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乡愁”的空间道德和地方道德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论文,乡愁论文,评价论文,地方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15-11-25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5)06-0001-06 DOI：10.13959/j.issn.1003-2398.2015.06.001 城镇建设“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这是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1]。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指引人们的空间实践。文化地理学的任务之一则是从文化上理解和评判空间和地方的现象。本文分析立场是人文主义地理学，以及由之派生的道德地理学。 1 “乡愁”的道德评价的空间维度 1.1 乡愁中的乡应该为多大 “乡”应该为多大?这是乡愁实践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人文地理学的尺度(scale)概念[2]指的是地理覆盖范围的大小[3，4]。这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乡愁覆盖范围的大小。人文地理学者认为，尺度是人们主观划定的，不同的文化决定了不同的划分，划定区域是空间表征(spatial representation)的过程[5，6]。美国政治地理学者德兰尼(Delaney D)认为，尺度是现实的一种框架概念[7]。“乡愁”文学作品中的“乡”大小不一，例如白居易《邯郸冬至夜思家》中的“乡”指的是家，王湾《次北固山下》中的“乡”指的是故乡洛阳，陆游《示儿》中的“乡”为九州。尽管人们尊重每个空间尺度上的乡愁，但是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只关心“小乡”的乡愁是心胸狭隘的。若一个人能将小尺度的“乡”嵌入到大尺度的“乡”中，那么他心中的爱则是广博的。空间道德肯定这种尺度之间可以转换的空间表征过程。 为什么人们心中的乡有大有小?许多学者均认同社会文化建构了尺度的大小。英国地理学者斯威格德(Swyngedouw E)认为尺度是在社会关系中建构的[8]。美国地理学者马斯顿(Marston S A)则将尺度建构划分为日常生活建构和宏观社会结构运行[9]。英国地理学者乔纳斯(Jonas A E G)将尺度建构分为社会、经济、政治过程[10]。采用他们的观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不同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人会建构起不同尺度的乡愁。美国地理学者史密斯(Smith N)认为，传统的家乡和地方、城市和区域、国家和全球尺度的划分在本体论上是不存在的，相反，这些地理尺度的大小是通过社会互动的地理结构所建立的[11]。尺度是独特政治—经济权力关系的领土范围[12]。英国政治地理学家阿格纽(Agnew J)认为，地理尺度划分与政党的政治视野有关[13，14]。他们的尺度观点提示我们，不同人建构的不同大小的“乡”会产生尺度冲突，在冲突中就更需要回答哪种尺度的空间符合我们今天的道德标准。 “乡”的空间尺度通常被分为四至六级。大多数的英美地理学家普遍分为全球、国家和城市三级[14，15]。有学者将尺度分为地方、区域、国家、全球四级[7]。还有的分类也是四级并大同小异：国际、国内、大都市(metropolitan)、城市内部(intra-urban)四级[16]。美国城市研究学者布伦纳(Brenner N)认为尺度分为全球、超国家、国家、区域、大都市、地方和身体[17]。史密斯将尺度丰富为身体、家、社区、地方、区域、国家、全球等层面[18]。空间尺度的选择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它能够被用来检查事物的空间模式、空间结构和空间系统[15]。英国地理学者泰勒(Taylor P J)认为，我们需要从全球尺度的视角来研究国家和城市尺度的内容[19]。 “大乡”与“小乡”之间的关系。澳大利亚地理学者豪伊特(Howitt R)认为，尺度的内涵除包含区域大小(size)、层级(level)外，其更强调层级间的关系(relation)。这些关系促成了地理学[20]。文化地理学“横扩”的研究视角就是分析不同空间尺度之间的层级关系，该视角也被称为区域尺度转换视角。目前，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Skinner G W)的区域系统理论、美国地理学者索尔(Saure C O)和泽林斯基(Zelinsky W)超有机体理论、美国地理学者索加(Soja E W)后现代理论等，都是不同尺度区域的文化转换理论[21，2]。这些理论可帮助人们弄清小故乡与大祖国之间的关系(譬如是结构功能关系、还是文化认同关系)、国家与世界的关系，从而使得人们内心不会出现两个尺度“故乡”的情感矛盾。 1.2 乡愁中的乡应该在多远 乡愁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为“远离”。国外学者对乡愁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7世纪，它最早被瑞士学者用于表述瑞士士兵远离祖国，在法国对祖国的一种思念，其所用英文单词为homesickness[22]。18世纪之后，“乡愁”常被表述的单词是nostalgia，它由希腊语词根“nostos”(返乡的意思)和词根“algos”(疼痛或者思乡的意思)所组成[23]。其中，前半部分涉及“远离”。乡愁不仅是空间上的远离，还有时间上的远离。英国社会学学者威廉姆斯(Williams R)认为，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英国城市中人们的乡愁，是由于怀念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前的生活而引起的[24]。地理学家也注意到了时间的远离是产生乡愁的原因。例如澳大利亚文化地理学者曼(Mann G)认为乡愁是人们对往昔美好事物的想象[25]。美国地理学者洛温塔尔(Lowenthal D)认为，乡愁根植于远离过去，以及对现在的不满[26]。 美国文学家博伊姆(Boym S)把乡愁分为两种类型：反思性乡愁(reflective nostalgia)和恢复性乡愁(restorative nostalgia)[27]。美国心理学者费希尔(Fisher S)提出了产生乡愁的五个原因：①由于个人远离家人、朋友、熟人、自己的房地产、原有的工作而产生情感损失感；②由于人们旧有习惯和行为在新环境中变得无效而产生焦虑和恐惧；③由于人们到新环境中无法控制外部环境带来的抑郁和无力感；④由于新环境中的新任务导致的自我概念和认同的转变之痛苦；⑤人们在新环境中希望获得新的经历和机会，但同时又倾向回避、希望返乡之间的强烈内心冲突[28]。从宏观尺度上设想：两地空间距离越远，区域差异越大，带来的乡愁也越强。美国心理学者戈瑞简特斯(Gruijters I)在分析乡愁强度时，将距离作为一个自变量，其他自变量还有在原环境中停留的时长、在新环境中独处的程度(单独一人、有熟人、有亲密的人)。结果证明，离故乡越远、在原地停留时间越长、独处的程度越高，个人的乡愁感越强，而第二、三自变量的作用更大[29]。这个推理似乎正确，但是这个统计上的规律并不能在道德上评判个体的乡愁。 我们问自己，当亲朋和熟悉的环境远离我们多远时，我们才会乡愁?我们是否会对时空上远离的人与物产生怀恋，而忽视了尚未远离的人与物?“乡愁”英文单词“nostalgia”的词根“algos”有“差异”的含义。一颗敏感而细致的心，可以感受到时空上的微小差别，从而可以体会出生活中点滴的美好与不完美。我们的乡愁不应仅是对遥远故土和亲人的思念。我们若终生没有离开过居住地，也不能说我们不该具有乡愁。远乡、近乡都是我们情感投射的土地。如果只将乡愁建设作为为了离开之人的实践，那么在道德上是缺失的。 1.3 乡愁中乡可否可以移动 随着全球化的加强，移民现象不断增加，所以人们对移入地的文化适应也逐渐成为一个普遍的过程[30]。人们是否只心系老家，而不认同新家?简单化的道德评价是，两者都该热爱。深层的道德评价应该是分析人们认同哪种文化。 目前许多研究只是统计了移民对移入地的认同程度。例如对广州、东莞、沈阳、成都、杭州、郑州的新移民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新移民对新家乡有强烈的定居意愿[31]。对海地到美国纽约的60万移民的抽样调查显示，大部人都把美国作为自己的新家乡[32]。美国心理学者康西丁等(Consedine N S，et al.)把居住于纽约的来自于俄罗斯、乌克兰、海地、多米尼加、巴巴多斯、牙买加的1364名女性移民分为四个组，分别为主讲英语的移民、西班牙语的移民、克里奥耳语的移民和来自于前苏联的移民，分别调查这些移民的情感文化适应情况。结果发现，四个组中大多数移民对主流文化的情感适应都是成功的[33]。 许多移民对新乡、旧乡的认同可以同时并存[34]。一位比利时学者研究了土耳其至比利时移民的文化适应情况，发现虽然移民已经适应了新的生活环境，但是还同时认同自己是土耳其文化的成员。该学者同时研究了韩国至美国的移民，情况也是类似的[35]。有学者研究了德国的前苏联犹太人移民，发现他们依然保留家乡的文化和传统，但同时也加入到德国的犹太人社区中，适应当地的社会组织与机构互动、邻里关系等文化[36]。人们从“老家乡”到“新家乡”时，不是寄居或者旅居，因为他们融入了新家乡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中、日常生活的模式中。但同时，他们与老家乡保持联系、开展互动、影响当地事务等[37]。 一些研究认同“日久生情”的简单逻辑，即当人们接触一种新的文化环境时，其情感的模式必然会发生改变[38]。人们在新家乡，在与他人的互动过程可以形成新的情感经历和情感模式，产生成功的情感改变，从而对新家乡产生情感[39]。这种变化中的文化选择道德是什么?2015年11月14日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就表明一种负面选择。 2 “乡愁”道德评价中的地方维度 文化地理学的“地方”(place)概念最早于20世纪40年代被提出，它被认为是附着个人情感的、具有主观性的区域[40]。至20世纪70年代，“地方”概念又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段义孚认为，当我们赋予空间意义时，空间便变成了地方。地方则是“价值的凝聚”[41]。普雷德(Pred A)也有同样的观点，地方是不同主体视作意义、意向或感觉价值的中心[42]。加拿大地理学家雷尔夫(Relph E)认为，“地方”充满了人们生活的经验和情感[43]。加拿大地理学家莱(Ley D)也认为，地方的意义是为主体而存在的[44]。可见，这些学者都认为，地方充满了意义和情感。而“乡愁”恰恰是人们的情感对一个地方的投射。地方感是个人或者群体对一个特殊的地点的意义、信念、象征、价值和感觉[45]。地方依恋是人与地方相互作用形成的联系，包含认知、行为和情感三方面[46]。 2.1 从乡愁看人们对身体的态度 尊重对身体所蕴含的人性，是留住乡愁的道德立足点之一。地方以人的身体为基础，通过身体，人才能知道他与地方、环境的关系。身体对地方物质环境的感知是通过身体的知觉来实现的。身体的知觉模式由视觉、听觉、嗅觉、触觉所组成[47]。美国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的格式塔(gestalt)心理学认为，人们对地方物质环境的身体感知是身体的知觉经过经验组织后的结果，当外界的物体、身体的知觉组织以及心理情感活动的结构模式达到一致时，就能激起人的审美意识[48]。雷尔夫认为，个人接触地方的构成环境促进其特定的感官体验[41]。段义孚认为人们的“恋地情节”(topophilia)是来自人本能[49]。这种本能与身体有密切关系[50]。例如黄种人肤色、面庞的特征、藏族人面颊上的“高原红”都有地理因素，或者是“乡”的因素，对待这些体现在我们身体上的地方特征，我们是否引以为荣? 身体对地方的熟悉感是综合的。“地方芭蕾”(placeballet)是定义这种综合感的文化地理学术语。它由美国地理学家西蒙(Seamon D)提出。它是把“身体芭蕾”(body ballet)和“时空惯常”(time-space routine)结合起来产生的概念。“身体芭蕾”指人们有节奏地、按照习惯正常进行的综合行为。“时空惯常”指人随着时间(如每日)开展的一组习惯性的身体活动[51]。因为地方芭蕾会使人们获得身体和心理的舒适性(comfortableness)，因此留住乡愁从道德上回归了人的本性。少数学者研究乡愁的综合熟悉感，如分析广州西餐老字号太平馆如何借助视觉、触觉、嗅觉、味觉和听觉，让消费者体感“乡”的亲切感[52]。目前多数乡愁研究还只是停留在视觉体验上，也未深入涉及其中的身体道德。 2.2 从乡愁看人们对生活经验的态度 乡愁与地方密切相关，而地方又与人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如前所述，地方是由人赋予意义后的空间。不同地方的人有不同的生活经验，因此赋予空间不同的意义。段义孚列举了世界上七个地方的空间图式[41]。这些空间图式成为人们身份认同的对象。乡愁不仅来自人性本源中身体层面上诉求，还来自人性中对熟悉的生活经验及环境的依赖，以及对某个地方群体归属的需要。留住熟悉的生活经验环境，以之触发乡愁，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和反思生命存在的意义。轻视原有的生活经验，是道德上不允许的。 生活经验的乡愁是具体化的，需要实际的物理环境来触发。保留生活经验的物质化环境，才能保留乡愁。例一，2005年段义孚回到阔别数十年的中国，看到家族兴衰之地的物是人非，接触青春活力的学生导游，两者对他反思人生意义的效果是不一样的[53]。例二，中国某大学的毕业生以他们在大学生活学习时的校园空间路径，作为唤起他们对校园“乡愁”的触发器[54]。人若没有具体的、生活经验层面的乡愁，自我身份认同或同乡认同就显得虚无。生活经验也是地方遗产的一部分[55]，如果居民被迫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以及其中的文化遗迹彻底分离，将会切断其文化的连续性，影响居民的文化认同感[56]。 2.3 从乡愁看人们对文化建构的态度 “乡”是文化建构的结果。地方意义是人们根据个人思想、共同的文化和社会实践而积极地、持续地建构出来的[45]。文化建构似乎与生活经验密切相关，但是文化建构有时并非是集体无意识的结果，或者不是个体选择性建构的结果。谁被赋权建构“乡”的权力?这成为一个道德判断。文化建构的目的是评价文化建构的依据。有学者认为，乡愁建构可培养群体认同和社会凝聚[57]。其中不乏对历史的“修正”。例如许多代表苏格兰高地的地方文化表征都不是真实的，具有神话传说的色彩[58]。在人们尚未讨论清晰乡愁的原真性为何时，我们不妨借鉴马来西亚金宝镇的例子，人们在二战战场遗址上建构世界和平意义符号，从而达到国家与地方两种尺度政治斗争中的协调[59]。 “乡”的文化建构还会产生出与之冲突的“乡愁”。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Lefebrve H)认为，社会空间是被不断地生产出来的，空间的生产和变迁反映了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的变化[60]。当一个人处在新文化氛围中，其原有的价值观以及惯常行为可能会迫使改变[61]。那些在原来环境下形成的，被迫改变的部分，则成为个体思念的乡愁内容。当人们用乡愁抵制文化变化时，我们如何把握接受新事物与保留旧习惯的文化建构问题?“文化自觉”或许是人们的道德出发点。只有自觉接受先进的地方性，才能将之内化为自己的空间价值观。 3 渗透三种价值观的“乡愁”实践案例 无论是空间道德评价，还是地方道德评价，都回答人对自己、对他者、对自然的道德问题。下面就举例说明渗透这三种价值观的乡愁实践。 3.1 体现人性创新本性的乡愁实践 乡愁的实践不应束缚人性的创新本能。英国迪恩皇家森林(The Royal Forest of Dean)的景观设计为我们展现了记住乡愁与创新的结合。该森林位于英格兰，19世纪这里是英格兰重要的工业重镇，依托当地的煤矿和铁矿，这里发展了钢铁冶炼业。19世纪末，这里的钢铁冶炼业开始衰落。1938年它被命名为国家森林公园。当地政府为了向游人展示当地的历史，需要建立一些景观。文化地理学家对当地老人的访谈显示，当地人很难将美好的“乡愁”转化为游人的历史记忆，因此乡愁中的许多“美好”很难在人际之间传递。而艺术家劳拉·德里在林间路上设立的矿工塑像，和一些文字说明可以唤起人们的想象。若没有这样的景观创新，就无法将儿子在路口盼望矿工的父亲回家的亲情、本地矿工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英雄气概传递到游人的内心[62]。还有一个通过创新留住“乡愁”的实践案例。英国的一位音响师为苏格兰的Kilmahew庄园录制了一套游客MP3作品。这个庄园虽然宏伟，但是因为年久失修，一片凋零景象。一套包含狗吠鸡鸣、水滴声音、溪流声音、人的脚步声音的MP3，可以让游客从声音想象当年乡村庄园的兴旺景象[63]。 3.2 体现与人为善的乡愁实践 美国芝加哥有一个城市历史遗迹的保护案例，展示了保护城市乡愁的道德准绳。芝加哥位于芝加哥河注入密歇根湖的节点上。南北走向的密歇根大街与湖岸平行，东西走向的瓦克大街沿着芝加哥河的南岸而建。瓦克大街与密歇根大街的交界处是历史上重要的皮毛商贸集散地，也是兵家必争之地。1803年，美国政府为保护皮毛贸易，命约翰·惠灵顿上尉在此建立军事要塞，并以美国独立战争的英雄亨利·迪尔伯恩命名要塞。1804年著名的约翰·金泽皮毛公司在此建立商站。又经4年的建设，矗立在芝加哥河南岸小丘上的要塞已成为芝加哥的地标。1812年，印第安人攻击要塞，守卫的军队因无援助，被迫撤离，要塞被毁。1816年美国军队重新夺回此地，印第安部落与美国政府签订圣路易斯协定，让出了土地，要塞被重建。1857年皮货贸易结束，该要塞故无保留之必要。1871年芝加哥大火，要塞再度被毁。土著印第安人和白人美国人对迪尔伯恩要塞的历史记忆是不同的，为了不偏向其中一方，城市历史遗迹保护的办法是用简单的金属标记，在原址的地面上勾勒出该要塞的占地轮廓。这种方法即尊重了历史，又没有凸显白人或印第安人的记忆。当我们无法言说历史的上谁对谁错时，这种怀旧的手法是一种权宜之计[64]。 3.3 体现热爱自然的乡愁实践 记住乡愁的空间实践要体现人地和谐的人地观，具体体现为热爱自然、尊敬自然、保护自然。爱尔兰的一个乡愁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好案例。康尼马拉地区位于爱尔兰西部偏远地区，这里的国家公园因民族风情和秀美的乡村景色而闻名于世。有学者调查，爱尔兰每年有大量国内国外的人到乡间徒步。1997年，这些参与徒步的人在旅行交通、餐饮、酒店住宿和徒步设备上总支出达到了1.15亿英镑。为了鼓励这种亲近自然的活动，同时让徒步活动促进交通运输产业、徒步器材产业、餐饮酒店等产业的持续发展，国家计划从财政中支出一些费用给这里的农民，让他们继续保持乡村的风貌，例如鼓励农民以传统的生产形式保护乡村的生物多样性，而不是出售土地给现代化农业的经营者；再如鼓励农民修筑石坎，防止水土流失带来景观破坏。调查结果表明，人们都愿意政府从财政中拨款给这里的山地风光[65]。这个案例说明，区内区外的人的合作，可以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绿色的乡村旅游。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归纳出的结论有三：第一，乡愁的道德具有大小、距离、移动性的空间维度。我们的乡愁应该把尺度不等的乡嵌套在一起。我们应该对远乡和近乡，新乡和旧乡都投射情感，这样才能建设我们美好的家园。第二，乡愁的道德具有身体层面、经验层面和社会建构层面的地方性质。我们需要尊重身体对地方的熟悉感以及其蕴含的人性。我们需要同时保留老地方和新地方的生活经验，保留我们的历史文化遗迹和遗产。我们还需要以“文化自觉”的态度对地方进行文化建构。第三，无论是空间道德评价还是地方道德评价，都在回答对自己、对他者、对自然的态度，在评判留住乡愁的空间规划实践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