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作为经济学中的一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个问题论文,阶级论文,学中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经济学对阶级问题的拒斥，包含了双重讽刺。首先，阶级已被证明是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其次，阶级在亚当·斯密和其他经济分析的奠基者的著作中，也得到很好的认识。从18世纪亚当·斯密关于早期资本主义的著作，一直到20世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大萧条及其缓解措施的分析，经济理论对阶级在经济中的重要特征，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但到了19世纪晚期及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经济学关注的范围与主题发生了转换，其转换途径之一就是使得阶级变得无关紧要，并将其驱逐出经济学的学科范围。
这一变化的主要知识特征（intellectual feature），就是经济学作为一门学术性的学科，几乎完全将市场当成自己关注的专属领地，将“市场”简化为一种机制，用以组织和管理稀缺条件下的生产与消费。与这一新的关注焦点相伴随，是该变化的主要技术特征（technical feature）：在探究市场活动中个人与商业行为及其对市场后果的效应中，形式化的数学模型作为一种方法取得了支配性地位。
通过将市场机制从作为社会关系的经济中分离出来，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被缩减了。这弱化了经济学与其它社会科学的联系（此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发生了其它学科常常被化约为数学模型的现象）。这一化约论主义通过定义掩饰了权力关系。
坚持和研究阶级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其实就是承认它在经济当中的应有地位。阶级并非根据某些个人内在特征的清单对人们进行归类的各种贫乏的层次。阶级是生动的社会产物，当商品与服务被生产出来之际，人们之间的交互作用被确立，阶级也随之浮现。它们依次对人们之间的收入、财富以及产出与分配产生影响，而这些后果反过来也会影响到生产的模式。
在美国，大多数人属于工人阶级。① 例如：分布在各个产业当中，具有各种不同国籍与种族的男性与女性，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蓝领，白领和粉领；那些对自己的工作节奏与内容只有很少控制权的人们；那些自由职业者；那些在工作上听命于纪律与雇主需求的人。他们之所以构成一个阶级，是因为他们与另一个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共有一种关系，后者通过权力的运用而控制商业经营并雇佣工人阶级。在美国，工人阶级占整个劳动力人数的62％，资本家则为2％。
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大多数美国人是“中产阶级”。一般说来，“中产阶级”暗示着某种生活格调，意味着稳定的工作，能够消费远远超出最低生存线之外的商品与服务，尽管其代价是不断增长的消费债务。然而，若从权力的观点来看阶级，我们便能够发现：大多数人属于工人阶级。中产阶级的组成，包括专业人员、管理者、小业主等。他们在经济权威结构中的地位介于工人阶级与资本家之间，他们的阶级经验含混而矛盾——有时与工人相似，有时则流露出对资本家的眷念。在美国，中产阶级在劳动力人口中的比例是36％。
一旦我们重申经济学的传统领域，去研究那些制约生产、交换与分配的社会过程，就会发现阶级与当前的论题有着密切联系。尤其是当我们首先从权力的角度，而不是从收入或生活方式的角度去理解阶级的时候。权力在经济关系中的运作，常常是阶级动力的指示剂，且往往会以曲折的方式决定市场后果。以下我们将通过经济中各个方面的案例来说明这一点。
工资和利润
1776年，亚当·斯密写作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探研》一书。该书作为激辩的产物，反对商人的权力和国王赋予他们的垄断性保护。② 亚当·斯密的中心论点是：财富的源泉存在于商品的生产过程中，而不是商品的交易过程中，他通过对劳动分工、利己主义及竞争力量的洞察，展示了市场如何刺激和调节生产，从而在一个有序的社会中，实现财富的持续增长。
亚当·斯密坚持认为，所有的财富源于生产。他将关注点集中于劳动分工，认为这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基础。同时，他也强调和解释了劳动在财富生产中特别的重要性。斯密很清楚，所有价值的源泉都存在于生产劳动中：“因而，劳动添加在物质原料中的价值，自身又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被用来支付工人的工资，另一部分成为企业主的利润……雇主雇佣工人是不会有任何收益的，除非他所期望的工人工作成果的销售所得，超过那些足以替代的商品供给。”③ 斯密看出， 商业所有者手中的资本积累，并非来自商人自己的活动，而是特别地来自其工人的生产性活动。斯密和其他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将阶级结构作为经济生活的事实接受下来，并明确评论在所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利益差别。
今天，阶级在经济学中重要性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与卡尔·马克思有着密切关联。 但是， 我们都知道现代经济学中阶级的浮现要比马克思的《资本论》早将近100年。1852年，也就是《共产党宣言》发表4年之后，马克思描述了他在阶级理论中的贡献：“……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④
在《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和其它著作中，马克思详细阐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并将其关于生产的阶级分析，发展到一个新的、甚至使资本家感到威胁的阶段。⑤ 与此同时，19世纪晚期的工业革命大踏步前进，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体系得以巩固，极大地摧毁了英国与欧洲的封建主义及美国的奴隶制度。
1870年，正是在这些新背景下，3位彼此独立地工作于3个国家的经济学家，开始以一种完全不同方式来理解经济行为。由英国的斯坦利·杰文斯（Stanley Jevons）、澳大利亚的卡尔·门格尔（Karl Menger ）以及瑞士的莱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所详尽阐释的“边际革命”，起源于商业与家庭决策中的通常愿望，即以给定的可用资源使得利润或快乐最大化。为了达到这种被假设为自然和普遍的人类欲望，他们建议人们以如下的方式表现自己的行为，以便使得任何经济行为中所增加的成本（采取这一经济行为所需要付出的），等于该行动中所增加的收益。也就是说，人们采取行动以使得所增加的边际收益等于所增加的边际费用。如，雇佣一个人、生产一个单位的产出，或是购买供其消费的另一单位的任何产品。与古典经济学将长远的经济增长作为研究的中心不同，这一新的方法将可用的资源当作给定的，并探究如何更好地配置这些稀缺资源，以竞争可能的目标。⑥
然而，边际主义在经济学中占据统治地位，要到30年之后。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边际理论的创立者是存心想去创造一些新的东西，以明显的企图去回答马克思或为资本主义所遭遇的批判而辩护。但新的方法确实取得了显著的地位。其部分原因在于：它为其倡导者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武器去反对马克思的剥削理论。通过简单地变换主题，通过置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与资本的积累问题于不顾而偏好于静态的配置问题，边际主义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新边际经济学同样挑战从斯密到马克思的古典经济学家所发展的、支配经济学达100多年的方法。 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米科（Ronald Meek）所言：“在价值理论领域， 新趋势的显著标志是以各种方式建立‘效用’基础之上的价值的主观理论的出现。……价值理论的主要关注点，已经从作为生产者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移到人与商品之间的关系。逐步发展起来的分配理论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受三位创始者的启示并建立于他们工作之上，且遵循着大体一样的发展方向——认为提供了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阶级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从本质上来说与市场过程中提供给它们的报偿，没有任何关系。”⑦
边际革命拒绝阶级中的权力关系，特别是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认为它对工资、利润或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国家产品分配没有什么影响。替代那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是边际主义者对人与产品或简单的产品与产品之间关系的关注：额外工人的使用，将产生多少额外产出；额外资本设施的使用，将导致多少额外的产出。
边际革命对经济学分析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包括我们对于工资与利润决定因素的认识。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回答以下问题：工人所获得的工资与其所生产的是一致的吗？或者说其工资与其生产投入相比较是相称的吗？斯密与古典经济学家赞同后者，认为工人所获得的工资仅仅满足其工作需求以及抚养那些将在他们退休或死亡后作为替代劳动力的下一代孩子的费用，即所谓“生存最低工资”（subsistence wage）。“生存最低工资”未必只限于满足生物性的生存需要，而取决于工人在与雇主斗争过程中所确立的合理生活的标准。
反之，边际主义者则认为工人的工资相当于工人所生产产品的边际价值。这一新的教条所形成的统一理论认为，所有的“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都得到了补偿。这些要素都得到了补偿，无论其形式是工资、利润或租金，原因在于它们作为生产投入的最后单位产生了边际价值。由于每一生产要素的投入在额外的投入单位中都产生了额外的价值，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每一要素的所有者——工人、资本家、地主，也在总体的价值中各得其所应有的份额。
当边际主义者与古典的理解进行争辩的时候（后者认为资本家在给予工人最低生存工资的同时从其生产中获取利润），他们抹去了阶级区别。反之，他们将每一个人视为相同的经济主体，唯一的区别仅仅是名称或特定的功能不同。每一生产要素都与其他要素的所有者一样，都想在市场中获得最好的可能回报，这些回报都建立在相同的边际生产率的规则基础之上。正如经济学家及经济学说史学家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在提及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构想及其后期的古典传统的时候所指出的那样（这一评价对于边际主义者同样是贴切的）：“社会阶级不是活生生的、抗争的存在，而是贴在各种经济功能（或各种功能范畴）之上的标签。个人自身也不再是活生生的、战斗的存在；他们继续被仅仅当成用来悬挂各种经济逻辑命题的晾衣绳。”⑧
在边际生产理论中，利润作为资本的回报，源自资本的边际产出。也就是说，寻求回报的资本的额外投入，会导致额外的产出。但是用边际理论去计算这种资本的回报，几如登天之难。⑨ 除了这一理论困境， 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边际理论面前，这就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与实际工资的增长之间并不存在必要的联系。在二战后的25年里，美国工人的工资确实在生产力提高的同时，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增长。但是自从1973年，这种同步增长的相关性结束了。在余下的30年里（除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3年），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增长，而真正的收入却下降了。⑩
换言之，在1945年后的25年里，工人获取自己在生产份额中所得的能力，导致了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上升。这一时期也正是（而非恰好是）工会力量相对强大和富有影响的时期。到了20世纪70年代，工会的力量被侵蚀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了质的改变。(11) 商业领导人及其政治联盟自身的利益步步进逼，这导致了工人阶级生活水平在30年里的下降和工会力量的愈加弱化。自1973年后，正如美国以及全球范围内的不断加剧的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所表明的那样，作为经济持续增长基础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完全倒向资本一方；同时伴随的，是这一时期的更低的实际工资。(12)
这一历史表明，工资并不像边际主义者所解释的那样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毋宁说，工资与所在时代的文化与期望相对应，工资规定着工人的能力，使其能够购买所需要的生活水准。当工人阶级被强有力地组织起来的时候，它就能够在实际工资与生活状况方面获得增长（当然，这必须建立在与之有关的商品与服务的实际生产能力的基础之上）；当工人组织软弱的时候，就会面临生活水准的下降、低工资、福利削减、工作时间延长以及失业可能性的增大等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人阶级的生活，已经表现所有这些特征。
反之，在这一期间继续保有权力的工会甚至在乔治·W.布什执政阶段， 都会得到政府有限的让步与偶尔的胜利。2003年，美国通讯工人协会（CWA ）在纽约州的沃瑞政（Verizon）示威，因为解雇违反了通讯工人协会与该市达成的集体协议，仲裁结果成功地使2300个工作岗位获得恢复。(13) 在公共部门， 代表纽约市超过34000工人的交通工会地方100（Transport Workers Union Local 100），在2002年的年终成功地以罢工相威胁，该举措在普遍的预算危机的大环境下，依然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如健康基金的大幅增加、行为规范的重要改变、工资的适度上调等。(14)
与没有加入工会的类似的工人相比，诸多证据表明：工会和集体谈判有利于工会成员的工资、福利和劳动条件的改善。(15) 工会对工人的保护， 还能够提高工人的生产力，提升其生产产品的质量，以及其改善其它商业活动的方式。工会在场与否，其中受影响的一个商业指标就是利润。(16)
正如以上以及其它的案例所表明的那样，是什么决定着收入与财富的分布？经济学家们对于上述问题所表现出的理解能力，要求我们将阶级分析带入到分析中去。为了有效地达到这一目的，经济学中的阶级表达，应该是熊彼得构想中“活生生的、战斗的存在”，而不是当前那些“贴在各种经济功能之上的标签”。将阶级视为一种权力的关系，对这一分析路径大有裨益。
全球化与国际贸易
在新近的新自由主义时代中，“市场”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呈现出一种近乎护身符般的（talismanic）魔力。在由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自冷战后鼓吹资本主义的智囊们所讲述的故事中，每一社会产品都应该在世界各国中不受限制的市场里得到实现。
但是在国际经济中，就像在本土经济中一样，市场为阶级权力所建构，并对不同的阶级产生不同的后果。国际经济事务中的新自由主义，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而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大行其道。它与美国本土经济中的关于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的兴起是同步的。自二战后显现而得以发展的经济学格局中两个领域，都发生了改变。取代那些建立在凯恩斯式的认识基础之上（市场的局限性和政府有必要采取行动以稳定经济）的制度与政策的，是对“自由”市场的愈加信赖与偏好。(17) 与这些宏观经济及其调控政策的变化相对应的，是劳动力市场中提高“柔性”的实践，这意味着工会的削弱，意味着工人更加赤裸裸地暴露在雇主的雇佣权力之下，从而导致工资工作条件以及劳动者生活水准的下降。
国际范围内的工人阶级境况和我们在美国所能观察到的情况是一致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财政部所施加政策的影响下，日益增加的不平等在一个又一个国家蔓延。增长率在下降而不是上升，饥饿在蔓延而不是消退。强制取消重要消费品补贴的措施，导致了成千上万人的绝对贫困。同时，在每个国家里，总有一小撮群体和资本家的角色搭上新的关系，并发展得令人难以置信地好。(18)
经济学家知道，国家之间的贸易能够为更大财富的生产创造条件，这主要是因为贸易能够促进专业分工，而专业分工反过来又能够提高生产力。就像德克萨斯与纽约之间的贸易有利于双方一样，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贸易对两个国家都是有利的。但是，经济学家同样明白，仅从市场的角度出发，无法说明贸易收益是如何被分配的。譬如，增长的生产力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增加工人或资本家的收入，国际贸易中的收益也能够流入某一国家，或是贸易国双方（在每一国家内则在不同的阶级中分配）。贸易（无论是国际贸易还是本土贸易）所得的分配情况，其实是贸易者相应权力的产物。
19世纪早期的英国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发展国际贸易有助于增加双方收益的理论方面着力甚多。李嘉图创造了“比较优势”这一概念，来解释国际贸易中的收益现象。大多数导论性的经济学教科书都一再引述着李嘉图著名的经验案例，即英国应该专门从事纺织的生产，而葡萄牙则专门致力于酒的生产。因为与每个国家自己独立生产两种产品去满足自己的需求相比，如果英国生产更少的酒和更多的布匹，并将剩余的布匹去交换葡萄牙所生产的额外的酒，而葡萄牙也减少在布匹生产上的投入，那么，双方就会得到更好地满足。这种得到贸易支持的专业化，将会使得每一商品生产得更多、花费得更少，这对贸易来说是一个强有力的刺激。
李嘉图的理论解释了英国出口布匹到葡萄牙同时也从对方那里进口酒的经验事实。但是他也说明，这一安排并非紊乱的市场力量对于两国“比较优势”施加作用的简单结果。正如哈利·麦格多夫（Harry Magdoff）所指出，英国与葡萄牙之间的贸易模式，发源于超过两百年的两国关系。而这些关系的起源，要远远早于李嘉图的观察。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英国在经济上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这一地位得到军事力量的有效保障，不容任何力量的挑战。英国禁止葡萄牙生产布匹，以免自己的布匹出口优势受到挑战，同时又鼓励葡萄牙生产酒类并出口，其目的是籍此压制自己的对手法国。(19) 可见，市场确实能够作为一种技术性机制发挥作用，如配置资源、组织贸易等，但是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绝不能够脱离贯穿其间的社会权力背景。阶级分析在这一背景的分析路径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在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中，我们能够看到同样的自由主义贸易机制在发挥作用。美国作为“自由贸易”的主要拥护者，无耻地依赖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以保护本土特殊的商业利益。从每年支出的数以十亿计的农业补贴（这些补贴中的很大一部分被数量有限的农场主获得，但主要部分用于支持工业(20)）一直到保护钢铁工业的关税。它们包括由克林顿总统洽谈并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IT）中的“自由贸易”特别备忘录，其目的是保护佛罗里达以及路易斯安纳州柑橘与糖类作物，并换取国会议员的承认与选票。而工会试图通过在贸易协定中拟订强制性的劳动标准，以确保劳工保护的有关尝试，则常常因为被认为是特殊的利益且违反“自由贸易”的原则而被拒绝。
尽管美国国内的阶级力量也会形成市场规则与模式，但美国作为一种帝国力量，依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着有利于美国资本的安排。2002年，由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清楚地宣称，美国在必要的情况下将单方面动用军事力量干预地球上任何地方，以保护寻求更好市场条件的投资者的利益。(21)
美国军事学说的发展与这一野心是相匹配的。1997年，美国空军司令豪威尔·M.伊斯特三世（Howell M.EstesⅢ）在解释美国太空武器的目的时宣称，美国太空武器的目的是“在军事行动的空间维度占据支配性地位，以保护美国的利益和投资”。他陈述道：“军事力量的发展，就是要保护国家利益与投资——无论它是军事的还是经济的。在海洋贸易兴起的时代，国家建立海军以保护和提高商业方面的利益。在美国大陆的西部拓展时代，军事前哨与骑兵部队出现的目的是保护我们的货车、居住地与铁路。太空军事力量的出现，也遵循着这些历史模式。(22)
我们的战略计划者，很清楚导致不平等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含义：“尽管美国在全球范围还不太可能遇到同等水平的竞争者，但是它依然会在区域范围内遭遇挑战。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将会持续下去，与之相伴的是那些‘应有尽有’者与‘一无所有者’（the haves and have-nots）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23) “应有尽有者”与“一无所有者”的口语化的表达，折射了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出现，这也意味对资本主义体系及其全球化运作，要予以更加严格的分析。
阶级、意识形态以及生产与交换的真实世界
阶级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范畴，这是否意味着将价值判断与主观争议带到当前经济学对市场特征的科学而客观的研究中去？我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既不能简单地说是，也不能够简单地说不是。
首先，不管你的信条是什么，一旦将阶级带回到市场中去，它具有重要的解释力。我们在上文中所看到的工资、利润与全球经济分析中的阶级的缺席问题，同样会在以下问题的研究中出现，如公共财政、调控政策、财政与金融政策、健康与保健系统等其它经济学的有关专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将阶级作为满足左翼经济学家偏好的意识形态范畴驱逐出去的原因。
理解阶级的重要性及其在经济中的功能，并不是说就不需要去详细了解市场的运作。马克思了解分析市场的必要性并承认供求关系的重要性，但他是将这些概念置于社会背景之下去分析的。对马克思而言（有时候还包括那些他在大英图书馆写作《资本论》时充分汲取其著作精华的古典经济学家），社会背景（social context）具有本质的重要性；而阶级关系则是其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受边际主义者的影响而发展出来的技术程序（例如，线性规划），有助于我们更有效地生产，各个阶级都从其中获得了好处。正如罗纳德·米科所指出，“我们应当记住经济学家和算计者正在试图做的事情。他们在本质是试图节约——在人的支配下使得稀缺资源获得最好的利用。令我迷惑不解的是这种节约的本质，居然被认为应该成为追求的最终目的，无论是在艺术、文学、音乐当中，还是在某种意义上显得肮脏卑鄙的平凡生活事务中。”(24) 以给定的资源尽可能多地生产；对有限的预算进行分配，去购买系列商品使购买者获得最大可能的满意；从各种方法中进行选择，以便在满足生产目的时候最大限度地保存资源。以上问题，尽在经济学家的技术掌控之中。然而，当人们把经济作为生产与分配的引擎之时，上述问题的解决并不能够穷尽人们所面临的所有事宜。甚至是在以上所描述的诸如“最大化问题”这样的有限领域里，也是如此。譬如，如何理解不同人们的选择与决定？如何理解他们生活领域中所面临的经济约束？在这里，阶级扮演着重要角色。
或许有人会争辩说，边际分析本来就是在给定人们的偏好和限制因素的框架内进行的。它们是一些简单的事实，就像最大化的欲望占据着首要地位一样。这就把我们引到问题的另一个层面，即阶级是否真的是一个被引进到经济学中去的意识形态范畴。
经济学家倾向于赞成所谓“实证经济学”（positive economics ）与“规范经济学”（normative economics）的分野。(25) 前者关注事物“是什么”，后者则关注事物“应该怎样”。经济学家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在世界秩序应该如何组织、经济资源如何运用等问题上，会表现出个人偏好。这些个人偏好或许会以如下的方式表达，如：“更多的经济平等要比更少的经济平等要好”；“只有那些具有支付能力的人才有资格获得医疗保健服务”；“住房支出不应该用超过人们收入的20％”。这些关于经济的规范陈述，都是些披着合法化外衣的价值判断，经济学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或专业的身份去支持或反对这些陈述。在这些问题上，经济学家意见的分量和社会上其他人的看法的分量是一样的。
另一方面，实证经济学是经济学家的专有领地。它潜心研究那些将市场运作当成客观事物的知识。例如：“如果某一产品的价格上升，人们对于它的需求就会下降”；“若保持其它条件不变，削减低收入者的税收会导致需求的上升”。区分“实证的”经济学与“规范的”经济学的要害在于经济学家声称，那些用于研究市场机制的“实证经济学”工具，是经济学的专属科目。实证经济学的研究发现，对所有政治的和意识形态信仰的人们是适用的，但这些信仰本身，却与经济学的本质格格不入具有不同。它们更应该是政治学、哲学、心理学和其它学科的研究对象。经济学关注的焦点应该是市场法则的事实与市场机制的客观运行。在经济学研究中，没有价值的位置。遵循这一标准，将阶级与阶级冲突引进到经济学模型中去，是将政治和价值判断含蓄地引到经济学中去的越位之举。
尽管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区别看起来似乎很诱人，很富有启发性，然而事实并不完全如此。所谓的市场“规则”，其实也是完全建立在诸多价值判断的基础之上的。譬如：“个人作为独立决策者的首要地位”的假设；“个人幸福源自市场中可能获得的商品与服务”的假设。将阶级引入经济学的图式中去，并不见得比将个人主义引入到其中更具意识形态色彩。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重要而独立于解释它们的理论的事实，要具有优先地位”的断言，并不能使人满意。正如历史学家卡尔（E.H.Carr）所揭示，在各种各样与经验相互纠葛的“事实”、“事件”、“行为”和“时期”中，我们之所以认为有些事实、事件、行为有趣而重要，是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添加给这个世界的理论框架相契合。“事实”与“理论”是密不可分的，它们彼此一旦离开对方，就毫无意义。(26)
当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宣称只有个人才是真实的存在而社会不过是一种虚构（更不用说社会中的阶级）的时候，她其实是在作一个对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而言至关重要的意识形态宣称。这种宣称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价值来说是正常的。因为它所寻求的，正是保护个人免受政府权力与管制所施加的不适当的限制。
1964年，罗纳德·米科在就任莱斯特大学（Leicester University）经济学系主任时的讲话，则与这些态度明显不同：人类终于开始驾驭这架机器（即市场），它迄今为止都在控制人类的经济命运……首先，在那些人类认为决策应该有意识和有目的地实施的重要领域，应该根本性地阻止市场这架机器的进入；其次，应采取措施确保市场机器在其它领域所造成的后果，与人类自己的目的一致。(27)
我们已经目睹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事实，看到了贯穿资本主义历史、不受管制的资本所带来的掠夺性与破坏性的后果，看到了市场作为调节机制的经常性崩溃。而且，我们能够推论，这些崩溃是社会功能障碍的体现，不管其形式是大规模的失业还是安然公司的工人失去退休金，抑或是2001年加利福里亚居民因能源公司被解除管制而遭遇的价格欺诈，都导致了无人愿意接受的苦难。当罗纳德·米科告诉人们要学习“驾驭市场经济”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谈论要对私人行为施加社会制约，特别是资本家的行为。他还告诉人们要将市场从一些涉及到人类福利的“重要领域”中驱逐出去，譬如医疗保障与住房。
罗纳德·米科在1964年的评论，在英国、欧洲和美国的社会经济政策中得到了高度认可。而那些年代，正是被称为伟大的社会和向贫困宣战（Great Society and War on Poverty）的日子。在这里，占据优先位置的并不只是价值负荷。只有当工人阶级在场且社会力量能够集中政治能力去限制资本的权威以及市场的首要地位的时候，这些价值才具有现实性。这些力量在19世纪晚期的欧洲和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都发挥了作用。米科的经济学思想现在似乎变得遥远起来，这也清楚地表明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力量，在政府干预的时代里，发生了转换。
毫无疑问，经济学中的阶级在具有解释力的同时，也承载了意识形态色彩。但是承认阶级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接受马克思所特别赋予工人阶级的革命的重要性。马克思对于阶级分析的这一贡献，依然是一个开放的经验问题，其解答将有赖于历史的发展。而现今的资本主义历史，其经济的几乎所有方面，都见证了阶级的持续存在及其深远意义。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论：阶级力量塑造历史。历史不会被任何个人或阶级控制。在历史进程中，没有注定的结果。资本家把自己组织起来，按照他们的利益去影响事物的发展，无论其形式是政治游说还是研究中心、贸易组织，更不必说动用本土或国际范围内的武装力量了。工人阶级也能创建自己的组织，来促进和推动自身的利益，塑造国家的未来。经济学在这一阶级冲突中，已无处可逃。
“阶级”作为一个知识范畴所反映的是涉及经济权力的社会现实。而权力是复杂的，它影响人们生活的诸多方面。种族与性别则是另两个有关生活权力关系的知识建构。阶级、种族与性别是不同的，但并非完全分离。(28) 没有不受种族与性别影响的阶级经验，也没有不受阶级影响的种族与性别经验。阶级的系列研究，必须与种族和性别的研究结合起来。
理解像阶级这样复杂的事物，凭借任何单一学科的工具是难以胜任的。正如工人阶级研究的领域所昭示的那样，阶级与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的探究有着密切的联系。工人阶级研究的发展，既可以通过特定学科的调查，也可以通过跨学科对话和相互比较来获得。
正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在经济学中对阶级予以关注，不仅对自身来说是重要的，经济学家对阶级的处理，还有助于其它领域的研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学是将阶级置于生产过程之中的。这使得经济学家们倾向将阶级的讨论，奠基在物质世界之上。阶级起源于生产之中，这一见解为政治学和历史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基础，也为文化研究开启了物质之门。
收稿日期：2007—03—01
注释：
① 关于阶级定义与美国阶级构成的经验研究的更加详细的内容，参见Michael Zweig,The Working Class Morking:America's Best Kept Secret.Ithace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0,Ch.1。
② 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NY:Modern Library,1937.
③ Smith,op.cit.48.
④ Karl Marx,Letter to J.Weydemeyer,March 5,1852,in Robert C.Tucker (ed.) The Marx-Engels Reader,2nd ed.NY:W.W.Norton,1978,220,original emphasis（本部分的译文参照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547页的译文）。
⑤ Karl Marx,Capital,3 vols.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67: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3 vols.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52.剩余价值理论的第一卷最能够体现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经济学的阐释与批评。
⑥ 参见Mark Blaug,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4th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294—327; Ronald L.Meek,Smith,Marx,& After.London:Chapman & Hall,1977,163—175; William K.Tabb,Reconstructing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Routledge,1999,91—110。
⑦ Meek,166—167.
⑧ Joseph Schumpeter,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1954].London:Routledge,1994,886—887.
⑨ 边际生产理论中的计算问题引发了在1960年代被称为“剑桥论战”（Cambridge Controversy）的争议。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中发现这一问题的经济学家与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其观点彼此对立。关于这一问题的简要总结，可参见William K.Tabb,op.cit.,155—156; Howard Wachtel,Labor Economics (3rd ed) (Ft.Worth:Dryden Press,1993),91—93。对这一问题的技术调查， 参见Piero Sraffa,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Prelude to a Critique of 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0)。
⑩ Zweig,Working Class Majority,62—65; Larry Mishel,et.al.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2002—2003.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3,156—158.
(11) Nelson Lichtenstein,The State of the Union:A Century of American Labor.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 Joshua.B.Freeman,Working Class New York.New York:The New Press,2000; Michael Zweig,The Challenge of Working-Class Studies,in Zweig,What's Class Got to Do with It? American Society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4.1—17.
(12)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P60—209,Money Income in the United States:1999.Washington,DC,2000,Table B—3,up-dated at www.census.gov/hhcs/income/histinc/ie1.html; Edward N.Wolff,Top Heavy:The Increasing Inequality of Wealth in America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New York:New Press,2002.
(13) Steven Greenhouse,Verizon Is Told It Must Reinstate2,300 Workers Let Go Last Year,New York Times,July 12,2003,C4.
(14) Steven Greenhouse,Transit Strike Averted after Tentative Deal Is Reached,New York Times,December 17,2002,A1; Steven Greenhouse,Contract Gains Won't Finance Higher Wages:M.T.A.Failed to Get Main Productivity Goal,New York Times,December 18,2002,B1; Randy Kennedy and Steven Greenhouse,To Move Ahead,Each Side's Negotiators Had to Loosen Grip on the Past,New York Times,December18,2002,B10.
(15) Mishel,et.al.,189—196.
(16) Richard B.Freeman and James L.Medoff,What Do Unions Do? Boston:Basic Books,1984.
(17) William K.Tabb,The Amoral Elephant:Globalizat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Social Justi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1.
(18) Jeff Madrick,Regardless of Progress of a Few,Many Nations Still Face Economic Despair,New York Times,August 7,2003,C2; Joseph E.Stiglitz,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New York:W.W.Norton,2003.
(19) Harry Magdoff,Imperialism:From the Colonial Age to the Present.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8,154—159.
(20) 20 National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Service,1997 Census of Agriculture,AC97—A—51.Washington DC,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Vol.1,Part 51,Table 5.
(21)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alls Village,CT:Winterhouse Editions,2002,issued by President George W.Bush on September19.2002 at www.whitehouse.gov.See also David E.Sanger,Bush to Outline Doctrine of Striking Foes First,New York Times,September 20,2002,A1,and related stories on A14.
(22) United States Space Command,Vision for2020,Febrary 1997 (contains no pagination as downloaded from www.spacecom.mil/visbook.pdf).
(23) Ibid.
(24) Meek,187—188.
(25) 这一区分最初见于经济学家凯恩斯，并在弗里德曼那里得到充分的发展。参见：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6,Part I。
(26) E.H.Carr,What Is History? New York:Vintage,1961,3—35.
(27) Meek,187.
(28) Michael Zweig (ed),What's Class Got to Do with It?,Part I.
校对：官进胜，男（1965—），上海行政学院科社教研部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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