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在中国”研究的理论反思与实践探索——第2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管理学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84X(2010)02-0159-12
2008年3月第1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简称“第1届会议”)的召开，在未来研究中国管理学术史时，或许会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因为它开启了管理学术界对中国管理问题的群体性关注和持续性研究。2009年11月25～26日，由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管理学部、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管理问题研究中心和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管理科学学报编辑部、管理学报编辑部和管理学家编辑部共同协办的第2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在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京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副主任张维①、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以及来自全国各地60余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共130余人出席了研讨会。开幕式由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张金隆主持。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林萍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副主任张维与本届研讨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席酉民在开幕式上致辞。本届研讨会得到了华中科技大学的大力支持，取得了圆满成功。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管理理论似乎已经走过了全盘引进西方管理理论的阶段，但与此同时，我们一直期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还没有建立起来。就像李京文院士等提交给本届会议的论文《论中国式管理的理论框架及策略原则》所指出的那样：“近些年来不少睿智的企业家和清醒的学者开始意识到中国式管理思想缺失所带来的问题。‘满街都是管理学书籍，满街都是破产的企业’，‘满眼都是印着EMBA名片的企业家，满眼都是管理得一塌糊涂的企业’”，因此，深入研究中国管理学，已经成为中国管理学者这个群体的历史责任。就像郭重庆院士向中国管理学界发出的呼吁那样，要“建立中国现代管理学，将管理学中国化。它的特征是融合古今中外管理思想精髓，能够指导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问题，对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对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这就是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1]。
本届研讨会汇集了境内外学者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管理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探索的最新成果论文103篇，收入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电子版)97篇。与会学者主要围绕“中国情境中的管理理论研究”，“中国情境中的管理实践探索”、“管理理论体系的建构、评析及应用”，“‘管理学在中国’的未来与突破点”以及“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及其结合的中外比较研究”等主题展开研讨。本文拟结合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和现场的研讨交流，就主要学术观点进行简要介绍与评述。
1 对“管理学在中国”问题的理论反思
反思与批判是理论创新与学术进步的重要路径，尤其是面对相对已经成熟的西方管理理论来创建中国的管理学说时更应如此，因此，本届会议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对长期以来尤其是“第1届会议”以来此类学术成果的反思。正如席酉民在大会致辞中所强调的：“‘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是一个开放的优质平台，因而不会有太多限定，各国与各领域的专家都能在此发表自己的观点。”“此次研讨会的初衷就是进一步弄明白中国管理学在过去所暴露的问题如何在今后得到解决。”可见，对中国管理学进行反思已经成为建构中国管理理论的一项基础性的、必然要认真进行的工作。关于这一点，华东理工大学郭毅指出：“中国管理学界不仅要自觉反省，更要学会反思……中国管理学界在中国管理问题的探讨中，固然已有反省，但反思严重不足，缺乏思辨和论证，缺乏探索精神，缺乏挑战勇气，思维单一而片面，这就容易形成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并进行各自界定，结果使其成为文人彼此间打口水仗的主要话题。”
1.1 对“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研究进展与误区的反思
对“管理学在中国”问题的反思首先基于西方管理理论在中国的“霸权”地位。哈尔滨工程大学李平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管理学研究话语权经历了从萌芽、形成到完全西化的演进过程，而西方管理学在中国的话语权可以解构为：引领学术共同体的学者、先入为主成为管理理论的主流、自诩为普适的管理理论、控制大量国际学术期刊、借力强势组织管理实践活动、扩散和推广其研究方法与范式和依托国际化的英语语言等方面。西方管理理论的引入，在让我们学会了大量管理学知识的同时，也造成了中国本土管理学研究的迷失。东北财经大学韵江等在《中国管理学的效用：基于四维矛盾的解析》一文中指出，中国的管理学研究进展仍然十分缓慢，多数架构依然处于“本土材料、西方概念”的状态，在基本概念、命题和理论预设方面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甚少。没有清晰理解和把握影响中国管理学效用的深层次矛盾问题，是阻碍中国管理学进步的重要方面。在大会报告中，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PETER PING LI也指出，中国管理学研究存在两大盲区：①“依葫芦画瓢，无自主原创理论”；②“与国际接轨的误区”，表现在“急功近利，缺乏贡献”与“强调表面规范，形似神不似”。
上述现象的出现，或许与我国学术界整体的建构状况有关。改革开放以来，在短时间内接触到大量的国外理论，使我们出现了“盲目崇洋”的思想，而对“地方性知识”的研究缺乏必要的理论建构。郭毅指出：“管理学在中国”实际上是有关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在管理学界的体现。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有关管理学“地方性知识”的研究已成为中国管理学者必须要认真考虑和对待的科学研究任务。但该门知识的科学化、规范化程度很低，尚停留在经验式的水准上，所以应更多提倡对“中国管理现象”的研究。
如何结合“地方性知识”进行“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巩见刚认为，要从解决中国企业的现实问题入手来探索。他认为，管理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而是一门应用学科，因为管理学研究中发现的规律很难保证具有普适性和可重复性。这决定了管理学的目的不应该是找寻规律，而是解决管理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唯有如此才能解决管理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之间的脱节，否则，管理理论研究很可能成为学术界自己玩的游戏。天津大学刘应宗则通过对管理本质的反思与探析，提出了“管理是特殊的社会劳动”的观点。南开大学齐善鸿等更是将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他们认为，人们对压制人性的管理实践和忽视人心规律的传统管理理论的批评很多，但从管理哲学层面与管理思想层面进行的反思很少，在管理理论元命题上的突破更少；各种“中国式管理”提得多，而从管理文明的角度对中西管理文化与管理哲学进行综合思考则比较少。在大会主题报告中，齐善鸿从“自然主义与生命哲学的握手”的视角，提出了管理的悖论与异化问题：看起来管理的知识体系愈来愈庞杂，新概念和新理论不断涌现，管理是一派繁荣景象，可是，管理中的问题却一点儿也没有减少，因此，必须改变管理理论研究中的“修修补补”的方式，而应从哲学高度把握管理的核心和本源问题。
1.2 对基于中国管理实践创建理论体系的必要性和现状的反思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但是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似乎并没有引起西方学者更多的重视。复旦大学苏勇等基于6种国际管理期刊2000-2009年刊登论文的统计来分析国际管理期刊对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关注情况，结论是：国际管理学顶级期刊对中国管理理论的建设是缺失的。这个结论也印证了中国管理学的话语权失落的现实。
那么，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有没有必要？如果有必要，这个任务应该由谁来完成？徐淑英曾撰文指出，发轫于欧美的管理理论并不完全适应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中国情境，西方管理理论在应用到中国的管理实践时会不断遇到一些难以克服的障碍，这使得管理学者逐渐意识到，管理领域中已有的研究并不都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越来越多的管理学者和实践人士开始应对这一挑战，并尝试建立一个既有普适性又具本土文化特色的管理思想理论体系[2]。在本届会议上，承接这一观点，张维在主题发言中讲到，“中国情景”的加入，为中国的管理科学家做出具有世界影响的、能够引领一些研究方向的创新性成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我们应当把握住这个机遇，将“中国情景”作为竞争优势，而不是一味强调“特殊性”而将其变成限制思想的束缚。他同时认为，在研究中要坚持“顶天立地”，即在国际平台上使用通用语言描述中国情景下的原创科学知识。华南理工大学陈春花在提交的论文中深入探讨了形成“中国式管理”的必要条件。她基于自己长达15年的企业观察与研究，对比美日2种管理模式的形成与发展，认为形成“中国式管理”的必要条件是：①中国企业的实践成效；②对重大实践问题的认识；③对中国理念和人文精神的体认。
遗憾的是，虽然中国管理学者对上述问题心知肚明，但是，囿于目前的学术评价体制，管理学者的大量相关研究还是处于“空对空”阶段，真正的创新性地对“管理学在中国”实践问题的研究十分少见。郭毅指出，对于那些就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并对中国管理实践产生巨大影响的事物，西方学术界并未由于其意识形态偏见而有意躲闪，而中国管理学者却似乎视而不见，好像全无感觉。中国管理学界的反应，可以被视为在对中国管理研究方面，无论是在意识上、视角上还是在方法上均呈现明显的滞后状态，这就构成了一种极大的反差：中国现实发展中的强大洪流和中国本土管理学研究中的“孤岛式陶醉”，所以，中国管理学者不但要有反省意识，更要有反思精神。齐善鸿等在会议论文中揭示，在中国式管理研究中存在着“理论泡沫”现象，“大量的管理学论文、著作既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也不被学界所关注。中国式管理除解释了部分管理现象外，在很大程度上很难回答和解决现实中管理者、管理对象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上海大学孙继伟等则认为，大多数管理学研究者陷入了“客户迷失”的尴尬处境，从而导致了郭重庆院士所指出的“对实践‘插不上嘴’，只能‘自娱自乐’、‘做练习’式的研究”，这是管理学界存在的严峻问题。管理学界典型的客户迷失有抛弃客户型、客户倒置型、两头踏空型3种，而且这3种迷失都相当严重，这加剧了管理理论脱离管理实践和学术不端两大问题。客户迷失的客观原因有：①研究成果付款人与使用人的分离且关系疏远；②研究成果对实践的贡献难以分离评估。其主观原因是研究者的表达方式背离了客户导向，而制度原因则是学术评价与奖励政策的误导。复旦大学彭贺在对西方管理教育(包括研究)进行系统反思的基础上审视中国的管理学研究与教育，发现中国管理研究逐渐走向规范的同时，也日益步美国管理的后尘——过于强调研究的严密性。于是，管理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脱节的现象日益明显，研究议题、研究贡献与实践鲜有相关性，研究者倾向于从西方文献中寻找研究议题，而不是从中国本土管理实践中去发现问题。他认为，除了西方主要出现的“无关型”脱节和“传递型”脱节之外，在中国目前还充斥着“超脱型”脱节、“应用型”脱节和“落后型”脱节等问题。
1.3 对研究者的反思
上述问题的出现，除了目前似乎“不可逆转”的体制性原因之外，对“管理学在中国”研究的理论反思，必然还要涉及对管理学研究者自身的反思。韩巍等在其大会报告《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一个行动导向的解读》中，开篇便设问：“作为管理学研究者，是被好奇、问题，还是利益/行规所驱使”。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对所有中国管理学研究者都颇感沉重的话题。陈春花在文章中借着对德鲁克的评价提出了对中国管理理论研究者的疑问与期望：“对于德鲁克先生来说，企业和管理远不仅仅是现实意义上的那一种，他知道有一个巨大的空间存在，他更清晰地知道这个巨大空间所蕴涵的深厚时间，他因此领悟了自己的宿命，如果没有对于这一切命题的真切的感受，如果不是对于世事和管理的痴迷，我想不会有德鲁克先生这些透彻的思考和精辟的阐述。我们欠缺的是否正是这种内心的冲动呢？”谭劲松曾在一次演讲中说，管理学者要倾听内心的声音。是的，倾听内心的声音而不是外界的喧嚣，要有一种使命感。遗憾的是，在中国的管理学者中，拥有使命感的人还是一种稀有品种。对于这个问题，李京文等指出，管理学者要有甘坐冷板凳的静心、刻苦钻研传统文化的苦心、努力学习西方管理学的诚心、从国情出发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真心，此外，因为要比其他的研究路径“出成果”难得多，还需要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和勇气。21世纪的中国式管理也只有在这种炼狱式的煎熬中才能获得创新发展。
除了“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之外，学者的“泛滥”和研究问题的非理性状态，也是我们应该反思的问题。比如，郭毅在会议论文中描绘了2种人：①“还没有搞清楚中国某个管理问题的来龙去脉，其典型和普遍意义究竟何在，就自以为这是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中国管理现象，然后就创造出一个新的概念和模式，是为‘大师情结’”；②“在对某个现象所包含事物间的内在联系并不清晰的时候，就急忙下手考虑相应的研究设计，是为‘工程师情结’”。他认为，中国管理学者的“本土化”意识大概只能算是一种“良心谴责”或者“情感使然”的结果，而无“理性思考”，如此何来“优秀成果”？中国管理学者或许尚停留在朴素的“本土情感”水准上，并总是在抨击或赞叹。
对于管理学研究者的反思，韩巍在大会发言中提出，科研队伍的建设“既要反对循规蹈矩，也要反对急功近利、趋炎附势和学术失范，要提倡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更为关键的是“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作为中国管理学者，最迫切的任务一定不是与“国际接轨”，而应该是提倡真正的科学精神，更加全面地、批判性地吸收西方管理学的研究成果，是鼓励研究中国管理问题，解决中国管理疑难，建立更加开放、多元、公平竞争的学术平台，为此，我们不能仅止于“呼吁”，而应该采取必要的行动。
1.4 对管理学研究方法的反思
对于中国管理学研究方法的争论已经持续十几年了，在此期间，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在比较迅速地变换着，可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西安交通大学郭菊娥等[3]曾对2000年以前中国管理研究文献进行分析，认为“思辨研究多、实证研究少是我国管理科学研究的特色”。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实证研究方法迅速“一统江湖”。谭劲松[4]说到的一段趣事或许可以提供佐证：“2005年我应邀参加了一次20余家中国顶尖经济管理学术期刊编辑的恳谈会。有些期刊的编辑提出，为了促进中国管理学研究的规范化，学术期刊应该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只发表‘实证研究’”。他并不支持这种提法，认为“片面地、扭曲地理解了实证研究的内涵，就导致对于实证研究的滥用，并扼杀科学研究的多样化，扼杀创新”。实际上，目前关于研究方法的争论已经不再是规范与实证的简单的孰是孰非的争论，而是要深入得多了。这不但是国外相关争论在国内的延续，还跟这种争论难以改变国内“实证研究的主流化局面”有关。“第1届会议”已经论及“创建中国管理学，确立科学精神和运用正确的方法论是其最重要的前提”[5]。看来，这种争论还会继续下去。
“管理学在中国”的研究，是采取全盘西化式的数理模型与实证分析，还是对这种主流研究范式进行修正？怎么修正？这也是与会者热烈争论的话题。
李京文等对现有研究的3种路径进行了评价：①机械式的“拿来主义”，在理论上类似于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实践中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和行不通的；②“范式移植”，这种做法考虑到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问题，不过，“范式移植性灾难”却屡屡发生；③立足于国情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做法，同时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管理学的有益成分，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坚持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自成一体。兰州大学贾旭东等在《弥补中国管理研究的方法论缺陷》一文中认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各有其优势和缺陷，各自适用于不同的研究问题和情境，两者并不排斥，而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目前，中国管理学研究的重要特点是：重视定量研究、忽视定性研究，而定性研究中又非常缺乏对国际主流学界认同的规范方法论的运用。而过于偏重定量研究的倾向与缺乏规范的定性研究方法论有关，因而，构建中国管理学理论亟需开展规范的定性研究。巩见刚基于管理学的应用学科定位及实证主义在哲学上的困境，认为中国的管理学研究要对实证主义进行深入的、冷静的分析与合理的应用，而不是对实证主义的盲目崇拜。他从哲学的角度进一步挖掘了实证主义与管理学的渊源，并批判了实证主义的一些缺陷。华南理工大学张树旺等在会议论文《普适性与民族性的真正对话的开始——“管理学在中国”论争的方法论意蕴》中认为，科学主义管理学以实证研究为研究底色，其研究特点是严格的科学性、普适性和逻辑性；人本主义管理学以解决实际管理问题为研究底色，其研究特点是艺术性、民族性和有效性。此双方近20年来互为诟病，难以对话，这一学术对立源于“管理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的经典命题。而按照当代实践课题与学科发展规律的要求，对立的双方必将由冲突走向交融。韩巍等指出，实证研究作为一种主流的研究方法，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组织冲突的挑战，已不被国际学术界当作唯一“合法”的范式，早已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实证研究有自己的边界，不是任何管理现象都是可观察，可测定的，尤其对富含大量“历史”、“政策”、“亚文化”、“组织内部”多“动态性”与“非显性”要素的中国情境，很大程度上要借鉴“历史分析”、“诠释学”和“建构主义”等非实证研究方法。“独尊实证研究”、不允许多元方法并存的做法，不但不是真正的国际接轨，还会回避大量对中国管理学研究真正有意义的问题。
由于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后发性和民族文化中理性和实证主义传统的缺失，在学术研究中对实证主义的态度基本呈现“不得不追随但时刻感到苦恼”的状态。在方法论的问题上，不单管理学如此，其他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皆如此。再从西方学术思想史看，对实证主义的批评也一直伴随着学术发展的每一个过程。换言之，中国管理学者在方法论上的论争，实际上是“国际官司打到了国内”而已。从上述观点不难看出，虽然部分学者反对片面的实证研究，但是并没有否定实证研究存在的必要性。或许，大家反对的有2点：①反对实证主义的“霸权”，但是在反对的同时，如何建构非实证的方法又是颇为头疼的事情；②反对研究中的简单唯方法论，即把科学的方法当作发表文章的工具，而不是本着科学的态度，探寻对现象的理解与解释。
2 对中国企业管理实践问题的关注
或许与近年来中国企业的发展和学者们集体的呼吁相关，此次会议论文与“第1届会议”相比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对中国企业管理实践问题的关注明显增多。与会学者们就中国企业管理的实践模式、中国企业的战略管理、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与管理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2.1 对中国企业管理实践模式的初步探索
总结中国成功企业的管理实践是“管理学在中国”的一大任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陈小洪通过对宏观统计数据和我国领先企业调查资料的归纳、比较，分析了我国企业的创新机制、创新能力和创新战略模式。金蝶国际软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徐少春在发言中认为，中国企业成功管理实践具有三大典型特性：①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卓有成效的“管理哲学”；②引进西方现代管理理论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③探索全球化时代中国企业成功的“管理实践”。而从中国企业的成功管理实践案例看，研究中国管理模式可以从3个视角来分析：①中国管理哲学；②现代管理科学；③成功管理实践。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张东向在《科学化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中，继承管理学关注整体和变化的研究方向，在借鉴前人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河南省中国银行的管理实践，提出了“科学化管理”实践模式。
2.2 中国企业战略管理实践的研究
在企业管理的诸多领域中，论及与文化和外部环境的关系，战略恐是首当其冲的话题。华南理工大学蓝海林在以《中国企业战略管理行为特点的研究》为题的大会报告中认为，企业战略管理是否应该包括在中国式企业管理的研究之中，取决于中国企业在战略管理行为上是否具有普遍、稳定和结构性特点；大多数企业战略管理的理论基本上是产生于西方情景，因此，战略管理本土化研究的成功应该具备2个前提：①能够基于中国情景的研究补充和完善原有理论；②能够在解释中国情景上形成新的理论。他对中国情景下的战略管理模式的理解是，中国企业在战略行为上的特点主要来自于企业所嵌入的经营环境、企业的性质和特点，以及企业的成长模式；这些特点在一定阶段、程度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稳定性，有可能被总结成为一种价值导向或选择模式；中国情景下企业战略管理行为特点研究的创新性取决于情景或者环境的理论化。华中科技大学田志龙则从一个更为细致的视角研究了中国企业的持续成长问题，并根据对中国优秀企业的调研，揭示了中国优秀企业的共同特征，如有一个优秀和长寿的战略型企业家，并起了核心作用；找到有前景的行业，建立核心竞争力成为主业行业的领先企业；企业与政府的共生与互动；通过提供合适的产品和服务得到顾客和社会的认同，并建立了自己的品牌；建立了一套合适的管理模式和运营体制；不断创新，从而跟上或超越需求与竞争的变化；有一定的驾驭宏观经济周期变化的能力；有一个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等等。在另外一篇文章中，田志龙等基于战略管理视角研究了中国转型经济环境下的非市场事项管理及企业应对战略，利用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的历史性数据，明确提出了一个关于事项管理与战略管理的整合模型，丰富了关于市场与非市场战略整合的相关研究。
2.3 对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实践的研究
跨国经营已经成为我国企业提升竞争力的主要途径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范保群在大会报告中介绍了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模式研究进展与主要成果，呼吁“管理学在中国”应密切关注国际化议题。在中国企业国际化加速的现实中，中国企业面临的市场具有“国内市场已经国际化、国际市场已经全球化”的双重属性，在这种双重属性及东西方思维差异下，什么样的国际化模式是适合的？这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重要课题。
中国人民大学叶康涛等通过对比分析2个事先极为相似，但事后绩效迥异的国际并购案例——联想收购IBM的PC部门以及TCL与汤姆逊合资，深入研究了中国企业国际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现有文献提出的并购绩效影响因素对于该2个案例的解释力度非常有限，且研究还发现导致两者业绩悬殊的最主要因素为产业和技术趋势。此外，企业吸收能力、管理者过度自信、人力资源政策和交易安排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者的业绩差异。研究结果有力地补充了现有文献对并购(尤其是国际并购)绩效影响因素的分析；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如何改进其国际并购决策具有重要启示。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杨柳等用实验方法研究跨文化背景下谈判策略(合作倾向和竞争倾向)对谈判结果的影响。姜秀珍等基于中国跨国经营企业外派人员的实际情况，通过发放调查问卷收集数据，对中国跨国经营企业外派人员回任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统计分析结果发现，组织辅助支援、职业生涯管理对外派人员回任意愿不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外派任务类型、组织规模与组织文化对外派人员回任意愿呈显著正向影响。厦门大学唐炎钊等基于民族文化、商业文化和企业文化整合的视角，提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文化整合的一个概念框架模型。复旦大学徐笑君等基于演化模型对中国企业全球化模式进行研究，认为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发展时间越晚，在构建海外企业的组织结构、战略和行为等方面有更多的选择空间，越有可能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同时，也面临更严峻的全球市场竞争。
2.4 对人力资源管理相关实践的研究
采取怎样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是跨文化管理比较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因为对人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传统。
在管理者价值观与领导模式方面，清华大学王雪莉等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管理者受到西方的影响，价值观念在悄悄地发生着改变，并直接影响到其管理决策和管理行为。同时，具有东方管理哲学特征的传统价值观仍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说明价值观是相对固定的，并非轻易能改变的，中国管理者尽管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但在深层次的一些方面，传统观念依然固化于心。华中科技大学廖建桥等的研究认为，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市场经济发展程度、教育程度和信息传播方向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社会权力距离呈减小趋势，因此，迫使领导行为由专制型向变革型转变。厦门大学宋培林在《基于企业成长不同阶段的企业家胜任力结构辨析》一文中讨论了企业成长不同阶段企业家应当具备的胜任力结构，认为企业家胜任力只有与企业成长不同阶段相适应，才能推进企业成长。中国人民大学刘彧彧等则立足于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从领导-成员交换的角度出发，考察了领导-成员交换、组织公平感和组织沟通开放性三者间的关系，证实在现代组织中不同成员和领导的交换质量是不一样的，普遍存在“圈内”和“圈外”现象。
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宋继文等的实证研究从系统观的视角出发，探讨了组织管控系统对中层经理工作结果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的相对重要性。他们通过多层线性模型计算发现：组织管控系统越强，中层经理的工作态度与绩效越令人满意；当因变量为中层经理人的情感承诺和任务绩效时，指导型文化、互相投资的雇佣关系，以及变革型领导对其影响依次减弱；而当组织公民行为为因变量时，对其影响最强的依次是变革型领导、指导型文化和互相投资的雇佣关系。陕西师范大学李忠民等对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型员工的责任心进行研究，证实了中国文化情境下知识型员工的责任心总体上是比较强的。其中，同事责任心强于工作责任心、自我责任心和组织责任心；男性较女性具有更强的责任心；男性对自己的责任心要明显高于女性；随着年龄的增加，员工责任心却在相应减弱，年龄在46岁以上的知识型员工责任心水平最低；未婚知识型员工较已婚知识型员工具有更强的责任心；工作了19年以上的知识型员工大多安于现状，对事业的责任心相对要低些。华中科技大学周二华等对我国高学历女性职业生涯阻隔因应策略有效性的研究表明，高学历女性管理者职业生涯阻隔因应策略类型与因应策略有效性显著相关。
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文化方面，复旦大学胡奇英从企业自身的现实利益角度，给出了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能给企业带来的好处，进而认为社会责任是能够让企业变得更强、更高、更伟大的可能途径与手段。华南理工大学曾昊等在提交的会议论文《和谐视角下的企业文化管理评价研究——基于中国的企业文化管理实践》中指出，企业文化管理评价研究不同于传统的企业文化测评研究，是在我国企业文化管理实践深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课题。他们不但对企业文化管理的测评模式、评价逻辑和评价框架等基本问题加以研究，而且还将其成果与我国社会文化中所倡导的和谐视角相结合，并应用到具体的管理实践中。
2.5 对中国企业公司治理实践问题的探索
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首先与“国有”的特征相关。李凯等的实证研究证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在金字塔控制结构下，现金流权与两权分离程度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能对管理层持股产生激励作用。由于我国国有企业长期存在所有者缺位现象，作为终极控制股东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对处于金字塔底层的上市公司的监管存在缺失，对上市公司管理层的有效监督不足。这时，即使给予一定的股权激励，管理层也会追逐自身利益，而不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经营目标，进而损害公司利益。华中科技大学郑长军等选取我国上市的10家中小商业银行，就它们的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做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国家股比例与银行绩效不相关，法人股比例与银行绩效正相关，流通股比例与银行绩效不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以及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和均与银行绩效负相关，因此，增加中小商业银行法人股的比例，构建相对分散制衡的股权结构，对提高我国中小商业银行绩效具有积极的意义。华中科技大学王诗才等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失信行为与一些公司治理特征密切相关，这些治理特征包括公司控制人性质、控股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长持股比例以及领取报酬的监事比例。王诗才等对我国上市公司财务信息偏误的实证研究表明，失信行为导致公司的系统性风险被显著性放大，证券市场的整体波动也随着失信行为的增多而加剧。
3 对“管理学在中国”理论体系建构的探索
与西方管理理论的演进相比，虽然我国学者对“管理学在中国”问题的研究因时日尚短而略显稚嫩，但可喜的是，无论出于怎样的动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这或许就是我们的希望所在。与“第1届会议”相比，本届会议在有关“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研究方面涌现出了更多的成果，一些研究也趋向于深入。
3.1 已有学说的发展与新学说②的出现
30多年来，我国学者对“管理学在中国”问题的研究已经产生了一些理论的亮点。或许我们还无法将这些成果叫做“中国的管理”成果，但是这些探索的可贵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在和谐管理理论方面，席酉民在讨论中对该理论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简要的阐述，并希望得到学界的批评。李平基于和谐管理理论，阐述了中国情境下的组织知识和谐管理理论及其基本体系，并对知识和谐管理的和谐主题从确定依据、基本内涵、确定逻辑和主要内容等方面进行了科学的诠释。西北大学刘文瑞对和谐管理理论进行了评析，认为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为“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和谐管理理论的诞生和发展是其中的代表。作为一种学说，和谐管理理论经历了泰罗式的“走出经验”、西蒙式的“走出最优”、哈耶克式的“走出建构”，走向新型管理诊断学。这一理论的切入点经历了“计划→战略→定向”，具有范式性贡献；其研究内容经历了“控制→协调→和谐”，形成对不确定性的消解。但尚有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包括：①排除人性假设是研究策略还是学科逻辑问题；②和则与谐则耦合的“一手硬一手软”问题；③问题导向与原理导向的关系问题；④理性建构和知识演化的认识论问题。郭毅在文中提到，和谐管理这一“研究成果具有规范的学术意义和对话价值。奇怪的是，国内管理学界对此几乎没有什么反响？原因何在？”他分析道，席酉民等的研究聚焦于中国人对天地生态所持有的价值观及其行为准则，在中国人的终极关怀、追求与中国人日常行为及其组织与管理方式之间建立了一个逻辑性的因果机制。就此而言，“和谐管理”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与西方社会科学注重分析的传统相比较，中国传统文化更注重“整合”，其实质的意义远远大于形式的意义。该研究有西方学术中的“分析”成分，但最终仍以“整合”为理论的主要因子。这样，“和谐管理”的“完整性”就有可能使学术界难以对此展开对话和争辩，但根本的挑战还是，如何对待西方分析性思维与东方综合性思维的对立。
在东方管理理论研究方面，苏勇等基于对CSSCI期刊104篇论文的分析，回顾了东方管理理论研究1994-2008年的成果和理论发展情况，发现以“东方管理”和“中国管理”为主题的论文有逐年增多的趋势；总结了东方管理理论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东方管理领域的论文在整个管理学研究中还处于起步阶段，多偏重和关注理念、概念和新理论框架的介绍，而在具体实证、方法和操作层面的研究较少，这影响到学者对前沿问题的判断和研究。该研究还阐明了东方管理研究面临的挑战，如东方管理理论的研究与西方管理学研究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具体表现在理论内涵的不统一、研究内容的混乱、囿于历史文献的思想挖掘和解读方式、规范研究方法的缺失等，东方管理理论研究陷于一定程度上的圈子式的交流与孤芳自赏的情绪化表达，因而，不仅不能与现代西方管理理论进行对接式交流，也无法实现理论和体系上的重大突破，自然也不能对管理实践提供清晰有效的解释和指导。该文指出，东方管理理论的研究需要从科学性、艺术性和道德性3个层面，重点研究东方人文社会情景下的“人”和“组织”的问题，重视规范的实证和案例研究，加强国际化交流，以使东方管理理论对普世管理学作出贡献。
在和合管理方面，李京文等提出了中国式管理的理论框架及策略原则，认为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认为以人为本是中国式管理的实质，和合是中国式管理的基本指导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和合思想是管理思维的辐射源，易道是辐射源的核心，辐射并影响儒、道、佛、墨、名、法、阴、阳、兵、农各家的管理思想，同时还影响东南亚各国的管理思想，儒学则是这一辐射源结构层的核心与集大成者，并且延续影响到现代管理思维。21世纪的中国式管理，就是通过批判地继承传统的和合文化理念，以中国和合哲学思想为指导的、结合今天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实际，同时吸收西方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中有用之内容，兼收并蓄中外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之精华，从而创新发展而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
齐善鸿在大会报告中提出了“道本管理”理论，从中西方管理哲学融和的视角，系统地阐述了“道本管理”的概念与导出逻辑。道本管理就是以道为本的管理，是建立在客观规律基础上的管理，是在管理经历了“物本”、“神本”、“资本”与“人本”等阶段后提出的新的管理思想。道本管理的目标是解放人而不是控制人，是促进人的发展而不是为了经济发展而牺牲人的发展，是要激活企业发展的动力系统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并通过破解管理的悖论来缔造先进的企业管理文明。这一管理理论的认知命题包括社会系统建构认知命题、服务——内在动力系统认知命题与主体价值认知命题。
另一新学说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韩德强提出的“整体管理”，这是一种基于企业家视角的企业管理理论。与管理科学或科学管理理论不同，整体管理更注重企业家的头脑，注重意志、信念、激情和信任等因素的作用。与流行的三权分立机制保障企业健全运行的思维不同，整体管理注意到三权分立机制的逻辑缺陷和现实局限性。与经济学的一般均衡论假定不同，企业家更能看到市场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种种不均衡，从而看到种种投机的作用。与制度决定论不同，企业家更注重培养一个有信任和默契的领导团队。由此，作者认为：①“管理科学是技术，而不是管理”；②“科学管理只注重制度，而缺乏领导艺术”；③“西方企业现代化的不是管理，而是技术”；④“企业最需要开发整顿的，是领导人的头脑”。
3.2 对中国传统管理资源的再认识
徐淑英曾指出，西方管理理论在应用到中国的管理实践时会不断遇到一些难以克服的障碍。这也得到了我国很多管理学者的认同。越来越多的管理学者和实践人士开始应对这一挑战，并尝试建立一个既有普适性又具本土文化特色的管理思想理论体系——中国管理学。
在管理实践中，“中国文化元素”的作用究竟有多大？清华大学王雪莉等的实证研究表明，东方管理哲学在对中国企业管理者确定战略制定的方法、管理制度的权威地位和对人的管理出发点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竞争和平等这些代表西方管理哲学的价值维度则在具体的管理方式和管理工具选择方面发挥着作用。以我为主，有选择地为我所用，这个特点本身也符合东方管理哲学灵活适应的思维方式。在这一方面，徐少春有相似的观点，他认为，管理理论无所谓中式、美式、欧式和日式的区分，各国的管理科学也没有本质的差别，譬如战略理论、生产管理和营销方法等，但因文化的差异，各国管理哲学存在很大的差别。中国管理科学的本土化就是要继承并发展具有优良传统的中国管理文化，促进管理科学在中国的实践，中国管理模式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也必将推动现代管理科学的进步和中国管理哲学的提升。
在上述认识之下，如何在继承传统资源的前提下创建中国的管理学？一些学者提出了与前人(中体西用)相类似的观点，如中国人民大学王利平在《“中魂西制”——以中国式管理为基础的管理学命题》一文中指出，作为一种“式”的中国式管理不单纯是管理哲学或管理方法问题，而是贯通、跨越从管理哲学到管理方法诸层次的，体现为一种与文明类型相伴随的管理类型。在一体化组织理论框架的范畴体系中，中国式管理就是在中国人组织中通行的目标整合、制度规范内在逻辑支配下，包含了部分相容的西方现代管理体系和方法在内的，体现了至今仍有现实价值的中国传统观念和意义的管理类型，即“中魂西制”。“中魂西制”的中国式管理，实质上是体现中国精神和意义指向的，采用具有相容性的现代西方管理体系和方法，以中国人组织中通行的社会性目标整合和制度约束机制实现管理的组织管理类型。中南大学戴国斌则强化了中国文化重要性的概念，他以战略之树来比喻一个中国管理学的认识框架的建立，认为中国传统管理文化通过战略来促成管理实践中科学、艺术和哲学元素的融合，战略是中国管理学认识框架的核心，同时对心智给予必要的关注，突破西方管理学的研究范式，使管理理论研究更加接近管理实践，并赋予中国管理学研究以全球意义。浙江海洋学院高猛从中国式管理的文化生态学视角研究“面子”文化与管理之道，从中国人“面子”的行为本质、运行机理、内在动因、功能效果和文化本源5个方面探讨“面子”文化生态中管理的“黄金法则”。华南师范大学戴黍采取现代视域，从整体运动的管理环境、和合发展的管理理念和“时中务实”的管理方法3个方面对《周易》管理思想进行了阐释与解析。华南理工大学史丽华等通过梳理历史文献，编制出了儒家快乐观量表，并以198位台湾企业管理者为样本，探讨儒家快乐观与主观幸福感、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而中南大学颜爱民从元规则层面探寻了“义”、“利”的本源，将“义”、“利”规则对人力资源管理思想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得出“驱利”以构建激励体系。
此外，合肥工业大学文理遵循中医学的“生长化收藏”系统性的动态观念，运用现代知识管理理论来指导科学研究、教育培训、管理实践、学术组织和应用领域五者之间的和谐发展，同时调整不同阶段产生的、非正常生克的乘侮现象。武汉理工大学谢科范等把中国古代五行学说的理论思想运用于创业团队的风险决策中，认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下的五行学说同样适合指导当今创业团队通过合理的成员组合，化解创业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风险，最终促使创业团队发展做出最优的风险决策。台湾学者陈相如等就厂商的绩效评估与八卦因果链条问题进行了分析。而林子铭等则从脑部科学与认知科学的理论基础出发，对中国谋略管理问题进行了探索。此外，还有学者结合晋商管理模式阐释了“管理学在中国”的问题，比如，山西财经大学孔祥毅评介分析了晋商的企业治理机制创新、人力资源管理与经营管理制度创新，认为中国在明清时期已经产生了自己的资本筹集的股份制、经营管理的委托代理制、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合作制、人力资源管理的选拔训育机制、薪酬激励机制以及宗法、铺保与号规约束机制，创造了预提倒款的风险基金制度、金融贸易结合混合经营的金融控股集团等业务组织管理制度。其结论是，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历史悠久，不能认为管理学都是舶来品。吉林大学张秀娥等认为晋商之所以成功，乃是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商业经营，在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精神，晋商文化所体现出的报国济民的社会责任、崇尚信誉的道德构建、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和顾客至上的经营理念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辉。
基于对中国传统管理资源的重视，武汉工程大学吕力提出了在管理学门类下增设中国管理思想史专业的主张，认为“只有赋予中国管理思想史独立的学科地位，才能为中国管理思想史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也只有这样，中国管理学才能更好地借鉴中国管理思想史的研究成果，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
3.3 如何实现“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建构
管理理论创新是一个科学的活动过程，要求管理学者不仅要具备科学研究的精神和脚踏实地的态度，还要具备民族的自信心和国际化的视野，熟悉管理理论创新的思路，才能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提出科学的管理理论。
在理论建构之前，强化对问题本身的认识十分关键。齐善鸿等认为，进行中国管理理论创新要遵循科学精神原则、民族性原则和国际化原则，并提出6条管理理论创新评价标准：①发现新的事实，并给予解释；②复活原有的理论学说，使其获得新的价值；③提出了新的理论学说，在与旧的理论学说竞争中胜出，具有替代旧学说的价值；④修正了理论上的重要错误，并提出了新的解释；⑤在整合现有科学知识体系中，创造了新的学科体系或者方向；⑥在研究中创造了新的工具，要么可以提高效率，要么可以提升质量或两者兼具。韵江等从时间、空间、思维方式和路径方向等方面梳理出影响中国管理学效用的4组矛盾：①即历史经验与现实经验的矛盾；②理论借鉴的准确性与艺术性的矛盾；③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的矛盾；④由外向内与由内向外的矛盾。他们通过对这些矛盾进行系统的剖析，提出“古为今用”的整合化、理论和情境分治化、直觉元素与逻辑元素澄清化、主客位超越化等平衡和协调策略。
对于管理理论建构的科学化问题，大连理工大学王续琨等认为，辨析和确认管理科学的学科结构，是对管理科学实施科学化管理的重要前提条件。他们根据世纪之交以来公共管理、工商管理类专业教育的快速发展，管理科学在中国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分支学科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的现实，按照研究对象、生成区位的差异，大体区分为7个学科群组，进而建构起新的管理科学学科结构图式。海天出版社班国春在《管理学科体系与中国管理工作者的使命》中认为，制定规则和实施规则是各国管理活动的共性所在。建立和实施具有本国文化特质的规则体系是各国管理工作者的职责所在，也是中国管理工作者的使命所在。在揭示“管理”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上，界定了管理学科的研究范围，说明了管理学学科体系的架构及其形成路径，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中国管理工作者的使命。西安交通大学李德昌提出了更为细致的分析，基于中国文化的管理学情景依赖表现在2个方面：①人性假设的多维性、立体性和对称性，即信息人假设；②管理过程的整体抽象性，最具代表性的是老子的“势成之”理论。管理学实现创新应对风险的根本战略就是生产更多的信息量、营造更大的信息势。广东金融学院周建波研究了网络信息环境与中国文化环境存在的耦合现象，其耦合机理是信息过度运行系统与意言行错位信息运行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过程所产生的复合效应。为了给管理科学理论的创建提供借鉴，中国社会科学院黄如金认为，中国式管理应该以经济伦理学为基础；西南财经大学刘世勇等则对错误理论的研究背景、动机和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做了阐述，并系统地介绍了该理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提出了错误理论和错误逻辑对管理实践、决策过程以及管理系统建模的重要作用，而且指出该理论对管理科学学派的长远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广州铁路集团公司谭人中在提交会议的系列论文中提出一系列的管理学基础理论的哲学建构。他从管理理论“丛林”困境所存在的根源性问题入手，得出“混乱与秩序”是管理现象(或世界)存在基本状态的结论，而贯通、涨落原理的理论“对接”，解构了管理的发生机制；揭示出在能量、物质交换条件下，事物向开放、封闭和孤立系统方向发展的基本规律。关于秩序管理理论的构建，从宏观的状态视界审视管理现象，并由辩证法和耗散结构理论的规律、法则从微观上去应对、处理管理问题，以及对秩序与制度起源方面展开的探讨，由此形成的管理原理、管理本质和管理的一般方法，均透射出管理理论规律性的一面，帮助人们实现了对事物间相关机制及其规律性的认识。
至于理论建构方法，PETER PING LI认为，本土研究初期以理论建立为主，就应以擅长理论建立的综合/归纳/定性方法为主。这与徐淑英等[6]的主张一致，因为定性研究是在理论和文献匮乏的领域里进行理论构建工作的有效手段，这些方法尤其适合在中国背景下创建新的理论[7]。为此，兰州大学贾旭东等在《弥补中国管理研究的方法论缺陷》一文中推介了经典扎根理论方法，广东工业大学杨春燕介绍了对可拓学与管理学相结合的研究，郭毅则强调采用描红法来研究中国的管理问题。
此外，此次会议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就是一些学者通过东西方管理理论的比较来探索管理科学中国学派健康发展的道路。如PETER PING LI认为，中国管理学研究的思路之一是，首先东西方各自进行本土研究，然后东西方互补整合，建立跨文化管理理论来完整解释东西方/全球管理现象，走“先分后合，多元统一”之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杜荣等沿着“寻找东西方管理的共同点”的思路，在Nomology大框架下，介绍了CmCvAwAs系统理论的结构化框架，展示了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系统开发的生命周期理论、质量管理理论和群体发展阶段理论等一些西方管理理论，以及物理-事理-人理系统理论、东方管理学理论、和谐管理理论和和合管理理论等一些东方管理理论在CmCvAwAs系统理论框架中的情况，通过对东西方管理理论的直观比较，提出了管理科学中国学派走向世界所面临的巨大机遇和挑战。
4 本届会议的学术特色与研究前瞻
当代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曾经预言“21世纪中国将与世界分享管理奥秘”，在21世纪第1个10年即将逝去的时候，中国管理学研究共同体在为总结与解释这些奥秘而努力着，本届研讨会的圆满举办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成就。
与此同时，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上，我们还需要坚持科学的态度。要在总体上考虑2个问题：①是否因为我们“有钱了”就敢说我们的管理好？②我们的所谓“特色”能否持久？如果这种“持久”不符合人道的规律与价值，是否会贻笑大方？实际上，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还存在很多特殊的问题需要解决，在理论建构中也没有将企业管理实践、现有国内外管理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等进行很好的结合，因此，“管理学在中国”的研究注定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从这一意义出发，提炼本届会议的学术特色及对后续研究提出展望是十分必要的。
4.1 本届会议的学术特色
(1)研究队伍日益庞大 从目前来看，“管理学在中国”研讨会及与之相关的组织、期刊等为中外学者研究中国管理问题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学术平台。本届会议在论文数量、论文质量、参会人数和研讨的深度等方面较之“第1届会议”都有了不小的进步。尤其可喜的是，从第1届会议完全是内地学者到此次会议还吸引了美国和港台地区的学者可以看出，这应是一个重要的提升。一些学者还提交了中外联合写作的论文。这些都预示着“管理学在中国”的研究队伍不仅在逐步扩大，其学术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同时，一些学者还建议进一步强化这一领域研究的协作，如华南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建议签署会议《共同宣言》(程宇宏执笔的初稿刊登在会议论文集中)，以逐步凝聚研究力量。
(2)逐渐向解决中国实际管理问题聚焦 郭重庆指出：“解决中国管理实际问题，就是最好地走向世界。”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会议虽然对于学术规范的问题继续进行深入探索，但是一个非常明确而巨大的呼声是，要在学术规范的基础上强化对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关注，从解决中国企业实践问题入手研究“管理学在中国”的问题，而不能让管理学学术研究降为谋生的工具。与“第1届会议”相比，本届会议收到的论文更多地体现了对中国管理实践的关注，而会议期间的诸多“论战”也显示，实践问题最容易引发学者们的热烈讨论。
(3)平等、热情与自信的学术对话 长期以来，中国管理学界很少有相互间的真诚对话，更少有价值较高的学术争鸣，倒是大量存在着文人之间的“同性相斥”以及伴随而来的“冷处理”策略。就像张维在致辞中所讲的：“只有平等的、有实质性内容的学术交流才能真正促进管理领域的学术发展，希望能通过此次学术研讨会推动我国管理学的发展”。也像席酉民在回应几位学者对和谐管理理论的评论时所讲的，“欢迎这种有价值的批评，即使把它全否了，也是我们对社会做出的巨大贡献，因为否定的过程就是对理论不断深入认识的过程”。从研讨会上持续不断的热烈讨论和与会者的高涨热情可以看到，平等、热情而自信的学术对话氛围正在形成。这一显著特色有别于其他学术会议的学术特色，对于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的成长与理论创新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或许就是“管理学在中国”研究的希望所在。
(4)更加开放的学术视野 研究“管理学在中国”的相关问题，首先需要搞清楚“管理学在外国”是怎么一回事，二者之间的联系、区别在哪里。在这一方面，许多人曾经倡导所谓“中体西用”的观点，但是，这个口号喊了100多年，到现在我们更多看到的还是“体”和“用”之间的排异反应。其实，“体”和“用”是相互依存的，简单割裂它们之间的关系，采取机会主义的办法是行不通的。本届会议的论文大多采用各种国际通用的科学研究方法，对古今中外的各种理论、文化和管理实践基本上能够怀着敬意，能够比较客观地对待。管理学学术研究没有禁区和傲慢，这种开放的学术视野在会议研讨与多数论文中都有比较充分的体现，这在很多学术研讨会上难以见到。
4.2 研究展望与期盼
在充分肯定本届会议积极的一面的同时，会议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虽然会议论文数量比“第1届会议”有了明显的增长，但是对于“管理学在中国”问题的聚焦还显得较为薄弱，许多文章不是老生常谈，就是离题甚远。再如，研究“管理学在中国”问题的会议，却缺少了对中国管理问题最有发言权的群体之一——企业界人士。参加会议的实践界人士凤毛麟角，这是会议的严重不足。此外，鉴于议题的重要性，会议还没有吸引到足够多的具有真知灼见的专业学者。当然，从这一会议仅仅举办了2届来看，上述判断可能有些苛刻。基于此，我们冒昧提出对“管理学在中国”深入研究的展望。
(1)要有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切实行动 问题意识是一个学科生存、发展和是否具有生命力的关键[8]。作为中国管理学术研究者与实践者，最迫切的任务不一定是与“国际接轨”，而应该是提倡真正的科学精神，在更加全面地、辩证地吸收西方管理学研究成果的同时，扎根于这片热土，发掘中国企业家与管理者在管理实践活动中的首创经验，关注中国本土管理现象的探索与分析，对中国企业的实践发展提供知识支持与服务。为此，我们要重塑中国管理学界的使命，不遗余力地强调“解释中国现象，解决中国问题”，而不能仅止于坐而论道与“呼吁”，而应该采取必要的、切实的行动，直面实践，走进田野，不如此，还谈何“立地”与“顶天”？换言之，正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陈晓田在大会演讲中所强调的：“管理科学研究要上水平，是干出来的，不是论证出来的”行动的逻辑，必是“管理学在中国”研究的根本方向。
(2)进一步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 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是几乎所有研究者的渴望。其中，具有基础性意义的举措是变革与优化学术评价和考核机制，这是一个很敏感的、涉及多方利益的问题，也是中国管理学研究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此外，创建更加开放的学术平台也是一个关键问题。席酉民在致辞中讲道，此研讨会以“管理学在中国”为名，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开放的、宽泛的平台，不要太官方化，以吸引不同的观点与思维、不同的理论研究方式，希望不同界的人包括企业家和国外专家都能参与进来，并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在很多学术会议变得越来越“没劲儿”的今天，我们希望“管理学在中国”的学术精神和氛围能够得到坚持与发扬，形成如中国科学院汪寿阳在发言中所希望的那种局面：形成中国管理学派；广泛的合作与交流，不断质疑与争论；不断创新与完善；形成合作网络。
(3)鼓励采用适合于原创性知识形成的研究方法 就像郭毅所提出的，在推进“中国管理现象”的研究中，必须大力鼓励那些具有原创性的、质朴性的、挑战性的和质疑性的发现，而这需要解除学术研究路径与方法中的自我禁锢。适当使用那些相当精细的研究方法或工具固无不可，但是要知道，再精细的研究方法本身也不太可能产生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就是说，“管理学在中国”的研究应不拘一格地鼓励采用那些适合于原创性知识形成的研究方法，如田野研究、扎根研究以及现象学与文化心理学的方法。这样的理论研究初始阶段重在框架搭建与问题发现，之后才能逐步深入到可以精细操作的实证研究中。
(4)加强“管理学在中国”的国际学术交流 “管理学在中国”的一个反面就是“管理学在外国”。在津津乐道于“中国特色”的同时，我们似乎也看到，有些“特色”恰恰是管理中最令人头痛的问题，所以，“管理学在中国”研究不应该为了体现“区别”而研究，也不能为了显示与众不同而夸大管理的差异。在越来越快和越来越多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中，中西方文化也因为相互学习而一步步地趋同。或许，从根本上讲，管理学在中国就是一个伪命题。或许，随着全球的一体化进展，当我们还没有讨论出个子丑寅卯来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没有价值了，因此，今后要更加充分重视国际学术交流，中国的管理学研究者不仅应了解世界上管理学的新进展，也应使世界了解中国的管理学研究。为此，“管理学在中国”研究应十分重视国际学术的合作与对话，使中国的管理学研究走向世界，推动和促进全人类共享管理学研究成果，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无愧于历史的贡献。
注释：
①本文提及学者时均使用职称以示尊重，是编者从惯例出发予以删除的，请学者们谅解。
②本文所谓“新学说”，并不是指论者第1次提出的，而是在“管理学在中国”会议论文中首次出现的，因为许多相关学术成果早已见诸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