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意识流小说派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流论文,中国论文,小说论文,派简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普遍的小说方法，意识流不仅早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现象，而且在中国当代小说中，对它的运用也得到了日益深入的共识和不断增强的效应。意识流小说派并不指那些日后在小说创作中被泛化使用了的意识流手法，而是特指在某一特定时期内自觉的，有理论依据和说明，并在创作上呈现为以追求意识流叙述效果为主要审美品质的创作倾向。
本世纪初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文学终于获得了一次动力学意义的革命。20年代初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多卷本小说《追忆逝水年华》，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伍尔芙的《达罗卫夫人》、《到灯塔去》、《海浪》以至于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都被认为是意识流小说的经典代表作品。意识流为小说开拓了一个新领域。
由于本世纪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关系的介入，意识流小说及理论也影响到中国的小说。五四时期鲁迅的《狂人日记》已开始涉及梦呓这一意识流小说常关注的非理性的意识活动。尽管如此，《狂人日记》仍以其明晰的意义属于鲁迅启蒙小说范畴，而不应视为意识流小说。艺术派的浪漫抒情小说中也杂居着潜在的意识流成分，不过只是最初的极不充分而又短暂的手法性借鉴，而且也是在对现代主义最初的杂合式参照中得以实现的。30年代新感觉——心理分析派的小说家们较多地运用了意识流的方法，但鉴于他们对新感觉、都市病的表现、现代主义等相关的东西杂合并取的态度，而且过多地受到30年代文学生态和历史背景的限制，终致意识流的审美品质未能得到成熟发展便很快消失。在现代文学中意识流小说方法未能形成，小说流派也无从形成，究其原因大概有三：首先，旧中国低下的生产力和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文化的超稳定结构所支持的思维方式、习惯、节奏、速度、动律等与现代思维有所不同。其次，这一时代的特定内容——阶级斗争、民族救亡、摆脱封建制度等重大主题要求和制约小说的运作成为该时代内容和特点的话语形式，向外产生巨大的近距离的社会效应。而彼时的诸多作家和大多数读者对刚刚涌进的意识流内省式的思维感到隔膜、生疏，卒然难以适应。再次，更由于自尊排外的文化态度与崇洋媚外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的尖锐对抗，其中渴望开拓和建树的宽阔胸怀与顶礼膜拜的自卑常常纠缠不清被人混淆；对“拿来”和“舶来”之物缺乏冷静鉴别、考察、选择和消化的理智之举；严肃自尊的负责态度和狭隘偏执的实用功利主义也常常夹杂在一处令人困惑。片面的正确与四平八稳的谬误交错渗入到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与活动中，因而意识流一时尚无法找到中国化的方式而一再夭折。
真正意义上的意识流小说的成熟是80年代涌现的一批小说。80年代我国社会生活在许多层面都发生了深刻的质变，因改革开放触及的思想解放和艺术革新不断掀起大潮。在此背景下意识流的方法才重新作为一种真正的艺术实验引入小说的思潮和创作的机制中，中国的意识流小说才开始自觉而充分地生成。1979年开始，王蒙率先借鉴意识流手法先后写出了《夜的眼》、《海的梦》、《春之声》、《蝴蝶》、《风筝飘带》、《杂色》等一批中短篇。风气一开继者纷纷，形成一股不可低估的势力。1981年和1982年国内批评界对此展开了广泛的研讨争论。事实上在大量涌现的意识流小说中也产生了一批数量和质量都较为可观的佳作，除王蒙外，高行健的《花豆》、《雨雪及其它》、李陀的《七奶奶》、张承志的《GRAFFITI——胡涂乱抹》、刘索拉的《蓝天绿海》、莫言的《欢乐》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篇什。鉴于这一超越个人叙述风格，具有一个稳定集群意义的文学现象，我们应予以从流派的视角进行考察。当然，与新时期以后的许多小说流派的共生性、渗透性、易变性背景一样，意识流小说派也具备当代其他文学流派的活性特征。这与现代文学流派的相对独立和稳定的特征有所不同。意识流小说派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所提供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小说叙述手法无疑是一次创作上的方法论革命。
一、所“流”意识的实质
中国80年代形成的意识流小说派由于受本土民族文化和作家文化素质特征（教养、观念、心态、文化结构、情感结构、境遇、已有的文学常规范式的习惯构成作用等等）的制约，与西方现代派文学中的意识流小说有所不同。这种关系不似某些论者所表述的“母本”与“子本”的关系，倒像是同一物种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下的生长和变异。意识流小说的籽种经由两个不同的文化精神环境生长出文本的差别是无疑的，彼此又都呈现了一种发展的可能性的实现。中国意识流小说存在的通俗比喻正像中国人穿上洋装仍是中国人，而中国人做出的西服、牛仔服乃至蛋糕就是中式西服、中式牛仔服、中式蛋糕一样。所以王蒙等人的意识流小说也只能是以中国化的实践方式（可操作性）实现的中国式的意识流小说。有人曾将其表述为“东方意识流”不无道理。
王蒙等人的意识流小说呈现的是中国文化、历史、生活与心灵的图画，是立足于中国小说的现状和发展而作的建设性开拓，表现为“人的自觉”而后的“文的自觉”，在其发生基础上与西方意识流小说有所不同。西方现代心理学一般认为人的意识结构是一种三层复合式结构，即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弗洛伊德将意识描述为海洋上冰山冒出洋面的顶端，或是一个有浓淡层次的光环里的中心亮点；而无意识则是冰山潜于水下的更多部分，或是光环中心亮点以外的逐渐浑然了的领域。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提出“意识流”概念以描述整个意识结构的动态特征。这些理论为西方意识流小说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通过阅读比较会发现，中国意识流小说不是基于西方现代主义唯心论体系和非理性主义，不是孤立地于小说中追踪和寻找人的意识的潜在状态，包括过滥的性感觉、性欲望等成分。中国意识流小说对西方意识流理论及创作均有所扬弃，而不是抛开人的社会性和物质制约去突出意识的第一性，也没有颓废者式的歪曲现实的成份。意识流小说派主要还是在形式方法上实验的小说流派，内容上还是以中国式的人文精神为内核，从现实的感受出发来规范其意识的本质的，这与西方意识流小说的现代主义哲学体系和基础相去甚远。王蒙说：“我们搞一点意识流，不是为了发神经，不是为了发泄世纪末的悲哀，而是为了塑造一种更深沉、更美丽、更丰富也更文明的灵魂。我们不同意把心理生活与社会生活对立起来，我们写心理、感觉、意识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它们是生活的折光，没有忘记它们的社会意义，只不过我们希望写得‘独具慧眼’，更有深度，更有特色，更有‘味’。因此我们的‘意识流’不是一种叫人逃避现实走向内心的意识流，而是一种叫人们既面向客观世界，也面向主观世界，既爱生活也爱人的心灵健康而又充实的自我感觉。”①80年代许多中国作家意识到曾经提倡的现实主义是不完整的，它忘却和忽视了对巨大广阔的心灵空间应承担的责任，很少关注人的内心世界，而一味地强化了外部世界的对象性展示。意识流小说的实践表明现实主义在今天已不可能以旧有的独尊文坛的姿态存在下去，现实主义小说同时在新的艺术竞争与渗透中也可萌发新的发展契机。事实上王蒙等人的新试验也包含着现实主义的动机，是企望用现代的方法来表现“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的现实生活，表现生活中含有的丰富人生意义。面对突破的难题，王蒙说：“我到现在为止能找到的一个方法，就是写情绪，写人的内心活动、人的灵魂”。这种做法在他们来说的确能更自由更痛快更大容量地表现今天的现实生活。但同样要强调的是，这种意识流小说也不应被视为现实主义向内部发展的产物。作为一种联系着传统人文精神的小说探索与现代手法融合的产物，中国意识流固然是西方意识流进入中国后走样改版的大陆货，但也同样对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观念、手法和艺术运作都有不可忽视的消解作用，这在典型性格、故事情节、意义的集中完整性和明晰性、结构序列等多方面都有突出的变异。实质上现代手法本身虽与其哲学思潮和文化背景有所疏离，但其效能又不能完全与相关的思维内容相脱节，不能不维系若干哪怕最稀薄的现代意识内容，否则现代手法就像一部置身于古代的电脑一样不可思议。
中国今天的社会组织形态中有着空前复杂的构成成分：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同生；有传统的农业文明存留，有工业社会的组织格局，也有后工业社会的征兆和信息；落后的手工操作与尖端的先进技术相对；古老的山歌乡音和交响乐、摇滚乐、发烧音响、MTV交应杂合……80年代以来一切都在迅速发生着变化。社会生活方式的演进和繁化（不变者亦为多样中之一）为作家们提供了相应的社会基础。首先是全民性一体化的大规模群体活动迅速减少，此前的那种个人被频繁淹没于群体性活动的主要生活运作方式不复存在。这意味着人们的思维将由共性模式向个性模式的转变过渡。其次是工业化文明的迅速崛起，高楼林立，信息迅捷，生活节奏加快，频仍的生活欲求和多种焦虑随之而生。它们改变了平稳的、安详的、缓慢的生活方式所造就的思维习惯，一些敏感的作家首先感受到，并面对时间和空间对艺术日益高度的重压。再次是日益改善的物质生活使心灵的注意力和凝聚更多转向精神方面，走入它复杂、隐秘、细腻和可玩味的深处，这已成为文明进程的必然。鉴于此，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自我意识的复苏、强化也就成为必然。五、六十年代的人们一般缺乏个人意识，即使有也会被认为有背于时代精神而致无情打击或压抑。今天的人，尤其是青年人已将自己从单维的社会——群体生存方式中分离而出。他们既考虑社会，也注意自己，注意着自我与社会、与自然、与自身的多重关系。以往那种个人全然淹没在社会和群体之中而不察觉到自己的浑然状态正在被打破而代之以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本价值取向。这一切曾经全都被当作“自私”乃至“个人主义。”而错误地予以批判，但在今天较为明朗、深刻的人的辩证观念正在逐步建立。王蒙等人的意识流小说正是在新时期“反思文学”等人学复苏与深化的背景下以自己的艺术责任和思考介入这个世界性的现代课题的。当然如前听说，中国意识流的呈示与结果与西方现代派的哲学基础有实质性的差异，但它无疑也是一种具备了更为现代意义的思考。
二、意识流小说派的特征辩识
作为对“意识”本质内容的理解和建构，中外作家有所不同，但作为小说，叙述和结构的整个操作走势乃至整体上形成的小说特征却又异中有同。即是说我们的意识流小说的确不是西方文学中的那种东西，但它又的确是意识流在中国文学中的一种“流”向，个中表征也有如现代派与“伪现派”之争一样面貌复杂，但大致可从以下几点加以把握。
首先，小说以心理生活、意识存在状态及其自然活动的方式去表现和折射人生。这使小说的品质发生了构造性的动力学变化。传统小说的心理展示多是情节的一部分，往往是外倾型的表现，即使涉及内向心理的描写亦多为外部观察，将笔触由外涉入有限的人物内心世界，是被作品“客观”化复现了的一种浅层的心理世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自杀前的心理呈现如是，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亦如是。传统小说也有能进入人物心理深处的，如张洁、张辛欣等人，但其心理描写过于有规则，心理呈现条分缕析因果相依，有序而理性化地服务于人物性格，这种有意的人为之迹使之离刻意追求性格的小说不远。意识流小说的心理呈现则较为纷芸复杂，它脱开作家的外部观察、理解和评论的“创造性”，受动于人物自己的意识流动，因而在结构上有突出的特征：它以心灵世界（而非物质世界）的观察为基点，以意识和情感的流动（而非纯理性的意识编码）为线索，即便涉及物质世界也必须经由心灵化、主观化，它无须承受情节起承转合的限制，而追随着心灵流程所可能的内部方式和结构。在此作者不再是叙事者，人物则上升为叙述者，先前具有物质实感的叙述对象变为主体化色彩的精神现象。故事完整的首要意义在这种结构中逐渐消逝，心理流向就是小说的进展形态。因故事情节的结构性变化，人物也无须作过密集的或大幅度的行动，而频繁出现细微琐碎的“小动作”，甚至于人物性格开始模糊而上位于心理运动的轨迹。小说中流动的意识也并不全然是理性的单一层次，纵观王蒙等人的小说在给理性的光照以充足的空间后也对潜意识的暗流，即那种朦胧的，难以察觉的，与理智遥遥相对，无逻辑的，纯粹飘忽不定的情绪性心理状态以展示。这种意识的暗流仿佛夜幕下原野中一匹脱僵的野马或穿行于云间的月亮时远时近，时隐时显。它仍然是现代心理学和文学迄今在探知人类精神界还无法明确界说和难以控制的领域。
其次，“意识流或主观生活之流”的状态所制约的小说形态具有常变的、流动的、跳跃的、过渡频繁的特点，带有鲜明的主体性质和特征。因而它尽管纷繁复杂、飘忽不定但又归属于有机的心意系统，是可以感受和认知的。这里起作用的是时间和联想。
从时间上看，意识流小说的时间观念并不完全遵守原有的客观时序，随着意识的往复跃动时而指向过去或流向未来，时而又归回眼前。王蒙的《春之声》采取的正是非时序的手法，火车从起点至目的地不足3小时，然而知觉时间却伸展到50年前的童年以至渺茫的无限，频繁出现大规模的时序颠倒。传统小说的时序颠倒是安置在一个井井有条的顺畅时序系列中，而且往往以“上回说到”、“从前”、“那时候”、“他想起”、“记得”等时间转换语为标志。意识流小说却是在消然无息中移易了时序。《蝴蝶》也是在主人公从山村回到北京，下飞机乘车回机关这一短时间中包容了30年前前后后杂糅交错的回忆，小说的进展安排，叙述次第依从于那事件在叙述人（或人物）心理上出现的时间，是带有地道主体特征的心理时间，对心理时间的青睐正是意识流小说的特征，它毫不犹豫地打破时间之链。《春之声》、《蝴蝶》的过去时间和以后时间随意对现实时间作频繁的切入，自由而无所顾忌。往往几行文字里就是几种时间，读者往往在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内就领受到一个时间跨度很大区域内的人生内容，而且是被意识所包裹的内容，时间与心灵达成了默契。正是由于心灵，时间也不再是一个已经青春逝去的老者而成为一个活泼的自由飞升与降落，随意急行和潜泳的精灵。
打碎后重新排列的时间必然强有力地影响到空间的视象与内容，所以意识流为心灵运动占有广阔的空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活性。由于时空拓展和自由组构，意识流小说获得了自由联想的特权。各种感受与情绪五彩纷呈，同时涌现，交并起伏，陈错杂糅。这也往往是心灵的一种真实状态。人们观照某一事物时由于周围环境各方面纷至沓来的各种音、色、味、形、势、物等引起即兴的不同感觉，瞬间的闪念、浮想、幻觉、潜意识波动、情绪反应等都有可能同步或连带性地在意识流动中呈现，从而形成一连串的表象与自由联想。意识流小说有意运用这种一连串的表象与自由联想的方式，粘连为一系列心灵活动形式的图像，使各种感触印象、思想、情绪有意味地交织起一个意识活动的立体结构，其表现力也是独特的。《蝴蝶》把张思远的夫人联想为“一条鱼”、“一只雪白的天鹅”、“一朵云”、“一把老虎钳子”……张思远在去山村路上的一连串联想、坐小汽车的联想、“复职”一节的大段联想……这些都是对自由联想及表现力的有意设用。不同于传统小说中充满明显内在联系的有序联想，如太阳引起的炉火般的温暖的联想，意识流的自由联想往往是原发性的非常态的联想，类似于“阳光是太阳踢出的足球”（美国诗人托马斯语）。如果说有联系，那维系之线也是幽隐而潜伏的。这是由个人化意识方式所决定和制约的，是随时可能出现又很少被表达过的个人化联想。《春之声》的主人公岳之峰从车轮撞击声到对《泉水叮咚响》歌曲的联想，进而联想到火车是否也能叮咚响起，联想到广州三角型瓷板、美国抽象派音乐、京剧锣鼓的噪音——噪音是否都令人不快……这之间虽多为音响，但又显然无必然的逻辑联系。联想的随意性和跳跃性使之及于过去和现在、外国和中国、乡村和城市，可谓天马行空，纵横驰聘。王蒙说：“一方面是尽情联想，闪电般地变化；互相切入，无边无际；一方面却又是万变不离其宗，放出去的又都能收回来，所有的射线都有一个共同的端点，那就是1980年春节前夕的闷罐子车里的我们的主人公的心灵”②。《蝴蝶》、《风筝飘带》等都运用了这一自然真实的心理流动状态的自由联想。
再次，“意识流小说形成了诸如内心独白、心理剖析、梦境、情绪弥漫等一整套心理表现手段。内心独白是以自说自话的方式响起的心灵回声，高行健的《花豆》通篇以对向“你”的叙说形成吐露着主人公“我”的内心秘密和心曲。《蝴蝶》以对答式的两分陈述表达着一个分裂人格的矛盾内心，一边是“我”对海云的愧疚、负罪感和自我的责难，另一边则是为自己寻代着可能的借口和开脱。内心独白也是心灵价值的载体，所以也胜任着对心理的剖析。当意识流的叙述一旦展开，主人公曾经遮盖着的心灵帷幕也就从叙述角向人们揭开了。
梦境的运用在意识流小说也非常突出。《风筝飘带》中素素梦见自己在马背上放风筝，然后被“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的齐声朗诵间隔，风筝飞过“一道道的山，一道道的河……一盘盘的炒疙瘩”，甚至素素自己也跟着飞起来，“变成风筝上面的一根长长的飘带儿”。《花豆》中看见花豆的那个淡紫色的梦光怪陆离，似幻还真。这些梦是破碎的，肢解的，含糊的，缺少有机联系的。它们虽不似传统小说中那种完整的、清晰的、人为的、带有明显主题倾向的，起烘托陪衬作用的梦，但也决非无意味。如果说小说是一种“白日梦”——一种意识的表现方式，那么又何尝不可以说小说家利用梦也延伸了意识的方式？梦作为意识流动的一种状态是一种回忆和追溯意象的途径，同时又可以是一种恍惚的幻想、愿望的图式、断残的印象、可能的拼图和情绪的景观。总之它作为心理成象的物候构成宣示了一种心灵的奥秘、历程和应有的真实。
没有情节，只有情绪，或者说情节被情绪所包裹和浸透是意识流小说的常态。情绪并不完全受制于外部情节的原因，情绪的引发和转换更多来源于内心深处的原因，是一种捉摸不定，心事重重，易波动变化随心而迁的幽隐情绪。《风筝飘带》中佳原和素素约会遇雨躲进新落成的十四层居民楼，经过虽有戏剧性但总是单纯的，与之相比情绪的流程却是复杂的。它由一系列外界的刺激信息所引发，如吃饭的困难、人的拥挤、吃饼干、雨中挽手扶助、楼房的天方夜谭、楼中的安静与温馨、交谈未来、恋人的爱抚、敌意的审查、误会解除、小学同学家的造访、对比下的苦楚与释然……这些“琐事”是情绪的表征，情绪在其中穿行、交迭、游移、转换、或抑或纵、忽明忽暗、五味俱全。刘索拉的《蓝天绿海》通篇浸润着一种感伤、郁闷、偏执、无所适从、莫衷一是、心乱如麻的情感流，让人觉得小说文字拖带着一种潜在的欲说不能、欲罢不忍的语前层次的意识和情绪。晚出的莫言作品《欢乐》也有类似的妙处。情绪像除不尽的丛生野草生长漫延，织成一个恐怖的梦境网住齐文栋年轻的生命，他死前几小时失却意志控制的纷繁的意识流动和弥散其间的情绪向人们展示了他全部的人生历程以及最后以死亡方式进入“欢乐”的种种契机。
三、基本评价
鉴于意识流小说主要是方式方法上由引进而形成的一个流派，因而其文本的意义要远远超过人本的意义。如果说这些小说的人本学价值仍属于中国文人的载道思路，体现为以社会良知和德行为中心的人文价值与现实主义精神和文学传统相沟通，那么在文本价值上却又体现为一次现代意识的小说方法论的革命，其得失均在。
意识流小说主要致力于心灵化的感受、认识和审美，对于表现人隐秘的内在精神世界无疑具有极大助益。特别是由于中国的意识流小说并不是叫人逃离现实走向内心，而是同时面对相关联的主观与客观两个世界。既拓宽和深化了对现实的把握，又成为内外相合更真实的观照。小说作为与社会生活相应的心理、感觉、情绪等意识的深度呈现，正如王蒙所说的：“‘独具慧眼’，更有深度，更有特色，更有‘味’”。作为一个侧重于方式方法的流派，它的成功也预示着它的转化，即当它的方法一经被确认就会向小说领域广泛介入，介入到文学主流中去。80年代中期前它还是一个实验性的流派探索，而8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中老年作家都以不同程度的补课和学习的方式吸收了意识流，为自己的艺术表现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而几乎大多数初入创作的青年作者也往往能将其运用得成熟得体。意识流的泛化和向文学主流的介入也表明了意识流小说流派的终结。
意识流小说也常常引起“可读性”的思考和争论。通常人们所谓可读性是指小说阅读经验所提供一种对内容的熟知而产生的畅通性，与趣味、娱乐作用和读者的兴奋域有关。从这方面讲意识流给人以一种陌生化的文本，则不具备通俗的“可读性”，相反它有时需要人们耐着性子静下心来去琢磨意识的隐秘踪迹。测度心灵往往是劳神费力之事。但若将“可读”限定为阅读价值方面的考虑，事情就大有可观。它要求读者的参与意识，一旦读者的个人经验与作品的意识呈现相沟通，小说就可吸引读者。在某种意义上说，小说阅读方式的个人隐私性与意识流展开的方式最为吻合，所以意识流小说无疑在通向人们隐秘的心灵方面开启了一扇既与社会相联系又通向广泛的个人化经验领域的阅读之门。它让人们通过“自我意识到的精神”，通过“主体的微妙印象”，“由内部看世界”，从深入挖掘心理方面获得了自身的质地。
应予以注意的是，意识流小说方式方法的创新也不能不强有力地影响和改变内容。纵观意识流小说，能从不同的程度上感受到：意识活动由过去的拘谨、被动、对意识形态中心的依附性、单一性的社会政治化形式转向了自由思维，有了个人评价的权利。在具体的意识运作中作家专注于个人意识的存在，描绘它自身的萌发、律动、释放、自我确证的种种过程。王蒙等人作品中大量呈现的个人意识运动和广阔空间都可视为一种对人的思维的自主权、个性以及独立不羁的心理过程的承认。这一点对此后小说的发展恐怕有更为深远的重要意义。
任何个人都是有限的，意识流叙述模式可能因囿于一己之见使主观的呈现显得狭窄。但这又同时是它的特长所在，它如同凭窗观看街景的车水马龙，舍去了外界各种事物全过程的把握而换取一种内心印象的深入。它要求审美感情以新的活动方式与之对应，使人领会小说不仅在于像传统阅读那样勾起人们渴望紧张、曲折和戏剧性的审美感情，而同样可以引起一种以心灵的直接呈现，形成读者与叙述者同构对应的审美心态。意识流小说以一种形式的力量规引着作家进行一种异于传统小说的艺术取向和建构，这必然导致它可以提供以往情节化、性格化的小说所无法表达也未曾表达的大量意蕴。
与西方意识流的进程相仿，中国意识流小说最初也是以印象主义式的表现呈示内心世界的。随着它的成熟开始向小说主流渗入。张抗抗的《隐形伴侣》、张承志的《金牧场》等一批小说即表明了渗透的趋势。后出的许多小说已能熟练地化用意识流，使之自然朦胧、了无痕迹地与外部行为和背景结合融汇，进而向非意识流的小说肌体进入，在先锋小说的不同探索中也都有所表现，这是后话。
立足于方式方法上的意识流小说革命也不妨被看成一次小说形态的实验。王蒙等人从他们的个人经历、气质、艺术承传的需要以及多方面的兴趣出发，不谋而合地参与了这一实验。虽然没有宣言，没有纲领，没有组织，也不是有意发动的一场艺术运动，但同样无可否认的是他们的这批小说所产生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个人叙述风格的范围，契合了小说发展在80年代所提出的内在要求而获具某些先锋意味，使小说艺术的变新发展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尽管可能在具体的运作中一些作家在驾驭语言文字时容易滑向过于偏激的主观情绪，显得漫无节制，而且实际上这一偏差已经出现；但总的看来，确立内心世界的审美领域，并置其于一个发展深化而走向未来的小说艺术之中，这不能不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注释：
①王蒙《关于“意识流”的通信》，载《鸭绿江》1980年第2期，第70—72页。
②王蒙《关于〈春之声〉的通讯》，载《小说选刊》198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