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以来抗日战争史有关问题研究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回顾和探讨抗日战争历史，借鉴其经验，对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促进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国家富强具有重要意义。当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对这段历史的研究进行总结，更是十分必要的。
九十年代以来，关于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更加广泛和深入，大有方兴未艾之势。1990年11月，中国抗日战争史北京研究会正式成立，产生第一届理事会；1991年1月，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9月，该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辑的《抗日战争研究》创刊。两会一刊的创立，大大促进和繁荣了中国抗战史的研究。论文数量逐年增加，质量不断提高，近5年来已有800余篇论文在学术性刊物上发表；新出版的专著、资料性书籍也在逐年增加，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主编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军事科学院军史所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战争实录》等；出版的论著性、纪实性丛书主要有：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计有50种之多的大型丛书“抗日战争史丛书”。该丛书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全面地反映了中华民族艰苦奋斗抗战八年的概貌，1992年6月以来已陆续面世。还有重庆市政协等单位编辑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纪实丛书”、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等。此外，地区性、专题性的学术研讨会、交流会也在相继举行。其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以其独具丰富的历史资料的特点，大力推进和开展学术研讨活动，成为国内研究抗战史的中心。总之，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广大史学工作者不仅对原有问题作出重新论证，还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在史实研究和理论探讨方面取得新的成果。本文在此仅作择要概述，以供参考。
一、日本侵华的社会政治考察
对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后的日本政治进行考察，揭示其发动侵华战争的社会历史原因，是近年来抗战史研究的较新领域。一些论文从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因素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意见分争等方面进行研讨，以期找出其侵华的要害所在。
有的研究者指出：日本侵华的起因是错综复杂的，既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也有复杂的政治和经济的因素。早在1868年明治维新时，日本就把对外扩张作为最高国策。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西方各国忙于欧战之机，妄图独占中国，出兵山东占领青岛和胶济铁路。1927年，日本田中义一内阁正式确立了以武力“征服满蒙”、“征服支那”的侵略政策。同时，日本侵华又是国内矛盾的产物。1929年，日本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遭受沉重打击，经济锐减，三分之二的农民失去土地负债累累，失业工人达300多万。从而引起政治危机，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城市的劳资纠纷、农村的租佃纠纷、流血事件此伏彼起。日本统治集团为从严重的危机中解脱出来，企图通过在中国大陆的扩张，解决日本的现实问题，这就是当时的日本政治。①
有的研究者认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发动是日本统治阶级在战争目标的提出、实施乃至迅速升级，即由吞食中国领土、主权升级为全面征服中国的过程中完成的。指出：日本军方是侵华急先锋，其侵华计划及行动与日本政府力图控制华北的政治目标互为补充、相互促进。西安事变之后，日本由策划华北自治转至要以武力夺取华北，迫使南京政府屈从其侵略要求，而后转向北进，消除其称霸东亚的“严重障碍”。为此，日本中国驻屯军挑起了卢沟桥事件。但因其战争目标与综合国力不足及国际关系等因素的制约，而不得不以局部战争推进其“大陆政策”。后经过上海事变，又将战争目标升级，1937年12月初制定了全面征服中国的战争目标，并实施了相应的军事行动。至此，日本完成了侵华战争的全面发动。②
也有研究者撰文考察了日本移民政策与侵华的关系，提出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是其实施“大陆政策”企图永久占有这块土地的最重要步骤的观点。其列举史实为证：1927年6月，日本东方会议制订《对华政策纲要》奖励向中国移民，1931年即开始一定规模的移民，集团移民和“青年义勇队”移民。1936年关东军司令部作出《满州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广田内阁即将移民列入国策，以后便进行了不断的移民，直至战败为止。③
还有的作者分析了日本知识分子在日本军国主义大搞侵略扩张的历史过程中扮演的两种不同角色，指出：就其整体而言，他们是日本近代化的主要奠基者。但同时他们又在统治阶级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中发挥了特殊的、不尽相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历史作用。一部分知识分子为发动侵华战争制造理论根据和舆论氛围；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罪恶的战争进行淋漓尽致的揭露，在行动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反战斗争。④另有一些作者从剖析日本侵华谬论的特点出发，揭露其侵华的政治起因。指出：日本侵华谬论与侵华进程紧密配合；离间中国与苏英美的关系、离间国共关系；从历史、地理、种族、文化上寻找侵略“根据”。把侵华战争说成是“同情”和“救治”中国的“圣战”，以此欺骗日本人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⑤
二、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经济研究
九十年代以来，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经济研究已经打开了新的局面。一些专著、论文分别从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具体经济改革进行考察，也有的对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全貌进行分析论证。
有的作者指出，晋察冀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的税收政策后，地主、旧式富农占有土地减少，农村地主阶级削弱，中农和贫苦农民地位上升，从而使封建土地所有制已经大大削弱或趋于消灭。有利于农村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发展，认为这是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种方式。⑥
一些作者考察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经济统制政策。经济统制是国际上应付大规模战争的惯例。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了克服战争带来的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采取了统制经济这一非常措施。这一政策为坚持抗战至最后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也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国民政府经济统制的主要措施包括：田赋征实，目的在于加强对粮食的控制，保证军粮民食；统购统销，统一了粮食征购和征借的措施，是国民政府最成功的一项统制措施，为抗战和人民生活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保证；专卖政策，由政府部门设立专门机构，对指定商品进行收购和批发，消除中间商的盘剥，加强政府对物资的统一调配；此外还有限价议价政策等。⑦
在如何认识和评价国民政府的经济统制政策的问题上，史学界中是“双重作用论”（既承认其有积极的一面，又不否认其消极的一面）占上峰。在“双重作用论”中，一种意见强调积极作用占主要地位，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消极作用比较突出和明显。有的作者特别提出：对国民政府经济统制政策的评价应持慎重态度，不能简单否定，而应以这一政策对抗战所起的作用为标准，来衡量它的成功与否。不论从这一政策的实施背景还是客观效果来看，这一政策是应该肯定的。当然，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消极后果。⑧
对抗日战争时期经济研究的状况，一些学者著有专文，对八、九十年代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评，比较出不同观点，总结了探讨研究不断深化的成果，并提出有待于进一步考察的问题。学者们就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政策（经济统制政策、财政金融政策、战时农业政策等）、经济状况（工业内迁与国统区经济的发展、大后方民族工业盛衰原因、国统区农村经济）、官僚资本（官僚资本的概念、官僚资本的历史作用）、国统区对外经济关系、沦陷区经济研究以及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地区的“孤岛”经济研究等问题作了全面的概述和评论。⑨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和研究价值。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政治研究
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治的研究，一直是史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学者们著书撰文对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制度、政治生活及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进行了探讨，比较集中的问题有如下几个。
国共两党关系。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内政治的重要内容。近年有学者著文指出：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统一了，国共两党的对立与斗争并未结束。但这时的矛盾斗争主要表现在政治领域和思想意识领域，而不是在武装对峙上。中国抗战的阵营能够坚持和运转，这是关键的一环。抗日阵营之所以没有分裂，是因为蒋介石在客观上还是抗日第一，反共第二。在双方斗争的同时，共产党注意了有理有利有节，“节”就是不要让这个全局遭到危害。⑩
第二次国共合作有无共同纲领。有作者著文提出这样的观点：以往涉及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论著，认为这次合作没有共同纲领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将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与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进行比较之后认为：国共两党所提纲领在主要原则以至用词上的共同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主观上两党都承认三民主义的指导作用，并以此为合作的政治基础。因此，中共中央曾指示全党要坚决赞助《抗战建国纲领》的实施。说明可以将两党再次合作的共同纲领概括为抗日救国的三民主义。(11)
国共两党不同的建国主张。有作者撰文分析到：国共两党关于建国的主张在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解放等重大问题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和区别。国民党虽声称以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的“最高准绳”，但实际行动却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相差甚远。其抗战的政治目的主要是在保卫国民党政权的同时，防止人民抗日力量对其统治的冲击，使抗战的结果有利于其法西斯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新式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理论及其实践有着极其伟大的意义。它顺应了世界人民民主潮流的发展，体现了中国特殊的国情，在其指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具有新中国雏型的政治意义。(12)
抗战初期中国的政治形势。有的作者发表文章指出：抗战爆发后，国内出现了各党合作团结统一的局面，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生活中从未有过的。国民参政会是各党派发表政见的场所。在这里，各党派对政治决策具有决议权力。执政的国民党对舆论的控制有所放松，新闻出版较前有了一定的自由。国民党政权亦有所开放。说明当时中国政治的发展已有民主化的趋势。(13)
也有作者通过考察国民党的政制建设，提出抗战初期国民党大搞个人独裁和一党专政的观点。指出：国民党战时集权政制始建于1938年，以后日趋集中化和一体化。上至“领袖”下至“乡保甲”，权力纵向一体化；党政群等权力横向一体化。组织机构方面，设置参政会、参议会以加强集权的权威性，强化思想的统一。在权力运行中，强调制度化，建立基层政权组织，制订行政法规，实行“行政三联制”和监察办法等。但国民党始终把异己的政治力量排斥在权力之外，而强化个人独裁，大搞蒋系国民党一党专政，保留大量特权原则，成为必然导致其政权本身腐败的原因。(14)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府体制。有作者撰文考察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府体制，认为，民主政府的体制为三级（边区、县、乡）三辅（行署、专署、区署）制，也有三级二辅（无行署）制。组织机构主要包括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各级政府是同级政权的权力执行机关。司法是政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审级是三级三审制或三级二审制。(15)
四、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外关系
抗战时期中外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与苏、美、英等几个大国的关系、双方政策的演变、产生的效果等问题上。抗战时期，国共两方与苏联的关系以及苏联对国共两方的政策策略也是学术界研讨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苏关系及双方策略。有学者作专著提出以下观点：(1)那种认为抗战时期苏联只支持国民党政府，没有支持中共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客观地说，苏联对中共给予了支持，但只是一种有限的支持。(2)抗战初期，中苏在苏联参战问题上存在分歧。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屡次要求苏联出兵参加对日作战，却一再遭到苏联的拒绝。这主要是蒋政府的错误政策所致。苏联在抵制这种政策的同时，发展它的大国主义，造成后来中苏关系中的新矛盾。(3)中共对苏联要求出兵北上的问题没有“断然拒绝”。抗战期间，斯大林为要中共出兵来电可能共计有6次。中共在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的指导思想下，根据当时自身的力量，1942年在长城一线部署军队，助苏牵制日军；1944年又作出援苏计划，虽未实现，却已表示了诚意。说明对斯大林的要求并不是“断然拒绝”的。(4)中共对雅尔塔会议的态度问题。认为：在中共尚不知道雅尔塔协定内容的情况下，中共会赞成其中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而不会赞成协定中损害中国主权的内容的。但后来协定公布，中共表示拥护，一是因条约本身有和平性质，二是因政策内外有别。(16)
苏联对国共两方采取了怎样的策略，前苏联《远东问题》杂志1991年刊载了抗战期间曾出任苏驻华使馆一等、二等秘书的A·列道夫斯基的文章，论及这一问题：抗战期间苏联在武器、汽油、军队等方面给中国以援助。对国共两方的策略问题，苏联领导人认为国民党是中国的主要力量，而对中共的联系会增加反苏反中共联盟的机会。但是，决没有忘记中共，而是将对中共的援助交给国民党政府处理。要求蒋介石一个条件：不能进犯中共的军队和根据地。1939年底，国共军队发生摩擦时，苏联采取了保护中共、防止内战，向蒋施压力的政策。(17)
也有学者提出苏联对华政策的新观点：以1941年4月13日签订《苏日中立条约》为界，以前苏联对华政策遵循了国际主义原则，此后则逐步推行了一条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的政策。(18)
中共对美国的政策和策略。有研究者指出：积极开展对美外交是中共的主要外交政策之一。中共审时度势把英美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加以区别，积极致力于建立反日国际统一战线。利用美国影响力拖延内战爆发；利用宣传民主的大好时机促进美国在中国联合政府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时，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明确地转变为扶蒋反共，特别是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问题上，中共与美国明显失去了合作的共同利益。美国政府对中共政策的本质在于害怕和敌视一个强大的共产主义中国将对其构成威胁。(19)
也有学者就抗战时期美国向中国提供租借形式的军援问题，论及了中美之间的战略利益关系和中国在美国战略布局中的位置。(20)
英国对华策略。有的学者通过考察抗战期间中英美关系发展的轨迹，得出结论：英国在中国抗日问题上使蒋介石政府大失所望。英国的远东政策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对日本姑息讨好，企图牺牲中国利益来满足日本的扩张欲望而保全自己的在华利益。但结果是日本更加蔑视它，至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屠刀却指向了英国。(21)也有学者撰文揭示了日本投降时，英国重新占领香港、抢夺对香港日军的受降权情况。指出造成这种形势的原因是：英国坚持旧殖民主义立场；美国政府对英国的支持；国民政府缺乏自强精神及其实行“反共优先”的政策造成的。(22)
五、抗日战争中中国损失的调查
对抗日战争中，中国方面损失的调查是近年越来越受到研究者重视的内容之一。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可揭示出这场战争更清晰的轮廓，给后人留下更具体的印象和历史材料。
有研究者对此进行系统研究，并发文予以阐示：抗战损失的调查最早始于1938年3月，由南京赈济委员会委托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主持进行。后又有过多次各种范围内的调查。在抗战中就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但因战乱疏漏较多。1946年底，国民政府赔偿委员会根据各种统计作出《中国责令日本赔偿损失之说帖》。《说帖》中揭示：中国抗战沦陷区有26省1500余县市，面积达600余万平方公里；人民受战争损害者在2亿以上，军人伤亡3311000人，人民伤亡8420898人；其他因逃避战火流离颠沛冻馁疾病而死者不可计数。直接财产损失313亿美元，间接财产损失204亿美元，此数字尚不包括东北、台湾及海外华侨所受损失；41.6亿美元的军费损失，1000余万生命伤亡损害以及中共敌后抗日损失也不在内。研究者还根据1991年11月发表的《中国人权状况》指出：中国在八年抗战中，直接的经济损失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研究者同时认为：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全面准确的统计尚未实现，有待于两岸有识之士同心协力完成这一有助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工作。(23)
有的研究者著文记述了中国政府对日本所劫夺文物等损失的调查和追索工作。提出：有案目可查的中国被劫文物有15245件；战时损失的书籍不下300万册。这些文物未能大量追回的原因主要在于：盟军总部对收回文物规定甚严，其株守验视物证的办法，造成中方追回文物的困难；中国受日本侵害时间最长，被劫文物最多，调查追索面广量大，且得不到日本政府的有力配合；美国等国对中日战争时间的划分以及对日态度的转变，也是造成我国追偿文物不能如期实现的重要原因。(24)
六、日本对侵华战争的反省
中国抗日战争结束50年来，日本各界对本民族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如何看待？有无反省的诚意或如何反省的？这些一直是史学界也是政治界十分关注的问题。九十年代以来，中日学者均对这一问题著文立说阐示现状和观点。
一位中国学者这样写道：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到现在又过去了40多年，旧的中日关系已经结束。“日本的情况有显著变化了的，也有变化甚微的。军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梦魇继续盘踞在少数人的头脑中，没有变化。多次发生的历史教科书等问题是这样，近来某些人公开鼓吹日本重新称霸世界更是这样”。这位学者还列举1990年1月日本一家月刊上登载的一篇题目叫做《90年代日本生存之路》的文章，指出这位称为日本国际政治家的作者在文中叫嚣的日本在90年代“谋求霸权的出路在于确立输出日本文化。”“必须用某种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树立起令人羡慕的‘日本哲学’”的论调与“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侵略免费论”、“时效论”等是在鼓吹日本重新称霸世界。这虽是少数人的“心声”，但决不能“漠视少数人的能量”。(25)
有学者撰文特别分析了日本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的两种不同心理表现。认为：日本战败以后，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和心理趋向同多数国民一样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些饱受过战争苦难的知识分子直率地提出了“一亿国民总忏悔”的口号，真诚地对自己民族的过去进行深刻的反省，但在主流背后却潜存着一股令人忧虑的暗流，一部分知识分子不但毫无反省之意，反而围绕着推卸战争责任、否认日军在华暴行两个焦点的问题大作文章。他们的种种怪论、谬论将危害中日关系和亚洲与世界的和平。(26)
近年来，国内刊物也编译刊载了日本学者的论著。日本冈山县历史教育协会会长角田茂在日本投降前夕，作为刚入伍不久的关东军通讯兵驻军沈阳。1987年和1991年先后两次“躬访中国东北”，实现了其“念愿自责的战争忏悔之行。”他对日军侵略东北的暴行做了详细的考察，参观了哈尔滨“七三一细菌部队”旧址、抚顺万人坑、瞻仰抗日烈士陵园、东北烈士纪念馆、通化杨靖宇将军陵园等。
角田茂归国后著文《“反满抗日”旧地行》他在文中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华疯狂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为中国人民英勇抗击外侮，奋力救国的精神所感动。他认为：“九一八”事变是走向中日全面战争的开端，对由这一事件引发带来的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各种侵略罪行有必要具体地加以究明反省。“这种罪行并非仅仅一句轻松的‘请宽恕’所能了结的。”他指出：在日本一味宣传的是日本如何这般受到战争摧残，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而对自身加害中国的战争暴行却避而讳谈。他说：“作为日本人，应该清楚日本施暴的既往真实历史，必须有全民族共反省的意识”。(27)角田茂晚年以实际行动倾力于中日交流与友好事业。
日本广岛大学教授小林文男也撰文，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真相，对中国的掠夺和殖民地化。他认为：日本的军事行动给中国社会和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和牺牲。而在战败以后，日本不但不反省对中国加害的责任，反而追随美国封锁中国的政策，长期敌视中国，直至1972年日中关系才实现正常化。而在1982年高中教科书中有关历史的记述又由“侵略”改写成了“进出”，这是中国人民和正直的日本民族所反对的。小林文男还指出：战前日本人将中国人蔑称为“清国奴”，日本的战败，应该促使其中国观的改变，然而，除去例外，这种改变并未发生。在大多数日本人看来，战败是输给美国了，从根本上缺乏对败给中国的自觉反省意识。(28)来自日本学者的论述，说明日本对50年前发动的侵略战争尚缺乏全民族的反省意识，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
注释：
①朱恩沛：《试论日本侵华与中国“分裂”的关系》见《东疆学刊》哲社版1993年第4期。
②熊沛彪：《对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发动的再认识》见《世界历史》1993年第2期。
③赵力群：《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侵略始末》见《社会科学辑刊》1992年第2期。
④孙立群：《日本知识分子与侵华战争》见《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2期。
⑤敖文蔚：《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谬论特点剖析》见《日本研究》1993年第2期。
⑥温锐：《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种形式》见《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4期。
⑦⑧樊伯欢：《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统制政策研究》见《广州师院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1期。
⑨黄逸平、李娟：《抗日战争时期经济研究述评》见《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1期。
⑩刘大年：《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的统一》见《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
(11)唐培吉、张劲：《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纲领试论》见《民国档案》1992年第4期。
(12)郭学旺：《论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建国主张》见《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13)杨群：《抗战前期中国政治发展的民主化趋势》见《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
(14)陈廷湘：《论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政制建设》见《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
(15)靳德行、翁有为：《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体制初探》见《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1期。
(16)王真：《抗战时期苏联与中共关系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见《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6期；《抗战初期中苏在苏联参战问题上的分歧》见《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参见王真著《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期间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版。
(17)李湘敏编译：《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一个苏联外交官的笔记》见《党史文苑》1992年第2期。
(18)黄世相：《略评二战期间的苏联对华政策》见《江西师大学报》1993年第1期。
(19)金普森、袁成毅：《抗日战争时期美国与中国共产党关系述评》见《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袁成毅《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美外交政策》见《杭州师院学报》1993年第4期。
(20)田金星：《租借物资与美国对华政策》见《学术季刊》1993年第1期。
(21)邱霖：《抗日战争初期的中英关系》见《史学月刊》1994年第5期。
(22)刘存宽：《英国重占香港与中英受降之争》见《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
(23)孟国祥、张庆军：《抗战期间中国损失调查述要》见《民国春秋》1992年第6期。
(24)孟国祥：《调查和追偿日本劫夺我国文物工作述要》见《民国档案》1992年第4期。
(25)刘大年：《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版)所作序。
(26)同第(4)。
(27)角田茂：《“反满抗日”旧地行》见《日本研究》1993年第1期。
(28)小林文男：《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与战后责任——关于忘却和教化的政治过程》见《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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