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来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中外论文,史研究论文,年来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50年来的发展过程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密切相关的。一方面，政治形势的发展为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提出命题，并提供相应的适宜环境，而人们的研究结果也大致反映了这一时期社会对某一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认识，对人们正确认识外部世界也发挥着积极的影响。因此，与共和国的发展史划分大致同步，新中国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发展过程显然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以1978年为界，分为从建国到文革结束的30年和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以下，本文将简要叙述50年来这一学科的发展过程，并着重评述在若干重要问题上的研究进展。由于本学科覆盖领域极为广泛，仅以其中比较重要的双边史而言，中美关系史、中日关系史、中俄（中苏）关系史等都已发展成独立的子学科，以作者个人的学识，实在不敢说能对所有的研究成果一览无余。如果本文能为读者提供一个学科研究的概貌，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点基础信息，愿已足矣。
（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以帝国主义侵华史为主要内容。这一时期出版的较有影响的综合性著作有胡绳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版）（注：该书及后述其他一些著作在新中国成立前已经出版，但其主要传播期和发生重要影响时期是在成立之后。本文依成立后修订出版的最初年份列出。），丁名楠、余绳武、张振鹍等人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抓住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和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一主线，论述了鸦片战争后80多年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发展和变化。《帝国主义侵华史》对1840—1895年间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形成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在近年面世的中外关系史通史专著中，我们仍能看到这一著作的影响。
在对各帝国主义国家侵华活动的研究中，50年代着力最多的当是美国侵华史，这多半因为美国是当时与中国最为敌对的国家。其中最有影响的为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和卿汝楫的二卷本《美国侵华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3、1956年版）。这两种著作主要从政治史角度着眼，钦本立的《美国经济侵华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则从经济史角度揭露了美国的侵华活动。
基于同样的背景，50年代的中苏关系研究则以宣传中苏友好为主旨，出版了曹锡玲的《中苏外交史》（上海世界知识出版社1951年版）和彭明的《中苏友谊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等专著。60年代中后期，由于中苏关系急剧恶化，有关沙俄侵华史的研究便发展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集体撰写的《沙俄侵华史》（共4 卷，至1978年出版两卷，人民出版社1976、1978年版），详细地叙述了沙俄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此外，比较有影响的著作还有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沙俄侵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和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沙俄侵华史简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等。
但对曾长期扮演列强领头羊角色的英国以及侵华最烈的日本，却缺乏系统的研究，对它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这一时期先后出版了鲍正鹄《鸦片战争》（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魏建猷《第二次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贾逸君《甲午中日战争》（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陈联芳《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戚其章《中日甲午威海海战》（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等专著。对其他国家的研究则更为薄弱。
与帝国主义侵华史相呼应的是中国反侵略斗争史。这方面较有影响的主要有陈锡祺《广东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广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李时岳《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周明绮《1905年的反美爱国运动》（中华书局1962年版）等。
这一时期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研究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突破了1949年前外交史研究的旧框框，建立了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这一时期的研究涉及到近代中外关系的若干重大事件，勾画出了近代中外关系发展的基本线索，搭建了学科的基本框架，为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毋庸讳言，这一时期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在当时中国政治进程中不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左”的思想的影响。中外关系发展的丰富而复杂的内容基本上被侵略和反侵略模式所涵盖。除此以外的许多方面，无法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而且，即便是关于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也受到政治风潮的冲击。如《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出版后， 便有人指责该书犯了方向性错误，声称解放了的中国人民需要的是“扬眉吐气史”，而不是“挨打受气史”。于是，研究组被撤销。以致直到20多年后，该书第2卷才得以与读者见面。
给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带来勃勃生机的是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它既向研究者提出了如何全面认识外部世界的课题，也创造了一个大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对外开放，中外文化交流获得极大发展，中国学者能够直接了解西方社会，从而大大地开拓了视野。中外关系史学科由此出现了繁荣景象。
这一时期，除前述《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和《沙俄侵华史》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1、1990年版）陆续出版外，一批以中外关系史或外交史冠名的通史性著作也纷纷面世。根据狭义上的近代史划分，叙述清末到1919年间（个别的到1911年或1949年）中外关系史的著作有：刘培华《近代中外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顾明义《中国近代外交史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王绍坊《中国外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杨公素《晚清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赵佳楹《中国近代外交史》（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唐培吉主编《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等。
相对来说，民国时期外交史的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其综合性专著的出版普遍晚于研究清末的专著，大抵都在90年代。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注：它与前述王绍坊、赵佳楹的著作，都是在五六十年代外交学院教材的基础上改写的。因该教材当时系内部印行，且此次公开出版时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故作者将其列入新时期的著作。），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杨公素《中华民国外交简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以及程道德主编的《近代中国外交与国际法》（现代出版社1993年版）。
由于研究者所掌握外语语种及个人精力的限制，更大量的研究，也可以说更为深入的研究是按国别而分类进行的。在双边关系史研究中，已经出版的比较有影响的通史性著作有：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张振鹍、沈予等《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张声振《中日关系史》第1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向青、石志矢、 刘德喜主编《苏联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刘志清《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70年》（黄河出版社1998年版），萨本仁、潘兴明《20世纪的中英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马振犊、戚如高《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版）等。在双边关系史研究中，更多的是若干高水平的阶段性或专题性著作，本文将在以下的专题综述中予以介绍。
（二）
以往的研究综述大多是按国别分类进行的。但是，作为中外关系史整体研究的概述，如果也采用这一办法，一是担心多达四五条双边关系线索并行，不易使人看清中外关系发展的总的进程，二是若干重大事件涉及多国，若分国别叙述，就可能出现或叙述不完整或重复叙述的现象。因此，本文试图大体按照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展开综述，以便读者对近代中外关系发展的总体走向有一印象。（注：近代中外关系内容十分宽泛，如果把近代史上中外之间的历次战争都包括在内，几乎可以说，一部近代中外关系史等于半部近代史。鉴于近代史研究的各专题都有综述面世，为避免重复，本综述将对考察范围作如下限制：有关对外战争的进程参见晚清及民国政治史研究综述和近代军事史研究综述，本文只涉及其中的外交方面；有关太平天国时期中外关系的研究，参见太平天国史研究综述；有关中外经济关系史的研究，参见近代经济史研究综述；有关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和中西文化的交流，参见近代文化史研究综述，本文只考察其中的传教士问题和教案问题。）
1、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外不平等关系的开端（注：这一方面，比较有影响的专著有：牟安世《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萧致治主编《鸦片战争史——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三次社会大变革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学者们澄清了若干基本史实，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如有关各次战役的兵力对比，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否是自发的等。虽然从广义上讲，这些问题也属中外关系史的考察范围，但篇幅所限，只能从略。）
关于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原因，历来存在着为保护对华鸦片贸易和为开展对华自由贸易两种观点，中外学者一般分持前后两种不同看法。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这两种因素兼而有之的双重动因说，并指出前者是一段时间内起重大作用的直接因素，后者则是长远起作用的根本因素，是基本动因。（注：刘存宽：《试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双重动因》，《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
在论及清政府对待鸦片贸易及战和抉择的态度时，曾一直认为有严禁派和弛禁派、抵抗派和投降派之分。80年代中期始，一些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道光皇帝一直主张严禁鸦片，清政府内只有禁烟策略之别，而无弛禁派和严禁派之分，统治集团中并不存在一个鸦片利益集团。一些学者还指出，不少鸦片战争前期痛言主剿的“英雄”，后期都变成了高唱主和的头面人物。他们认为不应简单地把主张和谈视为投降，并以此来划分抵抗派和投降派。（注：郦永庆：《有关禁烟问题的几点新认识》，《历史档案》1986年第3期； 《从档案看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3章。）
研究者通过考证指出，所谓“川鼻草约”，是英方单方面制定的条文，琦善并未在该草约上签字。（注：胡思庸、郑永福：《川鼻草约考略》，1983年2月2日《光明日报》。）对于《南京条约》及随后而来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学者们的共识是：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使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几个资本主义强国初步进入中国，开始把古老的中国纳入近代世界，并由此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及方向。
2、 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注：近年来出版的吴孟雪《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百年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李育民《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对此作了很有意义的研究。）
关于不平等条约的发展，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确立的一批中外条约极大地扩充了列强在华特权，不平等条约由此初步形成体系。甲午战争后的《马关条约》使日本得到西方列强在华已有的一切特权。该条约还反映出列强向中国输出资本的要求，成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转向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后不久便出现了列强近乎要瓜分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的《辛丑和约》则使不平等条约体系完整化，标志着帝国主义在华半殖民地统治的确立。（注：张振鹍：《论不平等条约——兼析〈中外旧约章汇编〉》，《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 李育民：《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绪论。）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在列强所获得的特权中，竟有一些是清政府官员主动出让的。究其原因，是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清政府对若干近代国家主权概念茫然无知，出卖国家重大利权而不自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的确立过程中皆有如此现象。（注：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7章； 郭卫东：《近代中国利权丧失的另一种因由——领事裁判权在华确立过程研究》，《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 《片面最惠国待遇在近代中国的确立》，《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对于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一些模糊概念，学者们也进行了科学的澄清。如关于不平等条约的数目，一直流传着1100多个的说法，并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991年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所采用。有学者指出，这是对《中外旧约章汇编》的错误理解。该书所收1182个文件并非都是条约，所收条约也并非都是不平等条约。因此，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的数目是不能成立的。（注：张振鹍：《论不平等条约——兼析〈中外旧约章汇编〉》，《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
3、日本侵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
1874年，日本对台湾发动侵略，中日最后达成《北京专条》。以往的研究总是把注意力放在“丢失琉球”和赔款问题上。近年来，有学者指出，中日这场斗争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台湾（特别是台湾东部地区）是不是中国的领土。日本以征伐“无主之地”的名义出兵，但最后不得不在专条中确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英美等国外交代表也明确表态承认台湾为中国领土。中国在台湾的主权问题由此而得到澄清。（注：张振鹍：《关于中国在台湾主权的一场严重斗争》，载中国史学会、台湾研究会编《台湾史研究论集》，华艺出版社1994年版。）以往认为，专条默认了日本对琉球的主权。有学者指出，条约中的“日本国属民”系确指在台湾遭劫的日本人，从专条中并不能得出承认日本在琉球主权的结论。但日方后来有意作了歪曲的解释。（注：陈在正：《1874年中日〈北京专条〉辨析》，载《台湾史研究论集》。）
关于日本大陆政策形成的时间，有人认为形成于明治初年，明治天皇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御笔信”，定下了对外扩张的基调。也有人认为， 大陆政策形成于山县有朋内阁时期， 其标志是1890年山县有朋的《施政方略》提出了日本的“主权线”和“利益线”问题，这是日本对外扩张的基本理论。（注：万峰：《日本近代史》第7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 米庆余：《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起源及其形成期的特征》，载中国日本史学会编《日本史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甲午战争是日本侵华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新兴的日本打败了腐朽的老大帝国，一跃而为对中国威胁最大的侵略国家。因此，对甲午战争的研究一直是19世纪的中日关系研究的最大热点。（注：改革开放后陆续出版的专著有：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孙克复、关捷《甲午中日海战史》和《甲午中日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1984年版。）学者们对战争的起因、进程以及战败对中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对欧美列强的纵横捭阖都作了充分的研究。
4、反洋教斗争与义和团运动
对于反洋教斗争的性质，分歧较大。有人认为，反洋教斗争既具有反侵略性质，也具有农民革命的性质。（注：牟安世：《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和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4期； 《再论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和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2期。）另一些人认为， 参加反洋教斗争的社会力量非常广泛，而地主阶级人物往往充当倡导者。因此，不能称之为农民革命。而且，反洋教运动虽以反侵略为主流，但免不了盲目排外的举动，常常是以封建主义的文化意识去对抗资本主义的文化意识，因而，它又始终带有反进步的因素。（注：李时岳：《反洋教斗争的性质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
同样的分歧也出现在对义和团的评价上。一些人指出，义和团盲目“杀洋仇教”，反对先进科技，对一切资本主义新事物统统采取横扫的态度。（注：王致中：《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张玉田：《应当全面看待义和团运动》， 《辽宁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但另一些人认为， 义和团的排外是被压迫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关头的正义反抗。帝国主义在华兴办近代企业，强化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义和团反对洋物，是对侵略政策的反抗，而不是对先进生产方式的反动。（注：朱东安等：《应当如何看待义和团的排外主义》，《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 陈振江：《义和团几个问题的辨析》，《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还有研究者指出， 反帝与排外是有联系但性质不同的概念，反帝应该肯定，排外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是愚昧落后的标记。但对它既不能苛责，也不能辩护。（注：丁名楠：《义和团运动评价中的几个问题》，载路遥编《义和团运动》，巴蜀书社1985年版。）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与列强订立了《辛丑和约》。以往认为清政府从此“彻底投降”了帝国主义。有学者考察了此后十年间清政府的外交，提出不同看法，指出清政府确实做了大量危害本民族利益的事，但它同帝国主义也有矛盾，有争执，甚至可以说有斗争。“彻底投降论”是带有片面性、简单化、绝对化的提法。（注：张振鹍：《清末十年间中外关系史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
5、门户开放政策
门户开放政策曾长期被认为是美国企图独占中国的政策。1979年，有学者对包括门户开放政策在内的一些问题提出重新评价，认为门户开放政策包含尊重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的内容，在客观上对抑制或延缓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起到了一定作用。（注：汪熙：《略论中美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1979年第 3期。）该文的发表引起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外关系史研究中的一次重大的学术争论。批评者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是侵略政策，美国打着“贸易机会均等”等旗号，同其他帝国主义激烈争夺中国。把列强没有瓜分中国归之于门户开放政策，是不能成立的。（注：丁名楠、张振鹍：《中美关系史研究：向前推进，还是向后倒退》，《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2期； 丁名楠：《关于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若干历史考察》，《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1期。）也有学者赞同重新评价，还有人提出修正意见。 经过讨论，澄清了一些史实上的问题。虽然分歧犹在，但在一些问题上也形成了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看法。如关于提出这一政策的动机，学者们指出，美国决策者考虑的始终是美国垄断资本向海外扩张的现实利益和潜在利益。因此，门户开放是一个殖民扩张的对外政策，而不是民主主义的对外政策。但对它的客观作用，不少学者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对某些国家如沙俄和日本瓜分中国的势力起了制衡作用。（注：参加讨论并阐述这一看法的文章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罗荣渠《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的一些问题》，《历史研究》1980年第 3期；项立岭《怎样向前推进？ 中美关系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1980第5期；吴嘉静《“门户开放”——美国对华政策史一页》，《复旦学报》1980年第5期；邹明德《美国门户开放政策起源研究》， 载《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2 辑。）近年来又有学者探讨了清末中国人对这一政策的反应，指出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都对这一政策持批评态度。清政府的态度比较复杂，它既持一定的欢迎态度，又对它的作用将信将疑。（注：张小路：《中国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反应》，《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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