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韵逢源》氐毕胃三母的性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音韵论文,性质论文,氐毕胃三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北京音系中的零声母字来源于中古音的影、云、以、疑、微诸母字。云、以二母在宋人三十六字母中已经合为喻母。影、喻二母合并为零声母至迟在14世纪前叶已完成，《中原音韵》有确切的记载。另外，据王力(1985)、薛凤生(1983)、孙建元(1990)等的研究，在《四声通解》成书之前，疑、微二母已与中古的影母和喻母合流为
，这在稍后的《合并字学集韵》中也有明确记载。（注：《合并字学集韵》，顺天布衣徐孝著，成书于明万历30年（1602年），初刊于万历34年（1606年）。徐孝在《合并篇韵字学便览引证》中说：“其吴无、椀晚、玩万、悟勿之类，母虽居二三音，实为一味，不当分别而分别也。或曰：‘唇、牙、喉三音，安得而为一乎？’不然，此乃器异金同之象，今并于影母领率。”这说明在《合并字学集韵》成书之前，北京音系中的影、喻、疑、微诸母字已经合并为零声母字了。
）因此，在16世纪末，现代北京音系中零声母字的格局已基本奠定。《音韵逢源》，裕恩撰，成书于1840年，是一本同音字谱式的韵图。该书反映了清代后期北京音系的基本面貌，是研究北京语音史的重要材料之一。（注：裕恩，生年不详，卒于道光廿六年(1846)，号容斋，满洲正蓝旗人，清太宗努尔哈赤第十五子多尔衮裔孙，和硕睿恭亲王淳颖第五子。《音韵逢源序》说：“惜其不列入声，未免缺然。问之则曰：‘五方之音，清浊高下，各有不同，当以京师为正。其入声之字，或有作平声读者，或有作上去二声读者，皆分隶于三声之内，周德清之《中原音韵》、李汝珍之《音鉴》皆详论之矣。’”由此可见，《音韵逢源》的音系基础当为“京师”音系。）其最大特点是每一个音类都有满文标音，这为《音韵逢源》音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由于《音韵逢源》的内容和体制与传统韵书迥异，因此它在北京语音史中的地位和价值一直未得彰显。许多学者认为《音韵逢源》的声母系统不合北京音系的地方较多，主要表现在《音韵逢源》中有当时北京话中实际上不存在的微母v和疑母
，也没有反映北京话已经出现的尖团不分的现象。这些学者只是从汉语角度研究《音韵逢源》的内部音系结构，而没有将满文音系纳入研究之中，即他们忽略了《音韵逢源》的满文标音，没有考虑到《音韵逢源》等有满文标音的韵书的创作目的和表现形式之间关系。本文从满汉对译的角度来考察《音韵逢源》“氐、胃、毕”三母的性质及其关系。实际上《音韵逢源》时期的北京话中的微母和疑母的对立已经消失。
一 氐、毕、胃三母之谜
据《音韵逢源目录》所示，《音韵逢源》有声母21个（见表1）。裕恩用廿八宿中的廿一宿来代表这廿一个声母，声母都有满文标音。这无疑为弄清每一个音类的音质及其演变过程提供了方便。
表1：《音韵逢源》的声母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氐、胃、毕代表三个特殊的声母，这三个声类的字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都是零声母。“氐”和“胃”的满文标音虽然相同，但音写汉字不同。如果这两个声母代表相同的声类，裕恩为什么将它们分开；如果它们代表两个不同的声类，那么它们分别代表什么样的声类，而它们的满文标音又为什么相同。“毕”母的音写汉字为“斡”，斡为影母字，而其满文标音却是[va]，从满汉音系的对应关系来看这显然是矛盾的。那么斡到底代表什么样的声类，而其音写汉字和满文标音之间的矛盾又该如何解释呢？
二 氐、毕、胃三母的中古音来源
要解决上述问题，首先要搞清楚这三母的中古音来源。《音韵逢源》字谱按韵摄编排，共分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摄；每一摄内又分为乾（合口呼）、坎（开口呼）、艮（齐齿呼）、震（撮口呼）四部；一部为一张字谱，每张字谱横列廿一声母，纵列巽（阴平）、离（上声）、坤（去声）、兑（阳平）四声。下面先看表2：（注：表2是对氐、毕、胃三母列字的中古音来源的统计。）
表2：氐、毕、胃三母的中古音来源统计表
②注：“wei+yang”为反切形式的标音，下同。
①注：寄放在这里的日母字，应该是单列的，这些字在《合并字学集韵》中就转入到影母中了，其读音应当是
，我们暂时不讨论这个问题
由表2的统计可知，除了戌部之外，氐母基本上来自中古的疑母，胃母基本上来自中古的影母、云母和余母。毕母的列字都是来源于中古的微母。从《音韵逢源》的表现来看，中古的疑母、微母在《音韵逢源》音系中还是两个独立的声母。
三 氐、毕、胃三母性质的分析
耿振生(1992)和林焘、耿振生(1997)只是简单的说《音韵逢源》中微母和疑母还是两个独立的声母，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岩田宪幸(1988)认为毕母的音写汉字是“斡”，而“斡”是个影母字，且丑乾一中“万晚”等字的满文标音是“wan和uwan”，戌乾一中“五吾午”、“污乌屋”、“武务巫”的满文标音是“u”，他论证说，在[u]这个音节上，微母已经完全消失，在[an]这个音节前，微母字既可以读v，也可以读u，这呈现出过渡状态。于是他认为《音韵逢源》中微母已经消失了。另外，该文说，氐母和胃母的满文标音都是[a],[a]在满文中可以是零声母的标志，这就表明中古的疑母字已经合并到影母中去了。我们认为岩田宪幸的论证足难以成立的。毕母的音写汉字为“斡”，而斡为影母字，岩田宪幸先生依此为据，论证微母在《音韵逢源》中已经消失，我们认为这不足为据。因为这个“斡”是“华梵”翻译时的用字，《钦定同文韵统》之《天竺字母谱》说此字为“无阿切，轻唇音”，在《华梵字母合壁谱》中此字对应于“华言三十六字母”的微母。因此“斡”字在《音韵逢源》中是个特殊音系字。岩田宪幸的另外两个证据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满文中没有wu和ua的拼法，并且满文音节规则不允许出现复辅音，所以出现用uwan对译汉语的vuan的情况。用u对译汉语的vu，纯粹是变通的作法，并不能说明什么音值上的问题。比如，子乾一中毕十九下“无汪切”的满文标音为wang，按照反切原理，“无汪切”的汉文音节应是
，满文是用w来对译汉文的wu，这起码说明，在
这个音节上，中古的微母仍然保留在《音韵逢源》中。类似的情况在《音韵逢源》中还有多处。由此看来岩田宪幸论据并不能证明《音韵逢源》中微母已经消失。再者，《音韵逢源》中氐母和胃母的满文标音的确相同，但两者的音写汉字是不同的，氐母的音写汉字是“啊”，胃母的音写汉字是“阿”，而且在《音韵逢源》字谱中，这两个声母的字确有不同的中古音来源，氐母来源于中古疑母，胃母来源于中古的影、余、云三母。这种种迹象又表明《音韵逢源》中疑母还是独立的，与影母有严格的区分。从裕恩严格区分这两个声母的角度来说，它们的满文标音相同，是不合乎情理的。我们必须对这个问题作出解释。
我们知道满语中有相当于氐母的
，裕恩为什么不用ng表示氐母呢？那样，氐母和胃母就自然区别了，它们的满文标音也就不同了。
满文源于蒙古文，是一种拼音文字。完善的满文字母系统（新满文）最终形成于天聪六年（公元1632年）。根据季永海等(1986)的研究，老满文有22个辅音音位，经达海改进后的新满文增加了3个辅音音位。有些辅音音位变体的罗马字转写不同，有些则相同。与本文有关的辅音音位有、y[j]、w[v]。在满文中，这些辅音音位的出现有以下几个规则：1.可以和所有的元音相结合，但是不能出现在音首位置；2.y[j]只能和元音
相拼。当y[j]和
相拼时，e被前化为[e]。当y[j]和u[u]相拼时，u被前化为[y]。在词中的书写形式不变；3.w[v]只能和元音
和结合。
由于规则1的限制，ng不能出现在音首位置，因此ng也就没有相应的词头形式。这就注定满文不能表示像汉文
等这样的音节形式。迫不得已，裕恩只能选择读音相近的形式来对译。同时我们必须了解，满文体系中没有相当于零声母的字母。“阿”是从华严字母中引进的，由于其读音与满文的a相似，于是就用满文
来表示了。至于裕恩为什么选择，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有可能是当时疑母已经清化并入影母。但从区别的角度讲，裕恩可以选择“尾母”[n]来代替，因此我们怀疑这里有个刻印的错误。我们知道，裕恩给定的21母名称是参合华严字母的，实际上是根据梵文字母作了一些改动而最终形成。在梵文字母中有与汉文疑母对应的字母“
”，它的汉文名称是“迎阿”，其满文标音是
。是个比较新的满文字母。说到这个新字母，我们还必须了解一件事情。梵文语音比较复杂，原有满文字母不能满足将梵文经咒翻译成满文时的需要，乾隆十三年允禄等人在原有满文字母的基础上，又创制了十多个新满文字母，用来拼写梵文，于乾隆十四年底完成。此事在乾隆十五年刊刻的《钦定同文韵统》中有详细介绍，《钦定同文韵统》之《华梵字母合壁谱》表现犹为清楚。从裕恩将氐和胃两母分立的形式上考虑，裕恩选择“迎阿”更为合适。况且，裕恩不可能不知道“迎阿”等一系列字母的存在。（注：因为裕恩做过“玉牒馆副总裁，国史馆清文总校”。）再者，这个“迎阿”的满文标音与《音韵逢源》中的“啊”的满文标音非常接近，只是多了一个小圈“○”。可能“啊”是改造“迎阿”而来，但由于刻印的错误造成我们看到的本子上“啊”与“阿”的满文标音都是。
虽然“啊”与“阿”的满文标音在《音韵逢源目录》中相同，但在《音韵逢源》字谱中，我们可以发现几处不同。如表3所示：
表3
氐 寅艮
疑英切 Ing
胃 寅艮
英 Yeng
氐 寅震
鱼雍切 Iong
胃 寅震
雍 yūng
氐 午艮
疑幽切 Io
胃 午艮
幽 Yeo
氐 戌震
莪伊切 Ioi
胃 戌震
伊 Yu
这不同主要体现为氐母都没有辅音，胃母都有半元音的y[j]。虽然在满汉对译的体系中，y也可以对应汉文的i，但两者放在一起对比恐怕是有目的的区别。比如寅艮一条，氐母平声无字，反切下字为“英”，相应的胃母平声代表字为“英”，如果两者的音首相同，那么它们的满文标音应该相同，何况是同一个“英”字。这是人为区别的疏忽，还是语音实际的流露值得我们去注意。
氐母基本上来自中古的疑母，胃母基本是来自中古的影、云、余三母。但是在戌部氐母的列字中却出现了太多的例外，它将影母字列在了氐母之下。如表4所示：
表4
戌部艮三氐母共有列字66个，其中影母字26个，约占39.40%。戌部震四氐母共有列字47个，其中影母18个，约占28.30%。如果裕恩没有犯错的话，这些例外至少表明来自曾三、止三、蟹四、遇三、通三的影母字读音与那些疑母字的读音相同。这种混同现象表明了什么样的情况呢？这应该有两种可能。第一，从裕恩基本上区别氐母和胃母角度来看，这是裕恩的疏忽。第二，这些来自曾三、止三、蟹四、遇三、通三的影母字在裕恩时代读音与疑母字同。这第二种情况又有两种可能，一是疑母与影母已经合流，读为零声母：二是只有这些来自曾三、止三、蟹四、遇三、通三的影母字与疑母字合流了。站在裕恩的角度上看，形式上的证据偏向于后者。但这种现象实在是太特别了，我们没有找到别的证据能证明这一点，但别的方言中也存在这种现象。（注：虽然在有些方言中，影母字也有读作疑母的实例，但情况与此迥异，不可比较。比如在河北永年方言中，果、宕、蟹、效、流、山摄的开口一等影母字今读
。）
上面的分析表明，从汉语单一角度考察《音韵逢源》的内部音系结构只能说明“氐、毕、胃”是三个独立的声母。也就是说，《音韵逢源》中还存在着微母v和疑母。如果是这样的话，不仅太多的“例外”无法解释，而且这和语音史也是相悖的。我们知道，早在《合并字学集韵》之前，北京话中微母v和疑母就已经和影母合流读同零声母了。裕恩为什么会在《音韵逢源》重新设立微母和疑母，以形成“氐、毕、胃”三母的三项对立呢？
我们必须从《音韵逢源》自身的特点出发来解释这个问题。《音韵逢源》是有满文标音的韵书。有满文标音的韵书始自《圆音正考》，这些韵书有它们自己的写作目的和相应的表现形式，因为它们都是兼顾满汉两种音系而编写的。
《圆音正考》，存之堂辑，成书于1743年（或以前），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有满文标音的音韵学著作，其创作目的是方便翻译。正如《圆音正考·文通序》所讲：
夫尖团之音，汉文无所用，故操斛家所置而不讲。虽博雅名儒，词林硕士，往往一出而失其音。惟度曲者尚讲之，惜曲韵诸书，只别南北阴阳，亦未专晰尖团。而尖团之音，翻译家绝不可废。盖清文中既有尖团之字，凡遇国名、地名、人名当还音处，必须详辨。存之堂集此一册，盖为翻译而作，非为韵学而作也，明矣。
乌扎拉文通序告诉我们，《圆音正考》时代汉音中没有所谓尖团的区别，作者是用满文中的尖团的区别来解决满汉翻译中国名、地名、人名的“还音”问题。比如，按照实际读音，“星”和“兴”翻译成满文都是“sing”，但如果要把满文的“sing”还原为汉文时就会出现无所适从的情形：是翻译成“星”，还是“兴”呢？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是所要对译的汉语的精组细音和见组细音已经合流，失去了对立，即无所谓“尖团”对立。只好人为地将精组细音和见组细音区分开来。
“尖团不分”会带来困难，疑、影、微三母的合流同样会造成这样的“难题”，因此，有必要采用相似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务”和“误”在汉语中本来是有区别的，这区别表现在声母上，可是浊音清化之后，它们都读为零声母了，不再有区别了。把这两个字翻译成满文当中的零声母字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再把这没有区别的满文还原为汉文时势必会导致无法辨别的困难。尤其是在“国名、地名、人名”的还原问题上表现更为突出，因为这些翻译需要直接音译。在汉语语音史上，这两个字的汉语声母本来是有区别的，而且在满语中也恰巧有对应的形式，即和。如果把“误”的声母翻译成能与“务”的声母相区别的，“还原”时的困难就迎刃而解了。裕恩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就将已经合流的疑、影、微三母做了严格的区分。不过他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存在一些疏忽，留下了一些痕迹。这些痕迹是裕恩所不能解决的，因为那是满文音系规则所不允许的。就拿这两个字来讲，在满文中可以和所有的元音相结合，但是不能出现在音首位置，可是汉语音系没有这种限制，所以这时裕恩必须采取变通的做法。这些变通的做法就是上述所谓的“例外”或“痕迹”。但我们应该知道这些所谓的“例外”和“痕迹”毕竟是少数，裕恩的这种做法在整体上还是解决了这类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是裕恩的创造。总之，裕恩继承了《圆音正考》的思想，并把这一思想的运用推进一步。根据我们的研究，不单单裕恩是这样做的，莎彝尊在《正音切韵指掌》中也是这样做的，他们都是满族人。恐怕只有这样解释，才能理解上述的种种“例外”，这种种“例外”都是真实情况的流露。有人不禁会问，那为什么不把像“非敷奉”、“知章庄”等已经合流声母也按照这种方式区分开来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满文的音韵体系也没有办法将“非敷奉”、“知章庄”区别开来。
由于实际上“毕”母已经和影母合流，为了区别这两个声母，裕恩利用了满语音系的特点，直接将“毕”母翻译成v。这样，“毕”母不但与“氐”母区别开来，也与“胃”母区别开来，从而形成了三项对立的形式。这种形式正是裕恩想要的形式，因为这种形式能解决满汉翻译中“国名、地名、人名”的“还原”问题。搞清楚裕恩在《音韵逢源》中设立“氐、毕、胃”三母的三项对立的目的之后，“氐、毕、胃”三母性质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音韵逢源》的实际音系中，只有“胃”母是实际存在的，“氐”母和“毕”母是两个虚设的声母。裕恩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利用“
”之间的三项对立解决满汉翻译中“国名、地名、人名”的“还原”问题。
以上我们主要是从内部结构和外部理据来证明裕恩在《音韵逢源》中将“氐、毕、胃”做严格的区分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满汉对译中的难题，实际上这三个声母在当时的北京话中已经合流为了。以往学者都把《音韵逢源》看作是一个单个的体系，只从其自身的结构来考察它的音系，这是不可取的。不同的写作目的，会有不同的写作方式，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只有从满汉翻译这一大的背景下去考察《音韵逢源》，才能真正认识《音韵逢源》的音系。只有揭开蒙在《音韵逢源》上的这层面纱，它的地位和价值才能彰显，否则《音韵逢源》在北京语音史上将一直是个另类。（注：林焘、耿振生(1997)说《音韵逢源》“以当时的北京音为基础，而又折中传统韵书。具体而言，它的声母系统不合北京音的地方较多……比《等韵图经》多出了实际上不存在的微母、疑母，也没有反映北京话已经出现了尖团不分等现象。”）实际上《音韵逢源》的声母系统是完全合乎北京话语音系统的。（注：本文在方法论上采用透视分离法的研究方法。关于透视分离法详见杨亦鸣(1992)、方环海(2002)。）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清代中期以后的音系应以裕恩的《音韵逢源》为代表。（注：何立主编《语言文字词典》：“有的学者认为清代音系应分为两期……清代中期以后可以清裕恩撰的《音韵逢源》为代表，但此书在国内尚未有人做全面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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