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缩小城乡差别的战略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乡论文,思想论文,战略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乡差别是自有城乡以来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目前,中国的城乡差别较大。仅就城乡收入比考察,近几年,城乡收入之比大于3∶1(乡村为1)。此外,中国城乡之间在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也是不争的事实。城乡差别过大给社会和谐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为此,中国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于城乡差别问题都给予了高度关注。其中,邓小平从全局的战略高度认识城乡差别问题,阐释了关于缩小城乡差别问题的战略思想。
一、正确认识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城乡差别状况
改革开放初始,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的工业化政策取向,加之十年动乱的破坏,严格的二元户籍制度阻遏了城乡居民的双向流动,由此导致明显的城乡差别。对于城乡差别的状况,虽然当时的人们都有切身体会,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不乏对中国城乡差别问题的看法过于理想化的观点。譬如在197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草案)》中,起草者有这样的提法,到20世纪末,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将大大提高,三大差别将显著缩小。诚然,消灭“三大差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社会理想,但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不能脱离我国的现实。为此,邓小平指出:“还是说得稳当一点好。我们的总产值达到美国的水平,按人口平均也比美国差得多。‘三大差别将显著缩小’这一句可以删掉。”[1]事实证明,目前,我国的城乡差别不但未“显著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趋势。因此,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战略目标是“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2]。这进一步表明邓小平从实事求是的立场出发,对我国的城乡差别状况和发展趋势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和预见。我国的社会主义建立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基础之上,城乡差别既有历史根源,又有现实依据。因此,我们对城乡差别问题应作历史的和具体的认识,谨防认识上“左”的偏差。党的十三大把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相当长时期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我们认识城乡差别问题提供了指南。在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这一特定阶段。从我国的现实和国际经验看,这一阶段的城乡差别难以显著缩小。对此,邓小平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上的指导。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3]。
二、重视城乡差别的负面影响
城乡差别有合理与非合理之分。合理的城乡差别对社会发展起到正面影响,不合理的城乡差别对社会发展则具有负面的影响。邓小平对城乡差别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作了前瞻性揭示。
(一)不合理的城乡差别影响社会稳定
1987年,邓小平接见外宾时说:“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情,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4]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后,邓小平同样强调稳定在中国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5]既然稳定在中国如此重要,我们就要关注城乡差别导致的社会稳定问题。尤其是农村稳定问题,因为城乡差别过大,会导致城乡社会出现断裂,农村不稳定将给国家发展带来太多的隐患。对此,邓小平在谈及我们的改革为什么从农村开始的问题时,认为农村不稳定,农民的积极性就难以发挥,“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八年前我们提出农村搞开放政策,这个政策是很成功的。农民的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6]对于城乡平衡发展问题,邓小平也是从稳定的视角来阐释的。他认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7]农村的发展关乎社会的稳定,关乎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邓小平认为:“对内经济搞活,首先从农村着手。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8]总之,城乡差别拉大,会给农村乃至全国的稳定带来消极影响,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具有先见之明。
(二)不合理的城乡差别导致两极分化
两极分化包括城乡两极分化,城乡两极分化主要是由城乡差别造成的。一旦社会产生两极分化,社会发展的平衡性就会受到破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之所以幸福感强是在于“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9]。相反的情况则是“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10]。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因此邓小平指出:“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11]在改革问题上,邓小平多次强调改革要避免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12]。同样,“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13]对于两极分化产生的因素和治理,邓小平认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14]
(三)不合理的城乡差别违背社会主义的本质
邓小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较大的理论贡献是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其中“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本质规定就是要消灭不合理的城乡差别。因此,邓小平强调要共同富裕和按劳分配。他认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5]“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中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产生两极分化。”[16]同时,他也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认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7]总之,不合理的城乡差别屏蔽了社会主义本质,在现实中我们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三、缩小城乡差别的战略路径选择
城乡差别中的不合理要素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存在消极影响。对此,邓小平从战略高度设计了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
(一)高度重视农业
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农业作为弱势产业与城乡差别问题密切相连,所以邓小平对农业问题高度重视,提出或重申了一系列重要思想。
首先,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1962年,我国财政经济面临严重困难,邓小平认为,要“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从恢复农业着手。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18]。1978年,邓小平谈到我国农业问题时陈述了农业是基础的观点。认为我国“农业还落后,我们还要努力。从我们的经验来看,解决农业问题比解决工业问题更难。马克思讲过,农业是基础。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毛泽东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首先抓农业。我们研究了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为什么它的工业能够发展,主要是它们的农业有基础。农业解决得不好,要拖工业的后腿。特别像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靠进口粮食解决吃饭问题不行”。[19]总之,邓小平在解决我国经济问题时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做出优先发展农业的决策,从而抓住了工作重点。
其次,农业问题事关工农联盟。我国是工农联盟的社会主义国家,农业问题解决不好,势必影响我国的国体。所以,邓小平在1975年提出的意见是:“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工业支援农业,农业反过来又支援工业,这是个加强工农联盟的问题。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20]
再次,农业问题要始终抓紧。农业是弱势产业,不仅生产周期长,而且要经受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因此,邓小平要求:“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农村富起来容易,贫困下去也容易,地一耕不好农业就完了。”[21]邓小平还认为,农业与能源、交通一样,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不容忽视,“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22]。邓小平从国家建设的大局出发,高度重视农业问题,特别是他在1983年同国家领导人谈话时就认为,“农业文章很多,我们还没有破题,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23]。
(二)改革农村经营体制
首先,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城市发展也受到严重制约。为解决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认为,应先从农村开始进行改革,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24]。农村改革主要是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从生产关系方面进行调整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就是在农村实行搞活经济和开放政策,其中最主要的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统分结合,联产计酬。邓小平倡导的农村改革,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不仅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基层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农业生产获得了长足的发展,1984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400公斤,首次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农村改革见效如此之快,这是邓小平没有预料到的。
其次,坚持农业集体化方向。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农村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我们一直坚持农业集体化道路。选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们仍然是在集体所有制经济框架下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这种制度安排只是与农村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而且现实中存在集体经济弱化的客观现象。1990年,邓小平就中国农业的改革和发展,首次阐释了“两个飞跃”的思想。他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是很长的过程。”[25]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且是未来科技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显然邓小平在这方面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原则,又把握住了时代脉搏。时隔两年以后,邓小平对农村走集体化道路作了更为详尽的阐述。1992年,邓小平在审阅党的十四大报告稿后指出:“关于农业问题,现在还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我以前提出过,在一定的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勉强,不要一股风。如果农民现在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就不要着急。条件成熟了,农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碍。”[26]“从长远的观点看,科学技术发展了,管理能力增强了,又会产生一个飞跃。我讲过,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不仅有国有企业那样的全民所有制,农村集体所有制也属于公有制范畴。现在公有制在农村第一产业方面也占优势,乡镇企业就是集体所有制。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27]当然,发展集体经济的模式不是僵化的,我们不可能照搬过去那一套,只能按照邓小平的设计,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走与将来时代发展的特点相契合的农业集体化发展之路以逐步缩小城乡差别。
(三)统筹城乡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解决城乡差别问题的重要措施。邓小平在继承“老祖宗”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统筹城乡发展思想。
首先,城市与乡村工作相结合。1950年邓小平主政西南局期间,引用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强调城市工作,应“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28],以避免城乡发展脱节的危险。同理,做城乡工作也要协调工业和农业的关系。1979年,邓小平在提到中国的经济调整问题时指出,十年动乱把整个国民经济搞得很乱,特别是比例失调,主要是工业和农业比例失调,对农业重视不够,强调工业和农业要保持恰当的比例关系。
其次,工业支援农业。弥补工农业比例关系失调、农业发展资本不足的办法是工业支援农业。1978年,针对辽宁工业腿长、农业腿短的情况,他指出:“农业要现代化,才能适应工业的现代化。工业越发达,越要把农业放到第一位。这就要求工业支援农业。工业支援农业要具体化。”[29]在这里,邓小平把工业支援农业放到国家现代化的层面,不仅指出工业欠发达时期要高度重视农业,而且指出在工业发达时期更要把农业放到第一位。此外,邓小平还提出了“工业支援农业要具体化”的命题,这意味着工业支援农业不能务虚,而要务实。不仅如此,对于工业支援农业问题,邓小平还要求上升到政策高度。1962年,邓小平强调:“农业要恢复,要有一系列的政策,主要是两个方面的政策。一个方面是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农民能够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多搞点粮食,把经济作物恢复起来。另一个方面是工业支援农业。”[30]
再次,分配领域要照顾城乡关系。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体现了不同劳动者之间一定的报酬差别,但实行这一原则时,城乡差别不能太大。因此,邓小平论及按劳分配问题时认为:“我们采取低工资政策还因为有个城乡关系问题,如果工资过高,农村生活水平不能很快提高,会吸引许多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即使我们的工业更发达,国家收入更多,也要照顾城乡关系……要按劳分配,要有差别,但差别不能太大。”[31]
最后,调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工农业产品比价不合理,农产品价格长期偏低,成为我国城乡差别拉大的一个原因。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有深刻的认识并要求着手解决。1977年,邓小平认为:“现在肥料贵,农机贵,农民买不起,增产不增收,有时还要减收。用什么手段使生产成本降低?农业靠工业,工业要降低成本。”[32]总之,邓小平的统筹城乡发展思想为我国制定相关农业政策,缩小城乡差别提供了理论依据。
(四)推进农村工业化,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70%~80%的农村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村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如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成为邓小平思考的现实问题。1987年,邓小平认为:“我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33]邓小平的谈话表明,解决农村劳动力问题要依靠农村工业化。
首先,推进农村工业化是现实的必然要求。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邓小平预言:“农产品增加了,就跟着发展各种农产品的现代化加工工业。从科学方面来说,要发展农业,需要有生物学的发展,气象学的发展,遗传学的发展。总之,农业要工业化才行。”[34]另外,邓小平在1975年也表达了推行农村工业化的思想,他说:“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不仅是农、林、牧、副、渔,还要搞工业。只有这样,才能增加收入,才能适应农业机械化的需要。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只知道种粮食、搞副业是不够的。”[35]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了农村工业化是缩小城乡差别的有效路径,邓小平提出的农村工业化思想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其次,发展乡镇企业是农村工业化的需要。乡镇企业是农村工业化的载体,因此邓小平通过分析农村改革十年来乡镇企业容纳了50%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象,指出:“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剩下的劳动力怎么办……十年的经验证明,只要调动基层和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这个问题就能解决。”[36]发展乡镇企业作为我国农村改革取得的经验性成果为邓小平所推介。实践证明,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发展乡镇企业是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和缩小城乡差别的有效措施,也为我国加强城镇化建设提供了前提条件。
(五)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消灭城乡差别的手段和目的。因此,邓小平对共同富裕给予足够的重视。1983年,邓小平认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37]第二年视察天津时,他又强调:“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38]在晚年,他还强调:“共同富裕……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39]邓小平倡导的共同富裕不是同等富裕,而是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让先富带动未富,最终达到共富的目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发展程度不高的条件下达到共同富裕的必然之路。
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否会导致贫富分化、城乡差别扩大?邓小平给予了否定回答。他认为:“我们搞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遵循两条最重要的原则:第一,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第二,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不会导致两极分化。”[40]在我国适当拉开差距有利于社会发展。但是,差距增大到不合理的程度也会出问题。因此,邓小平在晚年强调:“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41]对于我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和差距扩大的趋势,邓小平在1992年也极有远见地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并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时间表。他认为:“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这个分配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42]邓小平要求在20世纪末期研究分配问题、缩小差距问题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
总之,邓小平关于缩小城乡差别的战略思想为我国的城乡差别状况做出了客观定位,对城乡差别的各方面影响给予了预见,提出了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措施,为我国今后缩小城乡差别提供了战略性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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