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批评的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文学来讲，在西方，二十世纪是一个批评的时代，这似乎已经成为许多文学理论研究者的共识；但是如果要问这句话究竟意味着什么，恐怕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而我则把这个判断视为对现代批评阐释个性的一种辨识或承认。
从文学发展的历史看，一个时代竟然因批评而得名，原因显然不会只是由于批评文字的数量或者批评名家的迭出，也不是因为二十世纪文学批评流派众多方法各异的热闹景观，但是有一个事实大概是谁也否认不了的，那就是它毕竟以自己的、与传统文学批评迥然不同的阐释个性和操作规则，给批评活动带来了新的思路和作风，以后的文学批评虽然未必会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下去，但是肯定难以绕过它的存在和摆脱它的影响，随心所欲地做出自己的选择。
一
回顾文学批评的世纪之旅，人们不难为它找出各种各样的特点。不过要把握足以显示时代特征的批评个性，最好的办法也许莫过于拿文学批评的传统来作比较。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以为美国批评家沃尔顿·利茨在七十年代末所提出的一个见解是值得注意的。他说：“最近二十五年中，理论思辩和抽象的讨论大为增多，为英美文学批评历史上所未有——这是从实用的诗人——批评家向理论性批评家有决定意义、甚至是永久性的转化，后者从其他学科里吸取典范”①。也就是说，以往的文学批评尤为重视对创作过程的了解和审美经验的体认，所以作家的发言往往最有权威性，而现代批评则更看重与种种非文学学科的联系，“批评家不再是艺术家的佣人，而是同行，有其专门的知识和力量”②；文学批评从来都是创作的事后程序，批评的存在要依赖于作品，可现在的文学批评却有相对独立的意义，以自己的路数解释作品，甚至走在创作的前面，设计着文学的面貌、趣味和走向；批评原是面向众多读者的释义活动，传达审美经验，判断作品价值，很少有长篇累牍的纯理论分析和抽象难懂的专门术语，然而现代批评的文字不要说普通的读者，就是对持不同批评方法或见解的专业批评家来讲，也是难啃的涩果……。所有这一切都显示着批评已发生了某种变化，那就是它从以往的“实践性”转向现代的“理论性”。而且，批评的这种转变实际上是相当普遍的，并不限于英语世界。除了同领风气之先的法国和德国之外，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批评也开始有了类似的走向。因此批评的“理论性”也引起了其他理论家的注意，例如荷兰的佛克玛和美国的韦勒克都表示过类似的看法，只是前者在《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的“导论”中仅仅描述了这个事实，几乎没有评价，而后者则对文学批评的“理论性”倾向提出了质疑，认为“近来的批评（不仅是美国的文学批评），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企图成为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神学、甚至是一种神秘的启示。……批评已经变成了哲学。但我希望批评仍然保留它对最初任务的关心，即对有利于人类其他活动的文学进行解释”③。他们的看法显然有分歧，不过价值判断不一的理论家却在现代批评具有“理论性”的事实判断上取得共识，正可以拿来说明这个特点并不是某种偏见的虚构。
如果把现代批评放在其生成的文化背景中去认识，我们就会发现，语境给“理论性”所赋予的涵义，并不是简单地指现代文学批评有着过于浓重的理论色彩，而是就现代批评在运思方式上的特点所言。也就是说，从现象上看，现代批评的“理论性”似乎表现为对非文学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理论或方法的过分依赖，以及由此造成的批评话语的专业化和抽象化。实际上这些仅仅是表现在操作层面上的“理论性”；支撑和支配这一切的，是文学批评在方法论和思维活动的深层对现代理论演绎运思方式的认同。关于这种运思方式，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作过如是的概括：“科学一旦从它的原始阶段脱胎出来以后，仅仅靠着排列的过程已不能使理论获得进展。由经验材料作为引导，研究者宁愿提出一种思想体系，它一般地是在逻辑上从少数几个所谓公理的基本假定建立起来的”④。与传统的公理演绎法相比，这种现代理论演绎方法排除了对公理不证自明的那种要求，即并不要求公理在经验直观上应是清晰明白的“真理”，而是把“公理”仅仅视为一种理论的假设，一种作为某个系统逻辑出发点的不必证明就加以使用的初始原理。对研究对象的认识，甚至整个理论体系的建构，都由这个理论假设推导而来。现代批评显然正是以这样的运思方式来阐释文本和建构自身的：文学批评把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政治学、神学、哲学等等学科的理论原则或者研究方法，拿来作为读解文学作品的逻辑出发点；用理论的逻辑分析取代了对作品的经验感受和审美体认；批评的对象虽然还是文学文本，可是批评的目的却不限于解释作品本身，同时更是批评对它自己所遵循的理论原则的证明和阐发。
倘若承认现代批评确实具有上述的特点，那么，是否可以说二十世纪的文学批评，或者更准确地说，具有现代特征的文学批评，是一种以先于作品读解的理论预设来阐释文本的批评；与传统的文学批评相比，它有着自觉而鲜明的筹划意识，从而显示了现代批评所特有的阐释策略。
当然，如果把策略仅仅理解为一种筹划，那么可以说任何批评都有策略。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的“导论”中，在提出那个著名的由世界、作家、欣赏者和作品等四个要素所构成的“批评座标”之后，就指出，“尽管任何象样的理论多少都考虑到了这四个要素，然而我们将看到，几乎所有理论都只是明显地倾向于一个要素”，“批评家往往只是根据其中的一个要素，就生发出他用来界定、划分和剖析艺术作品的主要范畴，生发出借以评判作品价值的主要标准”⑤。这说明任何批评的实施都不可能没有筹划；规定逻辑起点，选择审视角度，确立批评标准，都可以视为策略意识的表现。不过这种策略意识与我们所要讨论的现代批评的阐释策略并不是一回事，其间的区别就在于两种策略实际上源于对文学作品和阐释活动不同的理解。对传统的文学批评来讲，作品是一个由所指构成的意义世界，它既是作家个性心理的表现，又通过这种表现反映了他生活的社会和时代，而能指系统不过是呈现作品意义的载体或主体精神的寄托，并不在批评的视野之内。因此，尽管文学批评有时从作家的角度，有时从社会或时代的角度进行作品分析，并由此显示了不同批评视角的各自特点，然而它们的对象始终只有一个，那就是作家赋予作品的意义。可见此刻的策略，仅仅具有规定批评从什么角度进入作品世界的作用，在文学观念和批评原则上，各种批评并无根本分歧。而现代批评的策略则是建立在各种批评方法具有不同的文学观念的基础上，反映了批评必须在不同的理论体系中阐释文本的需要，生成于由此造成的批评对象和阐释理论、阐释方式的多样化。对于前者，策略只涉及到批评角度的选择，而后者却使策略成为贯穿批评活动全部过程的一种规范。于是人们发现，虽然从运作的程序上讲，现代批评与传统批评一样，都是作品生成之后的解释活动，可是就运作规范而言，现代批评的思路和阐释的意图却形成于作品的读解之前，策略意味着批评对象和批评目的的事先谋划。于是，一向因为苦苦追随于创作之后而疲于奔命的批评，现在终于能以某种预设的理论原则和操作规范获得解脱，以不变应万变，充满自信地站在形形色色的作品面前；批评家的智慧原来只能表现为阅读作品时随机应变的机智，他的思想犹如一种寄生物，要靠抒发作品给予的感受和阐释他人的意义才能存在，正象圣伯夫所说：批评的价值要依存于艺术家的价值；而今文本则从批评的对象变成批评的载体，作品倒成了批评家发挥自己思想的话题。
用传统的批评观念来衡量，可以说现代批评的所为已经远远离开了批评必须遵循的规则：公理演绎的运思方式既让批评因理论的预设而失去理解作品应有的客观态度，又使批评在理论假定所规定的思路中无视文本自身的逻辑，最终的结果只能导致批评对作品原意阐发的偏离与混乱。人们对二十世纪文学批评非议最多的地方也在这里。可是如果站在哲学阐释学的立场上看，这一切并不能完全怪罪于现代批评，而是批评作为一种阐释活动必须承担的命运。或许连这样的辩解也不需要，因为它意味着现代批评的策略更接近阐释或批评的本性。
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依赖于理解者和解释者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哲学阐释学认为这是阐释活动得以发生的首要条件。它否认了阐释可以始于一个没有任何前见的清明状态，强调理解和解释总是先行给定的。所以，无论我们自觉与否，前理解都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它是历史，是传统，是语言，更是人的此在，即人的现实性的存在。阐释只能由此开始，因为这种前理解形成了理解和解释活动的视域(Horizen)，规定了阐释者的立足点以及他由此所能看到的一切。因此，视域也是阐释的边界。伽达默尔更通过为权威和传统的正名，论证了前见乃至偏见的合法地位，从而得出任何理解和解释都具有历史性的结论，它当然也适用于文学批评这种阐释活动。这个结论一方面说明那种认为批评家应在虚怀若谷的状态下阐释作品，从而主张纯客观的立场是批评必备条件的传统观念，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同时也意味着对现代批评的阐释策略的肯定，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理论预设视为批评对阐释只能始于前理解的一种反应；现代批评的策略正是以自觉筹划的方式显示了批评的前理解，并将其具体化为读解视域的选择和解释思路的构筑。由此来看，能否说策略意识对现代批评来讲并不象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为了对付复杂的文学世界而采取的无可奈何的权宜之计，也许恰恰相反，这种策略本是批评作为一种阐释活动的必要甚至必然，以及现代批评对这种必要和必然的自觉。
二
既然阐释始于前理解，不存在没有前见的阐释，那么，文学批评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当阐释从客观性的概念中摆脱出来以后，批评的理解和解释在历史性的处境中，将采取什么样的阐释方略摆脱两难的困境，解决阐释的边界性与批评的有效性之间的矛盾，重塑自己的可信形象。现代批评通过视域选择、文本定位与思路构筑的策略，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所谓的视域选择，是指批评对阐释可能性的先行筹划。它以某种理论作为批评理解和解释文本的出发点，给阐释界定了角度、视野和范围，从而形成了批评可能向文本开放的前景。于是我们看到，精神分析批评为自己选择了潜意识构成的隐喻世界；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追寻着“陌生化”的语言和情节；女权主义批评的视野似乎无所不包，语言、形象、主题，创作、阅读、评论，几乎都有了，然而其关注的其实是性别差异的表现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内容……。总之，不同的批评方法都以各自的理论原则为自己设置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视域。虽然从这里审视文本世界难免有看不见的死角，但细密到几近烦琐的分析又确实让批评对其视野之内的一切明察秋毫，以至有时竟使批评产生了幻觉，看到了文本中没有的东西。但是现代批评并不回避视域选择所造成的解释倾向和掩饰自己的兴趣所在，而是力图用它的理论原则覆盖一切。如果作不到这一点，批评宁取片面的深刻，也不要那种空泛的全面；“我们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文学视作一个没有代码的信息，因此现在有必要暂时将它看成一个没有信息的代码”⑥，结构主义批评家热奈特的这句名言，既是这种以偏颇换取敏锐的批评态度的坦诚表白，也是张扬现代批评策略的宣言。
从现象上看，现代批评的视域选择似乎因为它的理论假设，从一开始就有背离文学性的倾向，把非文学的学科理论强加于对文学文本的解释。可是各种西方现代批评思潮兴起的文化背景却告诉我们，它们之所以要从传统的文艺学之外去寻找理论根据，原因恰恰在于已有的理论角度无法给批评提供深入理解文学的视域。而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哲学等等学科自十九世纪末以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却更新了人们关于语言、心理、文化、社会、历史的各种观念，给批评提供了重新认识这些文学的构成因素，进而重新认识文学本身的眼光。更何况在现代批评看来，传统文学理论所提供的视野，只能让批评从“外部”解释作品，而批评的使命则在于认识文学本身。所以，作为现代批评的策略，视域选择实际上反映了批评力求深化阐释的努力，尽管由此造成的后果很可能象德·曼所说，任何“洞见”都有可能付出“不见”的代价⑦。不过这也许正是视域选择策略的意图所在或价值所在：以“不见”文本的某些因素换取视域选择后的对另一些因素的“洞见”。事实也是如此，现代批评对文学语言、审美心理、叙事结构、文学原型等等的认识，或者远远超过了自己的前辈，或者根本就是见前人之未见。
对现代批评来讲，视域选择更为内在的目的是重设批评格局。现代批评在观念更新之后发现，作者的意图并不是作品意义的唯一来源，文本意义的生成原因远比传统批评所意识到的要复杂得多。因而现代批评通过视域选择，使批评的重心从对意义本身的阐释，转向对意义为什么生成和怎样生成原因的探讨上，改变了以往批评仅把作品意义的解释视为唯一目的的阐释格局。这使现代批评的各种方法都或多或少地带上了一些“元批评”的色彩。新批评致力于语义本身的分析，叙事学强调深层结构和思维模式的作用，原型批评则挖掘文学形象的神话原型，……。其对象各不相同，目的却都是探索文本意义生成的非主体原因。所以，不能把现代批评的视域选择仅仅理解为一种技术性的策略，它同时也是阐释目标的重新设置，以及对批评思路和视野的调整。这意味着视域选择具有不可低估的批评学意义，那就是转移批评的重心，深化阐释的意图，这标志着文学批评开始从意义的解释转向分析意义解释的根据何在。
作为既是视域选择的前提，又是视域选择必然产物的文本定位，是现代批评为确立阐释对象所采取的策略。在现代批评的实践中，文学文本不是以一个混然一体的对象，而是以一个被拆解了的对象进入批评视野的。此刻批评只把文本的某一个层面，或者某种因素、某个特点纳入自己的视野，仅仅以这个对象为根据来理解和解释文本，阐释文本意义的生成。其结果便是，在心理分析批评那里，文本成了潜意识的流露；对结构主义批评来讲，文本无非是深层结构或思维模式的“言语”；新批评的文本是排除了“意图谬见”和“感受谬见”之后剩下的语义世界；而原型批评的文本可以说是作者个人对远古集体神话的梦呓……。显然，现代文学批评多元化的格局，正是建立在文本定位策略之上的。
支撑着文本定位策略的，是现代批评在文学观念上的更新。与以往的批评把作品视为作家个人精神产品的文学观念不同，现代批评更倾向于将文本视为一个由多种非主体因素构成的、多层面的文化结构体，作家的意图仅仅是文本意义的一个来源，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一个来源。文本的意义源于人类文化，而文化渗透在文学的各种构成要素和文本的不同层面之中，它是传统，是潜意识，也是语言，结构，形式；曾被传统批评视为没有意义的能指系统，都会因其本身的文化蕴涵而发挥着所指的功能。它们都在滋生着意义，滋生着不以主体意志为转移的、因而有可能掩盖或者歪曲主体意图的意义。正是在这种文学观念的支配下，现代批评确立了拆解文本整体，只把文本的某种因素作为批评对象的文本定位策略。不可否认，这种策略确实使现代批评对文本的各个层面、各种因素、以及它们在意义生成中所起作用的认识，达到了以往的文学批评从未达到的深度，从而显示了文本定位策略的阐释价值，特别是当我们把现代批评视为一个整体时。因为通过批评对象设置的多样化，文学批评具有了揭示文本意义的复杂结构和意义生成的多重原因的可能，从而使批评更逼近作品世界。但是如果孤立地看，仅就某种批评方法来讲，文本定位的策略又使现代批评为精细地观察树木甚至枝叶付出了不见森林的代价，这又从根本上颠覆了批评对作品整体意蕴把握的可能。这是现代批评始终没能走出的一个怪圈。从批评走向成熟的过程上看，这个代价也许是必须的；可是对某种批评方法而言，却显然过于沉重了，它因此显得狭隘、琐碎、斤斤计较，有小聪明而缺少大智慧。在这点上现代批评与分析哲学极为相似，怀特大约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在《分析的时代》里把后者戏称为“狐狸的哲学”。
思路构筑是现代批评的运作策略，其作用是通过对理解和解释过程的程式化、规范化，使视域选择和文本定位的策略在文学批评的实际操作中得到实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各种现代批评学派都创造了大量的专业批评术语，提出了各自的批评范畴，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批评方法。因为术语作为观念的浓缩符号，范畴作为认识之网上的纽结，方法作为思维活动的逻辑规则，必然会把批评的理论意图和阐释策略融入运思过程，为经验整理出秩序，为理解和解释规定思路，使批评活动规范化甚至模式化，把批评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引向阐释意图所筹划的轨道之中。这意味着思路构筑策略的实施，必然会通过操作的规范化把文学批评引向预设的对象和领域，使每一种批评方法都有了仅仅属于自己的、相对独立的批评世界，从而使相对性成为现代批评的内在规范。我们的文学批评在传统框架中对现代批评各种方法的借鉴之所以收效甚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忽略了方法仅仅是一种运作策略，它的功能只有在遵循阐释意图的前提下，即在接受特定的文学观念和理论原则的前提下，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而现代批评也充分利用了方法的神话，有意无意地掩盖了方法的从属性质及其内含的相对性，悄悄地把自己的阐释方法推上了无可怀疑的“公理”地位。
思路构筑策略对现代文学批评的阐释方式的直接影响，是运思过程向分析的倾斜和批评话语的逻辑化和推理化。形象的感悟体认，批评的审美意味，都在这一策略的实施过程中减弱甚至丧失。批评变得象病案分析，学术报告，语法研究或哲学独白，成了文人学者之间争执辩驳的方式，文学本身的内容反而从批评中消失了，至少是在批评话语的表层淡化了。如果说，视域选择和文本定位的策略还表现了现代批评对文学性的关注，说明现代批评尚未忘却自己作为文学批评应有的特点，那么思路构筑的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多少破坏了这种形象，使现代批评在思维和表达的方式上偏离了文学批评的轨道。当然，长处往往和缺陷同在，更何况批评并不一概排斥严密的逻辑性和操作的规范化。当批评家不是故作深沉刻意追求思想和话语的“理论性”的时候，当批评尚未忘记自己所面对的是一个审美对象的时候，思路构筑的策略也确实给现代批评带来了见解独到的分析思路和发人深省的理论深度。
通过视域选择、文本定位和思路构筑的策略，现代批评不仅为二十世纪的文学批评创辟了一条新的阐释之途，让我们在这条道路上领略了从传统批评的视野里看不到的诸多文学风景，而且还给批评注入了多元化和相对性的观念，并在这个基础上改写了文学批评有效性的标准，使批评在解释的边界性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获得了发展的可能。
三
分析和概括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的个性特征也许不算太难，困难的是如何认识它在文学批评发展历史上的作用，以及应当对它作出怎样的价值判断。
我们还缺乏获得清醒认识和客观态度所必须的时间距离，更不用说传统的批评观念和实践经验，会让我们的是非标准稍不留意就落入固有成见的危险。好在承认事实有时也能引出价值判断，比如从文学批评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具有鲜明个性的现代批评的出现，无疑拓展了人们的批评观念，而策略意识则促成了批评规范的形成和对批评方法的自觉；文学批评的思路更为多样，理论性和思想性成了批评自觉追求的品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现代批评以一定的理论统摄阐释，把阐发某种理论原则视为批评之必须的追求和实践，使批评终于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活动，甚至成了一种与哲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与文化和社会密切相关的思想活动，彻底改变了批评附庸于作品的地位，重塑了一个全新的批评形象。而人们之所以把批评视为二十世纪文学成就的当然代表，恐怕也是因为它以决心进行一场批评革命的热情，用近百年的实验和探索、成功和失败，给文学批评的传统划了一个句号，在文学批评史上为批评的现代发展写下了充满生气的第一页。所有这些都可以视为批评走向成熟的表征，也可以说是现代批评的贡献。
但是，就是站在现代批评为自己筹划的圈子内，也不难发现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现代批评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有可能会陷入恶性的阐释循环。尽管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都认为，阐释的循环具有本体论的性质，它的自相矛盾或悖论性源于人类的生存状态，但是这并不能否认批评在理解和解释的过程中，还有可能会由于自身的失误而陷入操作性的、自我封闭的阐释循环。实际上，当伽达默尔提出视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的理论时，就已经意识到这种非本体性的阐释循环有可能发生。相比之下，现代批评却显得过于自信，似乎还没有自觉意识到理论预设和先行筹划如果不考虑视域融合的问题，它所采取策略将可能让自己对文本的阐释只能徘徊在前理解所给定的视域之中而无法进入文本的视域。
虽然我们承认，现代批评的策略源于对文学认识的深化；文本的系统结构和意义生成的复杂原因，不仅体现了视域选择和文本定位作为应对策略的机智，同时也证明了这种策略的必要。但是又必须看到，这一策略的实施却潜藏着一种可能，即由于只顾及解释意图的实现而无视文本自身的逻辑与规定，最终使批评落入循环阐释陷阱的可能。特别是当批评的前理解并非源于对文学本身的认识，而是根据某种非文学的理论来制定视域选择和文本定位策略的时候，落入这种陷阱的危险性就更大。不幸的是，现代批评正面临着这样的处境。于是我们看到，现代批评的实施过程，实际上成了用批评所选择的视域去拆解文本，通过文本定位和思路构筑否定文本自己视域的过程。批评以它选择的理论为出发点，绕了一圈，又通过作品的阐释证明了它的选择，从而把阐释的对象变成了自身。结果是批评虽然喋喋不休，文本却始终沉默不语，批评并没有使隐蔽的文本原有的意蕴得到澄明。这与其说是批评通过阐释解释了作品，还不如说批评力图使作品就范于它的阐释更符合实际。难怪燕卜逊在《含混七型》中对许多作品所作的解释，连他的“新批评”同人兰塞姆都觉得离题太远，不得不在一篇题为《燕卜逊先生之糊涂》的文章里责备他，“把客观存在的语言现象与读者的主观感觉混为一谈”⑧。这也是其他现代批评方法常常陷入的处境，一种循环阐释的尴尬处境。
这个事实说明，策略意识使现代批评获得了超越前人的眼光，也给了它远比前人更多的限制。忽略这种限制，忽略在阐释活动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彼此不同的视域，即批评所选择的视域和文本原有的视域，以及后者对解释的制约，是现代批评陷入恶性阐释循环的重要原因。文学作品虽然具有开放性，但是，作为某一个体以他特有的经验方式感受他的人生和他的时代的产物，作品必然因其鲜明的个性色彩和特定的时代精神，因其具体的文化背景，同时又显示了它的封闭性，这就是作品自己的视域；批评不能无视这种文本视域。因此任何阐释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本文与现在之间的紧张关系”，面临着批评者身处的解释时间和被批评的文本所拥有的时间之间的差异。所以伽达默尔强调，“阐释学的任务就在于不以一种朴素的同化去掩盖这种紧张关系，而是有意识地去暴露这种紧张关系”⑨，由此他提出了阐释的视域融合理论。伽达默尔所说的视域融合，既不是指批评以自己的前见武断否认文本的视域，也不是说阐释应放弃自己的视域去再现作品的原有内容；前者是以一种朴素的同化对紧张关系的掩盖，后者则是难以实现的空想。对伽达默尔来讲，视域融合意味着批评和文本两种视域的叠合、交融过程，以及由此形成的新的视域。这说明视域融合是向一种更高的理解的提升，它给批评的文本阐释带来了创造性，也使阐释活动本身变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对一个本文或一部艺术作品里的真正意义的汲舀是永无止境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无限的过程。……新的理解源泉不断产生，使意想不到的意义关系展现出来”⑩。这一方面说明视域融合只能存在于对文本的无限多样的阐释过程之中，即存在于各种批评方法互补的文学批评整体之中；同时也告诉我们，批评对文本自身视域的肯定和理解也是实现视域融合不可缺少的前提，批评唯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消解两种视域间的“紧张关系”。可是在现代批评的策略之中却难得发现认可文本视域的意识，而构成文本视域主要成分的主体意图更受到现代批评的质疑甚至否认，其结果只能是对两种视域之间的“紧张关系”忽略乃至否定。
也许，忽略本身也是一种策略，因为现代批评的视域和作品的视域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价值取向上的不同。借鉴非文学的学科理论曾使现代批评拥有前人不曾有过的眼界，循环阐释的困顿又暴露了这种眼界的盲点，即对文学的审美精神的茫然或无视。当精神分析批评把文学作品视为作者的“白日梦”时，当结构主义批评竭力从文本中寻找深层模式时，当女权主义批评解构文本话语、力图揭示其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时……，它们所理解和解释的并不是审美的文学，而是一种无个性的社会文化。可以说，在现代批评眼里，作品与作品之间、作者与作者之间的区别全都消失了；批评为人们展示的是一个没有审美个性，没有主观倾向，没有对生命追求的激情，也没有个人独特想象的世界，是一个几乎与审美精神相关的一切都绝缘了的世界。这显然已经不再是文学的世界了。所以，现在的问题并不是批评能否完全地再现文本原有的视域，而是从根本上否认了作品中还有一种属于个人的视域，它暴露了现代批评策略意识中缺乏理解文学所必须具有的人文精神，也就是陈寅恪所说的那种“了解之同情”的精神。
作为中国的阐释理论，陈寅恪所谓的“了解之同情”体现了一种与西方现代哲学阐释学不同的视域融合观。对此，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作了如是的解释：
“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11)
与西方现代阐释学强调阐释活动不可能再现对象原有的视域不同，陈寅恪认为“了解之同情”的阐释态度有可能缩小阐释者和被阐释的人文对象之间的差距或隔阂。它要求阐释者把语言解释和心理解释结合起来，在“同情”的基础上进入文本世界，以体认的方式而不是仅仅依靠分析方法，再现他人的心境，进而理解文本的意图。从现象上看，陈寅恪似乎倒退到了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阐释学立场上，然而支撑着这种视域融合观的却是对文本言说二重性的深刻理解：没有语言的社会规约性，文本的言说将失去被他人理解的可能；但是语言如果不表达主体个人的意图和情感，文本也将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语言既是一种遮蔽，又是一种澄明；文本显示着属于时代、社会和文化的蕴意。也向能以“了解之同情”的方式读解它的后人呈现言说主体个人的心灵，更何况文学文本往往会以独特的言说方式淡化或者消解语言对言说意义的掩盖。因此，阐释进入文本视域的真正困难其实并不在语言的遮蔽，而在阐释者是否意识到文本语言之中所蕴含的心理内容，能从语言解释和心理解释的结合中走出语言遮蔽的阴影。
当然，作为阐释理论，无论是陈寅恪的“了解之情”，还是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观点，都因其对心理解释的依赖而难免使阐释发生误解甚至歪曲，与具有严峻的科学主义精神的现代批评相比，这一弱点更为刺目。但是批评所面对的毕竟是文学，对象要求阐释必须具有与它相通的人文精神；虽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可是以策略筹划而称著的现代批评却失策于对这样一种基本要求的遗失，不能不说是它的致命弱点。然而现代批评可能走出这个怪圈吗？也许，现代批评的命运如何，全在于它将怎样迈出这一步。
1994年5月初稿
9月定稿
注释：
①丹尼尔·霍夫曼主编：《美国当代文学》，第80页。中国文联联合出版公司。
②丹尼尔·霍夫曼主编：《美国当代文学》，第87页。
②R·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第325页，四川文艺出版社。
④《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115页，商务印书馆。
⑤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第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⑥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第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⑦转引孟悦等：《本文的策略》，第150页，花城出版社。
⑧转引赵毅衡：《新批评》，第16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册，第39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⑩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册，第38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1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