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几点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点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几个因素作了分析。首先是投资率对增长率的正相关，从世界上16个国家的统计得出每1%的投资率可能产生0.28%的经济增长。有的国家低于此数，多半与投资率的波动有关。文中对各省经济增长率如何依赖于该省的投资率及非国有部门的产出比例作了分析。利用银行储蓄、手持现金、购置证券的统计，估计出居民未申报的收入占GNP的10—13%，这是中国地下经济的下限。针对中国经济非均衡的特点，探讨了额外需求创造产出的凯恩斯乘数在中国的变型。最后对中国从1978到1994期内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常驻人口作了估计，得到的结果是平均每年800万、总数达1.28亿的人口流动，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移民。
关键词 经济增长 投资率 凯恩斯乘数 非国有经济比例 城乡人口流动
过去17年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在中国过去3000年的历史中是从未有过的，甚至在世界历史中也极为罕见。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中断，且在17年中人均收入已翻了两番，但人们仍怀疑这种增长是否能维持下去。中国经济增长的成绩是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取得的，在此期间除了一些被经济改革推动的调整之外，并未进行过系统的政治改革。事实上，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自己特定的经济问题，而且都面临着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没有人能对未来作准确的预测。本文拟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某些基本因素进行分析。
国内储蓄和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资本、劳动、技术和制度演变这四个因素相互作用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特别是制度调整改变了激励机制及信息传递的条件，这二者都是影响经济运行的。在中国，计划经济或指令性经济被市场经济所代替。大部分价格管制被废除，正确的价格信号引导着资源的配置。非国有经济增长迅速，企业在市场中更具有进取心，其内部效率也得到改进。这些变化增加了各生产要素的就业，而且提高了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的边际产出率。
中国一直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但在1978年改革之前因为投资效率低，高储蓄并未产生高增长。由于被错误的经济理论所误导以及扭曲的价格系统导致了投资的低效率。改革之后，这些因素逐渐被取消，于是高储蓄导致的高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按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在1981—1990年10年内的GNP平均年增长率为9.4%，而平均投资率为GNP的35%，这大致说明每元投资可增加0.27元的GNP。
表一表明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储蓄率和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表一 1980～1991年间平均投资率和增长率
国别投资率%（2）的标准差 增长率%
（1）（2）（3） （4）
孟加拉12.9 0.164.3
印度 23.7 0.065.4
中国 35.3 0.129.4
巴基斯坦 17.6 0.056.1
印尼 21.5 0.185.6
泰国 27.4 0.227.9
菲律宾19.6 0.251.1
尼日利亚 15.1 0.271.9
土耳其22.3 0.091.1
巴西 20.0 0.112.5
南韩 31.1 0.139.6
意大利20.9 0.092.4
英国 18.2 0.092.9
日本 30.1 0.074.2
西德 20.1 0.074.2
美国 16.6 0.092.6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4～1994
表一中我们将12年中投资率的方差列出了，它反映了经济关系的稳定性，将表一的数据可画成图一，它表明了二者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图一 增长率和投资率（按GNP计）的关系，1980～1991
回归线AB的斜率为0.28，故投资率每增长1%提供了GNP增长0.28%的可能。中国的增长仅比线上的值低了约一个百分点。但有些国家的增长率远低于线上的值，如菲律宾、尼日利亚、土耳其，他们的投资效率都较低。这与他们投资率的较大波动有关。菲律宾和尼日利亚的投资率的方差为0.25、0.27，与别的国家比显然较大。但土耳其的方差仅0.09，其投资效率低与该国的特殊条件有关。发达国家的投资率的方差为0.04到0.09，都相当低，说明经济波动不大，但投资效率仍较低。这一点正是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原因，那里的投资回报率较高。图一中，中、韩、泰、印、印尼、巴、孟七国的点子很靠近回归直线，且除泰国外各国的投资率的方差都较小。泰国的方差大，但并不是投资的波动，而是投资率在稳定地增长，由80年代初的21%上升到1990年的37%。
近年来中国的投资中约有15%为外国直接投资（中国统计年鉴92—95）。国家拨款的投资甚至更低，约为外国直接投资的1／4。中国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居民储蓄及各种渠道的集资，总之是国内居民的储蓄。高储蓄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习俗及社会结构造成的，它不是政府的政策所能决定的。所以中国GNP的高增长仍会继续下去。
所有权结构会影响增长率
已如前述，改革前中国投资效率很低。造成这种低效率的原因既有政治性的也有经济性的。政治性的包括上千亿元用于为了国防而从事的所谓“三线建设”。在文革时三线建设占了基本建设的大头。在此项目中工厂都建在丛山峻岭之中，有的干脆建在山洞里。这些工厂的生产成本比市场价格还高，因为它们的地理位置及不合理的布局。大多数三线工厂都有几千名职工，而且在当地形成一个小城镇，所以搬迁它们是极困难的。三线工厂已成为国民经济的负担，看来还找不出对策来解决这一问题。
造成投资低效的经济性因素是价格扭曲及缺乏所有者的责任制。1978年以来价格扭曲已逐步在纠正，但所有制问题仍是提高投资效率的严重障碍。在公有制的投资中没有人担承起所有者应该负责的对所投资金产生利润并获取回报。国有企业是全体人民所有的，但并没有人代表全体人民去承担所有者的责任。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不但在新企业中存在，在老企业中同样存在。
1984年以后多种所有制开始出现。可以观察到国有制企业与非国有制企业之间效率的差别。非国有制企业比起国有的更有活力，因而它们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不断上升。见表二。
表二 中国按所有制区分的工业部门的总产出、增加值、及净产出（10亿元，当年值）
集体及其它非国有制工业企业无论是总产出或净产出均大幅度增长，而国有企业则在收缩。1995年的数字在本文撰写时还没有公布。但据统计局的官员说，非国有企业的增加值已超过一半。这些数字说明，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在中国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国有企业及非国有企业在产出增长率方面的差别是管理效率及投资的不同所造成的。我们的印象是国有企业的效率较低，因为它们内部管理僵化，对市场反应迟钝，尤其是对经理的行为缺乏监督。杰弗逊（1995）等曾报导，国有企业的效率还稍高一些（参见附录Ⅰ）。但他们用了总产出或总收入来比较效率，并且将中间投入品也视为生产要素。我们重新对数据作了分析，仅将资本和劳动视为生产要素，而且假定劳动的弹性与资本的弹性之比为常数，经济的规模报酬等于1.0。这样算出来的劳动及资本的弹性分别为0.37和0.63对国有企业，或0.46和0.54对集体企业。
用实际的增加值对投入要素之比来测量企业效率更好一些。我们用这种方法计算的结果列于附录Ⅰ。结果清楚地说明从1988年以来集体制企业的效率比国有制的高，而且效率的差数一年比一年大。
为了研究所有制与效率的关系，我们比较了1993及1994年各省的经济增长率与所有制及投资率之间的关系，并作了回归分析。解释变量为固定资产投资率FI（相对于省的GDP），所有制结构NS（非国有企业的产出占工业总产出的比率），及外国直接投资率FC（外资与省GDP之比）。
省级的数据列于附录Ⅱ中。回归的结果为：
G＝0.103FI+0.129NS+0.037FC，（1）
（3.42）（10.1）（0.47）
R[2]＝0.655
式中G为省GDP的增长率，括弧中的数为t值。
由于FC的系数很小，说明外国直接投资起的作用不大。如将此因素略去，回归的结果为：
G＝0.108FI+0.194NS，R[2]＝0.652 （2）
（3.85）（10.42）
这些数据表明非国有企业的比重对经济增长有正面影响，因为他们的经营效率较高。
需求能否创造出更多产出？
在西方市场经济中，经济结构是由价格机制决定的，所以微观的经济关系大体上处于均衡状态，或者说不存在持续性的瓶颈制约。但他们的宏观经济未必一定均衡，因为储蓄未必能全部转变为投资。因此当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就会发生衰退甚至萧条。此时增加一点需求就会创造出居民所得，而所得又会引起更多的需求，所以有一个乘数效应。凯恩斯理论对这一连锁反应作了说明。此时凯恩斯乘数就是储蓄率的倒数。
然而在中国，对投资的需求总是超过了储蓄，因此不会发生衰退。但中国经济并不处于均衡状态，存在着不少瓶颈制约，如交通和通讯。此时即使总需求和总供给均衡，仍会有许多商品供不应求，也有许多商品供过于求。于是问题就来了，即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一点总需求能否创造出所得？
从表面上看，增加一点需求，不论是消费、投资或出口，最终都会转变为所得，这部分所得又会变成购买力而创造出更多的需求。现在中国的情况是因投资资金不足而全部所得都转变成购买力，如果有一个凯恩斯乘数，它似乎应该是无穷大。仅有的制约是要有足够的时间让这个过程去完成。但事实上上述过程并不会发生，因为如果投资等于储蓄，总需求就该等于总供给，此时凯恩斯理论的前提就不存在，当然也不存在凯恩斯乘数。
中国的经济是一个非均衡经济，此时外加的需求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回答此问题可以从追踪货币如何易手来思考。假设某一项目的额外投资最后变为工人等的收入，被用来购买一组商品。这部分购买力就是额外新增加的购买力。它所买的一组商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供不应求的（包括供求均衡的），另一类是供过于求的。令q及d分别表示供不应求及供过于求的商品的比例，此时有q+d＝1.0。对于供不应求的商品，额外的需求并不会导致更多的产出，因为产出已经被生产能力所限。新增的购买力用于购买这部分商品的唯一结果是使这部分商品涨价。但新增购买力中用于购买供过于求的商品的那一部分，却会引起更多的生产。因为这部分商品的生产能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只因为没有需求所以没有更多地生产一些。现在有了需求就可以增加产出。所以每一元的额外需求在第一次货币易手之后会产生d元的新增产出。此新增的产出转化为居民的所得，又有第二次的货币易手。此过程不断继续下去，结果使GNP增加的比率为：
此方程说明额外的需求会引起一系列的新增需求，结果使总产出增加一单位的额外需求会创造出1／q单位的产出。此处q是全部商品中供不应求的部分。q越低，新创造出的产出越多。但当q趋近于零时，G并不会趋于无穷大。因为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商品供过于求时，总供给就会超过总需求，此时凯恩斯的乘数法则会起作用。此时新创产出取决于储蓄率。
q的值在中国应是多少，从来没有人研究过。但它对于了解中国经济的运作是十分重要的。我们根据城市居民的家计调查来估计q的值。此调查中将消费分成16类（茅，1995）。1993年时的人均消费为2111元。其中属于供过于求的商品及服务有：衣服、文体用品及服务，再加上家用电器、医药、医疗及零星消费的1／3。这样得出的供过于求的消费为623元，即总消费的0.3。这样得出的q为0.7，于是G＝1.43。这说明一个单位的额外需求会创造出0.43单位的链式反应引起的需求。但此处城市居民的消费中未包括资本品，也未考虑农民的需求结构。
链式反应引起的产出增加也意味着就业的增加。因为如果消费结构不足以支持生产结构时必定有失业存在。但要完成链式反应的就业增加需要时间。就业创造的速度等于货币周转的速度。货币周转的速度，也就是货币易手的速度。在中国一年中货币周转的次数是3.75（中国统计年鉴，1995）。所以一年中一单位的额外需求能创造出的新增产出G′为：
G′＝1+d+d[2]+d[3]+…+d[v]＝（1－d[1+v]）／q （4）
对中国的情况而言，G′＝1.42。计算说明，G′收敛于G的速度相当快。
中国地下经济的估计
地下经济是指没有包括在官方统计GNP数字之内的产出。每一个国家都有地下经济，但中国的地下经济特别大。这是因为统计的不完全，特别是税收制度还只处于初创阶段，逃税、贪污相当普遍。此外，中国人很会寻求新的创收的机会。这种收入常不在政府的视野之内。对GNP测定的欠缺会导致政策制订及学术研究中的严重偏差。但纠正此种误差是很困难的，因为地下经济是隐蔽的，没有统计来说明它，这方面的文献也极少。
地下经济的存在说明居民隐匿了他们的收入。中国有很好的家计调查资料，内容包括他们的收入及消费。但这些数据仍可能不真实，因为居民倾向于隐瞒他们的收入。幸而有些数据是居民无法隐瞒的，这包括居民存款及所购的金融证券。从居民家计调查和银行存款及金融证券的差可以估计出居民未申报的收入，这是察知地下经济规模的一种办法。
我们先用银行统计得知居民存款，现从家计调查的资料来估计未申报收入。从理论上讲，居民储蓄的增加包括下列各项：
（1.银行存款的增加）+（2.手持现金的增加）+（3.金融证券的增加）+（4.保险储蓄的增加）+（5.居民固定资产的增加）+（6.居民存货的增加）+（7.对银行负债的改变）+（8.居民固定资产折旧的改变）
以上各项中，第1、2、3、5项可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察知，其它的则无从得知。为此，我们将上式简化为：
居民储蓄的增量＝（银行存款的增加）+（手持现金的增加）+（新购国库券－到期国库券）+（并非由银行贷款形成的固定资产）（5）
以上我们忽略了第4项及第6项以及除国库券之外的其它金融债券。此处略去第7项可以作为补偿。这样的忽略不致引起大的偏差，因为在中国这些项目的数字甚小。用简化了的（5）式，就可利用《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来估计居民储蓄的增量，列于表三。
表三 估计中国居民储蓄的数字（10亿当年元）
年份
银行存
手持 债券 债券 增加的固
款总额
现金 发行 到期定资产
197928.121.6 ——
—
198040 28.1 —— 11.9
198152.433.3 —— 17.8
198267.537.3 —— 21.1
198389.345.8 4.2
— 32.2
1984121.5
65.9 4.3
40.9
1985162.3
82.0 6.1
53.5
1986223.8
97.2 6.3 0.8 71.0
1987307.3
116.1 6.3 2.3 72.7
1988380.2
169.3 13.2 2.8 102.0
1989514.7
185.0 13.9 1.9 99.7
1990703.4
208.9 19.7 11.4 96.5
1991911.0
251.1 28.1 15.7 113.0
1992 1154.5340.8 46.1 34.2 117.1
1993 1520.4460.4 38.1 22.4 142.2
1994 2151.9571.5 102.936.5 190.5
用（5）式和表三中的数字，可以估计出居民的储蓄，列于表四。未申报储蓄可从表四及家计调查的储蓄数字之差得出，即：
未申报储蓄＝估计的储蓄－（调查的收入－调查的消费） （6）
式中估计的储蓄是用表三的数据利用（5）式算出的，调查的收入及消费是用《中国统计年鉴》的家计调查的数字（见附录Ⅲ）。利用（6）式可以估计中国地下经济的规模。这是一个粗略的估计，因为未申报的储蓄并不等于地下经济。只是因为地下经济的数据难于取得，不得不用此办法。这样估出的中国地下经济的规模列在表四中。
表四 居民储蓄、调查的收入和消费和未申报的收入（10亿当年元）
表四的数据说明，地下经济约占GDP的10%上下。但1982年的未申报收入或地下经济变为负值，可能是因为存在着未申报的消费。因此可以认为，表四中的地下经济规模可能是低估的。
利用估计的居民储蓄，我们可以看出居民储蓄在投资中的重要地位。表五表明了这一点。
表五 中国居民的储蓄和总投资（10亿当年元）
年份 居民储蓄 投资
储蓄率
S／I比值
（S） （I）
1980 30.31590.115—
1981 35.4158 0.224
1982 40.3176 0.229
1983 66.5201 0.332
1984 97.5247 0.395
1985116.4339 0.2010.344
1986153.2385 0.2270.398
1987179.2432 0.2300.415
1988238.6550 0.2370.434
1989261.9610 0.2340.430
1990317.5644 0.2570.493
1991375.2752 0.2660.499
1992462.1964 0.2690.480
1993643.3
1500 0.2900.429
1994999.5
1894 0.3240.528
上表说明中国居民的储蓄率在过去10年中大幅度地上升。这是因为经济高速增长的缘故。在这一时期内储蓄和投资的比率几乎上升了一倍，这说明投资的资金来源结构有了本质上的改变。过去政府资金是资金的主要来源，因为政府征集了企业的利润，保留了折旧提成，甚至一部分职工的养老金和保险基金；但自从市场经济逐渐引进之后，政府丧失了这些权力。1994年中国的投资结构列于表六。
表六 1994年中国投资的资金来源（10亿当年元[①]）
来源 十亿元
%
居民储蓄 999.5 52.8
政治资金 79.84.2
外资 307.5
16.2
折旧 57730.5
企业储蓄 —69.4 —3.7
总计 1894.4
100
①注：外资按汇率＄1.00＝RMB8.6计算；折旧按1990年折旧占总投资的30.5%计算（参见“中国经济的投入产出表”，1990）；企业储蓄是其它各项之和减去总投资。负号可以解释为许多国有企业经营不善。
表六的数字说明国内投资中居民储蓄已是主要的资金来源；外国直接投资占总投资的16.2%，也是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
中国人口的流动
中国在农村中有大量剩余劳力。这是一个几乎是无穷的劳力供给，并使非技术工的工资水平稳定甚至还有所降低。但是技术工和高级专业人员的需求因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迅速上升，而他们的供给增加得很缓慢，结果是这一类劳动的工资水平急剧上涨。
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劳动力使中国在国际上具有富有竞争力的劳动力优势，缓解了农村的就业压力，并大大增加了中国的GDP。政府逐渐放松了人口流动的各种限制。过去买食品要凭粮票，而粮票只有城市人口才发给，现在粮票已废除；户口登记制度也放松了；城市里的就业市场也放松了管制。这些变化有利于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了解人口流动的规模是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也是了解中国经济结构变化、地区差别及许多社会问题的一个关键。
我们从搜集到的城乡人口年度统计中人口数及其自然增长率，并用下列公式来估计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的规模。
人口流入或流出数＝现有人口－上期人口×（1+自然增长率）（7）
中国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数，按上式计算得到的结果如表七。
表七 城乡人口数增长率及流动数（百万人，‰）
在1982—1988年内只有全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没有按城乡区分。我们在此将全国的自然增长率分劈成城镇的和农村的，其相对的比例按以后年份城乡自然增长率的平均比例0.69计算。16年中城镇进入的人口数和农村流出的人口数基本相符，平均每年流进城镇的人口为800万。这指的都是常驻人口。另外，大约还有近1亿的流动人口。以这样的速度连续16年的移民，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件，在世界历史上也属罕见。人口流动对中国经济及社会的影响无论如何也不会估计过高的。除此之外，每年约有1000万城镇人口移往其它城镇。事实上，大部分移到城镇的人口最终会在城镇定居下来，以为他们还会返回农村是完全错误的，这将导致严重的政策失误。
参考资料：
①邹至庄：《中国资本的形成及其经济增长》，载《数量技术经济研究》1995年第3期。
②Gary Jefferson,Rawski A.，郑玉歆：《中国工业生产率变化的趋势及其可靠性分析》，载《经济研究》1995年第12期。
③茅于轼、李群仁：《三茂铁路的社会影响》，载《亚洲开发银行报告》（1995年，英文）。
④李民哲、曹宏波：《价格扭曲如何吞蚀了中国的工业增长》，载《价格理论与实践》1990年第5期。
⑤国家统计局：《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篇（1949—1985）》。
⑥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2—1995）。
附录Ⅰ 国有及集体制生产效率的比较
表Ⅰ.1是从Jefferson等（1995）的论文中引述的。相对于总产出的弹性是回归得出的。表中数字针对县镇以上的国有及集体所有的企业，时间为1980～1992年。
表Ⅰ.1 国有及集体所有企业的生产特性
（资料取自Jefferson等，1995）
国有
集体所有
年总产出增长率%6.9 12.4
资本年增长率% 6.7 10.2
劳动年增长率% 2.7
3.2
中间投入品年增长率%4.0
9.6
资本对总产出弹性0.205 0.134
劳动对总产出弹性0.120 0.116
中间投入对总产出弹性0.675 0.75
对总产出的贡献及其份额（%）
资本1.38（20.0） 1.36（11.0）
劳动0.33（4.8） 0.37（3.0）
中间投入2.69（39.0） 7.19（58.2）
全生产要素 2.50（36.2） 3.43（27.8）
我们将对总产出的弹性改为对增加值的弹性，且假定规模报酬为常数。这样得到的资本和劳动对于国有企业分别是0.63和0.37；对集体企业分别为0.54和0.46。这是因为0.2505∶0.120＝0.63∶0.37，0.134∶0.116＝0.54∶0.46。
此外，我们利用Jefferson等人所给的资本、劳动、中间投入及总产出的数（列于表Ⅰ.1中）来计算国有企业及集体企业的比较效率。如表Ⅰ.2。表中的数没有单位，仅用于比较：
表Ⅰ.2不同所有制投入和产出的关系
我们得出的效率值列于表Ⅰ.3。
表Ⅰ.3 中国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生产率
年份 Y／L Y／K Y／TI
19803171
1736 2169
19845213
2785 3513
198811527 5288 7065
199012771 5130 7189
199216383 5747 8468
19805491902 1069
19841410
4163 2519
19881841
9883 7097
19905996
10028 7899
19928815
13657 11147
表Ⅰ.3中的TI为从TI＝L[α]K[β]计算得出的总要素投入，弹性值用前述数据。
附录Ⅱ
表Ⅱ.1影响中国各省经济增长的各因素
（1993～1994）
省份FINS
FCG
北京 0.545 0.5560.0950.128
天津 0.429 0.6470.1110.132
河北 0.288 0.6720.0210.163
山西 0.325 0.5630.0080.106
内蒙古0.360 0.3460.0100.103
辽宁 0.344 0.5720.0550.130
吉林 0.322 0.3760.0270.135
黑龙江0.262 0.3070.0180.081
上海 0.503 0.5760.1500.146
江苏 0.350 0.8010.0810.186
浙江 0.402 0.8390.0420.210
安徽 0.258 0.8120.0220.208
福建 0.323 0.6800.2050.235
江西 0.251 0.6280.0260.158
山东 0.302 0.7550.5800.173
河南 0.280 0.6520.0170.148
湖北 0.291 0.5560.0320.148
湖南 0.252 0.5560.0290.120
广东 0.511 0.7830.2420.206
广西 0.300 0.5710.0730.186
海南 0.646 0.5000.2460.163
四川 0.273 0.6290.0270.126
贵州 0.248 0.3020.0100.091
云南 0.331 0.2660.0080.111
西藏 0.420 0.2140.0000.118
陕西 0.306 0.4210.0280.109
甘肃 0.273 0.3000.0100.110
青海 0.379 0.1600.0020.089
宁夏 0.406 0.2930.0080.091
新疆 0.463 0.2470.0170.106
附录Ⅲ
表Ⅲ.1从家计调查得到的人均居民消费及收入（当年元）
*原文为英文版本，编入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召开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国际讨论会论文集，现由茅于轼译成中文，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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