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科场的衰落与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科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前后10年，是传统中国真正在社会结构层面开始发生深刻的、不可逆转的变化的10年，社会的剧烈变动，使一种普遍的忧虑，焦灼不安的气氛笼罩着社会上层，社会下层的多数人也感到生活不安定，前途莫测。社会的各方面都已出现一个过渡期的征兆，从而也使科举制的改革问题凸现出来。
一
在科场方面，晚清出现的新情况——列强的侵略及战争赔款、大规模的内乱、不得不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努力（如练新军）等等，都大大加剧了原本就已严重的国家财政危机、以及科场“人累”、官场“人累”的状况。士人不仅在获得科名前的考试因人多拥挤而获隽甚难；在获得科名之后的任官出路也越来越窄，越来越难了。
何刚德如此描述晚清入仕之途的拥挤：“从前举人不中进士，即可截取，以知县按省分科分名次，归部轮选，当时举人何等活动！乾隆年间，以此项选缺尚欠疏通。乃加大挑一途，凡举人三科不中，准其赴挑。每挑以十二年为一次，例於会试之前，派王公大臣在内阁验看。由吏部分班带见，每班二十人之内，先剔去八人不用。俗谓之跳八仙，其余十二人，再挑三人，作为一等，带领引见，以知县分省候补，余九人作为二等归部，以教谕训导即选，行之数科。逐渐拥挤，外省知县，非一二十年，不能补缺，教职亦然。光绪以来，其拥挤更不可问，即如进士分发知县。名曰‘即用’，亦非一二十年，不能补缺，故时人有以‘即用’改为‘积用’之谑，因县缺只有一千九百，而历科所积之人才什倍於此，其势固不能不穷也。”过去举人於大挑之外，还有教习誊录议叙各途，种种疏通，无非使举人皆得由知县、教职两途入官。秀才则予以五贡升途，恩、副、岁三贡可选教职，拔贡、优贡许以朝考，亦以知县教职入官，拔贡且有小京官之希望。再说进士，进士分省之即用知县，拥挤固如前所述，主事一途，光绪年间，也非二十年不能补缺。〔1〕
另一方面，士人本身质量也愈来愈成问题，士风日趋卑下。如陈独秀回忆说：“大概是光绪二十三年七月罢，我不得不初次离开母亲，初次出门到南京乡试了。……那时到南京乡试的人，很多愿意坐民船，这并非保存国粹，而是因为坐民船可以发一笔财，船头上扯起一条写着‘奉旨江南乡试’几个大字的黄布旗，一路上的关卡，虽然明明知道船上装满着私货，也不敢前来查问”。〔2〕试期士人常聚众闹事， 当时一般市民不太敢惹他们，地方官员也因害怕耽误考试大典而尽量求息事宁人，对士人此时言行不无姑息偏袒。又钟毓龙回忆说：“不知起于何时，第三场乱号竟已成定例，至壬寅科（1902年），二场就乱了，其原因大概是三场考策论，大多数士子未尝梦见，非求救于相识之有研究者，则必曳白，二场‘五经’亦不熟。壬寅科头场史论五题，阅过《通鉴纲目》等书者，尚可成篇，至于二场策题，兼问洋务，斯时怀挟虽多，亦无从措手，故二场即乱，官员强欲整顿，又虑激成事变。他参加的癸卯（1903年）科为最后一科，所见有三事：1.头场拆魁星。即头场末封门之前，就有考生上明远楼将塑像之头拆下，抛掷以为戏；2.二场捉枪手。去年已中式之费某被怨家召人从号中曳出，后提调审讯，故意指其是冒充费某，仅伽号示众，否则须正法；3.三场许多士子偷号灯，甚至有公然提灯出者。“魁星”本为应试士子最尊重敬畏之对象，此时却已成其中一些人手中揉捏玩弄之物，足见科举之神圣已去，此正如钟毓龙所言：‘士子之无行至此，科举虽欲不废，不可得也。’”〔3〕
如此入口既堵塞，出路又狭窄，士人无行，量、质互累，科举在其最后一朝——光绪朝最后三十年的地位就不能不日趋衰落，尤其是在庚子之后。如胡思敬谈到：在社会下层非科目中人的眼里，科举的地位已远非昔日可比，“本朝最重科目，咸、同时俗尚未变，士由异途进者，乡里耻之。……江西人嫁女，必予秀才。吉安土俗，非士族妇人不敢蹑红绣丝履，否则哗然讪笑，以为越礼。新翰林乞假南归，所至鼓吹欢迎，敛财帛相赆，千里不赍粮。庐陵周氏、泰和萧氏由淮鹾起家，拥赀各数百万。新法初行，巡抚柯逢时劝令输财市义，为奏奖京堂，两家子弟皆不屑。周维藩选拔萧敷德、敷政兄弟，先后领乡荐，极力营求，一举掷数万金不惜。光绪庚子以前，予亲见者尚如此。后遇永新龙舍人于京师，询其遗俗，今不然矣，诸生焚弃笔砚，展转谋食四方，多槁死。翰林回籍措赀，俗名‘张罗’，商贾皆避匿不见。科举废，学堂兴，朝局大变，盖不独江西为然也。”〔4〕
而光绪朝最后11位状元的遭遇远不如前亦是一证。“近岁十一科殿撰陈冕早卒，黄思永由狱中赦出，久之乃还原官。赵以炯、刘福姚、骆成骧皆困踬不起。后进若刘春霖、王寿彭入进士馆，屈伏充生徒。张建勋，吴鲁稍通声气，同时简放学使，又投之吉、黑。夏同龢游学东瀛，三年毕业归，自循其发已割辫，改易西装，妻孥相对悲咤。唯张謇以经商致富，人皆艳之。”〔5 〕科举末科状元刘春霖按惯例得魁后到各地“打秋风”，连在张之洞那里也受到相当冷遇，〔6〕后于40 年代在默默无闻中死去。清末年轻士子，在新的风气影响及有见识的父兄乃至官员鼓励之下，许多人已改进新学堂，乃至出国留学而不愿再应科举，或者脚踏两只船。
以上描述展现了清末一幅科场衰落的画面，这是一个自身已经数百年流弊，又遭遇数十年西潮轮番冲击，内忧外患下的传统中国，是一个已入衰态的传统中国，而并非是处在其盛期或者常态中的传统中国。近人所耳闻目睹的旧中国正是这样一个百孔千疮的中国。它仍属于传统社会，是传统社会的最后一段，但以之概括全部传统社会的历史却显然不妥。〔7〕一百多年前，龚自珍于吴市偶得康熙三十年旧本制举之文， 忽然有感，神游于往，赋诗曰：“红日柴门一丈开，不须逾济与逾淮，家家饭熟书还熟，羡杀承平好秀才。”〔8 〕康熙年间的中国之承平景象，确非道光年间的中国所能比，而道光年间的中国之尚能相安，也远非光绪年间的中国所能比，其后则更勿论矣。
二
以下我们将观察清代废除科举前四五十年间朝野的主要议论及科场改革，尤其注意那些与传统的批评及改革意见不同的新看法、新理由。晚清文字言语之禁已弛，士人多已敢放言，有一“夙有狂名”的举人饶廷襄说科举一途是明太祖有意禁锢败坏天下英雄才人之举，冯桂芬则认为验诸史实，此非正论，但嘉道以降，时文取士之功效确已渐不如前，至近二、三十年乃至等于探筹，所以，“穷变变通，此其时矣。”他认为，考试取士不过是区别人之聪明智巧高下而已，试诗赋，人则把聪明智巧用之诗赋，试经义，人则把聪明智巧用之经义，故所试异而所得仍同，但如果所试之事太易，则难辨聪明智巧之高下。所以，考试内容要有一定难度，这样，中材以下的人可知难而退，中材以上的人可奋勉而进。而所谓难者，不外乎经解、古学、策问，宜以经解为第一场，经学为主，且先汉学而后宋学，以策论为第二场，史学为主；以古学为第三场，散文骈体文赋各体诗各一首。并主考分校，搜检加严。〔9〕 总之，是提高难度，此基本上还是欲以传统方式减轻人累，而其“改会试议”，“广取士议”，基本上仍不出传统范围，但其“采西学议”、“制洋器议”等篇，却显然是对西潮涌入的吸纳回应，虽然所重还在科学器用，目的在“以夷制夷”。
王韬18岁即考中秀才，以后却屡试不中，太平天国期间先是向清廷献策，据说又曾向太平天国苏州当局上书。他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避居香港，又游历英法，对西方有了较切实的认识，力主变法自强，但其论科第仍不离传统大体，他引何镜海言说：国家之所以岌岌可危，在于“农多则治，士多则乱，非士之能乱天下，托于士者众，则附于仕者亦众”，又引管同之言说：“今之士，皆民之实而窃士之名。”今国家之于士，取之太多，简之太骤，人人皆可为士，而士遂为人所轻。为今计者，当废时文而以实学，略如汉家取士之法，又于考试之外行乡举里选，尚行而不尚才，则士皆以气节自奋。至于考试取士，亦当减其额，远其期，与其多取而贤不肖者皆多，毋宁寡取而贤不肖者皆少。〔10〕
郑观应于1874年在香港刊行的《易言》三十六篇本中“论考试”一篇则谓：古乡举里选宽其途以求士，严其制以用人，降而唐、宋、却严于取而宽于用，“其取士也隘，则豪杰每有沉论；其用士也宽，则庸妄不无忝窍。”此意是承黄宗羲的看法而来，〔11〕但郑又叙述了西人设数科量材取士，虽王子国戚，无不兼习各门科学，试为各种至贱至粗之事，“坐而言者，可起而行焉。”中国之士专尚制艺，将一生有用之精神，尽销磨于此无用之物，国家措治无从，“皆因仕、学两岐，以致言行不逮也。”然而，郑观应并不主张废文科，而只主张分列经史、策论、诗赋、政事四科以拔真材。在1894年出版的《盛世危言》“考试”篇中，郑观应又一次强调“一材一艺，总期实事求是，坐而言者，即可起而行”，说以之入仕的时文不能用于内政外交，而一旦入仕者又尽弃其所学，是“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在改革方面，这次他提出在文、武岁科之外另立一科，专考西学，而看其所列西学，主要是天、地、生、数、理、化一类自然科学，考取后曰“艺生”，此科亦即所谓“艺科”。又建议全国州县设小学，府、省会设中学，京师设大学。认为西人籍各种西法已臻富强，中国步趋其后，较易见功。〔12〕
郑观应已提出“富强”口号，但其注意得较多的尚是西人之技艺，至于对西人技艺之后的精神、价值观念的认识以及对富强目的与手段的阐述，自然远不及在英伦留学多年的严复。严复1895年2 月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一文，在文中指出了中国与西方价值观念的根本差异，与“日进无疆”的西人不同，中国“圣人之意”主要在相安相养，止足防争，天下太平。假如西人不来，未曾不可有相安之局，但西潮既已来，中国就不得不被驱向谋求富强之路了，而要求富强，求经济与军事的发展，学术文化就不能仅仅是人文的、文学的，而是要包括各种自然科学与技术，乃至以后者为主。所以，严复1896年在“原强”修订一稿中总结说：“故曰：‘民智者，富强之原。’”〔13〕严复指出旧日学校科举精英性的特点说：“至于吾民，姑亦无论学校已废久矣，即使尚存如初，亦不过择凡民之俊秀者而教之。至于穷檐之子，编户之氓，则自襁褓以至成人，未尝闻有孰教之者也。”〔14〕严复且认识到此一新途难与旧制并存：“今者物究则变，言时务者，人人皆言变通学校，设学堂，讲西学矣。虽然，谓十年以往，中国必收其益，则又未必然之事也。何故？旧制尚存，而荣途未开也。……是故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涂，而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15〕
严复认为今日中国不变法则亡，而变莫急于先废八股。其《救亡决论》一文主要就是批八股。他说，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并从知识、道德、社会后果三方面指出其大害有三：一曰锢智慧；二曰坏心术；三曰滋游手，但其所批主要还是在世俗和流弊。严复揭出旧科举的两个目的说：“夫科举之事，为国求才也，劝人为学也。”然后他认为：“求才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16〕这就在旧目的之上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目标——实用以臻富强了，即已带入了时代的、亦即西方的价值观念，而与其前所述中国古代圣人之意已经迥然不同了。集中体现为“富强”的“有用”并非中国传统的价值取向，而是新引入的价值标准。严复以此衡量旧学，则自然认为不仅八股制艺，举凡古文考据，汉学宋学一概“无用”、“不实”，当然，此无用“非真无用也，凡此皆富强而后物阜民康，以为怡情遣日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也”，〔17〕所以，今日皆宜束之高阁，先考虑如何救亡。驱夷之论不可行，则不能不以西学为要，“救亡之道，自强之谋亦在此。”而严复并非单线思维，以此纯为奔向光明而欢欣鼓舞，这正是其高出常人之处，他感觉到“运会”之大力，“运会所趋，岂斯人所能为力？”自今以后，“中法之必变，变之而必强，昭昭更无疑义，此可知者也：至变于谁氏之手，强为何种之邦，或成五裂四分抑或业归一姓，此不可知者也。”〔18〕茫茫大海，漂漂浮萍，只能委之运命了。
严复另一高人一筹处又在其看到现代学术须与政治两分，教育须与政治有某种脱节。他批评“今日学校官制之弊，实生于可坐言即可起行之立念耳。”〔19〕主张“学成必予以名位，不如是不足以劝。而名位必分二途：有学问之名位，有政治之名位。学问之名位，所以予学成之人；政治之名位，所以予入仕之人。若有全才，可以兼及，若其否也，任取一途。……农工商各业之中，莫不专门之学。农工商之学人，多于入仕之学人，则国治；农工商之学人，少于入仕之学人，则国不治。野无遗贤之说，幸而为空言，如其实焉，则天下大乱。今即任专门之学之人，自由于农、工、商之事，而国家优其体制，谨其保护，则专门之人才既有所归，而民权之意亦寓焉。”〔20〕严复为我们粗略勾画了一幅人们各自奋发，国家仅予保护，各种专门之学多途并进的现代社会的远景，而其间却不幸还可能要经历一个艰难的、在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中尤其突出政治、归重政治一途的过渡时期。
谭嗣同亦批评今之所谓官“甚伙而可纪”，尤其是保举滥，捐例开，“士农工商并出于仕之一途，屠沽无赖，错杂其间”。他主张办学会，使官中之人才皆出于学，而“官中之人才皆出于学，于是无变科举之名，而变科举之实”，〔21〕甚至“有废科举之实。”〔22〕
梁启超也与严复一样认为：假如中国能够闭关画界，永绝外敌，未尝不可以治天下，而且，他在1896年开始在《时务报》刊载的《变法通议》中的《论不变法之害》一文中，对清代之治给了相当可观的评价。在《论科举》一文中，他甚至对取代了世卿制的科举也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但今日与万国既通，要保国、保种、保教，则不能不变法，而“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 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法；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23〕中国要求自强于今日，必须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梁启超虽主张“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先“开绅智”，而“开官智又为万事之起点”，〔24〕但两者并不矛盾，因为正要借助绅权来“广开民智”，先使一部分人（绅士）明白起来，再使大多数人（民众）明白起来，此时绅权尚未与民权对，而是与王权对。正是从“开民智”的立场出发，旧科举的弱点立刻呈现，此正如梁启超所问：“故号为受教育四万万人，而究其实能有几人？”所以他忧虑一旦不再以经义取士，则儒教之经典殆几绝也。“吾恐二十年以后，孔子之教将绝于之壤，此则可为痛哭者也。”〔25〕
但更直接更紧迫的焦虑还是国家之救亡图存，保国先于保教。国家要救亡图存，则必须各行各业都有好学杰出之士：“凡国之民，都为五等：曰士，曰农，曰工，曰商，曰兵。士者学子之称，夫人而知也。然农有农之士，工有工之士，商有商之士，兵有兵之士。……今夫有四者之名，无士之实，则其害且至于此。矧于士而不士，聚千百帖括、卷折、考据、词章之辈，于历代掌故，瞠然未有所见，于万国形势，懵然未有所闻者，而欲与之共天下，任庶官，行新政，御外侮，其可得乎？”〔26〕
梁氏这里确实接触到了古、今之变的一个关键：即由旧科举到新学校的转变〔27〕，实质上是一个由选拔少数道德文化精英从政的制度（即它甚至还不是一种精英的教育培养制度，而只是一种初步的选拔制度），向一个普及全民教育、广泛实施专业、技术训练的制度的转变，前者是依附于一个等级社会，而后者是走向一个平等社会；所以前者必须严格精选，限制数量，保证质量；而后者则尽不妨广开学路，尽量吸引人受教就学，各学一技，各习所业。前面我们看到冯桂芬、王韬所主张的科举限额尚不离传统范畴，他们虽然也主张立艺科、办学校，但还是以科举为主。而梁启超则主张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即已不是以严限科举，而是以广开学校为主了，多设诸科只是中策，略变取士之具，改变考试内容已是下策了。他主张自京师以迄州县，以次立大学、小学、聚天下之才，不限额，不糊名，并使此学校亦寓“科举”意：“入小学者比诸生，入大学者比举人，大学学成比进士，选其优异者，出洋学习比庶吉士，……学成而归者，授职比编、检。”〔28〕但此“科举”意实际上只能约同于“分等第”，“奖优秀”，所以，这还不是融合两者，贯彻此一主张，旧科举实际将被新学校替代。
三
以上是在新形势压迫下要求改革科举的主要代表性意见，这些意见形成了一种有力的舆论，加上一批有现实感、有见识的实力派官员的努力，遂导致了自同治初至光绪中的一系列改革尝试。
1862年，恭亲王等奏设同文馆，当年同文馆在北京成立，1866年恭亲王又提议在其中添设算学馆，倭仁则反对招聘正途来学习天文算学。〔29〕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又建议设立了各种军事学堂，1875年，礼部奏请考试算学，1884年潘衍桐奏请开艺学科，1895年盛宣怀请设天津中西学堂，两年后又请设南洋公学，1896年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1898年初严修奉请设经济专科。然而，以上多属在科举之外“立”的措施，至戊戌变法时则对科举有“破”有“革”。1898年6月2日，杨深秀奏请厘定文体，各项考试不得割裂经文命题，6 月11日光绪帝诏更新国是，变法自强，先举办京师大学堂，6月17 日宋伯鲁奏请废八股，光绪令降旨，为刚毅所阻， 6月20日光绪为废八股事诣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旨，6月23日诏命自下科始，乡、 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亦即废除八股〔30〕，7月10 日诏改各省大小书院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7月19日从张之洞，陈宝箴7月4日所奏“妥议科举新章折”，定乡会试随场去取之法，将三场先后之次序互易，并推行于生童岁科考，且令嗣后一切考试，不得凭楷法优劣为高下，7月25日部颂发张之洞所著《劝学篇》于各省：8月19日诏停止期考〔31〕。9月21日复由慈禧临朝训政，变法失败。
回顾清代，康熙朝是一个休养生息、国泰民安、统治层最有生气也最有信心的朝代，雍、乾两朝承其积累下来的国力并予以展开，使繁华与武功都达到了一个高峰，然到乾隆晚期，内囊已开始上来。当道光年间中国与西方大规模冲突之际，不巧正是一个西方解脱羁绊、发展气势最盛，而中国却正接近一个王朝的晚期，是一个积弊日多、积弱趋深的时期。西方列强的几次入侵使中国的元气受到了严重的斫伤，而在沉重的人口、生计的压迫下，由华南贫瘠之地兴起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席卷了半个中国，尤其使中国最富庶的一角——东南部的经济实力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然而，在此之后，在一批最早有所觉悟的官员的艰苦努力之下，仍然有过一个短暂的同治中兴，但毕竟这样一个老大的帝国适应新形势的调整速度远远赶不上西方进逼的速度，乃至也赶不上急起直追学习西人的东邻崛起的速度，光绪初中法战争的刺激，把一批原先的清流党（多为翰林）也驱入了适应改革的潮流，而甲午中日战争的刺激更使朝野震动，使整个士绅官员阶层都受到一次深深的震憾，于是就有了1898年的百日维新，而如果说上次是居清要的“翰林造反”，这次就主要是刚入仕的“进士、举人造反”了，这次维新表面上虽然失败了，但由于其后深藏的社会矛盾及危机并未解除，所以在经历了庚子事变之后，从1901年起，朝廷实力派自己发动了改革，而这次新政改革的规模与深度，实已远远超过仅仅三年前失败的变法维新，其中就包括1905年的废除科举。
总之，中国在晚清未遇西方前已陷入某种传统王朝经常遇到的危机，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主要并不是由于外部的刺激而起，而是内在矛盾的爆发，其后虽有短暂的中兴，但由于新的时代因素的介入，传统制度已难凭自身走出这一危机，结果就是不仅科举制度，而且是整个传统社会的被打破。但是首先覆灭科举却是颇具戏剧性的一幕，这一中国历史上最具形式理性、平等精神和个体主义色彩的制度，却必须在中国想进入“现代化”时最先被废除，这真像是历史的揶揄。
注释：
〔1〕何刚德：《客座偶谈》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2〕陈独秀：“实庵自传”，收在《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 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59页。
〔3〕见钟毓龙：《科场回忆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4〕〔5〕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二。
〔6〕参见张达骧等文“张之洞事迹述闻”， 载《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4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7〕有些学者，包括一些专研近代史的西方学者， 因未能上溯传统社会的历史，往往以其所见的清末民初的中国来概括整个传统中国。
〔8〕《龚定庵全集》“古今体诗”下卷。
〔9〕《校邠庐搞议》“改科举议”。
〔10〕参见《韬园文录外编》卷一“原才”、“原土”，卷十二“取士”、“重儒”等篇。
〔11〕见《明夷待访录》“取士下”
〔12〕以上分别见《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4～106、203～204、292～301页。
〔13〕《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29页。
〔14〕〔15〕〔16〕〔17〕〔18〕同上书第30、43、30、44、50页。
〔19〕参见前郑观应语。
〔20〕《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9～90页。
〔21〕《壮飞楼治事十篇》第六“仕学”。
〔22〕其父湖南巡抚谭继洵光二十四年有“立学校之规模”与“筹科举即出于学校”二折，亦有兴学校而使科举名存实亡、不废而自废之意，但取而代之的官方“学校”尚不用于民间“学会”。
〔23〕同上书，第26页。
〔24〕可参见其1898年初所撰“论湖南应办之事”。
〔25〕同上书，第39页。20余年后，差不多正是五·四运动开始批孔之时，此一批孔在70年代中国大陆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达到最高峰。
〔26〕同上书第34～35页。
〔27〕虽然当时人并不一定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由传统选举到现代学校的质的转变，而常是以复“三代”之学校为理由。
〔28〕同上书第54页。显然，在教育一旦普及，真的实施了全民教育的情况下，大学学成乃至留洋博士何能与昔日进士地位相比？今日数百万大学毕业生从数量大概只能约略与往日诸生相比，对社会的影响力也已远不如诸生。
〔29〕他认为“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算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十七。
〔30〕又据梁启超《戊戌政变纪事本末》，旧历三月康有为等就曾奏请废八股，为礼部尚书许应骙所驳。四月初旬，梁启超复联合举人百余名连署上书请废八股，亦格不达，当时多数举人因与八股性命相维，闻梁此举，“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谣言，几被殴击。”
〔31〕参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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