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大变化_政治论文

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大变化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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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们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之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也经历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深刻巨变。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工作目标和工作任务,恢复和发展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方法,保证了党的中心任务的顺利进行,促进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健康发展。

一、思想政治工作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党的基本路线服务

在十年“文革”动乱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大批所谓“唯生产力论”,鼓吹“精神万能”、“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大批判开路”等许多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极“左”思潮,破坏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败坏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声誉,使人们在很长时期内对思想政治工作心有余悸。

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全党实现了拨乱反正,明确提出要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摆正自己的位置,彻底从以前的“自我中心论”中解放出来,重新确立自己的工作目标和工作任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顺应时代的呼唤,实现了使思想政治工作服务于经济建设。实现这一转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正确而必然的选择。

首先,思想政治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为经济基础服务。思想政治工作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基础这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的。坚持这一观点,也就从根本上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政治挂帅”等极“左”思潮划清了界限,这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新时期健康发展有了可靠的理论基础和正确的理论指导。

其次,坚持思想政治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是因为抓好经济建设,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赖以改变贫穷、抵御外来侵略的基本条件。经济搞不上去,人民就贫穷,国家就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不可忘记的沉痛教训。所以,邓小平在新时期始终坚决地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早在1978年,他就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建设工作上面。”(注:《邓小平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学习概要》,学习出版社出版,第46页。)他说:“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注:《邓小平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学习概要》,学习出版社出版,第47页。)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又特别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注:《邓小平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学习概要》,学习出版社出版,第91页。)由此可知,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是无可质疑的,思想政治工作只有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自觉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才能发挥自己特有的作用,体现自身存在的价值。

再次,思想政治工作一直是保证党的各项任务完成的有效手段,不存在脱离党的中心任务的独立任务。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党的其他工作一样都要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比如,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进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争得民主。因此,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就要根据武装斗争的需要,确定自己的工作目标和任务,为夺取政权服务。但是,民主革命胜利后,党的工作中心不可能再是武装斗争,而是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搞好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所以,在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只有把为经济建设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才能保证思想政治工作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如果思想政治工作游离于经济建设中心之外,搞“自我中心”、“两个中心”、“或“多个中心”,那就要干扰经济建设的发展,防碍党的中心工作的完成。

二、从“唱高调,说大话,讲空话”转变为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

在十年“文革”动乱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没有很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唱高调,说大话,讲空话,讲假话,言行不一,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当时,“假大空”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思想政治工作也从过去的“假大空”转变到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思想路线,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邓小平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382页。)要“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 这是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不然,我们开会只能讲空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4页。)他还明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又说:“我读的书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泽东讲的实事求是。”(注:《邓小平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学习概要》,学习出版社出版,第126页。)

思想政治工作只有按照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去开展工作才具有生命力,这是由思想政治工作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决定的。因为:

第一,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人,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们所处的地位、环境的不同以及性格、生活等方面的差异,人们的思想状况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就不能凭主观臆断,搞一刀切。必须区别人们的不同层次、不同的群体、甚至不同的个体来开展思想工作。正如邓小平所说:“教育一定要联系实际。”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得有针对性、细致深入和群众所接受。”“要针对每个单位、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去做思想政治工作。”(注:《邓小平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学习概要》,学习出版社出版,第96页。)只有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才有实效性。他还尖锐地批评过那种不联系实际的工作方法,指出:“我们过去搞的一些运动,比如学理论,学来学去就是不结合实际,结果大家厌烦了。”(注:《邓小平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学习概要》,学习出版社出版,第118页。)所以,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尊重自己的工作对象,必须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去认识和分析不同个体和不同群体的差异性,做到有的放矢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第二,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人,那么思想政治工作就必须从人们劳动、工作实际出发,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实、渗透到人们的生产劳动和工作实际中去。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民群众的生产活动。一方面,思想政治工作通过结合人民群众的劳动、工作实际,逐步提炼总结出人民群众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工作中的新经验、新方法,来充实、丰富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使之更科学、更切实际地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在劳动、工作中也难免会遇到问题和困难,比如生产中的难关、技术上的困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工资、奖金等经济问题,妥善处理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在劳动、工作中的积极性,直接影响到一个集体及至整个国家社会发展。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就必须结合人民群众劳动、工作的实际,化解矛盾,协调关系,为社会生产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第三,思想政治工作对象是人,那么思想政治工作就不能离开人们的实际生活。唯物辩证法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们的思想问题,很多是由于实际生活问题和实际困难引起的,因此,思想政治工作不能脱离群众的生活实际,说空话、说假话。而要以满腔热忱去关心群众生活,帮助解决困难,使他们在困难中看到希望,找到出路。关心群众生活是我们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毛泽东也指出:“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那么,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59页。)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历史经验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部分职工群众下岗、待岗,在这种关键时刻,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从下岗工人的生活实际出发,关心其的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切忌任何形式的空话、假话。要象邓小平所说的那样“一定要努力帮助群众解决一切能够解决的困难。暂时无法解决的困难,要耐心恳切地向群众解释清楚。”这样,才能使群众理解改革、支持改革、投身于改革。

三、从忽视客观经济规律、蔑视物质利益转变为把发扬革命精神与物质鼓励相结合

在十年“文革”时期,思想政治工作中普通存在着“政治决定一切”、“精神万能”等“左”的影响,思想政治工作不敢谈及物质鼓励,否则就要被扣上“奖金挂帅”、“福利挂帅”的帽子而遭到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政治工作对此实现了根本的拨乱反正。邓小平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他还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注:《邓小平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学习概要》,学习出版社出版,第119页。 )邓小平的这些精辟论述,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观,阐明了物质利益与革命精神之间的辩证关系。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相结合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利益就是指一定阶级的人们对于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占有。人们对物质利益的关心是一个客观存在,否则,人类就无法生存和发展。无产阶级之所以革命,就是为了摆脱因受剥削而缺乏物质利益的困境。否认物质利益就从根本上否认了人们从事生产和革命的目的和意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更要为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思想政治工作不应该回避物质利益和放弃物质鼓励。

精神鼓励是对生产、劳动、科研等工作中的先进人物给予荣誉、表彰,包括发奖状、奖牌和授予各种荣誉称号,宣传其先进事迹,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上进精神。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始终要以精神鼓励为主导。正如邓小平所说:“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实行精神鼓励可以让先进人物的突出贡献和先进事迹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在社会中产生广泛的影响,使之受到人们的尊敬,从而促使人们学习先进人物的好思想、好品德和认真工作的态度、科学的工作方法。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物质利益是产生革命精神的经济根源,是发扬革命精神的物质基础。离开物质利益谈革命精神,就违背了唯物主义;离开了革命精神谈物质利益,又违背了唯物辩证法。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革命精神与物质利益的辩证关系,把精神鼓励与物质鼓励结合起来。

四、从“形式主义、搞花架子”转变为注重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方法,并不断改进和创新

思想政治工作的正确方法,对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和任务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十年“文革”动乱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没有坚持科学的方法,违背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搞形式主义,搞花架子,不讲实际效果。对此,邓小平明确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求我们提高政治工作的水平,改进政治工作方法,抛弃形式主义的东西。”(注:《邓小平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学习概要》,学习出版社出版,第101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随着思想政治工作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其工作方法也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得到改进和创新。

邓小平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他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至292页。 )他还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不开动脑筋,不解放思想不行。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0页。)思想政治工作是在不断适应历史条件的变化中发展的,是在继承和创新的辩证统一中前进的。在新的历史时期,由于“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注:《邓小平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学习概要》,学习出版社出版,第122页。)

目前,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已得到不断改进和创新,其具体表现为:

第一,通过寓教于文,寓教于乐,寓教于理,开展形式多样的思想政治工作。即利用人们的文化需求和兴趣特点,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从而大大活跃思想政治工作的局面。这是因为,通过丰富多彩的健康文娱活动,既能满足人们各种兴趣爱好,又能广泛地吸引和激励群众,陶治人们的情操,启迪人们的心灵,帮助人们分清是非,提高觉悟,树立正确的思想,升华精神境界。这种方法可以避免单纯思想教育的枯燥、单调、空洞,及不容易被现代人接受的弊端。充分发挥“无意识教育”和“形象教育”的特点和作用,故容易被广大群众所接受。

第二,把握不同层次,针对不同对象的不同情况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客观环境日新月异,人们的思想状况也不断发生变化。随着人们的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不再是处在同一水平线上,社会上出现了豪华型、小康型、温饱型、贫困型的不同社会群体。这就决定了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其思想状况也因为经济条件和生活状况的好坏而存在较大差异。根据不同对象的不同情况、特点,分层次地提出恰如其分的要求,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和方法。要特别注意各部分人的觉悟程度和实际接受能力,根据他们的特点,分别确定教育目标、内容和方法,不搞“一刀切”。要根据人们所处的社会、工作、生活和环境等客观条件,在研究人们思想、行为产生的环境前提下,掌握教育对象的个性特征,做到因人施教;掌握人们对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思想倾向,做到因事施教;把握时代变革的思想倾向,做到因时施教。

第三,寓教于行,身教重于言教,以身作则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而人是有思想、有鉴别力的,这就要求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必须率先垂范,寓教于行,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凡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并且要做得多些好些;凡要求群众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并且要教育自己的亲属也不做,这就是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为人表率。这样,思想政治工作者才会有威信,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和尊重,群众也才会积极自觉地接受各种政治教育。

总之,科学的方法是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目标任务的必要手段。因此,在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要不断改进和创新,才能保证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才会使思想政治工作永远保持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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