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中国形象的塑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跨世纪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诸多方面相互交往过程中给其他国家及其公众留下的一种综合印象。它是国家综合实力中的“软实力”。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国家形象作为一种可信度的标志，对于国家实施国际战略，并最终实现国家战略目标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国际社会中形成的国家形象，并不总是能完全反映国家自身的真实内容。这不仅因为“被认知国”自身某些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有可能使国际社会的“认知者”产生以偏概全的认识，还因为“被认知国”在国际社会传播其形象过程中受传播方式、传播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以及“认知者”在认知过程中还要受到种种因素的干扰和制约，从而导致认知偏差。90年代初以来，中国进一步加大了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快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但在西方社会，却出现了一个与中国自身内容不相符合的形象——即与“中国威胁论”相联系的一个充满威胁的潜在敌国的形象。而且这一形象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取代自70年代末以来已日益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良好形象之趋势。对于力争早日实现现代化的中国而言，塑造跨世纪中国的良好形象，已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课题。
一、跨世纪中国形象塑造的现实需要
西方，主要是在美、日、英等国，一部分学界、政界人士发起和参与的对“中国形象”的炮制，以及由此导致的西方一些公众对中国持不正确看法的增多，已充分表明，塑造跨世纪中国形象已成为我国当前的迫切需要。西方对中国的认知经历了一段漫长曲折的道路。但从7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公众对中国持赞成看法的人数不断增加。以美国舆论对中国的看法为例，1978年美国舆论对中国的总看法中，持赞成的比例为20%，持不赞成的比例为67%，1979年上述数字分别为65%和25%，1980年分别达到70%和26%，到1989年2月分别达到了72%和13%。[①]但从90年代初开始，西方一些国家的有关人士开始有意识地炮制“中国形象”，从而使上述数字出现重大变化。据《华尔街日报》1995年4月公布的调查结果，接受电话调查的1500名美国人中，约有60%的人已把中国看作是敌对国家。[②]而在1990年，包括对中国持敌对态度在内的不赞成中国的美国人占总数的47%。[③]必须指出的是，西方一些公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偏差，还存在更为深刻而长期的原因。
首先，从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方——西方公众的分析看，受下述两个主要因素的影响使他们难以对中国形象有一个全面、公正和客观的认知。1.刻板、陈旧的思维定势。一种思维定势是从纯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去认知中国。把中国看成是西方制度的敌人，然后再把中国理解成对西方构成威胁的国家。另一种思维定势是从纯权力政治的角度出发，不考虑冷战后世界的巨大变化，把冷战年代惯用的“零和竞赛”模式用于对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分析，以为一旦中国经济实力强大，必然导致军事实力的提高和膨胀，从而进行对外扩张，危及西方及美国的利益，构成对他们的威胁。2.对西方文化的极度优越感。有些西方学者，以西方文化优越论作为其理论基础，把西方文化作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否定或歪曲非西方文化，有的还把中西文化差异片面地夸大为未来西方与非西方世界冲突的根本原因。正是从这样一种文化观出发，有关“中国文化威胁论”、“文明的冲突”等甚嚣尘上，尤其是《文明的冲突？》一文，更使这种优越感发展到了极端。
其次，从“被认知方”中国而言，西方“中国形象”炮制者之所以在西方公众中赢得一定的信任，也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诸多方面处于剧烈的变革和转型过程有关。在这一被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改革时期，美好的东西与丑恶的东西有时同时亮相，成就与问题往往同时并存，严峻的国情、低下的社会生产力和落后的文化科技水平也使得问题被进一步放大，再加上转型过程相伴而生的严重腐败及官僚主义等纰点，使得一些乐于炮制“中国形象”的人士在论证他们心中理想的“中国形象”时，对材料的引用达到了信手拈来的地步。
第三，西方公众与中国相互交往中存在的渠道不畅或障碍，也是使中国的真实形象难以被“认知者”客观、公正、全面地认知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西方一些传媒有意识地干扰“认知方”对中国形象正确的认知。当前，尤其是随着科技的日益发展，传媒工具日益现代化，传媒在事实上成了左右西方社会公众认知的主要手段。“六四事件”发生后，由于西方传媒对事件真相作了大量歪曲的报道，西方公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干扰。据一项调查表明，1989年2月，美国舆论对中国的看法是：赞成者占72%，不赞成者占13%，而到1989年7月，上述数字分别为31%和58%。[④]另一方面，作为“被认知方”的中国在传播自身形象的过程中，传播的方式、内容等许多方面也存在着有待改进的地方。
二、跨世纪中国形象的基本定位
“中国形象”，在国人眼中可能还是一个比较生疏的词汇，塑造跨世纪中国形象，可能更显得突兀。然而，面对西方一些媒体和官员炮制“中国形象”的劲头不减，尤其是在未来10年中国有可能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和压力的情况下，塑造跨世纪中国形象已成为一个极为迫切的现实课题。那么，跨世纪中国形象应如何确定呢？
首先，塑造跨世纪中国形象的客观依据。我们认为，时代、格局和国际环境状况是塑造跨世纪中国形象的客观依据。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世界仍将处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而世界格局的过渡有望在下个世纪初期结束，多极格局将有可能在这一时期实现，除美国外，欧、日、俄、中等国家和集团都将占据其中的一席。因此，跨世纪中国形象，将深深地烙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多极格局中一极的烙印。从未来5—10年中国的国际环境分析看，一方面我国将面临少有的历史机遇；另一方面应看到，我们在国际上可能会面临巨大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和舆论的压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际力量对比的悬殊和个别大国对中国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同时，作为一个力图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大国，资金、技术和市场都面临着巨大的缺口，亟需与各国，尤其是与发达国家的合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应呈现的形象。
其次，跨世纪中国形象的定位。上述因素决定了跨世纪中国形象应该以“柔刚相济”为根本特征。所谓“柔”，就是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同世界各国，包括同西方发达国家和平共处，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不搞侵略，合作协调。所谓“刚”，就是指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将毫不屈服，决不退让，尤其是在面对别国干涉内政、危及领土完整等重大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中国将决不妥协，毫不退让。“柔刚相济”并非“柔刚并重”，考虑到国际力量对比的悬殊和未来一段时期国际环境形势日趋严峻，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应更多地以“柔”为主，以谈判、合作、协调等方式呈现自己的形象。
第三，距世纪中国形象的具体特征。我们认为，跨世纪中国形象的主要体现，就是和平者形象、合作者形象和国际新秩序推动者的形象，这是既要韬光养晦，又要有所作为的策略原则的具体体现。
1、和平者形象。跨世纪中国形象首先是和平的追求者。缔造者和维护者的形象。它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即在周边环境中、在亚太区域中和在全球范围内。对于涉及到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问题，中国主张用和平的方法通过“搁置争端、共同开发”的原则，不使争端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亚太区域中，中国作为亚太地区中的重要一极，在亚太区域格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和作用，针对本区域内有可能发生的威胁地区稳定的争端或问题，中国可以运用其影响力推动或促使争执各方通过谈判予以解决。在全球范围内，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可以对世界和平与稳定起到不可低估的影响，尤其是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在联合和团结第三世界各国推动和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有着其他大国无法比拟的作用和影响。
2、合作者形象。中国的合作者形象主要体现在三个根本性的领域，即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冷战结束后，国际范围内面临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秩序、规则等重新建构的问题。但是，由于国际社会仍然是以实力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因素，因此，中国面临着重大考验。为了尽可能在国际社会中处于一个有利地位，一方面中国必须与第三世界各国合作，联合第三世界的力量，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行斗争，从而在未来的区域性和全球性秩序、规则的重构中维护中国和第三世界的权益。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在处理区域性、全球性问题时，为了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与一些西方大国合作，共同解决一些全球性问题。在近期，这主要表现在中国积极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东盟地区论坛，支持建立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积极推进亚太地区建立维护和平与稳定的安全合作机制等，以及在联合国的一些重要机构和许多国际性机构中，中国以合作者形象积极、主动地发挥作用。
3、国际新秩序有力推动者形象。中国主张的国际新秩序，其主要内容包括：（1）各国一律平等，都有权参与协商解决世界事务。（2）各国有权根据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选择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制订自己的宪法和法律。（3）各国必须严格遵守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不得以任何借口谋求霸权和奉行强权政治，反对把某种特定的模式、价值观念强加给别国。（4）国与国之间应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和睦相处、平等相待、互相合作，特别要为发展中国家创造加速发展的必要条件。（5）国际争端通过和平谈判合理解决，反对诉诸武力。当然，就目前而言，短期内确立国际新秩序可能性不大，这不仅是因为国际新秩序的确立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过程，更因为国际新秩序的更替和确立受国际格局变化的制约，本质上是各国实力对比的结果。鉴于当前国际格局的更替尚未完成，作为有可能成为未来多极格局中一极的中国，一方面应利用国际环境中有利于中国的因素，争取一个较长期的和平环境，全力提高本国的综合国力，从而为21世纪初有可能确立的国际秩序奠定重要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我们应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力争使未来的国际新秩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从而为第三世界国家能在下个世纪处于一个较有利的国际地位做出中国应有的贡献。
三、塑造跨世纪中国形象的若干途径
跨世纪中国形象的塑造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涵盖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也涉及国家可以运用的各种资源。它不仅与政府息息相关，而且也与其人民密不可分。考虑到中国的形象对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影响日益增强，塑造跨世纪中国形象理应从战略的层面来加以认识。为此，我们建议：
首先，制定一项以塑造跨世纪中国形象为主要目标的公共战略。这一公共战略的地位从属于大战略，但与国家的政治战略、资源战略、经济战略、技术战略等处于同等地位。这一公共战略由总体战略目标和若干个地区公共战略组成。总体战略目标包括近期战略目标，中期战略目标和长远战略目标三个层面。地区公共战略主要包括对西方的战略、对前苏东地区的战略、对亚太地区（除美、加、日、澳、新等国外）的战略、对非洲的战略以及对拉美的战略。就对西方的战略而言，其近期战略目标是阻止西方公众对中国持不赞成态度的比例的增加，中期战略目标是提高对中国持赞成态度的比例，长期战略目标是恢复甚至超过历史上对中国持赞成态度的比例，中长期目标是进一步提高对中国持赞成态度的水平。为了确保公共战略的成功实施，国家应从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科技等各方面提供必要的保证。
其次，根据冷战后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和中国自身的客观实际，应努力改进中国形象传播方式方法。1.建议设立集中统一管理国际传播、交流的机构，大力吸收包括公共关系学、社会心理学、大众传播学等学科的专家加入到该机构，而政府则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为该机构提供保证。随着电视、电脑、互联网络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先后出现，应建立一个包括广播、电视、卫星、电脑、互联网络和信息高速公路等各种传播手段的管理机构，用于统一指挥和管理公共战略主要任务的执行。2.在传播过程中：（1）要考虑到新闻的真实性和时效性，特别是涉及中国自身的新闻，应尽可能做到由中国自己的传媒最先播放。（2）要注意传播的适应性，尤其是考虑到中外文化差异的客观性。应尽可能地运用信息接受者所能接受和理解的表达方式。（3）大力加强现代化科技成果的运用，建议更加重视交互网络和卫星电视，尤其是在西方正迅猛发展的交互网络。我们可以通过它把大量真实信息和意图直接提供给国外公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相互交往的渠道得以畅通。（4）要提倡寓教于乐式的传播。如可以专门设立中国音乐台，把中国音乐的精髓介绍给国外公众，从而使他们加深对华夏文化的了解。3.充分发挥我国驻外使馆及驻国际机构中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高级官员的作用。4.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把中国的文化，特别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介绍给国际社会，重点把中华文化中崇尚和平、讲究礼仪、不尚暴力、以德服人的内容介绍给西方社会。我们建议：（1）编篡一套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中国文化的高品位权威书籍，译成多种外文，在国际上广为宣传介绍，并赠送给世界各国主要的公共图书馆和大学、研究机构的图书馆。（2）在国外，尤其是在一些西方大国，建立一批汉语中心，尤其是在当前西方国家日益重视中国大市场，却又缺乏汉语人才之机，应大力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切莫错失良机。（3）在国外，尤其是在西方一些大国，应多举办一些中国文化的学术讨论会，演讲会及辩论赛。
第三，在传播的内容上，我们认为有下述几个方面需要加强。（1）加强对中国形象主要要素的宣传和介绍。在政治上，应大力宣传中国“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也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⑥]同时，针对国外有些人别有用心的预测，我们应向国际社会宣传和介绍中国领导人的接班问题已经解决。在经济上，我们在宣传中国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应强调中国经济的不足和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因为对于作为认知者的国际社会公众而言，双面传播的效果往往比单面传播更佳。在军事上，针对西方宣称的“中国军事威胁”论，我们应提供必要的证据加以驳斥。（2）对于中国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如腐败、官僚主义等应当勇于承认，决不回避，在下大力气抓的同时，应及时介绍党和政府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及其成效，堵塞西方某些传媒因真实内容缺乏而别有用心地加以捏造的漏洞。（3）针对西方认为当前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日趋强烈的曲解，我们在反驳的同时，更应警惕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过分利用它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弊远大于利。我们建议，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国家利益的宣传和教育，使全体中国人在认同国家利益的根本前提下团结统一起来，这在国际社会中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四、关于跨世纪中国形象塑造的几点思考
跨世纪中国形象的塑造，除了明确中国形象的基本定位和形象塑造的若干途径外，还有一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1、关于自身形象与国际形象。从理论上讲，国家形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国家自身的真实形象和该形象在国际社会中的映射——国际形象。一个国家确立并实施公共战略，最基本的目标无疑就是使自身真实形象中那些符合国际道德和国际法原则的部分能在国际社会中客观、完整、公正地得到映现，而对于那部分为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而与国际社会的某些原则相冲突或背离的内容，公共战略的任务也是明确的，即尽可能地加以修饰，以至不影响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努力加以维护的良好形象。但是，在现实中，国际社会具有松散性和无政府性，特别是当今国际社会仍存在以实力解决问题的情况，国际社会中国际舆论也在很大程度上为一些实力强大的国家所控制和操纵，这使得很多国家的自身真实形象往往与在国际社会所形成的国际形象不一致，甚至存在着严重的背离。如许多发展中国家，尽管独立数十年来，经过本国人民奋发图强，在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取得较大成就，但国际社会对它们的评价并不高，甚至还常常贬低、歪曲它们。而有些实力强大的国家，数十年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由于他们拥有操纵和控制国际舆论的实力，反而以“民主卫士”、“和平维护者”形象招摇过市。针对这一客观现实，我们在确定公共战略的目标时，应注意避免两种现象：一是把公共战略的目标确定得过高，即把目标定在使国家自身形象完全地不折不扣地映射在国际社会上，从而导致公共战略在实施中难以实现其目标，最终影响国家大战略目标的实施；二是尽管在确定公共战略目标的过程中认识到了国际社会的客观现实，但对这种制约公共战略得以成功实施的因素看得过重，从而把公共战略的目标定得过低，这样，公共战略就难以在推进国家大战略目标实施的过程中起到其应有的作用，最终也必然导致国家大战略实施难度的增大。
2、国家形象塑造过程中的角色及其作用。在塑造国家形象的众多主角中，根据在形象塑造过程中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划分，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被认知国”政府。为了使本国的国际形象能有利于本国战略目标的成功实现，“被认知国”政府必将积极、主动且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塑造良好形象的工程。第二层次是“认知国”的政府。它们担负着向本国人民中转“被认知国”政府发出的信息的任务。在中转过程中，政府可以按照本国国家利益或其他的需要，对所中转的信息进行取舍或加工，从而进一步体现了“认知国”政府的作用。从国际社会的现状分析，当今国际舆论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仍为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它们凭借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信息通迅技术，不仅左右着本国公众的认知水平，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他许多并不发达国家公众的认知水平。因此，这些国家的政府对“被认知国”塑造其国际形象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或制约。第三层次是“被认知国”和“认知国”的人民。他们作为“被认知国”向国际社会传输其形象和“认知国”认知“被认知国”形象的社会基础，对“被认知国”的形象起着消化、吸收、深化的作用。第四层次是国际社会中的国际组织、国际性运动、国际性政党、跨国公司等。它们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对国家形象塑造的作用日益增强，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已成为传输国家形象的重要场所，但是，当前对国家形象认知最主要的承担者仍是国家。根据国家形象塑造中角色及作用的划分，我们在塑造跨世纪中国形象的过程中应进一步重视下述几个问题：一是进一步加强国家之间的公共关系活动，尤其是对一些主要的发达国家，我们应把它们作为推行公共战略的重点对象。二是作为“被认知国”，为了尽量减少有些“认知国”出于意识形态和强权政治的需要而在中转信息时人为地进行加工和取舍，我们应尽可能直接地把信息传输给“认知国”的人民。三是鼓励人民之间直接交流，打破一些国家通过控制媒介左右公众认知水平的局面。
3、关于公共战略与大战略。公共战略是国家大战略中的一个分支战略。公共战略的目标与大战略目标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公共战略服务并服从于大战略。但是，公共战略一旦确立，就必须按其自己的机制运转，因而，公共战略存在着一定的独立性。就大战略而言，其目标一般都是直截了当的，而且各国在追求本国的大战略目标时往往要与别国发生利益冲突，甚至有时爆发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战略的相对独立性就充分体现出来，即公共战略往往要整饰、修改，甚至掩盖本国在为实现大战略目标过程中一些咄咄逼人的做法。有的时候，为了大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一些国家在实施公共战略时甚至会采取与大战略目标一时相去甚远的行动和措施，从而使赤裸裸的行动变得含蓄，使激烈的冲突变成文质彬彬的会谈。
作为社会主义中国而言，我们所提倡和坚持的原则符合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但是，中国在维护祖国统一、确保中国的国家利益不受到损害的过程中，有时会与那些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国家发生磨擦和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在运用军事战略、经济战略、政治战略的同时，充分运用公共战略，从而达到既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又在国际社会上赢得了同情和支持的双重效果。因此，承认公共战略与大战略根本目标上一致性的同时，尊重公共战略的相对独立性，才能更有效地实现国家大战略的根本目标，更巧妙地维护和确保国家利益。
注释：
①〔美〕哈里·哈丁：《美中关系的现状与前景》，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154页。
②《参考消息》1995年4月28日。
③同（1），第154页。
④同（1），第153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63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