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评和美学研究中的领导权理论——兼论威廉斯和伊格尔顿对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接受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导权论文,理论论文,美学论文,威廉斯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领导权”(hegemony),也可译为“霸权”,原本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提出的一个政治哲学概念。它不仅强调社会结构的复杂关系及其对表意实践的最终决定作用,还指出了各种意识形态观念能够在现实政治斗争中不断发生冲突与碰撞。20世纪下半叶,这一概念被引入英国,并持续不断地推动着文化研究、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发展,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中心,其中形成的一些令人关注的新的理论发展,包括文化研究中的“葛兰西转向”的理论范式转换、拉克劳和墨菲等人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等。那么,领导权理论是否对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产生过影响呢?事实上不太为人注意是,它也为威廉斯和伊格尔顿等人的文化批评和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他们不仅把这一理论引入文化批评与美学研究,还进一步推动了它们的发展——从社会结构和文学艺术自身两个方面分析了审美话语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文学艺术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但后者必将对前者发挥最终决定作用;从文学艺术自身来看,文学艺术及其审美经验具有相对独立性,只有深入审美话语内部进行分析,才能揭示出审美话语与社会权力的复杂共生关系。
一
领导权,通常指一个阶级获得大众支持和赞同的能力。这一概念是葛兰西在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由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引发了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重要变化。由于马克思集中论述意识形态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1932年才得以出版,葛兰西对意识形态的论述主要是受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影响。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考察社会变革除了要注意物质领域的变化之外,还要研究“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①。葛兰西对此加以引申,提出了领导权这一重要概念。与马克思坚持认为意识形态是掩饰并克服社会冲突的虚假意识不同,领导权转向关注现实社会中直接参与权力争夺的意义生产过程,以及文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当然,领导权概念的含义在葛兰西本人那里也有一个变化过程。在1926年第一次使用“领导权”这一概念时,葛兰西主要将其用来指无产阶级的实际领导地位。“都灵共产党人已具体地表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换言之,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国家的社会基础问题。因为无产阶级要成为领导和统治阶级,它必须创造出一个能够动员大多数劳动群众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联盟。在意大利现存的阶级关系中,这就意味着要成功地获取广大农民群众的赞同。”② 但是即使在这里,他已经提出要获取农民群众赞同的问题,预示了领导权含义后来发生的转变。
葛兰西入狱后远离日常政治事务,不再关注具体的现实政治问题,而是详细阐释了领导权概念的新的内涵,并分析了争得领导权的方式和手段。他以资本主义统治为例从理论上探讨了内部权力争夺和转移的动态机制,指出:1.领导权是一个压迫与赞同并存的联合体,前者主要通过强制性的控制甚至暴力手段实现,后者则要通过思想文化层面的劝说而获得;2.领导权的获得不仅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还需要经济制度和国家机器等的配合。葛兰西通过分析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指出了领导权的内部结构:“1.人民大众对于主要统治集团所强加给社会的总体趋势的‘自发的’赞同;这种赞同是由统治集团在生产领域中的地位和职能而享有的‘威望’(以及随之而来的信任)‘历史地’促成的。2.国家机器实施强制性措施,它‘合法地’把命令强加给那些既不积极也不消极的‘赞同’的集团。然而,它是在自发赞同不能实现、控制和管理处于危机之时在整个社会中发生的。”③ 统治阶级因在生产领域占主导地位,必然通过各种制度和措施争得被统治阶级在思想文化层面对其的赞同。只有在不能获取赞同的时候,统治阶级才实施暴力统治。尤为重要的是,他还指出获取赞同的方式和手段,即有机知识分子把思想体系层面的意识形态转变成日常生活中的话语实践,通过文化层面的劝说实现对被统治者的思想改造和观念转化。因为此前不少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忽视了文化及其在政治运作机制中的作用等问题,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对此作了专门探讨,为后来的理论家将其引入文化批评和美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1973年,威廉斯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中就指出,为了准确地理解社会的总体性,必须把领导权理论引入文化分析。威廉斯为什么要在文化批评中引入领导权理论,他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怎样推动了文化批评的发展?在《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等著作中,威廉斯认为文化是指整个生活方式,文化分析“不是通过研究特定的意义和价值并对之进行比较而确立一种标准,而是通过研究变化方式而发现某些一般的‘规则’和‘趋向’,借此能够更好地理解总体的社会和文化发展”④。但是,如果文化分析仅考察文学艺术、文化制度及其组织结构等问题,只研究某些意义和价值的变化,那么它也只能停留在总括日常经验的组织与发展的层面,难以深入分析文化的分层状况和表意实践。领导权理论的引入就是为了解决这一理论难题,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葛兰西把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服务的那些可相互理解的规范作为文化霸权来描述,我们将进一步认为,文化霸权也是涉及威廉斯对文化理论贡献的一个侧面。”⑤
威廉斯还分析认为,领导权能够超越文化和意识形态这两个概念。领导权之所以超越文化,是因为它强调各种社会关系和权力对整个生活过程的影响。同时,领导权也不像意识形态那样,是一种思想和观念的明确表达,而是指占主导地位的意义和价值的组织过程。对大多数人来说,领导权通过建构日常生活中的主导意义和价值,能促使他们形成对现实的认同感。因此,威廉斯指出,领导权这一概念有两个非常直接的优点:1.“在发达社会”,领导权“的统治和服从形式与更为普通的社会组织和控制过程的关系更为密切,与之相比,在较早的和较为简单的历史阶段,人们更为熟悉的一些计划和方案则来源于统治阶级的观念”;2.“在这种语境中,更为直接的是,存在着一种看待文化活动的完全不同的方式,也就是把文化活动既看作是传统,又看作是实践”⑥。在此基础上,威廉斯提出“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目的是以动态方式揭橥主导意义和价值的形成过程,阐明它们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揭示不同表意实践背后的复杂状况。
那么,伊格尔顿又是如何推动领导权理论发展的呢?他沿袭威廉斯的思路并予以进一步发展,把领导权理论引入美学研究,以其分析了文学文本与审美经验背后的权力关系。20世纪70年代,伊格尔顿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引入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分析了文学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后来,伊格尔顿转向文化政治批评,更为深入地揭示出文学和审美经验与社会权力之间存在的多元复杂关系。在《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中,伊格尔顿强调葛兰西的文化理论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因为葛兰西明确主张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任务是指导大众获得文化解放。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革命的文学批评“将拆解‘文学’的统治观念,在文化实践的整个领域中重新插入‘文学’文本。它将努力地把这种‘文化’实践与其他形式的社会活动联系起来,努力改造文化机器本身。它将把它的‘文化’分析与一贯的政治干涉有机地糅合成一体”⑦。它还要解构并重估现有的“文学”等级制度,分析文学语言及其审美意识,以揭示文本对主体的意识形态建构,调动文本在政治斗争中发挥改造主体的作用。
伊格尔顿在《审美意识形态》中进一步从语言论的角度分析了审美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审美,它只不过是人们赋予各种错杂在一起的认识形式的一个名字,它可以捋清源自感觉和历史活动的素材,揭示具体的事物的内在结构。”⑧ 审美不再是无功利的个人情感,而是指涉了某些混杂在一起的难以归类的认识形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的意义必将随着社会形势的转变而发生变化。这种意义的审美还深入到社会权力维持和再生产的运作中,为中产阶级争夺政治领导权服务。“对于政治领导权所赖以维持的各种机制的更深刻的理解才是有效的政治行动的必要的先决条件。我相信,美学探索可以产生这种洞察”,“广义的美学范畴在现代欧洲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美学在谈论艺术时也谈了其他问题——中产阶级争夺政治领导权的斗争中的中心问题”。⑨ 审美作为一种情感话语,不仅不能远离社会在理论上表现出任何贵族性色彩,相反,将成为社会结构及各种权力的表征。它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也成为美学分析的最基本的任务。
二
从威廉斯和伊格尔顿对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接受来看,这一理论的引入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野。尽管英国马克思主义对领导权理论的理解和使用也发生过一些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理论“提供了一个分析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关系的视点,也就是(1)避免了经典模式的简约主义色彩;(2)把文化和意识形念领域看作是在历史生成性的关系中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之间的相互冲突的地带;(3)抵制把领导权简单地与统治阶级的统治相等同;(4)理解在西方民主社会中‘赞同’产生的重要性和复杂性”。⑩ 领导权理论也为威廉斯和伊格尔顿的思想发展提供了动力,使其以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进行文化批评和美学研究。在他们看来,文学艺术和日常审美经验作为一种审美话语的表意实践,构成整个社会的一个环节,一方面,各种社会关系及政治权力影响着它们的意义生产;另一方面,这些生产也反过来对其进行表征。那么,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在哪些方面影响了威廉斯和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和美学研究呢?
领导权理论因充分考虑了社会结构内部的复杂关系,从而为威廉斯和伊格尔顿反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刻板的二元对立关系提供了一种思想契机。他们不再把文学艺术看作是社会结构的对立面,而是将之作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并由此分析了文学艺术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不过,他们仍然坚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在承认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作用的同时试图寻找文学艺术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葛兰西认为,领导权的获得不仅发生在文化层面,还需要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相互配合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微观政治实践,即通过文化层面的各种表意实践进行意义选择,在压制和打击各种敌对性话语的同时促进主导意义的不断生产。霍鲁布指出,“领导权这一概念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集团强制性地运用政治社会的国家机器维持现状的方式,并且能够使我们理解,政治社会,特别是市民社会包括教育、宗教和家庭以及日常生活实践的微观结构等,如何以及在何处有助于促使意义和价值的生产,这些意义和价值指向并维持社会上的各个阶层‘自发的’赞同同一社会现状。在这个意义上,领导权不仅与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相关联,并且在最终的分析中,也与经济领域有联系。”(11) 事实上,领导权理论提供了一个考察社会结构复杂关系的新视点:首先,领导权作为一个结构统一体,其内部存在各种本质不同的实践,必须以总体性视角研究不同实践的具体情况;其次,主导意义的生产过程是由多个层面的社会实践决定的,各个层面对其的决定不仅存在程度差异,相互之间还可能发生矛盾与冲突。
威廉斯正是在领导权理论的启发下修正了他早期的文化批评理论,并将两者相融合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他在反思《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等早期著作时曾指出,他这一时期的文化批评力图从新的理论视角考察社会的总体性,研究整个社会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不过应当指出的是,他的这些理论诉求也存在重要的理论缺陷,即忽视了不同社会要素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从理论上规避了结构性的社会矛盾与冲突。霍尔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中就指出,威廉斯“提出了一种激进的‘相互作用论’:实际上,各种活动的相互作用避开了决定的问题。通过把各种活动视为实践的不同形式——即普遍的人类活动和力量的不同形式——他消解了各种活动之间的划分”(12)。当然,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也是对他此前的文化批评理论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威廉斯认为,他的文化批评也是一种“寻找研究经济结构特别是其运作及周期的方法,它与特定的艺术作品和形式以及更为一般的社会生活的形式和关系保持着联系并能对其进行解释”(13)。特别是在《漫长的革命》中,威廉斯把文化作为一种物质性生产,不仅从社会关系的层面研究了教育、书刊发行以及资助作家制度等问题,还研究了印刷技术、资助人和剧场等文化生产的物质性条件,进而对文化的发展进行了分析。
什么是文化唯物主义?“文化唯物主义是在意义生产的实际方式和情形中对意义的各种形式,特别是作品进行分析”。(14) 这一理论提出不仅要关注意义生产的方式,更要研究意义生产所处的社会语境,还要还原意义生产的现实发生与发展的过程,以此对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各种意义生产机制进行分析。由于语言和各种文化传播交流机制在组织和建构社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在解释意义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必须考察特定历史时期的复杂社会结构,研究这些表意实践与社会权力、各种制度以及风俗惯例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伊格尔顿认为,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的提出不是威廉斯“最终被马克思主义所占有,反倒是他冷静地占有了马克思主义”(15)。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扩展到对表意实践的分析中,从社会关系和物质生产多样性的角度理解各种意义的生成过程,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被看作是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建构性力量。从这一理论出发,威廉斯分析了“文学”一词的意义发展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他考察了“文学”从最初指“读写能力”到目前的内涵的意义发展过程,最后指出,“最为关键的理论突破是把‘文学’看作是一个不断具体化的社会和历史概念”,它“作为一个专门化的概念,在与特定的阶级、特定的知识组织以及特定的印刷技术相一致的形式中发展的”(16)。他把文本、理论以及历史相结合,通过分析表明,“文学”根本不是一个意义固定而抽象的概念,而是权力关系、社会制度与组织以及生产方式等各个层面不断建构的产物。这也就决定了被看作是文学的作品的范围也是不固定的,而是随着社会和文化语境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
不仅威廉斯对自己早期的理论提出了修正,伊格尔顿也通过批评威廉斯早期的理论指出,文学既是一种意识形态文本,更是一种与其他社会活动并存的社会和经济生产活动,马克思主义批评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伊格尔顿认为,威廉斯把文学艺术当作“物质实践”的观点存在着强烈的文化主义痕迹,因此,“有必要发展一种方法,凭此可以严密地说明文学作品的结构,并使它们的准确的连接方式得到检查”。(17) 这种方法就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过,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实践”论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结构,能够加工人的意识并通过“质询”把个体建构为主体。文学艺术能够使我们觉察到这种暗指的意识形态,因而与之保持一种对立性关系。伊格尔顿却没有接受这一观点,而是运用阿尔都塞的理论把社会历史因素引入文学文本分析,提出意识形态与文学的复杂的建构性关系。他把整个文学活动分为一般生产方式、文学生产方式、一般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和文本等几个方面。文学文本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一个亚结构,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它并不是与文本相关的诸多社会要素的简单拼凑,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生产”(18)。意识形态通过其独特的结构把一般生产方式、文学生产方式、作者意识形态和审美意识形态等部分连接起来,以一种双向运动与文本相互作用。一方面,意识形态能够动态地决定文本的内容与形式,因为它既是构成文本内容的直接性材料,又决定着文本形式的发展;另一方面,文本又能对意识形态构成变形、位移与变异,使之以一种无功利的形式转化为人们的审美体验。
文学与意识形态不仅是相互建构的,而且文学和审美还能参与社会权力的维持与争夺。伊格尔顿把文学作为一个权力与欲望、经验与现实、主体生产与社会关系再生产之间的连接点,提出要从不断变化的政治运动本身获取最初的动力。在《文学理论》中,他在梳理了20世纪比较重要的文学理论流派后指出,现代文学理论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们不仅与特定的利益集团发生联系,更重要的是,还往往以一种“普遍自明”的真理的虚假面目出现,试图掩饰其背后所隐藏的不断维护和加强某种特定利益的行为。因此,“我用以对抗本书所阐述的这些理论的并不是一种文学理论,而是一种不同的话语——叫它‘文化’也好,叫它‘表意实践’也好,或无论叫它什么也好,都并非十分重要——它会包括其他这些理论所研究的这些对象(‘文学’),但它却会通过将其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语境之中而改变它们。”(19)
三
威廉斯和伊格尔顿除了从社会总体性的角度分析文学艺术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外,还深入到文学和审美经验内部,将其看作是一个不断发生碰撞和冲突的权力交锋地带。这一观点的提出与葛兰西的语言学理论有着直接的关系。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主要研究了各种不同的政治交流结构、分析模式和革命转变工具,试图把政治领域从其在正统马克思主义和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狭隘规定中解救出来。领导权作为这种探索的一个核心概念,分析了现实政治斗争中各种意识形态观念通过语言进行的冲突与碰撞。在葛兰西看来,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基于自己的利益形成与众不同的观察和思考社会的方式,它们都离不开用语言来表述,由此形成社会中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所拥有的特定价值和观念。因此,语言、文化以及社会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限,语言也是文化,文化也是语言。“语言也意味着文化和哲学(要是处在常识的层次上就好了),所以,‘语言’这个事实,实际上意味着多种或多或少有机地融贯一致着和协调着的事实”(20)。当然,这个过程所表现出的不仅是语言和思想意识的相互冲突和斗争,其背后的实质是能动主体对利益的角逐和争夺。
这就启发了威廉斯和伊格尔顿并使他们进一步指出,各种审美话语在表意实践过程中也存在着权力的冲突与碰撞,通过对它们进行分析就能揭示出审美话语与社会权力的复杂关系。这是因为在葛兰西看来,语言和思想意识的冲突显然不是为了消解各种价值和意义,使社会发生断裂形成一种后现代所谓的“碎片化”状态。相反,这完全是一种确立主导价值和意义的过程,由此把在生产中处于主导地位的阶级的利益转变为社会中所有阶级的利益。
威廉斯在《关键词》中提出“历史符号学”理论,认为语言中词语意义的变化体现着社会权力与支配关系的变化。他还指出“一种完整的历史符号学也就是文化唯物主义”(21),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如何通过分析意义变化揭示其背后的社会权力关系就成为这部著作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其实在《关键词》的前篇《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就已经提出要研究词汇用法的变化,因为它们是随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对社会看法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些词义本身的变化轨迹就成为人们思想发展的“症候”。《关键词》就进一步对词汇的历史发展进行了详细探讨,认为语言意义的演变是一种不断进行的社会生产。与其他社会生产一样,语言的意义生产也反映着社会利益及权力关系的变化。威廉斯还指出,“指涉与适用性是分析特别用法的两大基石。就这两方面而言,我们必须强调的是:(一)关于意义的最大问题往往是存在于日常实际的关系中;(二)在特殊的社会结构里及社会、历史变迁的过程中,意义与关系通常是多样性与多变性的。”(22)
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诸多意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意义与关系的多样性与多变性?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威廉斯分析了领导权内部的意义冲突与碰撞。事实上,在任何社会中,领导权不是一元的、单数的,而是存在着代表各种利益的领导权,它们的冲突与碰撞构成复杂的语言意义转换与文化的历时性发展。威廉斯早期的文化批评尽管强调了社会的总体性,但却忽视了社会权力对其的影响,难以考察文化内部的动态复杂关系,因为,文化除了与社会结构的复杂关系之外,其内部还存在着代表不同利益的文化形态,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构成了不同领导权之间的碰撞与冲突。威廉斯进一步分析了领导权的内部结构,“一个体验性的领导权总是一个过程,除了分析之外它不是一个结构系统”,“它是一个包括体验、关系和活动的被认识的复合体,并伴随着特殊的和变化着的压力和界限”(23)。作为一个充满复杂变化和运动的动态过程,领导权实质上就是不断地对各种意义进行选择、解释和组织,任何意义无论是产生还是维持都不是处于静态之中,而是“不断得到更新、再造、辩护和修正”,“它也得到除自身之外的压力的抵制、限制、改造、挑战”(24)。各种性质不同的领导权,也就是威廉斯所谓的“领导权”、“反对性领导权(Counter Hegemongy)”和“替代性领导权(Alternative Hegemongy)”就在社会中不断发生交锋,处于主导地位的领导权必须积极关注并高度警惕对其主导地位产生质疑或威胁的替代性或反对性领导权,词语意义和文化也就在这三种领导权的不断冲突与碰撞中持续发展。
威廉斯认为文学艺术是一种具有开放性的话语意指形式,其价值就在于能够通过表意实践显现出不同权力之间的冲突与斗争。“在复杂的社会中,任何文化分析最为有趣也最为困难的部分是试图把握处于支配地位的那部分文化内容,因为,它们总是活跃地处于不断形成又不断转变的过程中的。艺术作品因其具有重要价值而又富有综合性的特点,常常作为这种复杂证据的源头而显得尤为重要。”(25) 但伊格尔顿却认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任务是对文学价值的基础提供一种唯物主义的解释,威廉斯却在这个问题上语焉不详,留下了很多可以进一步探索的理论空间。伊格尔顿主要是在“意识形态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分析文学价值,他认为文学价值不是抽象的、静态的,而是存在于动态的交易关系中。文本的、读者的、社会的各种意识形态构成了文学价值产生的条件,它们在不断地冲突与碰撞中构成一个交点,文学价值就由此而生。“文学价值被它插入意识形态形式和文学话语有效谱系的两种方式决定。通过这种方式,它与环绕在周围的各种价值、利益、需要、权力和能力等发生关系,它们总是受历史决定并具有偏袒性:它不是‘表达’和‘再生产’这些关系(因为文本是由词语而不是需要构成),而是通过与这些对它们进行编码的意识形态符号发生关系构建自己。”(26)
1988年,在《权力的神话》的第二版“序言”中,伊格尔顿在回顾他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写作《批评与意识形态》时指出,尽管结构主义仍然在发挥作用,但是,在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问题上,他更倾向于采取多元主义的方法。不过,与多元主义理论相比,马克思主义由于存在现实政治目标而呈现出一些完全不同的理论诉求,因为在对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采取支持与反抗的两种政治态度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妥协,并且“我把这两种选择之间的‘中间地带’当作一种意识形态幻象”(27)。那么,他是怎样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以多元主义方法探索意识形态幻象的?
通过分析意识形态的独特性,伊格尔顿指出审美与表征权力的意识形态相互纠结在一起,存在着对立与共谋的关系。他在《意识形态—导论》中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话语,“是权力对某些话语产生影响并将自身巧妙地刻写于其中的场域”(28)。意识形态不仅自身负载着权力关系,而且还能对某些话语因受权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进行分析。这样意识形态就完全进入了话语分析领域,而且能够通过意识形态分析揭示审美话语背后所隐含的权力关系。那么,审美是怎样发挥意识形态作用的呢?他指出,一方面,审美“扮演着真正的解放力量的角色——扮演着主体统一的角色,这些主体通过感觉冲动和同情而不是通过外在的法律联系在一起,每一个主体在达成社会和谐的同时又保持独特的个性”(29)。这是因为审美与意识形态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它们所指的对象与社会价值都完全不同。另一方面,审美又因具有主体统一的功能而发挥着意识形态控制作用。“审美预示了马克斯·霍克海默尔所称的‘内化的压抑’,把社会统治更深地置于被征服者的肉体中,并因此作为一种最有效的政治领导权模式而发挥作用。”(30) 尽管审美具有解放作用,能够使主体因情感的作用而脱离现实进入审美愉悦状态,然而,这种情感性的力量在让主体获得解放的同时,也可能在主体的情感世界中发挥一种类似于意识形态的作用,让主体在审美解放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受到规训与控制。
领导权理论通过分析文学艺术及其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把审美话语与社会权力两个性质不同而又相互作用的领域联系起来,既考虑到了它们的特殊性,又解释了文学艺术与审美经验内部所不断发生的权力碰撞和冲突。当然,与拉克劳和墨菲等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比,威廉斯和伊格尔顿还是站在领导权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立场上分析审美话语与社会权力的复杂共生关系的,因此非常遗憾的是,他们的分析只停留在接受领导权理论并根据其基本理论立场建构文化批评和美学理论,而没有像后马克思主义那样突破葛兰西理论中的本质主义因素,对文化批评和美学研究中的动态转换机制进行更为深入的微观分析。
注释: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
② Antonio Gramsci,“Some Aspects of the Southern Question”,in Pre-Prison Writings,Trans.Virginia Cox,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316.
③(20) 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译文有改动)。
④ Raymond Williams,The Long Revolution,New York:Harper & Row,1961,p.42.
⑤ 罗伯特·C.尤林:《理解文化》,何国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6页。
⑥ 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110,p.111.
⑦ 特里·伊格尔顿:《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郭国良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
⑧⑨(29)(30) 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12、3、16-17、17页。
⑩ Dennis Dworkin,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History,the New Left,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Studies,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pp.142-143.
(11) Renate Holub,Antonio Gramsci:Beyond Marxism and Postmodernism,London:Routledge,1992,p.6.
(12) 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两种范式》,傅德根译,参见刘纲纪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三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16页。
(13) Raymond Williams,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London:Verso,1980,p.20.
(14)(21) Raymond Williams,Writing in Society,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84,p.210.
(15) 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1页。
(16)(23)(24)(25) 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53,p.54,p.112,p.112,p.113.
(17)(18)(26) Terry Eagleton,Criticism and Ideology,London:Verso,1976,p.44,p.64,p.186.
(19) 中译本译名为《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见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6页。
(20)(22)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5页。
(27) Terry Eagleton,Myths of Power,Houndmills,Basingstoke,Hampshire:The Mmacmillan Press LTD,1988,p.xiv.
(28) Terry Eagleton.Ideology:a Introduction.London:Verso,1991,p.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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