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消费需求变动的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近代论文,消费需求论文,变动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67（2003）05-0064-07
消费需求不断上升的变动趋势，反映了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在消费需求领域中的具体化。近代日本经济最根本的特征是由自然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由封闭经济转化为开放经济。过渡型经济形态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需求导向作用的显著和强化。日本自19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近代化至20世纪40年代的50余年中，消费需求的长期变动总体上呈现出明显和快速的上升趋势，并表现出阶段性的发展特征和周期性波动规律[1]。消费需求不断上升的变动趋势，受多种客观条件和因素的影响。因为消费需求总是以人为主体和归宿的社会需求，因此从最一般意义上说，凡是影响人的需求以及与其有关的派生需求的因素，如经济增长、收入水平、人口状况、就业状况、资源禀赋、文化传统、社会习惯、民族习俗、市场状况、物价水平和体制、政策、战争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等等，都会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以一定的方式影响人的消费需求，从而成为影响消费需求变动的因素。本文主旨就是对影响近代日本消费需求的变动因素展开实证性分析，论证近代日本消费需求变动的内在规律。
一
近代日本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是消费需求逐渐上升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
众所周知，现代经济学一般都将消费看作是收入的函数，收入是影响消费力和消费需求非常重要的因素。凯恩斯就曾指出：“在通常情形之下，总需求函数中之消费部分，确以总所得（以工资单位计算）为其主要变数”[2]（P.84）。美国现代著名经济学家加德纳·阿克利也曾指出：“任何消费支出的分析，从而任何总需求的分析（因为消费要占到这个总数的三分之二），要是不把收入作为一个主要的决定因素，它是一点也不值得我们注意的”[3]（p.336）。从长期来看，收入变动的方向和消费变动的方向总是趋向一致的，消费随收入的变动而变动，国民收入的持续增加必然导致消费需求的增加，而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则是国民收入得以提高的根本原因。
近代日本经济取得了持续快速的增长实绩（见图1），相对经济实力显著提高，从而为其国民消费需求的不断上升创造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
资料来源：根据大川一司、筱原三代平、梅村又次编：《长期经济统计：推计与分析》卷1《国民所得》，东洋经济新报社1974年版，第178、215页数据绘制。
图1 近代日本实际GNP总额的长期变动
有关数字显示，日本名义GNP总值由1885年的8.06亿日元，增加到1940年的368.51亿日元，55年间扩大44.72倍，年平均增加值6.55亿日元，年平均增长率7.2％。名义人均GNP总值变动亦呈现同样的上升态势，由1885年的21.1日元增至1940年的512日元，55年中扩大23.27倍，年均增长率近6％。若以1934—1936年不变价格计算，近代日本实际GNP和人均GNP总值及其增长率变动亦呈现强劲的上升发展趋势。实际GNP总值由1885年的38.52亿日元，增加到1940年228.48亿日元，55年中增加近5倍，年平均增长3.29％。而同期内，日本的实际人均GNP值则由1885年的101日元，猛增加至1940年的318日元，55年间增加2倍多，年均增长率2.1％。由此可见.无论是以可变价格还是不变价格计算的近代日本经济增长速度都大大高于国民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从而为国民消费需求的不断上升提供了物质基础。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日本德川时代和明治初期经济的数量研究十分盛行，成果丰硕（注：代表著作有日本数量经济史（QEH）研究会编辑《数量经济史论集》多卷本和8卷本《日本经济史》，日本岩波书店1989年版等数十部。）。其中多数论点强调传统要素的发展和历史的连续性，一改过去认为德川时代经济陷于停滞，日本前工业化的近世与工业化的近代之间横亘着一道裂谷的传统观点，高度评价当时的经济发展实绩。指出江户时代的传统要素在进入明治时代后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加之现代要素的作用，19世纪80年代日本的社会和经济已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近代日本的现代经济增长已具备了比较有利的初期条件，但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当时日本的经济水平还很低，资料显示，日本1886年的人均国民收人只相当于英国（1765—1785年）的60％、美国（1834—1843年）的29％、澳大利亚（1861—1869年）的18％、德国（1850—1859年）的45％、加拿大（1870—1874年）的27％[4]（p.11）。根据格雪克隆和加森克劳提出的“相对后进性”假说，即在初期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用人均GNP来测定）越低，其后来的经济增长率就越高，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意味着该国的技术水平比先进国家落后，因此从先进国家引进技术，促进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就大。日本在进入工业化之前经济就存在着“相对后进性”优势，从而使日本享有现代经济增长开始之前的长期发展趋势所带来的相对有利地位。工业化前与工业化间经济的连续性以及“相对后进性”优势的存在，使得日本在进入经济近代化之后的半个世纪里，经济增长出现了显著的趋势加速（trend acceleration）的特征。而这种加速趋势是以人口及劳动力增长率的上升和过剩劳动力的存在为基础所产生的资本形成的加快，及其相关的技术进步的加速得以实现的。
二
日本近代化过程中，近代工矿交通事业的发展，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朝着有利于劳动的方向转变，这一趋势也决定了日本近代消费需求的不断上升
消费需求不断上升的变动不仅受国民收入总量变动的影响，更受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制约。而国民收入向劳动者倾斜后，就会使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财产收入比重下降。因此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朝着有利于劳动收入的方向变动，决定着消费需求上升的速度和方向。
资料显示，近代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技术与设备的引进和改善，以及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劳动收入在数量上和所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上都呈明显的上升趋势，财产收入虽然在数量上增加，但其所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却波动较小，总体上呈现稳定状态。劳动收入由1920年的3119百万日元，增加到1944年的21388百万日元，24年间增加了近6倍，年平均增长率为8.4％。其所占国民收入比重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由1920年的27.8％上升至1944年的51.4％，24年中上升了近24个百分点；而财产收入则由1920年的2264百万日元增加到1944年的8346百万日元，其间仅增加了2.7倍，年均递增5.6％，大大低于劳动收入的增长速度，而且其所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大体上为20％左右[5]。
在日本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近代经济增长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即一方面是资本主义部门或曰现代部门；另一方面是生存资料部门或曰传统部门。在其经济发展初期，现代部门的比重较小，整个经济中的劳动力供给大部分被传统部门所吸纳，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数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1885年达64.9％[6]，因此，日本传统部门存在着“剩余劳动力”。刘易斯模型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有一个以剩余劳动力为特征的阶段，该阶段的工资取决于生存水平。在由劳动力剩余转入劳动力不足的转折点实现之前，农业工资仅能维持生活，不会有很大提高，但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实际证明，刘易斯二元结构发展模型中所设想的，后发展国家由于存在着过剩的劳动力，因而在其开始近代化之后，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近代部门可以用农业生存工资雇用其所需的劳动力，并长期保持低工资率的设想是不符合实际的。伴随着一个国家近代经济的增长，城乡劳动者的工资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日本近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日本，非农业部门的实际工资是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为基础的，伴随着近代经济增长和成功地发挥二元结构的优势，使日本城乡劳动者名义和实际工资不断上升，而且近代部门工人的工资水平与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的差距大大低于中国。据日本学者研究表明，18世纪前期至后期，农村及城市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呈上升趋势，18世纪末期趋于停滞。1820年开始，有许多资料显示，实际工资处于低落倾向。进入明治时代以后，从1870年开始上涨，进入20世纪以后继续保持上升势头[7]（P.430）。从20世纪10年代后期至20年代城乡劳动者实际工资大幅度上升，尔后下降，1900—1938年的平均增长率为1.4％[4]（p.211）。其中农业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在近代初期比较稳定，1916—1920年间急剧上升，尔后因20年代的下降而处于缓慢上升状态。战前的实际工资基本处于稳定状态，增幅缓慢，1896—1938年的增长率按综合消费者物价指数折算为0.2％[4]（p.207）。制造业的劳动者工资从1915年以后数年间急剧上升，其后至战前以缓慢的速度上升，但总体上，1880—1938年的半个多世纪中，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大体上与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的变化相同，即“二战”前较为稳定地上涨，30年代下降，战后一直上升[7]（p.430）。
由上可见，在日本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城乡劳动者实际工资收入的不断上涨，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增加，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朝着有利于普通劳动者阶层的方向转化，从而使整个社会消费需求不断上升。
西方国家财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呈逐步下降趋势，19世纪中期为20％～40％，在一个长时期内的稳定和轻度增长后，有些国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另一些国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下降，现在只占国民收入的20％或20％以下；而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则呈相反方向变动，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比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更快。
三
人口规模及其构成的变动也客观上决定了日本近代消费需求的不断上升
与中国传统社会人口规模加速增长的特征相比较，日本工业化之前的全国人口总量呈现缓慢增长的态势。人口规模由1650年的1718万人增加至1872年的3311万人，200余年间人口仅增加93％，年均递增0.3％，大大低于同期中国人口0.6％的增长速度，也低于同期世界人口0.47％的增长幅度，使日本在进入近代化之前没有像中国那样对社会经济发展形成一个很大的人口压力。
步入近代社会以后，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50余年间，日本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进而对近代日本消费需求上升产生了重要影响和拉动作用。人口总量由1886年的3854.1万人增加到1944年的7443.3万人，增加了93％，年平均增长率为1.14％，大大高于同期中国人口总量0.58％的增长速度。这期间日本的人口规模变动还呈现出阶段性变动态势，19世纪的最后十余年人口增长开始起动，1887—1897年间，人口年增长速度为0.96％。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人口增长幅度加快，1897—1904年间，人口年增长率达1.16％。1904—1919年的15年中，人口总量继续攀升，人口年增长率为1.19％。20世纪20年代为1887年以来各时期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时期，其间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1.51％。进入30年代，人口规模仍不断上升，人口增长幅度与20年代相比虽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年均增长率1.28％的高水平[8]（p.20）。纵观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人口增长，其总体特征是低水平增加，并以1920年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从明治至大正时代是日本近代化的初期阶段，人口增长总量由明治初的3500万人增加到大正9年（1920年）的5550万人，约50年间增加60％，年均增长率0.92％。从大正9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25年中，人口总量由5550万人增加至昭和20年（1945年）的7200万人，增加了1650万人，这时期的年均增长率达1.08％。其中大正14年（1925年）至昭和5年（1930年）的5年间，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1.53％[9]（pp.3～4），是日本人口史上史无前例的高速增长时期。
伴随着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并由此保证人均消费水平不低于前期，那么，随着人口规模的不断增加，社会消费需求总量必然呈上升趋势。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同样也存在于近代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中。资料显示，1887—1938年的51年间，近代日本GNP的年均增长率高达3.16％（5年移动平均值）[10]（p.16），而同期人口总量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14％，经济增长速度大大快于人口增长速度，这样就为消费需求的上升提供了空间和物质基础。
同样人口结构变动对近代日本消费需求的上升变动也具有促进作用。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近代日本经济增长开始初期，“从属人口指数”（注：“从属人口”是指不参加生产劳动的幼少年（0-14岁）和老年人（65岁以上，即使参加工作，人数也不多），而从属人口对成年人口之比即为“从属人口指数”，它表示社会及家庭负担的大小。）比较低。1865年只有57.8％，其后随着幼少年人口的相对增加而逐渐上升，但增长幅度极为有限，1880年为60.7％，1900年为62％，1930年为70.5％，1940年为69％[4]（p.193）。从属人口总量的上升主要是因出生率的上升所致，因此幼少年的年龄结构系数由1865年的31.3％上升至1940年的36.1％[4]（p.193）。幼少年人口是纯消费者，老年人口是负的储蓄者（消耗过去的储蓄，以用于消费），因此，这部分人口的比例低下，会减轻成年人口的生活压力；同时生产人口的比例高，即使生产人口的人均GNP相同，总人口的人均GNP也会高，这样会促进经济增长，最终牵动消费需求得以上升。实际上，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需求的牵动作用是有限的，或是间接地发挥作用，而人口结构中的职业构成和城乡构成变动对消费需求的上升具有显著作用。随着近代日本经济的不断增长，人口流动与劳动力转移较之近代中国更加快速，城市化进程更加显著，城镇人口比重持续上升，三大产业的人口结构分布也更加合理。据有关资料显示，从1885—1940年的50余年中，日本城镇人口规模显著扩大，1889年城市人口总量为514.9万人[11]，1893年以前，以5年率计算，城市人口增长率大约不超过10％。这虽也超过了全国人口的增长率，但这一时期城市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东京、大阪、横滨、神户等大城市，其他的地方城市则或停滞无变化，或仅显示出若干的人口回升。到1893年以后，全国大城市人口的增长率（5年率）已达到15％以上，其他地方城市的人口数量也在显著增加，就是说，全国性的城市化已经开始。到1918年时，达到了最高的增长率19.8％（5年率）。其间，尤其是在明治时代，港口城市的人口显著增加，工业城市的人口也在逐渐加速增多，商业城市的人口增长率虽然较低，但确实在稳步上升[12]。进入20世纪以后，城市人口加速增长，到1920年增加至1408.7万人，比1889年增加1.7倍，年平均增长率3.3％，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由13.1％上升到212％[11]。大正、昭和时代的城市人口变动呈现出更加强劲的势头，请看表1。
表1 大正、昭和时期日本城市人口的变动
说明：京滨地区指东京府、神奈川县，京阪神地区指京都、大阪、兵库三府，四大工业地带指京阪神地区加上爱知、福冈两县。
资料来源：中村隆英、尾高煌之助编：《日本经济史》第6卷《双重结构》（中译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4页。
20世纪20年代，“一战”期间迅速膨胀的城市构成了近代日本近代城市的雏形，这一点颇具时代特征。城市人口在此期间呈强劲增长趋势，市区、近郊以及后来并入市区的地区人口总和，按照日本政府1925年公布的市制城市规模标准，1920年已经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此后城市人口所占比例不断上升，至1940年时已达2924.8万人，其所占比例为40.7％。其中，京（东京）滨（横滨）、京（京都）阪（大阪）神（神户）地区的城市人口数量由1920年的858.4万人增加到1930年的1367.5万人，又增至1940年的1831.1万人，如果加上爱知、福冈两县，则从1028.7万人增到1367.5万人和1831.1万人。其占总人口的比例则由1920年的15.3％上升到1930年的17.5％，又增至1940年的20.9％。若再加上爱知、福冈两县，其比例则由18.5％升至21.2％和21.5％。正是在20年代初至30年代中期，日本形成了象征近代工业发展的四大王业地带。自“一战”开始，这四大工业地带的工业无论是工厂数或者是员工数均占全国的半数以上，1914年时工厂数占全国总厂数的比例达51.3％。员工人数占49.1％，生产额达到全国的60％。除在关东大地震后短时期内出现下降倾向外，到30年代中期为止，这一比重一直持续稳步上升，1936年以上三项指标分别为54.1％、54％和65.3％。尤其是重化工业（指化学、窑业、金属、机械仪表工业的合计）的比重占到从业人员70％左右，占生产额的7成以上[12]。1920年东京市区的人口为217万人，达到最高水平，以后再没有突破。大量的劳动力转移和流动人口加剧，使东京的“郊外化”市政规模不断扩大。1920年东京117万人的郊区人口，到1925年就增加到210万人，到1930年更高达289万人。大阪市的人口由1913年的99万人，增加到1920年的125万人，进一步增加到1925年的211万人，增长迅速。京都市的人口，1913年为50万人，以后在20年时间里增长到61万人，1925年为67万人，1930年增至76万人。神户市人口在1913年时为39万人，受“一战”时期反常的出口高潮的影响，1920年猛增到60万人，在六大城市中发展最快[13]（pp.328～333）。
从三大产业的人口分布来看，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口比重由1887年的78％，降至1920年的55％，到1936年又降至45％。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所占比重则分别由1887年的9％和13％上升到1920年的22％和23％，又升到1936年的24％和31％[14]（p.25）。就三大产业人数的增长率而言，1910—1938年间，第一产业的就业增长率几乎为零，而非第一产业增长2％左右，其中第二产业年增长2.4％，第三产业年增长1.3％[4]（P.224）。日本学者中村隆英利用1920年进行的《国势调查》中职业小分类别资料，将第一产业以外的就业人口分为近代产业、旧有产业和新兴的旧有产业三种类型进行统计，其中近代产业工人数由1881/1985年的40.6万人增加到1911/1915年的196.5万人，又增加到1931/1935年的369.6万人，其所占总就业人口比例则由1.8％上升到7.6％，又升至12.1％[15]（p.188）。由此可见，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入城市以及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的城乡结构和职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城乡与职业工资水平差异所导致的收入水平的扩大，必然对近代日本国民消费需求的上升起着十分显著的拉动作用。
四
消费的示范效应、攀比行为和不可逆行为也对消费需求不断上升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其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周围其他人消费行为及其收入和消费相互关系的影响，这就是消费的示范效应[16]（p.67）。一般来说，消费示范效应首先影响的是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低收入者总是极力模仿、攀比高收入者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并努力将自己纳入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者的“关系集团”中，因此，高收入者的消费模式就成为低收入者消费行为的引导器，努力进行“模仿”并力图尽快“赶上”的倾向则是消费“示范效应”的典型反映。日本的绅士阶层作为高收入者有他们传统的生活标准和消费模式，如住宅、饮食、娱乐等等，这些标准和模式是维持其名誉与声望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是他们权力和富贵地位的象征。到了19世纪后半期，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日本的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这种发展更加刺激了富有阶层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行为。特别是对外贸易的发展，追求西方舶来消费品又成为他们的一种时尚，成为他们权力和地位新的象征。他们挥金如土、奢侈糜费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对社会上其他富有阶层乃至贫穷者都产生了强烈的示范作用。努力逆行效仿，并力图尽快赶上，不考虑预算约束的限制，一味地极力攀比，成为许多人追求的生活目标和行为准则。另外，消费者行为中所具有的消费“不可逆性”特征，在近代日本社会生活中也不乏其例。所谓消费不可逆性是指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依赖于其现期收入水平，而且依赖于其过去收入即相对收入和消费水平，特别是受过去“高峰”时期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影响和牵动[16]（p.67）。也就是说，消费支出在收入下降时不是减少，而是还维持其原有的消费水准。根据这种假定，消费就成为现期收入和以前达到最高收入之间比率的函数。在近代日本，我们看到一些破落的官宦富绅或书香门第的后代虽已十分窘困，但外表还极力维持“大架子”，不愿意降低其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这种事例是不胜枚举的。这种极力维持其原来的消费水平的行为，是消费不可逆性特征的真实写照。
通过上述对长期内影响近代日本消费需求变动因素的分析，可以辨析日本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并对中国的发展有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