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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4)02-0010-08
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史学史学科是由梁启超倡导建立的，他的《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和 《史学史的作法》两篇奠基之作，是开启近代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标志。此后，历经80余 年的发展，中国史学史由弱小、冷僻的学科，逐渐发展壮大，至今已成为历史学科中的 八个二级学科之一。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参加撰写《中国史学史述要》一书时，曾梳 理有关史料，扼要论述了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历程[1](pp.13～21)。在20世纪末21世 纪初，各学科纷纷作世纪回顾与瞻望，史学史界也就此发表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文章。其 中，瞿林东先生的《中国史学史：20世纪的发展道路》[2]、《中国史学史研究五十年 的进展及未来的前景》[3]、《走向中国史学深处——近20年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 》[4]等多篇文章，全面而具体地论述了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历程，站得高看得远， 读后深受启发，深感当初自己的研究肤浅，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这里即就自己近 年来的学习心得再作一总结。
中国史学史学科80年的发展史，可以以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如 果从性质上观察这两个阶段，可以以“新”、“旧”两字予以概括。处于旧阶段的史学 史学科，是在西方近代史学理论传入中国，西方史学史著作被译介到中国的背景下产生 的(注：参见宁泊《史学史的今与昔——访杨翼骧先生》(《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4期) 中杨先生的有关回忆及周文玖《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史学月刊》2002年第8期) 一文。)。进入新阶段的史学史学科是在唯物史观在中国大普及、整个史学界正在建立 新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背景下重建的。
一、学科的产生与旧阶段史学史学科的发展
梁启超于1922年出版《历史研究法》一书，其中有《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一章，概括 论述了中国古代史学从起源到清代“二千年来史学经过之大凡”[5]。这是近代最早系 统论述中国史学发展史的专文。1926～1927年他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其中《史学史的作法》一节，明确提出把史学史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并论述了中 国史学史学科的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指出中国史学史应注意四方面问题，即史官、 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和当前史学的趋势[6](p.219)。梁启超关于史学史学科的论述 ，唤起了史学界对史学史的重视。三四十年代形成了一次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高潮，截至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公开发表的中国史学史论文已达数百篇，并有魏应骐《中国史 学史》、王玉璋《中国史学史概论》、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三本专著出版(注：三书 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魏著出版于1941年、王著出版于1942年、金著出版于1944年。) ，其他虽未标史学史名称而实际属于史学史范畴的著作也有近十部，在一些大学还开设 了史学史课程。这些成果，特别是专著的出版和课程的开设，标志着中国史学史学科已 经建立起自己的内容体系，取得了一定学术地位。中国史学史学科已粗具规模。
关于旧阶段的中国史学史学科，需要指出两点：
第一，从这一时期的专著看，体例和内容主要是以梁启超设立的框架为基准，论述方 法深受古代目录学的影响。连被认为此期代表作的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也同样如此， 该书《导言》称：此书“谨尊刘、章之义例，纬以梁氏之条目，粗加诠次，以为诵说之 资”[7]。白寿彝评价该书时说：“从全书的结构上看，金毓黻就是在梁启超的蓝图上 填写了史书的目录，有时对这些书作了简单介绍和评论。这部书带有浓厚的史部目录学 的气味。”[8](p.166)而从治学思想看，绝大部分著作是以西方进化论和西方史学思想 为指导，此阶段的中国史学史学科无疑应归入20世纪上半叶的“新史学”范畴。
第二，虽然这一时期史学史学科有了一定的声势，但是，史学史学科并没有被普遍认 可。据杨翼骧先生回忆，在三四十年代，包括一些名学者在内的不少人，都不以史学史 为独立的学科，甚至有人认为史学史不是学问；而在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出版之后， 又有人认为，史学史研究的余地已微不足道了。更有甚者，从事史学史研究往往被人认 为不务正业，开设史学史课程的高校也并不普遍(注：参见杨翼骧《学忍堂文集》第452 页，《谈治学与做人》(中华书局2002年11月版)及宁泊《史学史的今与昔——访杨翼骧 先生》(《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4期)。)。当然，可以相信这只是人们在认识和承认这 一学科过程中所需要的一个阶段。从商务印书馆在1941、1942、1944三年中连续出版三 本史学史专著来看，当时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势头还是相当强劲的，如果假以时日， 中国史学史学科应当会有更大发展，在历史学中的地位也会更加突出。
二、学科的重建与新阶段史学史学科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经历了曲折与磨难，最终达到了今天的繁荣 局面。这一过程，又可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20世纪50年代末至1966年“文革”开始，为新阶段史学史学科起步时期。
解放之初，一些大学相继开设了史学史课，但很快或被取消或作为选修课而时开时停 ，因为搞史学史研究有宣传封建学术之嫌，解放前曾从事史学史研究的人，处于彷徨状 态，有的人甚至声明不再搞史学史了[9]。除了在少数领域如对司马迁《史记》的研究 外(注：当时因纪念司马迁诞辰2100周年，形成了一个研究司马迁的热潮，在发表的文 章中有不少是研究司马迁史学成就的。此外50年代还发表了其他一些史学史研究文章， 详见乔治忠、姜胜利《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大多 数领域的研究工作基本陷于停顿。
50年代后半叶，中国史学史研究出现了生机。先是，1956年《史学译丛》第2期发表苏 联《历史问题》杂志社的社论《论历史科学史的研究》，论述了史学史学科的目的、任 务和方法。以当时苏联学术对中国学界的巨大影响力来看，此文无疑在唤起人们对史学 史的关注和重新认识上起到了很大作用。后来耿淡如发表《什么是史学史》一文，其中 就多处引述苏联学者的观点[10]。受此影响，杨翼骧先生等少数人也开始了实际的研究 工作，如1957年杨先生发表了《三国两晋史学编年》等文章[11]。金毓黻先生的《中国 史学史》也于1957年被再版，史学史还被列为教育部列入高校历史系选修课[12]，这可 以说是史学史学科得到承认的体现。
至1961年，在全国文科教材会议上，教育部指定白寿彝先生和吴泽先生编写史学史教 材，此后史学史研究出现了短暂的热潮，报刊相继发表刘节、汪伯岩、师宁、白寿彝、 朱永嘉等人的文章，对史学史的研究宗旨、研究方法、研究任务进行了探讨；北京师范 大学、西北大学以及上海史学会和广东史学会等还分别召开学术研讨会，专门研讨上述 问题[1](p.29)。理论的探讨带动了实际研究工作，在60年代前半期的四五年间，产生 了数以百计的论文。同时，开设史学史课程的大学增多，有的史学史教师要在几个学校 之间奔波(注：这期间杨翼骧先生除为南开大学历史系开设史学史课外，还曾先后在天 津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学院、安徽大学等讲授此课。参见乔治忠、姜胜利《杨翼骧教授 的史学史成就及其学术特点》，《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2期。)，白寿彝先生还招收了 少量研究生[12]。但可惜的是这种令人振奋的发展势头，因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 ”戛然而止，以至连一本新的专著都没有来得及出版(注：1957年再版了初版于1944年 的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该书原为十章，再版时，删去了内容不合时宜的第十章《 最近史学之趋势》。)。
20世纪60年代最主要的成就是对史学史基本理论的讨论。新中国成立后，史学史学科 的性质、任务、体系等基本理论问题一直不甚明确，虽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1949年以前 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解放后的一段时间整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科如何建构还属探 索阶段，有关史学史的讨论是建立整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部分。较早发表专文的耿淡 如在《什么是史学史》一文就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与资产阶级史学史是名同 而实不同的两回事。”“史学史的对象不同于历史，但它和历史完全一样，是以历史唯 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其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的。资产阶级的历史编纂学或历史的历 史是以唯心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所以他们的史学史不是属于科学范畴的。”[10]此后 的讨论参加者，无不声明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史学科，师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新 的中国史学史，自然应该不同于“旧史学史”，不同于“资产阶级史学史”，应该“建 设一个新的史学史体系”，有自己的“崭新面貌”[13]。从师宁概括的新史学史学科的 特点来看，与旧的史学史学科也确有明显的不同：“(一)强调要揭示出中国史学发展的 客观规律；(二)强调要注意到史学发展与整个社会发展的关系，特别要注意阶级分析， 联系社会的阶级斗争来说明中国史学的发展；(三)强调要批判近代资产阶级的反动史学 ，特别要重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与资产阶级史学的斗争及其胜利的发展；( 四)强调要重视历史上史学著作的思想内容，超越了过去中国史学史偏重在体裁形式和 编纂方法的局限。归结起来，就是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探讨中国 史学史问题，从事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编写。”[13]显然这时要重建的新的中国史学史 学科，在指导思想和要解决的问题上，与旧阶段的中国史学史学科具有很大差异。
第二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是新阶段史学史学科逐步走向繁荣时期。
自70年代末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以后，史学史学科同其他学科一样恢复了生机与活力。 一些大学和科研单位相继建立了史学史研究和教学机构，如北师大的史学研究所、华东 师大的史学研究所、中国社科院的历史研究所都有史学史研究室。1978年后，在大学普 遍开设了史学史课程。白寿彝、吴泽、尹达、杨翼骧等开始较具规模地招收史学史硕士 研究生。进入80年代，上述四位先生所在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华东师范大学史 学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南开大学历史系)先后被教育部确定为史学史专业博士 点，他们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1980年由中国社科院组织、著名史学家郑天挺先生主编 《中国历史大词典》时，中国史学史被确立为14个分卷之一。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在白 寿彝先生的主持下，将《史学史资料》改名为《史学史研究》，公开出版，该刊至今仍 是唯一史学史专业期刊。至此，史学史学科重新确立了在历史学中的地位。至今20余年 间，史学史专著和论文数量已超过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这50年的总和；研究水准也在 提升，关注的问题深度和广度都已今非昔比。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史学史学科达到今天的令人鼓舞的局面，是自梁启超以来几代学 人努力的结果。解放前的姑且不谈，解放以后，以白寿彝、吴泽、尹达、杨翼骧为代表 的第一代史学史研究者，以非凡的学术勇气，在不同场合多次呼吁史学史学科的重建， 并身体力行，坚持从事史学史教学和研究，他们的言行无疑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重建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白寿彝先生除了自身进行了大量史学史研究外，每到一地 都极力宣传史学史学科的重要，呼吁加强史学史的研究与教学。白先生从60年代起至其 去世的40年间，组织关于史学史基本理论和史学史教材编写问题的讨论，创办专业刊物 ，率先招收专业研究生，选拔专业人才，组织专业队伍等等，开辟榛芜，不遗余力，于 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居功最伟。吴泽、尹达、杨翼骧等先生也各有独特建树，他们除了培 养了许多专业人才外，或编辑出版汇集全国史学史研究精华的论文集，或主编第一部史 学史词典，或主编新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通史，或编纂详瞻的史学史资料集(注：吴 泽主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集》第一、第二册，吴泽、杨翼骧主编《中国历史大词典·史 学史卷》，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杨翼骧编著《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 都为史学史的发展起到引领风气和铺路架桥的作用。
解放以后的第二代史学史研究者，或是第一辈史学史家的直传弟子，或受到第一辈史 学史家的深刻影响。他们继承了老一辈史学史家的风尚与精神，不事虚华，兢兢业业， 取得了大量史学史研究成果，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如此丰富的史学史著述。他们 至今仍是史学史学科的中坚力量，随着大部分老一辈史学史家相继谢世，他们更担当起 引导风尚的历史使命。由第一代、第二代学者指导完成学业的第三代研究者，也自80年 代中后期跨入史学史研究队伍，与第二代学者一起继续为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贡献力量。 目前，薪火相传，新人辈出，史学史研究队伍日益扩大，史学史学科正呈现出前所未有 的发展生机与活力。
三、关于学科发展阶段划分的几点认识
第一，以上以1949年为界将史学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划分为新旧两个阶段，并非要把 两个阶段割裂开来，事实上两个阶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区别体现在二者各自的主要特点上：旧的史学史学科以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思想为指导 ，以梁启超设立的史学史内容为框架，在叙述方法上有较明显的目录学的痕迹。新的史 学史学科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突破了梁启超设立的史学史内容框架，并基本消除了旧的 目录学的痕迹。白寿彝先生在谈到中国史籍浩如烟海时说：“旧日的学者，有的人就因 此而掉到海里，把书目和内容介绍当作史学史看待……自梁启超以下的资产阶级学者， 在议论中国史学史分期的时候，特别表现出这样的情况，马克思主义历史工作者从根本 上跟他们不同，而是‘把历史当作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 来研究’(列宁：《卡尔·马克思》)的。”[14]这清晰地指出了新旧两个阶段史学史学 科的区别。前面所述20世纪60年代关于史学史基本理论的讨论，都强调要建立新型的史 学史也清楚地表明这一点。
联系则在于新阶段的史学史学科并非凭空产生的，60年代已经有人指出：“这里值得 注意的是，新的中国史学史，不可能完全脱离开旧的史学史，完全白手起家。史学和其 他科学一样需要批判地继承一切有益的成就。我们今天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来研究或编写中国史学史的工作，不但不能和过去旧的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成绩截然 脱离，而且必须对于过去旧的史学史加以重新估计，尤其要对于梁启超的资产阶级史学 加以批判的总结。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工作才有可能真正得到不断的创造和前进 。”“无疑的，如果我们善于批判地继承过去有关中国史学史的一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如果上述这些特点能够在今后的史学史论著中充分体现出来，那么可以相信，我们中 国史学史的研究必将逐步走上真正科学的道路，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13]事实也 确实如此，1957年金毓黻先生的著作被重印，正说明当时的中国史学史界，没有忘记从 旧阶段的史学史研究成果中汲取有用的东西。
第二，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叶数年间的史学史热潮，不足以作为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 的一个阶段，而只是新阶段中国史学史学科的起始。
20世纪60年代重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进程是被“文化大革命”人为打断的，20年后的7 0年代末兴起的史学史的热潮是这一进程的接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80年代以来关于 史学史基本理论的文章，与60年代相比，在论点上除了摈弃了那个时代极左的东西，基 本观点并没有实质性的不同。有的是原来观点的重复，有的是形成于当时而发表于20年 以后，有的是原来观点的进一步深化。例如，60年代初，白寿彝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研 究任务的商榷》一文中就指出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是我国史学史研究的两大经常任务 [14]。可以说，80年代以至现在有关史学史理论的探讨，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认识的 深化也是明显的，在很大程度上还是60年代讨论的继续与发展，但白先生的观点仍是目 前有关的论述的基础。
另外，60年代许多工作只是开了个头，就不得不停顿下来，而80年代以来的许多工作 则是这些未竟工作的继续。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史教本》从草拟到出版，“辛 勤探索四十年，汇聚心血两代人”的历程，生动地反映了这一连续性[15]。其他一些著 作，如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稿》、杨翼骧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也与此情 况类似。60年代提出的发展史学史学科的一些具体任务，如编写史学史教材，编辑史学 史论文集，编制史学史著作目录和史学史论文篇目索引，编制近代中国史学刊物索引， 汇编前人和今人对历史上重要史家和史著的评论，等等[13]，有的在80年代以后才完成 ，有的现在正在进行中，有的至今也还未提上日程。可见，60年代与80年代虽在时间上 相隔20年，但所作的工作有密切的连续性，因此60年代上半期的四五年，只是新阶段中 国史学史学科重建进程的开始，并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阶段，她与80年代以来的中国史 学史学科的发展连为一起，皆属于正在进行的“新阶段”。
当然，从新阶段的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历程间断了十几年来考虑，将“文革”前后划分 为两个时期也是必要的，但这与把“文革”前与解放前及70年代末以来并列为三个发展 阶段仍有较大的不同。
四、学科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
综观史学史学科80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道路曲折，成果丰富，仍 需发展。
80年以来中国史学史研究了什么?取得了哪些成果?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加以总结 ：第一，对史学史学科基本理论的研究。对史学史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 的，史学史学科的基本内容与基本框架，史学史学科的基本概念(如史学思想、史学理 论、历史观、历史思想、历史理论、历史编纂学、治史方法、历史文学)等都有论述。 第二，对中国史学史的总体研究。如对史学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对史学发展或衰落原因 的探讨，对中国史学发展特点的研究等。第三，对某个历史时期、某个朝代史学的研究 。如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以及近代、现代、当代史学，都有相 关研究成果。第四，对具体史著、史家的研究。其中既有名家名著，如刘知几与《史通 》、郑樵与《通志》、章学诚与《文史通义》以及《春秋》、《左传》、《史记》、《 汉书》、《资治通鉴》等；也有二三流史家、史著，如刘肃与《大唐新语》、路振与《 九国志》、谢启昆与《西魏书》等。这些成就在1996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 一书(注：此书完成与1988年，论述的下限为1987年，但由于出版方面的原因，1996年 才面世。)和近年来的综论性文章如瞿林东先生《中国史学史：20世纪的发展道路》、 《走向中国史学深处——近20年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张越先生《中国史学史分 期综述》[16]、王记录先生《50年来中国史学史分期研究述评》[17]以及《中国史研究 动态》杂志发表的历年史学史研究综述中都有论述，限于篇幅，兹不重复。
在中国史学史学科大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 视，并进行相应的工作。
(1)澄清对史学史学科基本概念与基本理论的模糊认识。白寿彝先生于1995年就指出： “史学史研究要抓重大问题，系统地解决史学史上的重大问题，如史学史本身的理论问 题，史学史分支学科的理论问题，史学史发展过程中的理论问题，史学发展的内部的理 论问题。这些问题要提出来，开展研究。”[18]事实上，解放前的史学史理论，一是整 个学科处于草创时期，当然不够成熟；二是处于资产阶级史学占主流地位的背景下，指 导思想带有资产阶级性质。20世纪60年代的史学史理论，又不免带有某种“左”的烙印 ，过多地强调批判“封建主义旧史学”和“资产阶级伪史学”，这些都与当今整个社会 科学指导思想不甚一致，况且，当时的讨论随着史学史学科发展进程的停顿而偃旗息鼓 ，并没有深入下去。所以如何在参考吸收以前的史学史理论精华的基础上，开拓史学史 理论的新境界，是新时期史学史学科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目前有关探讨文章虽时有发 表，但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研究潮流，远远不能适应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形势。理论问题 不很好地解决，直接影响实际研究工作。我们发现，在一些文章中，弄不清基本概念及 其区别，大量概念混杂叠用，信手拈来。论述同一个问题，时而称史学思想，时而称史 学理论，时而称历史思想。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理论建设，搞清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 的区别、史学理论与史学思想的区别、历史编纂法与历史编纂学理论的区别、史学方法 与史学方法论的区别，等等。至于史学史的任务、性质、内容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与相邻学科的界限等理论也都仍有不断研究、不断深化、不断完善的必要。
(2)进一步加强对史学史重要问题的研究。白寿彝先生关于抓重大问题研究的观点，同 样适用于史学史研究的实际工作。对史学史上重要问题的认识，往往会在史学史研究中 (即便是进行微观研究时)起到某种指导与纲领的作用。然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显得比 较薄弱。如人们都认为史学史研究要揭示史学史发展规律，但迄今为止，究竟发现了几 条规律，究竟是怎样的规律，有关论述并不多见。人们也都认为史学史研究要揭示历史 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但究竟是怎样的联系，怎样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有关论述也 所见不多。至于史学史与相邻学科的界限问题就更为模糊。史学史分期问题，近年虽受 到一定重视，但也还有继续讨论的必要。最值得提出的是，梁启超在倡导建立史学史学 科之初，就将“最近史学的趋势”列入四大研究内容之一，而在目前的史学史专著中却 基本不见论述，不知是故意避开了，还是觉得那根本就不是史学史应有的内容。实际上 ，研究历史有鉴往知来的目的，研究史学史自然就应有鉴史学之既往、知史学之未来的 目的，史学发展趋势是不应忽略的研究课题，当初梁启超的定义是有其学术高度的。缺 此一重要内容，就难以完全体现白寿彝先生所谓史学史“它比一般的史学工作要高一个 层次”的定位[19]；缺此一重要内容，势必使史学史学科的价值大打折扣。
(3)扩大研究视野，避免研究内容的低层次重复。选题陈旧、论述内容低层次重复，不 利于整个学科的成长与进步。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确是 一个应关注的课题，文章已达百篇似也不嫌多，但可惜的是见深度、见新意的也不过十 几篇。甚至个别洋洋几十万言的史学史专著，也是有不少内容抄撮成说，鲜有新见。事 实上，史学史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还有许多工作等待完成。比如；与文学史学科相 比，史学史学科工具书的编制工作做得可谓极差，具有80年的学科史，竟然只有一部专 门词典；而专门的索引至今未见一部公开出版，这与文学史词典和索引等工具书的大量 出版，形成鲜明对照。资料的编辑工作同样不能令人满意，除了杨翼骧先生的《中国史 学史资料编年》以及《史记》等极少数书有资料集外，即便是《史通》、《资治通鉴》 这样的名著也没有象样的资料汇编；而在文学史方面，许多名著都有数十万上百万字的 资料集，还有许多专题资料汇编(注：仅以朱一玄先生为例，就有《红楼梦脂评校录》( 济南齐鲁书社，1986)；《红楼梦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明清小 说资料选编》(济南齐鲁书社，1990)；《金瓶梅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 5)；《聊斋志异资料汇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古典小说版本资料选编》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1986)；《古典小说资料序跋选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1983)；《西游记资料汇编》(郑州中州 书画社，1983)；《水浒传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儒林外史资料 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等。)。此外，在文章选题上，除了上述重要问题 外，微观的个案研究，也还有许多空白点，等待有心人去填补。至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近几年对明代史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改变了过去明代史学研究的荒芜状态( 注：网上查询，截止2000年，博士论文已有4部，专著有两部，专题论文则更多。)，这 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启示。
(4)提高史学史教学与研究队伍的素质和学术水平。以前从事史学史教学与研究的人不 多，因此老前辈们曾呼吁要重视培养人才，扩大研究队伍；如今我们的队伍明显扩大， 这与研究生导师增多、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等有关，同时也说明，学科发展了，吸引力 增强了。队伍雄壮，自当高兴，但也有可忧之处，比如，一些学校为建立博士点把从未 搞过史学史研究的教师，选作博士生导师；更可怕的是有的人作了史学史专业的博士生 导师依然不从事史学史研究，这样的导师不知能否保证其指导博士生的质量。有的研究 者在不具备史学史基本知识的情况下，仓促上路，甚至连简单的史料也理解得十分荒谬 。有的史学史研究文章却大谈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因此，史学史研究者应加强自身的学 习，提高专业素质。
(5)抵制浮躁学风的侵袭，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一个时期以来 ，浮躁的学风也吹进了史学史界：有的人不肯花时间扎实读书，写文章凭空侈谈，偏激 武断，造势猎奇，甚至对古今史学一概骂倒，读来令人齿寒。有的人公然抄袭，别人文章的精彩一段，往往变成他文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别人文章的一、二、三、 四，变成他文章的二、三、一、四，框架大致相同，内容基本不变。这些现象令人担忧 ，助长了一些人走捷径的心理，给新入门的学习与研究者作了极坏的榜样；同时也导致 一些非史学史专业的人对史学史学科产生偏见，有人就笑称，原来史学史就这样好搞， 神侃一通就可以骂倒几千年的史学。学风的问题固然有整个学术界大环境的影响，但搞 史学史的人本应对中国史学的“良史”传统有较深刻的认识，自律性也就应更强。事实 上，史学史界有许多优良风气值得发扬。老一辈史学史家给我们作出了榜样：白寿彝先 生在“文革”时期，愤然拒绝整教授的所谓考试，表现的是学者的一身正气；杨翼骧先 生为编好一部史学史词典，两次客居上海达半年之久，表现的是严谨认真的学风。至于 热心扶持后学，待人宽厚诚恳，无论是在第一代还是在第二代学者中，更有许多俯拾即 是的事例。这些都是我们建立良好学术氛围的基础。
(6)进一步重视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在人们的观念中特别是在一些管理者的意识里，对 史学史还不够重视。史学史虽是历史学的二级学科，但仍不像断代史那样受重视。至今 ，国家批准的史学史选题数量，还不能与某些仅属于二级学科之下的“三级”、“四级 ”学科相比。高校中设有史学史专门教研室的历史系或学院还不是很多。就全国来讲， 专业的研究机构和专门的史学史刊物的数量，也与史学史学科在历史学中的定位不太相 称。
以上所列，虽然有些并非史学史界的普遍现象，但为了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健康发展， 这些问题还是有必要予以重视和解决。
收稿日期：2003-0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