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企业的成功范式——股份制运作实证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实证论文,现代企业论文,股份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从历史的、现实的、理论的角度，分五个部分对作为现代企业成功范式的股份制的运作做了实证考察。第一部分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始农村承包制和城市扩大企业自主权所面临的挑战，阐述了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成功范式。第二部分从现实的角度推论出我国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源于股份制的贡献。第三部分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股份制成功的原因。第四部分阐述了股份制运作过程中存在的观念误区。文章最后从股份制的现状出发描绘了股份制的未来走向。
一、历史的分析
尽管股份制在国外已经取得了辉煌业绩，但在我国很长时间却被视为异端，其发展历经艰难曲折，直到如今，我们依然心有疑虑，不得不绕开敏感的禁区小心翼翼地接近。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起始于承包制，在城市起始于给企业放权。其目的都在于为生产经营活动注入一种新的活力，寻求新的生长点。多年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并未获得长久的发展后劲。
农村的经营承包责任制比起传统“一大二公”的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的无人负责现象，应该说是历史的进步，农业生产确实有所转机。十余年来我国农村也曾遇到不少大小不同的自然灾害，但并未发生严重饥荒。如果说这是政府救济的功效，不如说是农民自救的结果。承包制的成就不可低估，但肯定成绩不等于漠视问题的存在。我国农村依然有许多贫困地区，温饱依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以致我们不得不一再强调解危扶贫。虽然改革使我们出现了一些富裕阶层，但依然是不发达的发展。成绩和问题使我们不能不做综合的思考：承包制能否使农民彻底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我国的农业是否也要像国外那样走大农业的道路？是否也无法绕过机械化和现代化？承包制又何以使我们脱离传统落后的农业？其经营规范又何以无限制地扩张？这些发展中的矛盾，迫使我们不能不转换思路：重新认识承包制。尽管在改革进程中承包制曾经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已经到了发展和增长的极限。
城市的扩大企业自主权是对政企不分、党政合一计划体制的一次冲击，为向市场经济过渡做了一次先行准备。有些企业成功地把握了这个机遇，使企业从“牢笼”里走了出来，开拓了一片新的视野。可是也必须看到，我们给企业放权向来是有条件的，不管如何放权，依然难以摆脱国有企业的传统框架。权既然能放，也就随时可以收，“绑”既然可以松，也就随时可以紧。企业未明晰产权，也就无法自主，所以最后又归结为产权问题。一旦涉及到产权问题，又不能绕开公有制这个最为敏感的理论问题。目前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依然在艰难跋涉，按照习惯的说法，仍有1／3明亏，1／3潜亏，总体亏损面是2／3。如果说这只是一种短期现象，尚情有可原，可惜这种局面已持续了七八年时间，究竟何时才是终日？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可以说是我们的尖端课题，从中央到地方都感到困惑。停产，工人要吃饭；破产，社会包不起；继续维持生产，国家就得承担起“救济总署”的角色。为这批活不了、死不起的企业寻求一条生路，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国有大中型企业面临的痛苦现实，至少证明了一条真理：在传统的框架里给企业放权，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企业没有最终产权，又何以自主走路？这就等于让没有粮吃的人去自由烧饭，让没有钱的人去随意花钱一样。结论再好，没有过程；承诺再好，没有条件。总之，没有操作的可行性。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实践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给企业放权，首先要明确企业的产权。这应该说是根本的出路。
农村承包制和城市给企业放权所面临的挑战，使得我们获得了一种新的认识：走股份制的道路。股份制既可以克服农村承包制经营规范狭小、机械化程度不高的弊病，又可以克服国有大中型企业产权模糊，放权虚而不实的问题。尽管股份制不是现代企业的唯一选择，但却应说是一种成功的范式。
二、现实的佐证
现在让我们从历史的分析，转向现实的考证。
有一个问题曾经令人苦苦思索：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可是几乎有七、八年时间亏损面高达2／3，那末，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我国国民经济这个庞大的躯体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成就举世共睹，那又是何种因素创造了这种神奇的功效呢？如果不是统计失实，那就只有一种解释：是一种非国有企业因素（或非完全国有企业因素）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有人把这种成就完全算到了私人经济和外资企业的帐上，可是我们的非国有经济并非就一定是私有经济，很多恰恰是混合经济，而这种混合经济的载体恰恰是股份制经济。股份制经济的股份并非全是私人成分，很大一部分恰恰是公有经济。我们通常说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有2／3的亏损面，并不包括股份制企业的公有经济成分。由此可以推论，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国民经济巨大成就，虽然不排除纯粹私人经济的贡献，但有相当大的部分是股份制的贡献，其中也包括公有经济的贡献。
让我们先来看看事实。
我国的股份制试点起始于1979年，迄今已有18年历史；证券市场恢复于1990年底，至今也有6年历史。 股份制和股票市场的建设和发展虽历经艰辛坎坷，但成绩卓著，引起了世人关注。
目前，全国股份制企业已达25800多家，较规范的股份公司9000 多家，股本总额达6000多亿元。全国有3523家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总股本2864.71亿元，其中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为1801.44亿元，占总股本的62.88%。到1995年底，全国上市公司共322家（上海188家， 深圳134家），股份资本总额达800多亿元。全国有69家公司发行了B股， 筹集外资35亿美元，19家公发行了H股，筹集外资36.9亿美元。〔1〕
通过股份制改造的国有企业，进入了新的生长期，造就了一批充满活力的股份公司和股份制企业集团。1994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1.89%，预算内国有企业增长率为5.5%，而股份制企业为55%，高出10倍。再从亏损面来看，预算内国有企业为41.44%， 而股份制企业只有0.58。股份制企业人均利润是8.4万元，最高达88.4万元；劳动生产率达74万元，最高达346万元。爱使公司从40万元股份起家，发展到1.55亿元，10年增长了388倍。青岛海尔公司，从两个濒临破产的小厂， 成为中国家电大王，固定资本增长219倍，达到10亿元。 新世界公司改制才4 年，注册资本比改制前猛增158倍，净资产膨胀了233倍，成为上海商业的航空母舰。大众汽车公司1992年改制时，注册资本为8590万元，改制4年后，年年上升，现在已拥有8亿固定资产，通过控股、参股推动了14亿资本运动。
世界上最雄辩的力量，就是发展的力量，股份制就是企业发展的活化剂。
世界上最强大的生命，就是优化的生命，股份制就是通过竞争起源的新“物种”。
股份制经济正以产权结构明晰、政企分开力度加大、经营机制转换加快以及新型的融资体制等方面的优势，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奠定了基础。
首先，管理体制优化。股份制企业采取的是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了三权鼎立的体制，推动了企业自主权的落实，使多年放权不实的问题迎刃而解。股份制企业自然实现了无上级企业制度，基本废止了行政干预，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彻底的举措。从某种程度上讲，其内部决策、实施、监督体制，与以往的厂长负责制相比，是一种历史进步。
其次，投资体制优化。股份制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最大区别是投资主体从单元走向多元。其制衡因素主要来自股民，实现了从无产者向有产者的转化。投资既然来源于多重主体，风险意识、忧患意识增强，投资“大锅饭”的体制开始打破。
再次，融资机制优化。国有企业主要靠国家拨款和贷款，股份制面向的是社会，打破了单一的融资体制，促进了不同产业的聚合和消费基金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融合，从而形成财政资本。
最后，人才机制优化。股份制企业废止了任命制，实现了聘任制。在总经理的人选上，实行的是选举制，促进了管理民主化。聘任制优于任命制，使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逐步做到了“以人为本，追求卓越”。与此同时，也使企业机构走向纯化，改变了以往那种机构重叠，因人设事的臃肿现象。
三、成功的原因
股份制在国外发达国家，已有近400年历史；在中国， 自改革开放以来，才不过运作18年，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其奥秘究竟在哪里？为什么在市场经济国家，不分国家和制度，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股份制的形式呢？我们是否可以说，它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
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候，特别是在列宁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时候，资本主义已是危机频繁，千疮百孔，露出没落、垂死的败象。事隔100多年，确切地说是自1830 年资本主义丧钟敲响后的167年，资本主义不但未曾死亡， 反而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其中的原因何在？西方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的战后繁荣归功于罗斯福“新政”之后的凯恩斯主义，这不能说毫无道理，但世人公认，凯恩斯主义也曾遇到过危机，否则就不可能有新自由主义和供应学派的崛起。可见，凯恩斯主义虽然功不可没，但毕竟不可能一付药方挽救一个命在垂危的社会制度。那末，究竟是何种力量使资本主义获得新的转机呢？可以肯定地说，最终的原因就是推行了股份制。尽管开始试行并非自觉，但却成为一种慢性活化剂调整了制度运行的内在机理，不知不觉地实现了一种产权革命，使垄断的私人资本走向多元化和分散化。
我国股份制的发展，开始只不过是民间的自发试验，并无统一规范，也无严格章法，更无现成的经验值得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股份制虽有成形经验，但囿于不同的制度，又怕被指责为盲目照抄。况且，西方发达国家和我们的国情不同，不可能为公有制占优势的国家提供现成的范本。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有些有识之士认定了这是一条成功之路，经过10余年的艰难探索，终于取得了可观的收获。一个社会的兴衰，其根本就在于企业，一个国家的事业根基就是企业。我们的实践至少证明了一个道理：并非私有制才能搞股份制，公有制也可以搞股份制。股份制和市场经济一样，并没有社会制度和国别的局限。西方发达国家推行股份制历经400年取得的成就，我们也许经过40年就能达到。 搞活企业，发展企业，股份制是一条捷径。至少我们现在还未发现一种企业形式胜于股份制。企业是社会的底座，是社会发达的重要标志。凯恩斯主义通过减税和扩大公共开支的需求管理刺激企业发展，但那只不过是一种外部调节，并不改变企业自身的机理。一个发寒病的人可以通过改变室温使其适应外部环境，但只能治标不治本。股份制却是一种内在调节，它可以使企业肌体自身增长内抗力从而康复健壮，这是任何外部因素不可替代的力量。我们也经常采取改变政策和外部环境的办法给企业注入活力，虽然会收到一些成效，但效果并不显著，根本办法还是通过企业改制产生内应力，企业内部机制的调整，很大程度就依赖于股份制。
具体地说，股份制企业成功的基本经验有二：
其一，资金凝聚最直接、最有效的形式。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拥有货币就意味着拥有财富。传说的融资手段只能通过银行，银行集聚居民闲散资金，然后通过放款转化为投资。银行放款虽然对企业有益，但有两个限定条件：一是要还本付息；二是要有财产抵押和担保。对于企业来说，还本付息无疑是一种制约，企业只有在付息之后才能计入利润。对于新建企业，在尚无资产规模的情况下，财产抵押和担保都难以生效。故此，银行贷款对企业支持尚有很大的局限性。股份制遵循的是风险共担的原则，没有还本付息的包袱；对于新建企业，共同集资也不存在财产担保的问题，只是以所投资本负有限责任，投资者以其实力可以确定投资规模，风险分散比较容易接受。自从人类发明银行以来，股份制是最好的另一种融资手段，它优于银行的地方，就在于投资的直接性。可以说，股份制兼有银行和企业经营双重职能。一个地方不怕不生产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就怕不凝聚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水是在高原发源的，但高原地区最缺水。人才、资金、技术无不如此。深圳、上海并不天然生产货币，也谈不上资源优势，但关键在于凝聚，股份制是凝聚，上市公司尤其是凝聚，正是资金的凝聚，使资源并不丰富的地方成为全国最发达的地区，假如没有股份制和股票市场，纵然深圳、上海有特殊的政策，也不会成为像今天这样的全国金融中心。
其二，财产关系最显明、最民主的形式。世界发展到今天，财产关系的典型形式不过是两种：一种是私有制；一种是公有制。前者财产关系具有直接性，表现形式显明，是谁占有一望而知，但容易产生集中和专制，其最终形式就是垄断，如家族财团。后者财产关系表现为公共属性，形式上比较民主，但产权由此走向模糊，是谁占有似有若无，很容易产生无人负责，其最终结果是效益下降、活力减退，如现在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杜绝了财产的单一性，既然是股份制，天然就排斥独资，尽管每个股份依属于个人，但总体资产又不属于个人，财产关系的归属仍然清晰可鉴。股份制不是单元资产，财产多元化使企业又具有集团特征。它兼顾了私有制和公有制两重属性，财产关系既有显明性，又有民主性。显明性表现为归属关系明朗，民主性表现为谁也不能专制和垄断。事实证明，传统的私有制、家族所有制已经成为历史过客，即使现在存在，也将走向死亡。美国的摩根、福特、杜邦、洛克菲勒财团虽然实力雄厚，但以一个家族为依托毕竟无法与股份制抗衡。美国的电话电报公司拥有300万个股东，通用汽车公司拥有170万个股东，日本的松下集团拥有250万个股东。这种竞争对手，单元资本已经望尘莫及。 家族财团并非因为经营困境而衰亡，而是因遇到了更强的对手而改弦易辙。中国的传统公有制走的是另一条路，就实力而言并不是因为公有经济不强大，而是因为欠缺明确的产权归属而丧失了活力，因此在发展中不得不让位于另一种财产关系形式。单一的公有制（国有制）不是不要，但不能是普遍的财产关系形式。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化改造所以能再展雄风，就是因为它是最显明、最民主，从而也是最进步的财产关系表现。私有制和公有制最后都走向了股份制，并不是人为的意志的安排，而是历史必然。
四、观念的误区
我国的股份制虽然有了长足进展，但仍有许多观念桎梏。至今，对股份制存有偏见依然大有人在。股份制走过的艰辛历程，就是观念制约的产物。
1.搞股份制就是走向私有化。
现在，公开反对股份制的人已大为减少，但认为股份制就是私有化的观念依然司空见惯。特别是发生在领导层面，往往影响决策的导向。
股份制起源于私有制，这是事实。但股份制的本质，却是私有制的否定，私人资本汇合为一个总资本，已经使资本带有集团属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内的扬弃。”〔2〕扬弃中既有肯定，又有否定。 肯定的是每个股份的私人性质，否定的是已经不是个别资本的独立存在。所以，在私有制范围内实行股份制不是走向私有化，而是在某种程度走向公有化。
公有制实行股份制是不是私有化呢？第一，如果是若干公有股份联合成立股份公司，原有的公有股份就依然是公有属性，联合形成的公有财产，只不过是更大范围的公共集团，我们的交通银行就是一个例证。第二，如果是公有股份和私人股份联合成立的股份公司，原有股份的所有制性质并未改变，只不过集中形成了新的法人资产，这在我国到处可见。新形成的法人集体资本对原来的私人资本还具有容纳和改造的意义。第三，如果全部是若干私人资本的联合，那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早期在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过的股份制，不同的是，这是发生在社会主义本身内对“私人财产的扬弃”。所以，不论资本联合的具体结构如何，股份制本身都不存在私有化的问题。都不改变投入股本的属性，而其促进的联合，倒增加了一层集团化和公共所有的含义。
2.混生的股份制国有股必须占优势。
股份制既然是重新形成的法人资本，本身就具有集团公有属性。其中何种股份占优势并不改变每个股份的性质。股份公司的法人资本，是一种既非国家所有又非个人所有的形态。每个股份，等比增值，共担风险；投资数额占优势，受益多风险也大。在这里，谁占优势并非实质问题。
我们惯用“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的命题来套用股份制，其实，股份制的性质就是资本的联合，即使国有股大于50%，也不能说股份制就是国有企业。只不过在谁来出任法人代表或董事长这个问题上，控股方有更多的发言权，但股份制企业的董事长毕竟不是司令官，股东大会才拥有最高决策权。
实际调查表明，国有股占优势往往表现为国家所有制的重演，私人股份不过是点缀，不利于决策民主化。国外股份企业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国家作为主要控股人的企业，产品成本高，效率低，缺少活力，几乎可以和国有企业相提并论。”〔3 〕目前仍有相当数量的国家控股公司，由政府委派和任命董事长、总经理，视为一级官员，结果导致新的政企不分。
从数量关系上说，国有股占优势也未必大于50%，只有两方合资（如中外合资），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股权分散，有10个以上的股东，20%就可控股。国家所有制的导向是控制要害和公共事业部门，而不是在股份公司中控股。
3.公有股和个人股不能交易。
现在的证券交易所和证券公司开办的业务，基本是私人股交易，法人股市场虽已建立，但尚未普遍化。我国的私人资本、富裕阶层虽有一定积累，但在投资领域还只占很小比重，股份公司大多是公有股份。个人股份交易只不过是股票市场一个很小的范围，公有股不参加交易，就很难从金融流通领域反映企业的经营状态，也不利于竞争和兼并。
禁止个人股和公有股交易，还是囿于一种观念：公有股一旦转给个人，就是公有财产的流失。可是，如果个人股转入公有股，岂不也是公有财产的扩张吗？小生产的模式就是只能进，不能出，似乎东西卖出就没有了，只好终日终年厮守，硬是把动产变成了不动产。其实，抛出了公有股，又换回了货币；有了货币又可吃进股份，国家通过股票的吞吐，既可控制货币流量，又可疏导企业流向，这是金融市场的一项重要业务。
货币是一般等价物，股票是介于商品和货币之间的一种特殊商品，它们之间本不应产生人为的隔离。作为股份，公有股和个人股已经统一为法人股，其外在形式的股票，也应具有同质性。两者不能交易，就未处于平等地位，就无法公平竞争。这是一种不规范和不完全的股票市场。
4.亏损企业不能实行股份化改造。
先行改造成股份公司的企业，大多是盈利企业，它们代表着现代企业的发展方向。现在剩下的一大部分亏损企业，可否进行股份制的改造？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
也许大多数人认为，亏损企业无法改成股份制，理由很简单，盈利企业容易吸收投资伙伴，亏损企业却让人望而却步，没有投资方自然难以组建股份公司。可是至少国内外的经验告诉我们，不少大公司是从亏损企业转化过来的。日本的国铁就是突出一例，从亏损高达25兆日元（1982）转为盈利1601亿日元（1989）〔4〕。 青岛海尔接管的两个濒临破产的小厂，通过股份制改造后，由单一冰箱发展成冷柜、空调、展示柜、洗衣机、微波炉等系列家电产品，固定资本增长219倍，达到10 亿元。〔5〕假如我们只等到企业盈利才想到实行股份制， 实际上改造不改造已没有太大意义，股份制也不可能普及，现代企业制度也会遥遥无期。
其实，亏损企业向股份制过渡正是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方向，其办法如：（1）通过合并、分立折股转入股份企业；（2）对现有厂房、设备经过评估量化为股份；（3）通过破产、 拍卖变成流动资金转为股份；（4）吸收外来资金改制、重组；（5）采取日本国铁和我国哈尔滨医药集团的“裂变”办法，分离出一部分轻装上阵带动余留部分起步。
《公司法》提出建立独资公司的办法改造国有企业，可是至今未见功效，因为那很可能是换了一个牌子，经营办法依旧。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标志之一是资本多元化，独资公司充其量只能是个过渡，根本出路还是实行股份制改造。
5.银行不能参与股份制。
在市场经济时代，银行逐步从单一存放业务转为多角型经营，是历史的必然规律。可惜，直到目前，我们对银行职能的认识还有很大局限性。
资本主义转入垄断时代，银行资本已和产业资本融合成为财政资本，不仅银行向企业参股，企业也向银行参股，形成优势互补，产生了双重效益。
银行参与企业入股有许多好处：从经济实力看，银行是一个很好的投资主体；从实际效果看，银行作为股东，可以有效地干预企业活动；从金融市场看，银行可以通过持有的股票稳定货币流量。
银行可否参与股票市场的交易，至少在我国还未列入议题。在西方，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公开市场政策，它不是通过利息率的升降调节通货，而是通过吞吐证券吸引和排放资金，借以维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银行参与证券交易，可以和股份制发展合拍。如果银行与股份制处于分离状态，就会发生我们曾经遇到过的现象：居民或企业持币筹股，购买股票，银行存款就会减少，从而贷放业务减少，银根萎缩，业务量下降。中央银行只能通过提高利率的办法吸收存款，提高利率引起储蓄增加，市场需求不足，企业生产过剩，中央银行又只好降低利率，放松银根。如果银行介入股份制和股票市场，就会使矛盾得到统一。
此外，银行成为企业的股东，还可以解决目前普遍存在的三角债的问题，通过贷款折股，可以挽救一部分还不上贷款的企业。
五、远景的展示
从股份制的现状，大致可以预测未来的走向。
1.发展中的现代企业蓝本。
如果说近代企业制度是工厂制度，那末，现代企业制度就是公司制度。公司制度也有一个演变过程，发展到现代，最本质的属性有二：（1）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成为独立法人；（2）投资者以投入股本对公司负有限责任。
尽管目前股份制在我国还不占优势，但却为现代企业提供了示范性的蓝本。
我国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或偏重于改善环境，或偏重于改变企业运行机制，结果都未收到理想效果。综合思考，收效显著的当归功于股份制，因为它既改变了企业运行机制，又改善了外部的社会环境。
其一，股份制产权关系清晰，自然形成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改变了我国经济生活中长期存在的政企不分的状况。
其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使资金分配市场化，股东社会化，促进了消费基金向生产资金的转化。
其三，股份制率先实行了无上级企业制度，企业与政府依法分开，用法治代替了人治，使企业自觉走入市场。
由此可见，股份制的最大优点是从改善环境入手来改变企业运行机制，同时又通过理顺企业内部的利益关系，达到净化社会环境的目的。直到目前，世界上尚未出现比股份制更为合适的企业组织形式，可以说，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就是股份制。
2.发展中的现代明星企业。
股份制有一种特殊的集资功能，运用股票市场可以顺利发展一批企业明星。
所谓明星企业，指的是那些能够影响国民经济方向的超大型企业。股份制企业不一定在数量上占优势。但一定要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在数量上依然是小企业的天下，个人企业主制的企业占78%，公司制企业只占16%，但销售收入和净收入却分别占总额的88.9%和79.1%。〔6〕上市公司有2000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7%。 在日本，共有企业200多万家，其中股份公司有97家， 占公司制企业的50%，上市公司1978家。这些大公司只占公司制企业的1%， 但销售收入却占总额的40%。〔7〕
“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8 〕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香港就成功地效仿了发达国家的股份制。联合集团由澳大利亚一家企业收购香港一家股票上市公司改造而成，1986年集团公司净资产1.2亿港元，1990年发展到17.3 亿港元，盈利1.8亿港元。通过筹资扩股，验资控股，已控制20家子公司， 所控总资产达140亿港元，5年间，集团公司净资产增长13.4倍，集团控制资产增长22.3倍，成为香港企业的一颗新星。泰国上市公司从 1988 —1991年由141家增加到235家，股票市值总额达333亿美元， 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9〕此外，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 台湾等新兴国家和地区，都通过股份制造就了一批明星企业。
我国的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中依然会占有优势地位，但股份制作为一支新生力量，一定会不断扩大自己的实力，成就一批超大型企业，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3.活动领域会越来越广泛。
在计划经济年代，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为，都由政府独家经办。我们常有一种习惯观念：只要企业是政府办的，多赚一些钱也无妨，因为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此，不许私人介入是天经地义。可是严格的经济分析证明，即使赚的钱用之于民，垄断仍会降低社会经济效益。因为将政府企业以低效率赚的钱用之于民，还不如取消垄断，发挥竞争的作用使价格合理让人民直接受益。正因如此，在向市场经济转换过程中，我们打开了一些口子，扩大了私人经营的范围，如公共交通、粮油贸易、医院学校、信用机构等等。尽管这个阀门开的还很拘谨，但毕竟是一个新的起点。
当然，有些行业必须由国家经办，如军事工程、人造卫星、烟草专卖、金融中心以及若干公益事业。但大部分领域，应该扩大私人经营的范围。这里所说的私人，一般指的不是单元资本，而是以股份制形式成立的公司。市内公共交通，从地铁到公共汽车，既可私人办，也可由政府办。铁路由国家专营，多年无法缓解矛盾，通过股份制改造国铁，是一条路子。我国的邮政、电话电报现在仍由政府独办。我们可否转换一下思路，通过股份制改造这些行业。私人办邮政、办电话电报世界上早有先例。
公共交通、城市清洁、治安管理、铁路、公路、桥梁、航空、学校、医院、研究机构、通讯、出版都可以通过股份制实现竞争性经营，这是大势所趋。“如果这些企业由独家承办，就会出现我们常说的‘惹不起，讲不通，离不开’的顾客受气的局面。”〔10〕美国航空原来也是政府独办，“人民快运航空公司”的切入，使票价降低了一半，飞机的满员率大大提高，实行薄利多销，短短几年内就从几架旧飞机的底子发展到拥资十几亿美元的大企业，改变了美国航运的面貌。我国的航空票价已基本和国际接轨，靠提高价格增加盈利已无太大余地，只能通过竞争改造经营增加效益，而其出路就是推进民营化，走股份制的道路。
4.逐步向国际化目标靠拢。
中国的股份制所走的道路和外国有所不同，是从公有制实现股份制，所以，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特色。诸如国有股、法人股、个人股多轨制并存。这里至少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使其与个人股不能同股同利；二是如果同时流通，将会增加股票市场的供给，从而导致股市行情下滑。股票的多元化是历史的产物，存在的东西并不都是合理的。多轨制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同股同利原则，给股市的发展设置了障碍。三股并轨是大势所趋，股份制是一种国际现象，中国特色不能说一点不要，但基本原则应和国际接轨。比较可行的办法，首先加快制定国有资产管理法、国有股主体代表和国有股上市运营操作的政策法规；其次结合《公司法》的实施，尽快规范法人股特别是定向募集公司国有股、法人股分批上市。目前的公司股权结构，国有股、法人股占有大量比重，大约有几百亿，一旦上市流通，股市将大幅度扩容，这比上市新股意义更大，是股市发展从旧质态向新质态的飞跃。几百亿元公有股流通历史疑难解决之时，就是中国股市大发展黄金时代的开始。可以说，股市并轨和价格并轨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理应引起决策机构的重视。
5.股权将逐步走向分散化。
股民意识是通过股份制和股票市场的实践逐步培育出来的。中国传统小生产意识消极静止的敛财观，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才能涤荡干净。市井居民阶层宁愿储蓄保值，不肯投资冒险。股份制试点时发放原始股挨户动员才能发出去，后来上市一下子翻了十几倍，才使人们猛醒，慨叹错过了机会。现在废止了原始股，仍有许多人流连忘返。通过股票市场的运作，人们的股份经济意识已大大增强，这将使我国居民的持股者日益增加。
我国的股份制还处于起步阶段，一般组建公司只有几个大股东，发行个人股票的是极少数，但即使如此，截至1994年底，全国各类股本人数已达4000多万人，这种发展速度不可忽视。股份公司股权分散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上千上万个股东的公司，目前在我国还不多见，将来必然经历一种股权革命。美国在80年代超过百万股东的公司就有9 家，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职工人数就有1000多万人。〔11〕人民有了产权，才能实现彻底的经济民主，才能从切身利益而不是只靠政治觉悟去监督企业。其深远意义绝不亚于暴力革命，它将从经济基础上实现人民梦寐以求的从无产者向有产者的转化。
注释：
〔1〕参见于纪渭《股份制经济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5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3页。
〔3〕周昱今等：《国家所有制改革：难题与出路》， 《学习与探索》1988年第1期。
〔4〕参见凌凌《从日本国铁改革看“裂变”模式》， 《经济学消息》1994年3月10日。
〔5〕参见于纪渭《股份制经济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5页。
〔6〕《1984年美国统计概要》第532页。
〔7〕参见于纪渭《股份制经济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2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
〔9〕参见李明义、贾常先《现代股份制经济学》，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224页。
〔10〕茅于轼：《生活中的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智慧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4页。
〔11〕参见卢秉忠、肖金成《西方股份制概要》，中国金融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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