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工业社会农村手工业的盛衰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盛衰论文,手工业论文,农村论文,工业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工业社会农村手工业的全面兴起被视为是西欧进入工场手工业时代的标志，一般称之为“原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所以农村手工业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突破性发展遂成为资本主义起源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但迄今为止，学术界一般都不是从前工业社会里农村手工业本身发展的规律来讨论原工业化，由此产生了一些难以说明的问题。
农村手工业向原工业化转变，从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从农村手工业本身来说，这只是它向最盛期的发展，是它的一种较独特的兴盛形式。根据这一设想，本文先考察前工业社会农村手工业盛衰的种种因果关系，然后以前工业社会农村手工业发展的基本规律为依据，讨论其如何向原工业化转变的问题。希望这不仅有助于理解原工业化的兴起，而且对理解前工业社会城乡关系、经济发展变化的特点也会有所帮助。
一、前工业社会农村手工业兴起的一般原因
前工业社会农村手工业兴起的一般原因，初看起来，大体有两类：一类是我们熟悉的发展方式，即农业生产发展引起对各种手工业产品的需求，促使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相对独立地发展。这种发展方式往往被认为与整个社会经济及城市的发展繁荣相一致，其结果是促使城镇的出现或城市的繁荣。另一类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下，一部分城市工商业者跑到农村，在较短的时期内使农村手工业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这种发展方式存在着一些很复杂的情况，它往往与整个经济及其所在地区城市的盛衰不相一致，似乎要以牺牲或某种程度上牺牲城市的繁荣为代价，有时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它的相对衰落为代价。在重要的历史发展关头，这种情况很突出。
公元3世纪危机后，使罗马帝国连成一体的城市网走向崩溃，城市全面衰落，农村形成大地产的经济结构，原来靠城市供应手工业品的农村现在开始自己生产日常生活必需的手工业品。换言之，城市衰落了，农村手工业却发展起来；整个经济看来在衰落，但农村手工业相对说来在发展。
西欧5～10世纪的封建化期间，大部分地区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生活，工商业活动下降到了难以想象的水平。农村手工业却是相对“繁荣”，大封建主和国王们一年里轮流在自己的各个大庄园里居住，就地消费。这些大庄园里设有各种作坊，生产或修理各种手工业品。最典型的是查理曼的王家庄园，他亲手制定的《庄园诏令》中就规定：“每个管理员在他管辖地区应有好的工人，如铁匠、金匠、银匠、鞋匠、旋工、木匠、刀剑匠、渔夫，寻找兽迹的人，造胰工人，能造啤酒、苹果酒、果酒以及其他饮料、能烤面包与点心的工人，结猎网、渔网、鸟网的工人，以及其他工人，不能一一列举”。（注：郭守田主编：《世纪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3页。）
类似西欧庄园手工业的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如战乱时期）也是存在的。一般说来这不利于城市或整体的经济发展，但客观上有时也有助于城市的劳动技术向农村或边远地区传播，如罗马帝国晚期发明的石磨就是通过这个过程逐渐普及开来的。
城市里的一部分人才和资金向农村转移，即“城市向农村扩散”，成为乡村手工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15世纪后期开始的西欧原工业化启动时的重要现象。一些城市绝对或相对衰落，农村工业发展一度快于城市工业的发展。正如霍亨伯格说的，“无疑，长期的趋势是制造业从城市向乡村转移，或至少是更多地向后者扩张”。（注：P.M.Hohenberg and L.H.Lees,The Making of Urban Europe 1000-1950,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129.）日本的原工业化也经历过这一过程：当时被认为处理“天下财务”的大阪市场的货物量，1820年前后开始急剧减少。而地方市场的交易额却在增长。“不仅是大阪市场，可以说所有大城市的市场地位都降低了……自1750年以后的一个世纪内，城市人口减少了6%”（注：新保博、斋藤修：《近代成长的胎动》（《日本经济史》第2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1页。）。
前工业社会农村手工业发展的原因还有：
1、技术优势。古代社会曾有过多次手工业勃兴的时期，青铜器、铁器等等的使用，麻布、丝绸、呢绒、棉布、茶叶、糖等等生产技术的发明和传播，都曾是前工业社会重要的经济增长点。这些手工业虽然一般都从农村开始，然后往城市集中，是农业发展的结果，但它一产生，就会对农业生产施加巨大的影响，成为前工业社会里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中，原工业化所起的重要作用就是这样。
既然一种新的手工业的产生其实就是一场技术革命，那么其发生地自然也就成了该手工业发展、传播或技术扩散的中心。这方面的著名例子有元代松江棉纺织业的兴起。松江乌泥泾人黄道婆年幼时沦落海南岛，在那里学得了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回到家乡后，她把所学的技术与当地丝麻纺织的经验结合起来，改进工具和技术，使棉纺织业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松江由此成为我国棉纺织业中心。
2、因自然环境、地下资源的差异等而造成某些地区农村手工业的发展。14～15世纪德意志南部银矿的大规模开采，长期来畅销欧洲各地的法国南方的葡萄酒，都是由于这一原因造成的。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地方特产和资源往往是该地区手工业兴盛的基本前提。
3、外部市场的拉动。这往往是一个地区具备发展某种手工业的潜力，但这种潜力只是在出现市场的大量需求后才明显起来，并形成大批量生产。鸦片战争后我国的出口激增，正是世界市场拉动的结果。其实在鸦片战争前，地理大发现就已对我国的外贸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对某些地区可以说影响很大。那时，中国向欧洲出口茶叶就已达到了相当规模：广州每年出口茶叶约42万关担，加上输俄茶叶10万普特，共约45万关担。这些茶叶约需520万亩茶田和130万茶农。这些茶叶中，闽北茶占1/3，加上国内销售部分，闽北茶叶产量可能有20～30万担，依靠茶叶为生的人口可能有300万人以上。茶叶生产的这种发展态势非常有利于规模生产：每年茶叶采摘季节，“江西人大批涌入，充当雇工”，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形式出现。一则史料说到：“瓯宁一县，不下千厂。每厂大者百余人，小者亦数十人”（注：庄国土：《鸦片战争前福建外销茶叶生产和营销及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
市场拉动的力量十分惊人，它在前工业社会就已相当可观，在工业社会建立以后就更大了。以往的历史学，对这种拉力往往估计不足。
前工业社会里任何农村手工业的发展都是上述两个层次的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只不过不同的场合各种因素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二、前工业社会农村手工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其不同发展形式
（一）前工业社会农村手工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前工业社会农村手工业一般都是有盛有衰，其发展的制约因素大体上有：
1、自然的或经济的因素，主要是资源、市场、技术等方面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到一定的时候资源会耗竭，市场和技术会停滞不前或衰退。15世纪初捷克塔波尔地区矿藏枯竭造成矿工失业，是胡斯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明清时代“陕西的木材采伐业、广东的冶铁业、云南的铜矿业以及河东池盐、淮南海盐业”，均由于资源枯竭或地理条件变迁而衰落，其一度出现过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也随之消失（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40页。）。明代山西的潞安绸到清代时“已一蹶不振，四川成都的蜀锦也一度中衰”（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2页。）。
2、政治方面的制约因素。这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治混乱造成的。另一方面是政府政策的束缚，这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非常突出，如禁海、垄断有利可图的贸易、大规模征调物资等等。此外，政府是否支持工商业及是否随意征税，对工商业发展有重大影响，也是中西封建社会的重大区别之一。这里涉及到贸易权、征税权，即经营自主权问题，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备条件。政府的工商业政策是从政治稳定出发还是从财政收入出发，其结果是很不一样的（注：参看马克尧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3章。）。不可能设想一个工商业者尚未得到系统或有效保护和支持的国家里会有资本主义发展起来。
3、社会因素，主要表现为人身依附关系的束缚。有两种人身依附：一种是奴隶、农奴对主人或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另一种是个人对家族和家庭的依附。这后一种依附同样是一个很重要的束缚。马克思总是强调农奴制瓦解对资本主义起源的重要性，这是因为西欧中世纪的家族对个人经济行为的约束是比较弱的，而对中国来说，无疑要强烈得多。
人身依附关系一般与政治因素相结合。我国封建社会里政府大规模征调城乡手工业者的权力就来自于君主对臣民的“父权”。家长制关系、人身依附关系的结合，使大量本来可以变为商品的产品以非商品的形态流通，严重地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以上各种因素总是综合发生作用，这里举一个印度的例子。在克里希纳河－戈达瓦里角(Krishna-Godavari)三角洲和下游地区乡村棉纺织业曾相当繁华，葡萄牙人到来前这里就已是印度棉纺织业的一个中心。但17世纪后期开始趋于停滞并走向衰落。衰落的原因有政治上的不安定，也有经济上的原因。这里农村手工业的增长依赖于远方的棉花和稻米的供应，而这必须通过陆路或水路进口，因此就带来了一系列限制。首先发生的是原棉价格上涨，这在17世纪后期成为一个严重的现象。接着，粮价也上涨。促使它走向衰落还有两种原因：一个是由于德比西(deBussy)及英国东印度公司保护下的英国和印度的企业家的活动造成了供求关系的变化；另一个是18世纪后期该地区因饥荒而人口减少，这不仅直接造成纺织业从业人员的减少，而且还使一些手工业工人转向农业生产（注：Sanjay Subrahmanyam,Rural Industry and Commercial Agricultural in Late Seventeenth-Century South-Eastern India,Past and Present,No.126.1990.P.110-111.）。
（二）前工业社会农村手工业发展的不同形式
前工业社会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会形成不同的工商业运行模式，从而形成不同的农村手工业发展模式，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1、可以说，西欧中世纪经济发展中有一种使农村手工业集中的趋势，而中国封建社会中则有一种使农村手工业更为分散的趋势。政府有一些具体的政策会影响农村手工业的发展，如我国历史上统治阶级推行的耕织结合政策，阻碍了农村手工业的相对集中。明政府初建，就责令各地种植棉花，把棉布作为国家征税的项目。成化十四年，令山东每粮1石，折布1匹。农民为了完成税收就得从事棉布生产。此后各地官员在督织上不遗余力，典型的如万历年间山西巡抚吕坤制订的方案，一是责令制造供农民用的纺织机具，二是由各地官府出银购买棉花1000斤，分与各家，每户1斤，限期纺完。先纺完线且细者，免交花价，作为奖励。10日之内纺完且线稍粗者，免收花价一半。20日之外纺完及线粗者，花价全收。1个月之外不能纺完者，罚收花价1斤。三是组织农家织布。“移文榆次等县，送织机者二三十人，教民织布，将纺线之家男妇，定日陆续向机匠学织一年，而千家能纺织矣”（注：吕坤：《实政录》民务卷2，转引自王兴亚《明清时期北方五省棉纺织业的兴起与发展》，《郑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西欧封建主与工商业的关系，使他们更多地是通过创办市场来解决日常所需的手工业品问题，这也有利于农村手工业者的集聚。中世纪西欧出现大量享有特权的城市，许多实际上是较大的村庄，这种村庄为农村手工业者的集中提供了条件。西欧经济开始复兴后，庄园手工业就很快奇迹般地消失了。马克·布洛赫说道：“制造业劳务在12世纪初就在各地几乎都结束了，它消失得这样早，这样整齐，以至于我们不能把它归因于商业的进步”（注：马克·布洛赫：《法国农村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08页。）。他认为这与领主对庄园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关。在12和13世纪，有一技之长的农民“不愿完全脱离农村，宁愿到农村集市中去，在那里他们可以一面在一块小土地上辛勤耕种，一面找个行业”，而“大地主和王公贵族鼓励这样做”，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注：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卷第185页。）。
2、西欧中世纪农村存在一种促使劳动力流动的趋势。中国人重视家庭的和睦，而西欧人重视家产的延续。中国人重视家族世系的延续，表现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致使为了家庭的和睦而实际上牺牲了家产的延续；但西欧封建社会视家产的延续为家族世系延续的基础。这表现为在中国实行家产平分制度，而在西欧发展起长子继承制（或幼子继承制，如在德意志的瓦隆、上施瓦本）。在长子继承制下，家庭成员间实际上的关系趋于淡漠：“在整个拉丁语欧洲……首先是长子继承制，在农民阶层中传播开来。政权大肆推广这种模式以便更好控制税收群体、服兵役，为了巩固农村大集体本身。……弟弟享受的是‘单身汉的不操心加上天伦之乐’（勒普莱语）。人们确实知道，这种作法迫使大量的人终身不娶，而且使用让弟弟移居他乡这个安全阀。”（注：安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等主编：《家庭史》，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卷下册，第641页。）家庭观念相对淡漠，许多人远走他乡或客观情况要求他们背井离乡。这就为农村手工业的发展及形成地区性专业化分工，提供了劳动力来源。
三、15世纪末西欧农村手工业向原工业化转变的原因
15世纪末，西欧向原工业化的转变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但它是在农村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凡有助于农村手工业发展的各种因素全都发生了作用，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促成了原工业化。其具体表现是：
1、14世纪以来农奴制全面瓦解，人身依附关系变成了契约关系或向契约关系发展。15世纪上半叶和中叶葡萄牙在非洲西海岸的探险活动中，葡萄牙国王不时地与本国或他国的臣民签约，规定双方在探险中的义务与权利，可见契约风气之盛。劳动力流动频繁，非长子外的其他子女18岁后离家谋生早已成为习惯，家族对这些人的约束很弱，年青人在有能力积蓄一笔钱回家结婚前四处流浪打工（贵族子弟一般不会去打工，而是从事抢劫或海外活动等），既于农活，也从事手工业劳动。
2、国内对普通消费品（特别是低档纺织品）的需求增长，农村比城市在这方面的竞争中拥有优势。中世纪后期，西欧农民收入增加，购买力也随之提高，开始购买低档的呢绒制品。面对这种新的需求，一些城市反应迟缓。这是因为一方面有行会等的封建束缚，另一方面由于其在高档商品或奢侈品的生产上有优势，加上工人工资较高，生产低档商品无利可图；而农村劳动力便宜，原料运送方便，送成为生产这类商品的理想场所（注：参看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卷第93页；P.M.Hohenbergand L.H.Lees,The Making of Urban Europe 1000-1950,P.127.）。日本学者曾讨论了18世纪原工业化兴起时日本中心城市处于不利地位的原因，指出：元禄、享保以后，由于以畿内为中心的农业改良和生产率提高，既增加了对纤维产品等工业品的大量需求，又带来了畿内“中央”经济的劳动力价格上涨。这使畿内农产品加工处于不利地位，而有利于地方的竞争者，于是手工业转向劳动力供给价格较低的地区（注：新保博、斋藤修：《近代成长的胎动》（《日本经济史》第2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0页。）。
3、包买商可以比较自由地开展自己的活动。所谓比较自由指：既未碰到农村宗族势力的大力阻挠，也没有国家政策的大力制止；国家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大力开发国外或海外市场，使包买商手中的商品得以远销他方。同时，他们积累的财富能有效地保留下来，因为国家的征税政策是受到限制的。在征税政策未有效受到限制的地方，原工业化就会沉寂下去，如在卡斯蒂（注：卡斯蒂的经济，包括原工业化的农村手工业，因帝国的重税政策而衰落，见拙著《扩张体制与世界市场的开辟——地理大发现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章。），因为工商业者都不堪重负。
4、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竞争性的体制，既表现为城乡间的竞争，也表现为城市间及国家间的竞争，这些竞争往往以技术改进的方式表现出来。换言之，技术虽无根本性的飞跃，但量上的革新相当可观。这里仅以纺纱工具为例。14世纪或者更早的时候，西欧就出现了后来英国人称为“摇动脚踏”的纺车。16世纪中期，一个德国人对之进行改进，可以用脚转动锭子，腾出手来拨弄纤维。还有一项“年代不详的改革是所谓的锭翼，用来在把纱线卷绕到筒子上之前拈转纱线”，16世纪时这项装置得到普遍应用，被称为“撒克逊纺车”，该装置的特点是可以连续地纺纱。17世纪时又出现了“撒克逊纺车”的改良形式，“它带有两个锭子和两个筒子，操作者用右手操作一根线，用左手操作另一根线”（注：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下册，第527页。）。而在中国，“投梭织布机历明、清并无改革”，主要原因是纺纱技术落后，“纺赶不上织，以至有‘数月理棉纱，才得上机织’之叹”，所以没有出现改革织机的需要（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388、390页。）。而问题的关键恐怕还在于经济生活本身缺乏竞争性。
再举一个英国的城乡竞争的例子。13世纪开始，英国一些地方的呢绒制造业向农村转移，到14世纪时日益加强。甚至连“王室也开始到象克里克莱德、海威科姆和托特尼斯这些较小的中心买呢布。在约克的工业衰落的同时，周围一系列村庄都在制作呢布，如奥特利、里兹、皮克灵、希普顿、奥尔顿、诺萨勒顿、纳尔斯伯勒、吉斯伯勒和惠特比。在该世纪末，肯特、牛津郡、东盎格利亚、格罗斯特郡和兰开夏郡都出现了农村呢布制造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通常的解释是由于乡间使用水力方便，因这时水力广泛应用于漂洗。博尔顿认为这是不确切的，因为城里同样可以建立水力作坊，许多城市都是这么办的。他的看法是，这是乡村领主建立的作坊，目的是赢利，与城市竞争，有些地方领主还以庄园垄断权的名义强迫佃户使用他们的水力作坊（注：J.L.Bolton,The Medieval English Economy 1150-1500,Guildford,London,1980,PP.157-158.值得注意的还有，在乡村工业兴起过程中，一般都出现城市工业向农村扩散的过程，日本的原工业化也是这样（见上引速水融等书，第260页），但我国清代江南丝织业的情况却相反，是从城郊向城里集中：清代时，丝织业“由农村、乡镇向大城市集中”，“由于农村丝织户向城市集中，苏州、杭州、江宁（南京）的机户大增”（前引许涤新等书，第364、363页。）
5、原工业化启动后，能否有持续的市场拉动，是原工业化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日本的原工业化、中国明清市镇的兴起，无疑皆与对普通手工业品的需求，特别是与对棉布的需求增加有关；而市场狭隘会造成农村手工业的停滞和衰落。我国清代盛极一时的丝织业在鸦片战争前夕其实也已处于某种停滞之中：“以江浙两省而论，大约在清前期发展较快，乾隆、嘉庆时达到高峰，以后有些停滞，到太平天国战争中遭到破坏”（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9-370页。）。是市场、技术，还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剥削造成了这种停滞？各种原因可能都起作用，但缺乏强有力的市场拉动，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市场的情况又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明代徐光启就曾担心过全国各地棉布生产的发展会危及松江产品的市场，发出“此后数十年，松之布将何泄哉”的感叹（注：〔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5《木棉》。）。
西欧在15世纪后期原工业化启动，不久即出现了地理大发现，持续的世界市场的牵动，成为原工业化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强大动力，否则包买商所集中起来的商品就会无处可卖。马克思就认为，“世界市场的扩大”与“殖民制度的建立”是“工场手工业时期的一般存在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2页。）。西方有的原工业化论者也认为世界市场是原工业化“增长的发动机”（注：Peter Kriedte et al,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33.）。这方面反面的鲜明例子是日本。18世纪中期，日本的原工业化兴起，“但是，这种发展并未能继续和更加深入，在经历了文政、天保（1818～1844）年间的高潮之后，到了幕末时期，原工业化出现了停滞和徘徊现象。表现在生产形式上，就是原来那种少则4～5台、多则9～10台、甚至10台以上织机的集中作坊开始萎缩，退化为受包买商支配的家内生产”（注：严立贤：《中国和日本的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原工业化因市场的扩大而产生，也因市场的限制而停滞、萎缩。
我们还可以从农民为什么“弃农从工”的角度来看原工业化的产生和持续发展问题，由此得出的结论也是差不多的。
在解释明清江南市镇发展的原因时，黄宗智提出了“过密化”的理论，强调因农村人口压力和资源缺乏，使农民为了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转向种植比粮食生产需更多劳力投入的作物，以便获得较多收入，结果是促进了蚕桑业与棉布业的发展。这种解释是从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上来考虑的，是以一个很基本的前提来解释人类的经济行为的，即：人们从事一门行业，肯定是因为这个行业能使他们摆脱困境或能使他们得到更多收入。但仅仅站在这一点上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这么多的人从事丝绸、棉布的生产，谁来消费这些产品？如果不存在一个地方以外的市场，这些农民的行为就会显得不可思议。西方的原工业化论者一边强调农村作为资本主义发源地的作用，一边又强调世界市场的作用，原因盖在于此。同样，市场既是明清江南市镇兴起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制约这些市镇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因素。
工业化启动后农村手工业发展的例子更能说明这种情况。怡亚诺夫在解释俄国农民为什么转向手工业生产时，承认这是由于资本和土地的缺乏，但他紧接着强调：最主要的一点是，“在大量的情况下，根本不是由于生产资料的缺乏要求从手工业和商业中获取收入，而是由于同农业相比，有利的市场条件使得农民劳动用于手工业和商业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注：A·怡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84页。）。
市场在原工业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与通常强调的农业的基础作用是否冲突。众所周知，一定的生产发展水平是原工业化的基本前提，同样，资本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农业的发展。但农业发展到什么程度才会出现资本主义？15世纪时欧洲的经济是否真的比当时中国或印度的更先进？可以说，“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而且相对说来是比较容易达到的。当达到这个“一定的”水平后，是否向资本主义转化，关键是要看其他因素，特别是市场的情况（主要指市场体制的发育）。
资本主义的农业起源论者有一个注意不够的事实是，地理大发现前，西欧的资本主义萌芽其实非常有限，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高峰期（14世纪时的佛罗伦萨）也早已过去。手工工场的全面发展是在哥伦布到达美洲和达伽马到达印度以后的16世纪。原工业化固然是在15世纪后期全面开始的，但只有在16世纪时它才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专注于研究英国的学者往往强调英国的农业革命如何为手工工场和产业革命准备了条件，却对15世纪后期起英国外贸迅速增长的事实谈得不多，特别是很少谈论伊比利亚半岛国家开辟新航路后，由于自己无力满足迅速增加的对工业品的需求，使英国成了欧洲工业品生产中心，从而对英国农村手工业起了拉动作用。
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整个现代化过程中，工商业从农业社会的一个辅助部门发展成占主导地位的部门，它们的发展速度必须大大快于农业。农业的发展快于工业的资本主义是不存在的。所以，手工业与工业始终存在这样一种关系：先是农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成为工业化的基础；接着工业迅速发展，在这过程中，农业较长时期停留在原来的量的扩张状态。工业化发展到相当程度后，它才有能力为农业现代化提供装备；然后是农业现代化的迅速进行，但很长时间里农业仍落在工业后面。这里，农业起的确实是一种基础的作用，但农业又有某种被动性，它要等待工业的发展来促进自己的现代化。在评价农业在原工业化中的作用时，不能忘记这种基本的关系，这样才会为全面说明农业与市场各自具有的作用留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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