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本世纪来中国社会三次巨变的地理轨迹及其哲学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本世纪论文,巨变论文,中国社会论文,轨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他不仅指明了本世纪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三次巨变，而且充分肯定了三位伟人的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伟大的功勋。对这三次巨变深究下去，我们还会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这三次巨变过程的地理轨迹有令人惊奇的一致性，即它们都是自南而北的，都是从广东、从广东的广州地区为起点，向北辐射，而扩大至全国的。何以本世纪来中国社会三次巨变会出现这样的地理轨迹？这一现象蕴含着什么样的哲学内容？它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什么关系？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一、三次社会巨变及其地理轨迹
（一）第一次巨变及其地理轨迹
这次的巨变是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即由封建帝制到民主共和制的变迁。这是通过由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实现的。虽然由于这一“革命尚未成功”，没有取得完全胜利，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没有完全建立，但是，通过这次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因此，它作为近代中国的一次巨变是不容置疑的。
这一次巨变的地理轨迹，可以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展的地理过程来标示。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在广东地区开展了一系列旨在推翻清朝统治夺取政权的武装起义。其中最著名的是1911年4 月27日发动的广州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震动了整个中国，振奋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情绪，激励了更多的人投入反清斗争，引发了四川、两湖和广东四省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矛头直指清廷的“保路运动”，直至武昌起义。因此，广州是这一次革命运动的地理起点。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并取得了胜利。武昌起义的胜利，推动了群众革命热情的迅速高涨，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从南方到中原地区，从东到西包括大半个中国的15个省，或起义推翻清政权建立军政府，或脱离清廷宣布独立。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并宣布中华民国成立。2月12日， 清帝在北京宣布退位。这标志着革命的波涛已经到达北方，清帝退位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至此，从封建专制到民主共和制的政治制度的更新的历史任务算是实现了，而这次革命发展过程的地理轨迹是从广州开始，由南而北进行的。
（二）第二次巨变及其地理轨迹
这次巨变是社会制度的全面变更，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更替。这一巨变是通过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完成的，因此这一次巨变的地理轨迹，可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地理进展过程来描述。
新民主主义革命包括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四个阶段。1912年3月，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建立起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权，接着开始了北洋军阀对中国的统治。孙中山和他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继续为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而斗争。1926年7月国共两党合作， 在两党共同经营的大本营所在地广州出发开始了旨在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伐战争。所以，广州仍是这一巨变的地理轨迹的起点。1927年4月12日， 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篡夺了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建立起蒋记大地主大卖办阶级的政权。从此，中国共产党单独肩负起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历史任务。此后的革命发展的地理进程，可用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以人民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为特征的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过程来标志。从1927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在南方十多个省创建了以井岗山中央根据地为主的十多个革命根据地。由于蒋介石的围剿，1934年10月红军实现战略大转移，由南往北，经过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到达陕北，创建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党又在晋、冀、鲁、豫等地创建了10多个抗日革命根据地。日本投降后，又创建了辽阔的东北解放区。接着，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推翻了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解放了除台湾之外的整个中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并且从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从上所述，这次巨变的地理轨迹还是从广东开始，自南而北进行的总态势没有改变。
（三）第三次巨变及其地理轨迹
这次巨变的内容是改革开放，改革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改革原来的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及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扩大开放，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科学文化知识，以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经过十四年的探索试验，终于在党的十四大上确定了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模式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转变（即第三次巨变）的地理轨迹，可按设立“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的地理进展过程来描述。这一进程是：1979年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灵活的政策。1980年8月，决定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4年4月决定广州、宁波、上海、天津、大连等14 个从南到北的沿海港口城市为开放城市。1985年2月，决定把珠江三角洲、 闽南三角洲以及长江三角洲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90年6月， 批准设立上海浦东开发区，并先后批准建立了上海外高桥、天津港等13个保税区。1992年开始，先后把西南、三北地区一些沿边市县列为开放城市，进而把内陆的长江沿岸城市以及内陆和三北地区的一些省会城市列为开放城市。至此，完成了全方位的开放。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全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到，这次巨变的地理轨迹也是从广州地区为起点而向北延伸，扩展至全国的。
二、形成这一地理轨迹的原因辨析
中国本世纪的三次巨变何以会出现如此一再重复的、同一的地理轨迹呢？对这一奇特现象的解释，最容易让人接受的莫过于用政治地理因素来解释了。因为引发这三次巨变的历史事件的地理因素和这一地理轨迹的关系是较浅显、直观的事实。
第一次巨变的地理轨迹，所以从广州开始，是因为这次社会巨变是由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引发的。而孙中山是广州附近的香山县人，他的革命活动在国内是从广州开始，而且以后也一直以广州为基地。从1900年到1911年武昌起义前由他亲自发动或在他领导影响下发动的11次起义中，有5次是在广州地区发生的， 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1911年4月的广州起义（亦称黄花岗起义）。 此后的革命运动所以向北发展，是由于当时封建统治的政治中心在北京，而民主革命的目标是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在全国范围内消灭封建制度。这样，就必然地要把斗争的锋芒北指，因此就形成了革命发展的自南而北的地理轨迹。
第二次巨变的地理轨迹所以会从广州开始，是由于广州是当时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全国革命力量集中的中心，而且国共两党结成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因此它成了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一阶段的北伐战争的出发地。由于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把持了政权，1916年袁死后开始了作为他的政治遗产的北洋军阀的统治。因此，孙中山继续为完成民主革命的目标而斗争。此时，孙中山明确地把广州作为革命的大本营。例如二次“护法运动”都以广州为中心，在广州召开了以国共合作为特色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创办了黄浦军校等等。后来即使孙中山逝世了，广州作为革命的中心也仍然没有改变。这样，以消灭北洋军阀为直接目标的北伐战争，不仅从广州出发，而且从南到北不断向北推进。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独立肩负起领导革命的责任之后，它也是先在南方地区开展革命斗争、建立根据地。到1934年，一方面由于蒋介石的围剿，另一方面是这期间出现了一个新的重大因素，即日寇侵华，华北危急，中国共产党举起抗日救国的旗帜移师北上。这一过程的地理轨迹可以说是在衔接北伐战争成果的基础上继续由南而北的。
第三次巨变的地理轨迹之所以从广州地区开始的原因，邓小平同志讲得很清楚，他在1991年初《视察上海时的谈话》中讲到1980年决定设立四个经济特区时说：“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洲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很多。”（邓选第3卷第366页）。从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央决定兴办这四个经济特区主要的意图在于引进境外的资金，市场经济这一体制因素尚不在视野之内。这一判断从下面的事实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实：这四个特区兴办的最初时间是在1979年7月，当时中央决定的是“试办出口特区”， 到了1980年5月中央才决定将其改称为内涵更宽的“经济特区”。（参见邓选第3卷第394页注释29）。只是在后来一方面由于经济特区的巨大成功， 一方面随着全党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探索的进展，它才逐步凸显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作用。也正是由于经济特区的巨大成功，中央才在1994年加大了开放的幅度和强度，把开放城市和地区向北延伸，向全国扩散，这样就形成了这次巨变的自南而北的地理轨迹。
上述关于这一地理轨迹形成原因的政治地理解释，仅仅是一种表象的事实，透过这一表象的事实后面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一原因更能说明广州作为三次巨变的发源地具有客观的必然性。这一原因是什么呢？从哲学的角度讲，这是由于广州地区从近代以来逐步形成了一个最易引发中国社会变革的精神环境。
广州地区的这一精神环境是由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而历史地形成的。早在鸦片战争前，达·伽马发现了东方新航路之后，西方殖民主义者纷纷东来，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等国相继派商船、舰队强行进入中国南部沿海城市进行通商贸易活动，以后又逐渐把通商贸易活动汇集到广州及其周围地区。鸦片战争后，广州由于它作为中外通商口岸的地位以条约的形式作了确立，以及受与它一桥之隔的香港地区的商业活动兴盛的影响，广州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中外贸易城市。随着这种贸易活动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意识也越来越多地传输进来，扩散开来，渐渐地在这个地区形成了封建制国家内的一种以资本主义意识为内容的特殊的精神环境。
这一精神环境的内容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意识。但是，它不是纯粹的、标准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意识，而是一种模糊的、次级形态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意识，这只是因为它是通过商业活动而传播进来的。这是一种自发的传播，而不是以意识形态为目的的传播，传播者和接受者双方都不是以意识形态为职业的人，而是从事谋利谋生活动的普通群众。因此，这种精神环境的存在形式不是系统明晰的理论，而是表现为意向、情感的散漫的日常观念。这种存在形式决定了这一精神环境的载体是直接从事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广大群众，而不是少数以创造和传播思想为职业的理论家或以领导和改造社会为职业的政治家。就这一精神环境的内容而言，由于资本主义意识相对封建主义意识来说，是一种以社会历史阶段相区别的进步意识，它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封建社会国家内的社会作用，表现为一种要求进行以资本主义为榜样的社会变革，易于接受这种社会变革的意向和情绪。就这一精神环境的存在形式和载体而言，它的社会作用表现为一种响应社会变革的社会心理基础和实施这种社会变革的群众基础。由于这一精神环境的存在，一旦社会变革的时机成熟，社会变革的倡导者提出了变革的纲领，举起了变革的旗帜，这一环境中的人们就会率先响应变革的召唤，掀起社会变革运动。正是由于广州地区存在着上述的精神环境，才使它成了本世纪中国前二次巨变的地理起点。这其中的具体机制大致是：由于这一精神环境，使革命力量最容易在这一地区生长、聚集，从而使它成了革命的政治力量中心，因此，虽然它既不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的中心，也不是无产阶级人数最集中的地区，却成了引发这二次巨变的发源地。
至于与第三次巨变相联系的精神环境，由于时代的不同、国家性质的不同，它的内容、存在形式和载体也都起了变化。它的内容已经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意识，而是市场经济意识；其存在形式已不是模糊的日常观念，而是明晰的国家经济运行体制的市场模式观念；它的载体已不再是社会基层的群众，而是一般社会人士，其主体部分是建国后随现代产业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各级经济管理人员，其中也包括经济理论工作者，他们是从自己的职业感受出发最早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觉悟的社会群体。它的形成除了历史传统的因素，还同广州地区与之近邻香港是一个纯粹市场经济体制的标本有关。同时，这一地区众多华侨的书信、口头传播国外市场经济信息也起了很大作用。它作为这次巨变的地理起点的机制大致是：由于这一精神环境的存在，这一地区最适合于以市场经济模式运行的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的落脚、生长，从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的试验的始发地。
三、对本世纪来的中国国情的几点认识
从对本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三次巨变过程的考察，对历次巨变的地理轨迹及其形成原因的辨析，我们可以得出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国情的一些重要认识，这些认识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观察今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具有一定意义。
（一）本世纪以来的中国在社会发展的内容方面是一个受体
如前所述，造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三次巨变的地理轨迹之所以从广州地区起始，是由于广州地区存在着一种独特的精神环境。这一精神环境的内容在它们各自所对应的历史时期，对中国来说都是先进的社会意识，而这种先进的社会意识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而是从国外传输进来的，也就是说，作为引导中国社会三次巨变的精神因素都是来自国外的。作为社会演变内容的社会制度文化是从国外输入这一事实，说明近代中国在社会发展内容上是一个受体，它的变革、发展和进步需要接受外部的东西。
当一个国家的社会意识、社会制度及其生活方式成为其它国家仿效的榜样的时候，它就在社会发展的内容上成了授体而不是受体了。达到了这一步，也表明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在世界上已经处于先进的地位。中国在世界古代史上有过辉煌时期，但是在近代却落后了。那末，中国何时能够改变这种状况，在世界上成为社会发展内容上的授体而不是受体呢？达到这一步的条件又是什么呢？回顾世界的历史发展，环视当今的世界现实，大约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当一种社会制度能够使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过上物质上相对地最富裕、精神上相对地最自由的生活的时候，这种社会制度就会自然地成为人们仿效的榜样。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从它的本质和价值目标来说正是一种这样的社会制度。我们的改革开放正在逐步完善这一制度。展望未来，很可能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将在当今世界上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平等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在当今世界上能够最有效地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完美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与传统观念有所不同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两者融合为一体，并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国民经济人均产值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又运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保证社会财富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在不牺牲效率前提下的尽可能公平地分配，从而保证全体社会成员都能过上富裕的物质生活和自由的精神生活，那么我们就创建了当今世界上最合理最先进的社会制度，中国就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新贡献。到了那个时候，中国社会的发展就无须在社会发展内容上借助外国的模式了。
（二）在三次巨变中南北两方地位的不平衡，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
三次社会巨变向我们显示了一个规律，即每次巨变总是从中国大陆南端沿海的广州地区开始，然后逐步向北延伸、扩展；当这种变革的波涛一直到达北方之后，一次社会巨变就完成了；然后再由于社会矛盾的积累而开始下一次演变。就近代中国社会是通过一次一次的巨变而向前发展的事实而言，这一规律反映了南北两方在三次巨变中的如下地位关系：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激进的南方，保守的北方。这种情形又说明了南北两方在社会发展程度上的差别，正是这种差别造成了它们在历次社会巨变中态度的主动和被动的不同。当然，上述的差别和不同归根到底是由于它们的相对地理位置不同以及这种地理因素向人文因素转化的结果。
那么，近代中国社会的这种演变过程模式，南北两方的这种差别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对于研究中国社会演变、发展的人来说，为了预见中国社会可能出现的演变、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首先应该注视广州地区的社会出现的变化，分析研究这些变化是否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预示中国社会演变的方向，作出正确的判断。对于担负指导和领导中国社会发展责任的人来说，应该在把握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把在广州地区萌芽、生长起来的代表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新生事物”自觉主动地移植、推广到全国其它地区，以促进中国社会顺利地向前发展。当然，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南北、东西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会迅速缩小，因此，上述历史启示的时效意义将与中国现代化进展的速度成反比。
（三）本世纪以来，以上海为中心的东中部始终是演出社会变革事件和经济发展的重心地区
如果把引发三次社会巨变的事件比作一台戏剧，那么这台戏在广州地区开幕，其高潮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流域东部地区，而在北方的北京地区闭幕。其所以如此，是由这些地区各自的人文地理因素以及它们在全国所处的地位决定的。不仅引发每次巨变事件的高潮出现在以上海为中心的东部地区，而且，作为每一次巨变的成果的社会经济发展也集中表现在这一地区。如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以后，上海及其周围地区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上海成了旧中国的经济中心。新民主主义革命后，上海是新中国最大的工业和商业城市。当前正在进行的浦东新区的开发和开放，将使上海重新成为一个世界金融、贸易中心并带动长江流域东中部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
相比之下，广州地区虽然是历次社会巨变的地理起点，但它和包括它在内的整个华南地区却从来没有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重心。至于北方地区，除了北京由于它在历史上长期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因而在某些历史时刻能发挥特殊的作用外，其余广大地区在历次巨变中都处于被动地位，在每次巨变后的经济发展方面没有非常突出的表现。
不过这些都只是历史的事实，而现在情况正在起变化。例如，就经济发展而论，以广州地区为重心的广东省的经济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而急速地增长，它近几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正在赶上和超过上海市水平。北京地区在建国以来是全国的科学中心，而现在又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科技成果必定要转化为经济力量，因此，展望未来，北京地区的经济发展理应有大的作为。如此说来，似乎正在出现一个南北两方赶超东中部的态势。当然，这是由于前几年上海的开放步伐滞后因而经济地位下降而造成的。那么，上海的开放步伐赶上来以后又会如何呢？邓小平同志对上海寄予极大的希望。他说：“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浦东如果像深圳特区那样，早几年开放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而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步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5、366页）上海搞起来了， 必将能带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腾飞。所以，要想预见中国社会的变革，应该把目光盯住广州地区，而为了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则必须紧紧抓住上海地区。这是中国三次巨变给我们的又一个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