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比较视野下的美国梦、欧洲梦和中国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美国论文,中国论文,视野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3)11-0011-06
一定国族的集体梦想是对其自身生存意义与生存方式的宏大叙事和构想，体现着一定时空下的文明体系或文明模式，梦想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前行奋进的灯塔。今天，对于拥有十几亿人口，有着辽阔陆地海域的世界性大国的中国来说，通过“两个一百年”，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已经不是很遥远的事情了。然而，中国的崛起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国崛起，更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因此，融入、拒斥还是包容各种文明模式中的普遍性价值，将成为中国崛起面临的历史性挑战。
一、美国梦：一种典范的追求个人最大自由和最平等机会的文明模式
美国未来学家杰里米·里夫金在《欧洲梦——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一书中说他曾经问过世界上许多人，大家除了知道美国梦，从来没有想过还有什么别的梦，他认为这是不可理解的事情。的确，代表着最大化的个人自由、最先进的物质进步和最平等的成功机会的美国梦曾经在很大程度上是全世界共同的梦，尽管它已经开始褪色并且破绽百出，但目前仍然是最有影响力的梦。
美国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美洲殖民地的建立之初。三百多年前，为了躲避宗教迫害，一批英国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远渡重洋来到美洲大陆开拓新生活。同欧洲相比，美洲没有世袭的封建贵族阶层，也没有众多的国家或地区疆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能明显地感受到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平等与自由；而且这片广袤土地上尚未得到开发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保障了人们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开拓获得充裕的生活。在互相尊重自由平等权利的基础上，最早的这一批殖民者订立了《五月花号公约》作为公共生活的准则。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追求自由平等权利的理念，13个美洲殖民地联合起来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并在《独立宣言》中明确写道：“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至此之后，美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如美国宪法的制定、政府结构的设计以及奴隶制的废除等，都被许多人看作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而且在这样一种理念支撑下，美国的国家力量不断强大，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1931年，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在其著作《美国史诗》中首次明确提出了美国梦，这一概念随即成为风行美国各阶层的一个理想象征，成为许多为个人梦想而奋斗的美国人的精神支柱。时至今日，美国梦已经不仅仅是属于美国人的，而且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人们心目中理想生活的象征，即自由平等的政治权利、物质充裕的经济生活与个人成功的机会平等。
考察美国梦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美国梦的思想基础是西方十七、十八世纪以来启蒙思想所倡导的人的自由与理性的理念。美国的政治体制即是直接来源于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三权分立理论。可以说，美国这样一片没有历史包袱、旧势力阻碍较少的新大陆，使得启蒙思想以来的现代化理论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民主政治与法治制度的建设为个体的政治自由权利和经济财产权利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启蒙思想所推崇的人类理性，也表现为美国人对科学与技术进步的追求，不仅通过自然科学的发展，也通过社会科学特别是管理科学的发展，实现了高度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人们满怀信心地投入到现代生活中。然而，这样一种看重人的个体自由与理性的美国梦理念却显然不是像梦想一样完美。虽然在建国之初就确立了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但在之后长达百年的时间内，都没有真正实现部分种族性别的平等权利。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建立在个体自由与理性基础上的美国梦，本身就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对个体自由与理性的推崇，在瓦解封建专制制度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个体理性的追求被广泛地异化为对财富的追求。对个体选择的尊重反而造成了单一的社会价值观，即对个体成功尤其是在财富上的成功的追求，这样的追求以“平等”作为出发条件，却以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分化而告终。
美国梦充分体现了启蒙思想下的现代化观念的美好之处，也同样典型地体现了其内在矛盾。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表达的观点，他盛赞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同时也尖锐地指出：“我还不晓得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人民是如此地热爱财富，而维持财富平等的理论则被人民所强烈藐视。”在这样的对美国梦的追求之下，美国首先获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成为世界上最为富庶的国家之一，并且造就了像洛克菲勒、比尔·盖茨这样的财富传奇。与此同时，美国梦在不同的人身上的实现程度却有着巨大的不同。据统计，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口占有的财富超过了全体国民财富的60％，2010年美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6，这在几个西方的主要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这种追求个体成功而不注重平等的美国梦不仅体现在美国国内的财富分布上，也体现在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定位上。在对外关系中，美国一直致力于建立的国际秩序是“美国治理下的世界和平”，在追求本国成功的同时却将发展成本大量地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和地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占全世界5％的人口，却消耗了全世界约20％的能源。美国通过其强势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以及国家安全格局等，使得全世界的资源成为实现美国梦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才使得美国国内的问题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冲突，然而这样一种代价沉重的美国梦却给其他国家和地区造成了沉重的发展压力，以致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
总之，美国梦就是以“最大自由去挣最多的钱”。[1]美国梦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实现，这样的梦想的确造就了一个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国家与众多拥有传奇人生的个人，但这种基于个体自由与理性的梦想却是自私的，在一部分人实现美国梦的同时，更多的人只能接受梦想的破灭；而且，这样的梦想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普遍追求物质财富的单一价值观，这也正是许多社会问题及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这样的梦想曾在人类历史进程中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作用，却无法成为人们依旧普遍拥有的梦想。
二、欧洲梦：一种反思的期冀更好生活方式和更高生活品质的文明模式
20世纪之前的欧洲同样对个体的自由和理性十分推崇，建立起庞大的现代西方文明体系，并对这一文明主导下的现代化道路充满信心。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却爆发了两次以欧洲为主要战场的世界大战，与本土置身事外的美国不同，两次世界大战给欧洲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和精神创伤，这促使欧洲对西方文明进行普遍反思和深刻反省，从而形成了一种有着自身显著特色的关于理想生活的观念。
里夫金将欧洲人的这种不同于美国梦的发展梦想命名为欧洲梦，从而使这一概念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里夫金认为，同注重个人财富积累、国家经济增长和独立自主倾向的美国梦相比，欧洲梦则更加关注个人的生活质量、可持续发展与相互依存。同追求个人成功的美国梦相比，“欧洲人工作是为了生活，而非生活是为了工作”。在里夫金看来，这样一种欧洲梦“具备一切正确的特征”，能够超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呼唤我们进入包容性、多样性、生活质量、深度游戏、可持续性、普遍人权、自然权利和全球和平的新纪元”。[2]考察二战之后的欧洲，不难发现欧洲人对于这样一种生活的向往。在经历了种种社会运动以及思想流派的起落之后，这样一种欧洲梦集中反映在对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三种社会思潮中。
第一种思潮是社会主义，与其相应的则是当代欧洲的福利国家政策，以及欧洲梦中对更好的个人生活质量的追求。虽然欧洲并没有像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在不久的将来经历了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必然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进而迈向共产主义社会，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的确在其诞生地——欧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欧洲国家日益重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不断缩短工作时间并提供越来越全方位的社会福利；另一方面，各欧洲国家除了有共产党组织外，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虽然不再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但一直坚持着倾向于劳动者权益的左翼立场，并且在欧洲政治格局中举足轻重，在多个国家获得上台执政的机会。这样所形成的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平等的温和改良的“社会主义”，是世界上许多人对于欧洲充满向往的原因。
第二种思潮是文化多元主义。欧洲梦更加重视人的精神需求与精神自由，与能够用单一财富指标衡量的物质需求不同，不同个体的精神需求具有显著的多元化特点，这就要求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对于不同的价值观与文化给予足够的包容。而且，当整个欧洲要趋向联合产生一种共同的欧洲梦时，欧洲本身内部多个国家与民族的多元性也就要求一种文化多元主义的社会思潮。这样一种思潮要求抛弃之前西方文明中“欧洲中心论”的立场，标榜对不同文化的充分尊重。
第三种思潮是生态主义。生态主义思潮对发展中的生态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对破坏自然的发展方式采取强烈的对抗态度，将发展中的生态价值放在极高的位置。由于全球生态问题的日益严重以及全球范围内对生态问题关注的增强，在生态问题上抢先一步的生态主义使得欧洲在这一领域再次扮演了全球领导者的角色，生态主义甚至已经演化成为欧洲的一种意识形态。
欧洲梦对社会平等、文化多元和生态友好的强调，都可以看作是对一种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然而，这种追求在现实中也同样是问题重重。福利国家政策已经使欧洲国家财政不堪重负，20世纪后期一度出现为了刺激经济而大规模削减福利的政策，自1999年发行的欧元也未能使得欧洲国家摆脱经济与财政上的危机；与此同时，有组织的罢工依旧是欧洲频发而且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问题。文化多元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少数人的标榜，移民所造成的文化、社会冲突在欧洲同样是威胁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在世界范围内，欧洲依旧是一种西方中心的“普世价值”的推动者。生态友好的理念虽然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认可，但对于欧洲制定“绿色标准”、设置“绿色壁垒”的做法则不以为然。欧洲试图扮演全球生态治理领导者的尝试，如组织讨论全球变暖议题的哥本哈根会议，也常常不能取得有效的成果。
看起来足够美好的欧洲梦也难以得到有效的实现，关键在于欧洲梦的本质不是一种新的文明模式，而更大程度上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欧洲梦的产生，一个基础是美国有效治理下的世界秩序，在这样一种秩序中，欧洲并未处在完全中心，但却处在相对有利的位置；另一个基础则是欧洲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任务，使得欧洲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关心基本的发展问题。这两方面的基础，使得欧洲能够专心营造具有足够美好价值的欧洲梦，却无力提供有效的全球治理与发展的模式。这种主要建立在反思基础上的“梦想”，是西方文明模式在产生美国梦之后的衍生物，因而也很难成为世界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普遍梦想。
三、中国梦：一种后发的彰显包容性精神与社会主义理念的新文明模式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有梦想的国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早的中国梦是老子的“无为梦”和孔子的“大同梦”。然而，无论是老子的“无为梦”还是孔子的“大同梦”都未能造福于现代中国，以致近代以来的中国日益贫弱。由此，它必然被另一个百余年来的“强国梦”即现代化之梦所代替。中国现代化梦想的第一理由就是“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经验，因此，中国现代化梦想的第一要求就是要变成在物质上强大的中国，这一基本要求一直到今天仍然是首要的要求。贫穷问题被认定为最根本的问题，强大的精神要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科学救国”、“救亡压倒启蒙”等，凡此种种观念和思潮皆然。
为了解决贫穷问题，邓小平把中国现代化梦想重新调整，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这一战略转变首先表现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贫穷问题初步缓解，问题变成贫富差距，于是现代化发展就进一步表现为“和谐社会”。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化的梦想是对西方经验的综合性重新创作，既借鉴了美国式的竞争，又试图借鉴欧洲式的平等，似乎是想把美国梦的一部分和欧洲梦的一部分综合在一起。[3]里夫金在其关于欧洲梦的理论中就已经关注到中国，认为欧洲梦与中国文化有着许多相通之处，而且在“美国梦的死亡”之后，中国梦比欧洲梦更有资格成为“人类发展的新梦想”。无论是相对于美国梦，还是相对于欧洲梦，中国梦都是具有新生色彩的独特梦想——一种后发的、成长的、彰显包容性精神与社会主义理念的新文明模式。
中国梦的独特性首先在于中国所处的独特发展阶段，同美国梦与欧洲梦不同，中国梦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梦想。作为一个曾经落后于世界的后发国家，中国同时面对着发展产生的问题和发展不足的问题。在高速发展与全球化的环境中，中国人要面对一同涌现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中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等现代化目标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就已经需要去准备应对现代化产生的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的解决方案。这既是中国对西方已有发展道路的借鉴，也是中国“赶超型发展”的内在要求。这意味着中国梦既是追求更富裕生活的梦想，也是追求更平衡生活的梦想。
中国梦的独特性还在于它是建立在中华文明基础上的梦想，具有典型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西方文明主导的现代化模式是目前世界上被许多国家广为认同并接受的现代化模式，然而这一现代化模式对中国来说其适用性则是非常有限的。建立在中华文化强大的传续性与包容性的基础上，中国梦意味着要从更深的层次上解决中西文化乃至文明冲突的问题，真正实现中华文明与现代化的结合。
中国梦另一个根本上的独特性还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属性。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这一历史任务的领导者，并且将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发展道路的目标取向。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很多领域借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方式，但社会主义的目标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始终是中华民族复兴之梦的底色。
中国梦的以上三个方面的独特性意味着，中国梦要实现的并非仅仅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完成，而是一种新的现代化文明形态的生成。这种新的文明形态有着独特的思想资源，即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理念以及对已有发展模式的反思与借鉴，这三种思想资源之于中国梦，并非是外来输入而是已经内置于其中。
作为一种新生的梦想，中国梦还远远没有成型，将以上各方面的思想资源融合并提炼出核心的价值理念，对于中国梦来说则是一个亟待完成的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阐述有两句很重要的话，一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另一句是“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这表明中国梦应包括两个层次的深刻内涵：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梦是民族复兴、国家强盛之梦；从个体上把握，中国梦是生活幸福、人生出彩之梦。也可以说中国梦内涵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实现国家民族复兴的“强国梦”，另一个是共同实现人生理想的“大同梦”。
作为“强国梦”的中国梦，一方面，要实现新文明形态的生成，必然需要强大的民族国家力量作为依托；另一方面，当代中国个人“出彩机会”的实现，与国家的强大一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中国“强国梦”的实现路径不是掠夺式的或扩张式的，而是要走“和平崛起”的新道路。而作为“大同梦”的中国梦，一方面，在于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理念的共同要求；另一方面，要真正形成新生的稳定的文明形态，必然要提供一种新生的让人向往的理想生活。这种理想生活既要尊重每个人的个人目标追求，对个人有着充分的激励，又要重视每个人的社会存在，让个人价值通过积极地创造社会价值得到实现。要实现中国梦两个方面的内涵，需要的是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精神和不断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的精神，这也正是我们要大力弘扬的“中国精神”，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四、中国梦何以成为世界梦：崛起的中国要有一种世界主义情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是具有高度特殊性与复杂性的中国在自身发展道路和发展目标上的历史选择。然而，中国道路绝非是离开人类文明康庄大道的现代化之路，中国梦也绝非是一种抛开人类普遍价值的异类的文明模式，而是一种融入了一切先进的现代文明元素的可以为世界共享的新梦想。中国一再向世界宣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将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换言之，中国的发展是与世界分享的。可以说，中国梦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4]
中国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秉承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传统的自觉选择。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和”的文明，包含“和平”、“和谐”、“包容”、“开明”、“和为贵”等丰富内涵。“和而不同”、“仁者爱人”、“亲仁善邻”等思想深入人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反映出中华民族“天下情怀与道德理性”的品格。中国人不仅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样真诚而美好的心愿，而且中国的发展也一定会为世界的发展作出贡献。
里夫金对中国问题高度关注，他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对中国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关系，尤其是对中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中国应该如何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等问题作出了许多精辟论述。里夫金在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发表的题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儒家学说”的演讲，首次从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意义与价值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中国传统的系统思维与整体观念，有助于中国理解、融入和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东方文明中天人合一、人与自然不可分离的思想，可能会有一个新的机会在世界发挥它的光芒；注重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和文化”，具有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全球协作的现代意义；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精神要求，也与中国和亚洲的集体主义精神以及个人责任感一脉相承。总之，在里夫金看来，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将大有可为。[5]
那么，中国梦何以才能成为“世界梦”呢?从深层上说，中国现代化道路将面临的挑战，不仅表现在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问题，还表现在自身文化、文明是否为世界认同的问题。当一个文明的主流文化不能为外人所融入、所认同时，这个文明就不会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文明，这个国家也不会成为世界性的国家。中国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中国梦”要成为世人普遍认同的“世界梦”，中国文化就要有更多的普适性。[6]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断言，中国不大可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因为中国没有足以影响世界的独立的思想体系。赵汀阳认为：“如果中国的知识体系不能参与世界的知识体系的建构，而因此产生新的世界普遍知识体系，不能成为知识生产大国，那么，即使有了巨大的经济规模，即使是个物质生产大国，还将仍然是个小国。”[7]这些观点都与中国发展的价值理念、精神文化的普遍性有关。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正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还未做好准备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中国崛起要有一种世界主义情怀。[8]随着中国的发展态势从“崛起之时”到“崛起之后”的转换，“中国梦”正取代“中国崛起”成为当今中国的新共识。这反映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基础从器物、制度向文化价值的转化。因此，中国梦要得到世界的认同，最重要的就是确立中国崛起的道统性，因为中国的崛起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国崛起，更是中华文明的复兴。因此，融入、拒斥还是包容西方文明中的普遍性价值，探寻和确立中国崛起的道统性，将成为中华文明复兴面临的最大挑战。
今天，中国现代化梦想的深层问题终于摆到了面前，这就是，中国到底要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定位?有学者认为，中国精神应该意味着“我们必须以中国的方式为中国想象一个社会理念、一种生活理念、一套价值观，而且还需要想象一种中国关于世界的理念，因为中国必须成为一个为世界负起责任的大国”。“假如中国没有能够发展出一套概念体系、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就不存在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精神，就是说，中国精神的根基必须是一个能够普遍化的思想体系，而不可以仅仅满足于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文化。”[9]“中国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所要建设的不是适合于一国一族的特殊文化，而是对人类具有普遍价值的文明。对中国是好的价值，特别是涉及基本人性的核心价值，也同样应该对全人类有普遍之好。中国文明的普适性，只能建立在全人类的视野之上，而不是以中国特殊的价值与利益为皈依。”[10]因此，我们所要确立和坚守的思想体系、价值准则一定要使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们感到：“中国，让世界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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