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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他号召全党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认真领会这些重要思想，对于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自觉地贯彻和实践十五大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一
十五大报告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个学风问题：究竟是从本本出发，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也很及时。对于学风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理论、历史和现实三个层面来理解和把握。理论和学风紧密相联，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科学的学风是理论的生命和灵魂。列宁、毛泽东曾多次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高举一种旗帜、爱护一种理论的最好办法，就是树立正确的学风。从我们党的历史上看，学风问题曾经是党内路线斗争的重要思想根源。陈独秀的右倾路线和王明的“左”倾路线，从思想上说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理论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二次革命”论是陈独秀把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旧模式机械地搬到中国的产物。王明“左”倾路线的实质，正如王明本人所承认的，是“从决议中来，到决议中去”，即照搬共产国际决议的产物。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就指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因学风问题而导致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的错误，在党的历史上屡有发生。平时我们说的思想路线问题，多数情况下也是指学风问题。当前，为了使全党更加深入地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也必须解决学风问题。
江泽民在报告中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在历史新时期一贯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形成，与他倡导的科学学风密切相关。从邓小平本人提倡的学风入手，学习他的思想和理论，是个重要的视角。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始终关注全党的理论思维。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但他并不是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老祖宗”。1977年春，当时他尚未正式恢复工作，就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按照“两个凡是”搞下去要亡党亡国。面对“凡是派”所谓“丢刀子”、“砍旗帜”的责难，邓小平无所畏惧，郑重地把学风问题作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提到全党面前。他支持并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重新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了理论准备。他号召全党要认真学习哲学，打好理论功底。此后，邓小平多次提醒全党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以及应该怎样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对于这些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命运的重大课题，邓小平以开辟理论新境界的勇气，给予了科学的回答。他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个完整的体系、应该从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理解的观点，关于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观点，以及理论要与实际相结合、要与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要在实践中发展理论的观点，为反对新时期的教条主义，为端正全党的学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毫无疑问，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首要的任务就是像他那样，自觉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学风。
二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要着眼于理论的实际运用，着眼于新的改革开放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也是我们理解和把握它的内容和实质的方法论原则。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一次关于思想方法的讲话中，把实践作为思想方法论的基本观点，他强调指出：理论正确不正确，要拿到实践中去，实践是证明真理的标准。这叫做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起码的一条。真理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你不把客观实践分析清楚，真理从哪儿来呢？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再次号召全党要研究新的实践，要冷静地总结实践经验。他说：“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伟大的实践必然产生伟大的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不仅依据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而且也是尊重群众在实践中的首创精神、集中全党的智慧、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的产物。事实证明，善于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不仅有益于新的实践及其科学决策，而且能够从中概括出新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新的境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点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的伟大之处，就是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指明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范畴，它集中地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科学原则。他在解释这一原则时说：“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切合中国当代实际的新理论，是我们整个事业的主心骨。全党对这个理论的共识和信念，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动力。
三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把握理论原则和理论结论的历史性和条件性。当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时，必须对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作特别的分析，弄清楚理论结论与具体条件的内在联系。决不能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把只言片语作为研究和立论的根据。因此，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把握历史条件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不在于它可以超越历史条件提供适合任何时代的药方，而在于它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毛泽东同志历来反对用停止的观点对待马克思主义，每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总是把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课题提到全党的面前。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过一段很重要的话，至今对我们仍有教益。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他还说，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做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同志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继承者。1979年春，他在理论务虚会上反复强调依据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他说，科学社会主义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斗争中发展着。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正是基于这种科学认识，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义只有和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才有生命力。在他看来，一切理论观点都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革命导师历来是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讲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仅仅从书本上寻找答案，而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并做出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回答，这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他在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时还指出，认为毛泽东没有说的就不能做的人，就是否认了历史条件是发展变化的。毛主席在世时没有的条件现在有了，我们“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在历史的新时期里，邓小平同志带领全党出色地实现了历史的转折和事业大发展，从理论上初步解决了在中国的条件下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课题，从而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高地举起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旗帜。科学的理论只能来源于实践，经过实践检验才能得到丰富和发展。只有从这个观点出发，以实践为坐标，才能对邓小平理论及其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关系，有深刻的理解。
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是同社会主义的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必须立足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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