耕地等农业基本资源配置状况（如耕种者、耕地面积、土地流转等）发生改变。由于农业基本资源配置的变化，农民的种植决策和农业技术也会受之影响，留守人员有可能将种植决策由市场导向转为家庭生活导向，同时尽量简化农业种植技术。随之带来的是农业生产状况的改变，如农产品种植数量、产量和交易量等指标的变动。
（一）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基本资源配置的影响
表5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农业劳动力的配置方面，无外出务工户中家庭土地由本，人或配偶耕种的占70.7%，由父母耕种的仅占15.4%；有外出务工户中家庭土地由父母耕种的占42.2%，由本人或配偶耕种的仅占25.6%。可见，由于劳动力外出导致的农业劳动力配置变化表现在：一方面，农村尖锐的人地矛盾得到部分缓解，部分农村闲置劳动力得以再就业；另一方面，由于外出劳动力以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为主，导致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人口老龄化趋势显著，由此对农业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提高和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产生一定的阻碍。
在耕地资源配置方面，无外出务工户选择全部耕种土地的占46.4%，有外出务工户中仅19.7%的农户选择全部耕种土地，前者显著高于后者；有43.1%的有外出务工户仅耕种部分优等地，无外出务工户选择仅耕种部分优等地的比例仅为26.4%；有22.4%的无外出务工户耕种全部土地或优等地外，还耕种他人弃耕土地，且不存在土地撂荒，而有10%的有外出务工户的土地全部撂荒。资料分析说明，两类农户对土地耕种均会进行理性决策，当劳动力短缺时，选择耕种本人、租种他人或他人弃耕的优等地，以提高产出率和收益率。由于缺乏劳动力，有外出务工户对土地的耕种选择目的主要是为了保证家庭生活之需，为达到这一目的，选择仅耕种部分优等地，使之劳动力和资金投入的产出和效益最大化，对土地较差、土质较为贫瘠的山地选择弃耕和撂荒。有24.3%的有外出务工户将土地全部或部分转租他人耕种，这说明劳动力外出对农户耕地使用权的市场配置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土地的适度集中、规模化经营和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
从农忙季节农户缺乏劳动力时的选择看，有外出务工户选择农忙时请假回家帮忙和农忙种地、农闲打工的分别占18.1%和12.7%，可见农户在劳动力配置方面既显示出较强的灵活性，也显示出明显的兼业化趋向。表5的调查资料还显示，有无外出务工户，在缺乏劳动力时选择亲戚代种或和别人换工的比例分别达到54.4%和59.1%，选择雇工的比例分别仅为22.7%和16.3%。可见，在重庆地区，由于农业生产效率较低，农村内部的农业劳动力配置主要表现为家庭或亲缘关系内部的分工与协作，或是基于传统的相邻帮工，以雇工为标志的市场配置较少。有外出务工户缺乏劳动力时，选择弃耕的比例高达39.5%，远远高于无外出务工户；而选择以机械代替劳动的仅为11.8%，远低于无外出务工户。这表明，当农业比较收入低于务工收入而又缺乏劳动力、或雇工因为工资成本增加而不划算、或由于土地流转受阻时，有外出务工户选择土地弃耕或撂荒，将会影响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在机械应用方面，主要靠务农收入的无外出务工户更注重运用机械提高农业产出和农业收入，更有利于农业的集约化经营和提高农业效率。统计资料还显示：缺少劳动力时，10.3%的无外出务工户选择部分将土地转租给别人耕种，而39.5%的有外出务工户选择弃耕，这说明当出现劳动力短缺时，无外出务工户土地流转较有外出务工户更快，土地使用率更高。
（二）劳动力流动对农业技术变化的影响
表6中的调查资料显示，在种植决策方面，无外出务工户偏重于选择吃什么种什么、什么好卖种什么和什么产量高种什么，比例分别为69.8%、60.3%和52.4%。可见，由于无外出务工户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农业生产，在农业生产决策中更多地倾向于以销定产，更多地关注市场销售和产出水平；有71.7%的有外出务工户选择吃什么种什么，其余两个选项的比例都远远低于无外出务工户，这是因为外出务工户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务工收入而非农业生产，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家庭成员的日常生活所需，而非市场交易，所以农业生产中较少考虑市场需求和产量高低。值得关注的是，有无外出务工户选择吃什么种什么的比例都较高，说明农户对农业的生产首先是基于传统的需要，其次才考虑市场需要。
与无外出务工户比较，有外出务工户在农业技术进步方面表现出弱势。在技术发生变化的几个选项中，无外出务工户在先进技术应用、新产品使用及新的耕种方法方面均优于有外出务工户；仅1.6%的无外出务工户在农业技术上发生了倒退，而有外出务工户这一比例高达7%，这表明有外出务工户中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对农业的技术进步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有无外出务工户购置农用设备的比例分别为24.7%和31.3%，前者明显低于后者。值得注意的是，有无外出务工户中，一半以上的农户都选择了农业技术没有变化，这一方面表明重庆地区整体农业技术进步缓慢，对农民的持续增收与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重庆市农村劳动力外出还未达到对农业经济发展具有明显促进作用的阶段。
（三）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基本生产的影响
表7的调查资料显示，与外出务工前比较，60%以上有外出务工户在农作物种植品种数、主要农作物产量、农产品市场交易量以及每年每亩投入的资金和劳动时间方面有显著减少，主要是家庭中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后，留守农村的老人及小孩无力负担过重的农业生产所致。在劳动生产率方面，从理论上讲，有外出务工户由于劳动力转移更有利于提高实际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的生产率，但调查统计结果却显示，与外出务工前比较，有47.7%的有外出务工户每亩产量变化不大。可能的原因除对农业的化肥、农药等投入因素外，与劳动力外出务工导致的有外出务工户实际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整体素质下降有关。
与有外出务工户比较，50%以上的无外出务工户在农产品种植品种数、主要农作物产量、农产品市场交易量以及每年每亩投入的劳动时间上均显著高于有外出务工户，但在每亩的资金投入方面未明显显示出高于有外出务工户。值得关注的是，有无外出务工户在亩产量方面选择产量变化不大的比重分别高达47.7%和57.9%。这一结果，一方面可能与被调查村庄土地资源贫瘠，农业初级生产技术含量低，劳动生产率不高，即使有青壮年劳动力也难以提高亩产量有关；另一方面则与农业技术不发达，低效率的农业产出使劳动投入与亩产量不成比例有关。
六、结论
重庆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对缓解家庭贫困、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改善家庭福利具有重要作用，劳动力流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性资源的流动与重组，为土地的进一步流转创造了条件，对农户的分化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的分工和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及农村市场的深化。因此，劳动力流动对劳动力资源禀赋较好且具有劳务经济基础的重庆农村地区，特别是经济欠发达的贫困地区反贫困战略及现代农业的起步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大量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壮年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不仅使农村留守劳动力的劳动强度增加，而且对先进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带来一定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并没有显著降低重庆农业的总体产出水平。由于重庆耕地资源少、耕地质量较差，由此决定了农业的边际产出率较低，并且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缓解家庭贫困，改善家庭福利，因而劳动力外出并不必然带来对农业投入的显著增加和农业技术的显著进步。但是，随着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实施、农户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和农民贫困程度的缓解，劳动力流动必然会促进农业投入的显著增加、农业生产的进步和农村经济的较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