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时代的公共性重建： 努斯鲍姆论公共生活中的恐惧 *
范 昀
内容提要 在恐惧文化四处弥漫的时代中，玛莎·努斯鲍姆基于西方古代思想资源对恐惧做了当代意义上的再诠释。尽管她认为恐惧是一种人与动物与生俱来的生物本能，并在特定意义上有益于人的生存与安全，但在复杂的当代生活中，恐惧并非可靠的情感向导，也不是一种在伦理与政治上有利于社会正义的情感，因为恐惧具有极大的自恋性与排他性，并暗示了一种政治上的君主制，在当代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不断孕育、制造及传播愤怒、嫉妒以及厌恶等一系列负面情感，制造社会裂痕，损害公共生活。努斯鲍姆对于恐惧的讨论，实质上基于当代社会的新环境对朱迪斯·史珂拉的“恐惧的自由主义”做出了回应，无论对于世界还是中国而言，都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玛莎·努斯鲍姆 情感 恐惧 希望
恐惧时代的哲学思考
生活在高度发达的21世纪，人类社会似乎并未摆脱恐惧。尽管现代科技进步的力量使人类消除了古老的对女巫与鬼怪的恐惧，却未能阻止新型恐惧的传播与扩散；尽管人类的生活较之于过去更为安全舒适，但当代人的恐惧感并未有所消减，反倒有所加剧。生活在当代社会中，人们依然面临各种各样的恐惧：恐怖主义袭击、温室效应、生态恶化、自由的丧失、食品安全、经济萧条与失业、空难甚至未来，“我们的时代再次成为恐惧的时代。”①英国学者弗兰克·富里迪(Frank Furedi)在新近出版的《恐惧如何运作:二十一世纪的恐惧文化》(How Fear Works :Culture of Fear in the 21st Century )中用明确的数据证实了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这一判断。富里迪指出，较之于20世纪晚期，我们在今天所使用的语言越来越多地诉诸恐惧修辞。仅以“恐惧文化”(culture of fear)为例，这一短语第一次出现在1985年3月17日的《纽约时报》上，在20世纪80年代仅仅出现了8次，在后来的90年代飙升至533次，而在21世纪的头十年该短语更是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单单2005年一年就在媒体上出现576次，而在十年后的2015年，它的记录为1647次，2016年为2222次。虽然数字不能说明全部的问题，但足以凸显出这个时代的不安与焦虑。②
这个时代的恐惧文化也在学术研究与出版中得到呈现。作家与学者们围绕着“恐惧”“风险”“焦虑”等主题出版了大量作品。商人、政客及媒体精英也越来越认识到：利用“恐惧”来实现经济与政治目的是当下最为便利与可行的手段。于是在网络中充斥着各类警示与威胁：“晨起如有下列症状，说明你的身体出问题了”“转基因：一项谋杀全球三十亿人的恐怖计划”“如果你们选择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话，美国将会成为移民与恐怖分子的天下”等等。③
作为一种人类普遍的情感，恐惧一直备受哲学与政治学研究的重视。自霍布斯以来，不少学者认为恐惧可以作为一种积极的资源来实现政治和平与社会正义。在当代自由主义的语境中，不少学者深受朱迪斯·斯珂拉(Judith Shklar)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恐惧的自由主义》(The Liberalism of Fear )的启发，认为恐惧拥有一种支持社会团结和道德复兴的重大潜力。比如贝克《风险社会》认为人类共同的恐惧被证明是形成新联合的最后的——具有矛盾心理的——源泉。安东尼·吉登斯也有意识地尝试着将人们的恐惧重塑为道德复兴的源泉，提出围绕“恶”而形成团结的“负面乌托邦”④。对恐惧的积极解读在当代依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然而，对于恐惧情感是否适合作为一种道德与政治力量加以利用的问题上，学者们的看法并不一致。尤其是“9·11”事件以来西方社会与政治焦点的巨大转移，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对恐惧在当下公共生活中价值的批判与反思中来。比如美国学者柯瑞·罗宾(Corey Robin)的《对恐惧的翻译：一种政治观念史》(This Translation of Fear :The History of a Political Idea )认为恐惧是很难带来效益的，我们必须抛弃恐惧能够作为政治生活基础的观念。⑤富里迪一直致力于研究当代西方社会的恐惧文化，他对这种文化在社会中的弥散表达了深刻的忧虑。“恐惧的政治看来正在主宰西方世界的公共生活，我们已经变得非常善于彼此恐吓并显出一副被恐吓的样子……这种实践已经内化于整个政治阶层，并制度化于公共生活。”⑥此外，还有学者从国际地缘政治的角度指出过度恐惧的危险性：“被真实的或是臆想中的恐惧所包围，都是对人与外部世界沟通能力的极大障碍，国内和国际上都是如此”⑦。对恐惧的质疑与批判，也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响应。
在诸多当下对恐惧文化的反思中，美国当代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Nussbaum)的思考不容忽视。作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她长期专注于思考情感在维系与发展民主政治与社会正义中的价值。在2018年出版的《恐惧的君主制：一个哲学家观察我们政治危机》(The Monarchy of Fear ：A philosopher looks at our political crisis )中，她基于美国川普意外当选以及英国脱欧的特定政治情境，对弥漫于美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恐惧做出了独到的观察与反思。她的相关思考也是其2012年出版的《新的宗教不宽容：在一个焦虑时代克服政治恐惧》(The New Religious Intolerance ：Overcoming the Politics of Fear in an Anxious Age )、2015年出版的《政治情感：为何爱对于正义如此重要》(Political Emotions :Why Love Matters for Justice )以及2012年出版的《欲望的治疗:希腊化时代伦理学的理论与实践》(The Therapy of Desir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Hellenistic Ethics )等相关思考的延续，是其长期以来就此问题所取得的最新成果。本文尝试对努斯鲍姆关于恐惧的思考做系统介绍，将之放入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现实与西方情感政治思想的脉络中加以审视与批判，并基于当代世界与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分析其思想的现实意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求是》杂志撰文写道：习近平总书记讲，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一个地方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风貌。浦东发展可以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见证。
恐惧情感的自恋本质：卢克莱修的思想遗产
对于人类情感的高度关注，使努斯鲍姆在当代伦理学与政治哲学领域独树一帜。她对传统伦理学与政治哲学的不满在于，这些理论(尤其是自由主义思想)在以抽象方式思考正义问题的同时，丧失了对现实政治的介入，忽视情感在形塑社会现实中的关键角色。⑧在她看来，所有追求正义理想的社会都有理由认真对待情感问题，在一个社会追求进步与正义目标的过程中，情感(尤其是公共生活中的情感)会产生重要影响：“它们能为这些目标的追寻提供新的活力与深度，但它们也会让目标迷失，导致或加剧分裂、等级以及各种形式的漠视与迟钝。”⑨诸多现实中纷繁复杂的问题可以通过最基本的人类情感获得理解。在努斯鲍姆看来，当代社会的诸多问题在于同情与爱缺乏生长的社会环境，与之相反，当代社会却为恐惧、愤怒、嫉妒、羞耻以及厌恶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与传播机制。如何支持与培育人类的同情与爱，如何遏制或转化人类的诸多负面情感，成为努斯鲍姆一直以来思考的核心。鉴于恐惧感在当代人类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弥漫之势，它也成为努斯鲍姆近些年聚焦的重点。
在《恐惧的君主制》的开篇，努斯鲍姆就描述了当下美国社会四处弥漫着的恐惧情绪：“许多美国人感到自身的无力，对自己的生活失去控制。他们对自己以及至亲的未来感到恐惧。他们恐惧美国梦(希望你的孩子茁壮成长，比自己做得更好)已经幻灭，所有一切都悄悄离他们而去。”⑩努斯鲍姆进一步指出，恐惧同样也在当下的不同政治派别中弥漫：左翼的支持者害怕生态恶化，性别歧视加剧，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卷土重来，右翼则对美国梦的破灭、恐怖主义以及移民潮感到恐惧。那么，该如何理解与面对这种人所共有的恐惧呢？
最后，努斯鲍姆还受到卢克莱修的启发，看到了恐惧会为其他负面情感的产生与发展创造条件。卢克莱修指出死亡的恐惧是众多最糟糕的人类疾病的一个核心原因。这种恐惧驱使人们通过“公民之间的争斗来为自己谋得财富”，用“谋杀堆积财富”；出于同样的恐惧，“嫉妒耗尽了他们的生命”；恐惧所激起的疯狂还让他们“憎恨生命与阳光。”
人类的许多负面情感都与恐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恐惧孕育并制造出一系列破坏性的情感。
然后那个婴儿，像一个被无情的海浪抛到岸上的水手，
赤裸裸地躺在地上，
不会说话，缺乏生命所需要的一切，
当自然初次来到充满光的岸边，
在痛苦中他从母亲的子宫抛出，
因此，结合了LTE和《RSSP-I安全协议》的互联互通CBTC系统车地安全通信的新方案可以有效防护开放式通信系统中的七种风险(见表1)，来满足文献[5]中定义的开放式通信系统的安全要求。
哭声充满整个屋子的时候，
他还看到有那么多巨大的不幸在等待着他。
在卢克莱修的描述中，婴儿来到的是一个拥有光明和快乐的世界，但很快他就被需求的痛苦所击溃。努斯鲍姆特别重视卢克莱修的这段描述，因为后者深刻地揭示了人区别于动物的脆弱性：人类来到的是一个他们尚未准备好如何应对的世界。
相比之下，“牛羊与野兽的生活与成长，却不需要通过发出咯咯声来寻求帮助；它们不需要保姆的儿语来爱抚它们；不需要随年月的变化更换衣服；不需要武器或高大的城墙来保卫自己的东西。”
无助与脆弱，等待他人的照顾，恰恰是人类的特性。在这样的处境中，人类很快就会发展出一些原初的情感，其中恐惧是最为重要的一种情感。努斯鲍姆指出卢克莱修的古老洞见也为当代最新的心理学研究成果所证实。当代心理学的最新研究表明，不同于同情或愤怒等情感对于认知的要求，恐惧确实是一种在人与动物身上共同存在的原初情感，是人与动物得以维持生命的必要情感。努斯鲍姆援引美国神经科学家约瑟夫·勒杜克斯(Joseph LeDoux)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类与动物脑部的松果体在人对危险做出惊吓或恐惧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恐惧是一种不需要经过思考的直觉本能反应。尤其在生物的生存与进化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被认为是人类生活的有效指引。但努斯鲍姆同时也看到，它深植于其他情感之下并感染着所有这些情感，并咬噬着爱与互惠的边缘。
其次，鉴于恐惧与人类自身脆弱性之间的紧密关联，卢克莱修还做出暗示：恐惧并不会随着人类的个体成长或技术的发展彻底消除，它是一种人类生活中潜在的、挥之不去的情感。比如他在谈论人类的死亡恐惧时指出，尽管人类在生活中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感到死亡的恐惧，或者很多人拒绝承认自己对死亡的恐惧，但其实人类生命活动无时无刻不受制于这种恐惧，如人类对宗教的依赖与屈从，以及对生命快乐的敌视中都有所体现。在此意义上，努斯鲍姆认为他是第一位洞察到恐惧无意识特性的理论家。
尽管她并不认可卢克莱修将一切恐惧归于死亡恐惧的结论，但她依然吸收了卢克莱修的洞见：恐惧难以在根本上得以克服，它只是被深埋在人类的潜意识之中，并随时有可能以其他的形式来得到表达。
在努斯鲍姆对恐惧的理解中，古罗马伊壁鸠鲁学派的卢克莱修为她提供了不少思想上的启发，后者在长诗《物性论》中对人类的无助感以及关于死亡的恐惧所做的精辟分析，对努斯鲍姆的思考具有重要的启发。首先，努斯鲍姆认为卢克莱修对人类婴儿状态富于洞见的描述，揭示了人类生命独有的脆弱性，而这种脆弱性正是催生恐惧情感的必要条件：
基于对卢克莱修思想的阐释，努斯鲍姆提出了她对于恐惧的理解。她认为，恐惧是一种相当原始的情感，尽管这种情感在人类的自我保存与进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很难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相适应。比如本能会使人对类似蛇形状的事物感到恐惧，但有时候那种类似蛇形状的事物可能只是一条跳舞使用的丝带。这就意味着，当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时，事物表象与实质之间的不一致也日渐增多。这时候直觉已经无法帮助我们做出有效的判断。虽然人类依旧跟过去那样受到来自自然灾害与疾病的威胁，但他们还受到人类相互之间的敌意的威胁，受到战争、贫穷以及比这些更为抽象的如经济危机、生态灾难、食品安全等危险的威胁。
此外，恐惧也难以与人类现代文明所追求的互惠(reciprocity)相兼容。因为在她看来，恐惧本质上是一种自恋的情感，它只关注自身的安全，不关注他人的存在。它“驱逐了所有对他人的关切，即便这些关切表现为不同的形式”
。虽然这种情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本质上这种情感所支配的世界观极其狭隘。
它会把我们包裹起来，并导致很多“自恋主义的，自我逃避的以及否定的策略”
。努斯鲍姆以埃里希·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中的一段战事描写为例：
三发炮弹在我们旁边发出隆隆声。火光斜射入夜雾，大炮轰鸣，隆隆地响着。我们冷得发抖……
我们的脸既不比往常苍白，也不比往常红润；既不更紧张，也不更松弛，但是它们确实变了样。我们感觉到，在我们的血液里，有个触点一下子接通了。那不是空话；那是事实。那是前线，是前线的意识，是它引起这次接通的。在第一批榴弹呼啸着、空气被火炮轰击撕碎的那一瞬间，在我们的血管里，在我们的双手里，在我们的眼睛里，土壤出现了一种为躲避打击而低下头的等待，一种焦躁的期待，一种更为强烈的警惕，一种不寻常的感官的灵活性。我们的身体同样一下子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2)金门花岗闪长岩与钦杭成矿带中侏罗世与斑岩-矽卡岩-热液脉状铜金多金属矿床有关的钙碱性花岗闪长岩类可能具有相同的成岩成矿背景，加强其与区内成矿关系的研究，对指导区内下一步找矿具有重要意义。
在她看来，彻底地摒弃恐惧而追随神的生活，其实就是摒弃了人的繁盛生活，包括其中那些富于魅力的友谊、同情、爱以及希望。因此更好的治疗“不是消除恐惧，而是用那些应当削弱其顽固力量的其他反思来平衡和对抗恐惧”
。用一位评论者的话说，努斯鲍姆要我们“感到恐惧，但不要过于恐惧”
。
借助于雷马克的这段关于战争中恐惧的心理描写，努斯鲍姆指出，恐惧是一种高度以自我为中心的情感，“它缩减为一种生动关注自我身体，或者最多关注一个与自我身体相关的狭隘小圈子的人与事物。”
这种情感总是被生物机能所驱动，并不会涉及道德思考。因此这种情感本身的内在自恋性会阻碍人在情感上的拓展与成熟。
带鱼所谓的“银鳞”是有保护作用的特殊脂肪形成的表皮，又叫“银脂”，富含对人体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卵磷脂等，可起到降低胆固醇、补益大脑等作用。
于是，作为一种原始的情感，恐惧无法为复杂的现代生活提供指引，同时这种情感本身的非伦理性，也决定了恐惧所指向的政治是前现代的。通过卢克莱修思想的继承者卢梭的阐发，努斯鲍姆还进一步指出恐惧情感在政治上的君主制内涵。卢梭在《爱弥儿》中认为，婴儿首先获得的观念，就是权势和奴役的观念。恐惧是一种绝对君主的情感，他从不关心任何事物或任何人。“孩子们起先哭几声，是一种请求，如果你不提防的话，它们马上就会变成命令的；他们的啼哭，以请求别人帮助他们开始，以命令别人侍候告终；这样，由于他们本身的柔弱，所以他们起先是想依赖，随后就产生了统治与控制别人的想法。”
卢梭深刻地指出，这种情感的复杂性就在于，它不会随着婴儿成为成人而消逝，也不会因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而变为历史。恐惧会让我们随时回到孩童时代，回到前文明的历史之中。这种人格形象也典型地体现在《追忆逝水年华》所塑造的主人公马塞尔身上，马塞尔成人之后的那种自我中心的控制欲可以追溯到其婴儿时代对母亲的强烈占有欲。这种人格在伦理学层面拒绝成长，无法将他人作为目的来平等对待；在政治学层面，这种人格并不兼容于民主社会，反倒成为破坏民主与社会正义的潜在因素。
想象的危险：恐惧对当代公共生活的威胁
除了在生物进化与心理学层面思考恐惧之外，努斯鲍姆更为关注恐惧在当代人类社会生活所形成的威胁。在她看来，人类除了拥有那种与动物一样的本能恐惧之外，还拥有一种独特的想象性的恐惧。这就使得在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人类的恐惧会制造出更多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对恐惧的定义为努斯鲍姆提供了启发：
定量。并非指每日投喂数量，而是指每日根据鱼苗摄食情况、天气情况、水质状况来确定当日饲料投喂量，以饱食投喂为主。苗种培育阶段一般按照鱼类总体重5%～8%投喂，若遇到天气闷热、阴雨可以开增氧机投喂，如果都正常，没必要停喂，停喂意味着残食，影响鱼苗的成活率。
努斯鲍姆认为亚里士多德准确地发现了人类恐惧的特点在于“想象”。动物的恐惧建立在直接危险的事实基础上，人类的恐惧则常常建立在想象的危险中。这点也得到了其他学科研究的证实。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也指出，“人的想象力会极大地增加人类社会中恐惧的种类和强度”
。这就意味着人不仅会对那些子虚乌有的事物(如女巫、鬼怪、妖怪等)产生恐惧，而且也会因文化的偏见对某些特定人群或事物产生恐惧。
一种由于想象有足以导致毁灭或痛苦的、迫在眉睫的祸害而引起的痛苦或不安情绪。
从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中努斯鲍姆还看到作为一种情感的恐惧具有被“操控”的可能性。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定义，遥远的事物(即便是死亡)，也无法引起我们的恐惧，但当可怕的事物有所逼近时，人们才会产生恐惧。根据《修辞学》的写作语境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的写作目的是给政治演说者提供建议，那么他暗示了一种如何激发人的恐惧感的技巧：(1)他们可以将即将到来的事件描述为对于个人生存而言生死攸关；(2)他们需要将它描述为迫在眉睫；(3)他们要设法让人们感到自身个体的脆弱与无助。在此意义上，努斯鲍姆指出，在演讲者的引导下，亚里士多德关注于听众如何去想象他们的处境，并认为用他“正确地注意到了人们在如何以及何时感到害怕所体现的复杂性”
。
即便从当代的角度来看，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依然具有深刻的洞见。努斯鲍姆认为，人类原初性的恐惧尽管依然能够发挥保存生命的作用，但在面对各种复杂的现象时，这种本能性的情感常常不再有效，甚至还会带来问题。因为有时候令人感到恐惧的事物，不一定值得恐惧或者那么值得恐惧。由于想象的特质，人的恐惧极容易受到操纵。在操纵过程中，政治家、商业以及媒体也借此制造出更多的敌意与分裂。比如她以希罗多德讲述的古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例，雅典人在击败了暴动的米提列涅人后准备投票决定如何处置战俘。在讨论中，克里昂言辞最为激烈，发表了一番令人恐惧的说辞，他让听众感到如果赦免米提列涅的话，一定将遭遇危险。克里昂的演说取得了效果，雅典人决定不仅把已经带到雅典的这些战俘处死，并且把米提列涅全体成年男子统统处死，把妇女和儿童都变成奴隶。因此他们派出一条三列桨战舰到帕基斯那里去，让他们执行命令将米提列涅人悉数处死。这时狄奥多图斯的发言改变了局面，他劝说公民们去做更为审慎的思考。最后雅典人改变了原来的决定，紧急派出另一艘船追击前一艘船。幸运的是，正当第一艘船刚刚到达之时，第二艘船驶进港口，从而阻止了这场屠杀。
而在当代的各种关于反恐的政治宣传中，人们可以看到大量类似的案例。
人们除了容易受到政治蛊惑之外，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失去理性判断，陷入不必要或者过度的恐惧中。努斯鲍姆援引心理学中的“可得性启发”(the availability heuristic)指出，如果我们在经验中经常想到某个问题，那么这就特别容易导致我们高估该问题的重要性。她指出，这种问题常常发生在人们对环境危机的恐惧中。比如人们曾经听到过有关苹果遭到一种致命的杀虫剂的污染，这就使得人们对杀虫剂本身表现出极大的恐慌。
随着当代科技发展与新媒体技术的广泛使用，社会中“恐惧文化”的制造与传播变得愈发容易。
尽管努斯鲍姆并未就新媒体技术与恐惧情感弥漫做专门的探讨，但她对恐惧的相关探讨本身就基于媒介社会的特定情境，也很早就觉察到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所提出的新挑战。
比如她认为互联网所产生的“信息瀑布”(information cascade)，在制造社会偏见方面远甚于传统的大众媒体；在制造“同侪压力”(peer pressure)上，新媒体的力量也显然略胜一筹。面对网上对某个事件的压倒性意见，人们很容易害怕自己的观点遭到孤立，在判断上追随别人。尽管人们在心理上普遍遵从“可得性启发”，但新媒体确实会加强这种心理倾向。比如由于空难事件不断地被媒体报道，使得人们对飞机的安全性产生巨大恐惧，却未能从理性上认识到飞机较之于汽车在事故发生上的低概率。
尽管社交媒体并不是制造当下恐惧文化的根本原因，但她确实意识到媒介在加剧与传播恐惧文化中所发挥的作用：首先，社交媒体时代让人类的恐惧变得更多而不是更少，当代社会人类恐惧的程度显得更深而不是更浅；其次，由于当代社会所出现的社会分化，人类也越来越缺乏共同的恐惧，不同的群体拥有不同的恐惧议题与对象。她清晰地看到，无论在美国的左翼还是右翼的群体中都弥漫着恐惧的情绪，而双方恐惧的议题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用富里迪的话说，“这是一个危险不断增大，日益失去控制的世界。各个派别都在推动恐惧的政治”，但他们在恐惧的对象上充满分歧，“是环境的变化，是不负责任的公司，是移民、恋童癖、犯罪，还是全球变暖或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最后努斯鲍姆还意识到，作为一种最基本的情感，恐惧还会进一步影响人类其他情感的产生，并进而对这些情感产生腐蚀性的影响。
恐惧及其家族：愤怒、厌恶、嫉妒
就其本身而言，恐惧在当代的公共生活中不仅制造分化与对立，而且受到卢克莱修的启发，努斯鲍姆指出恐惧还进一步地制造或腐蚀了一系列其他的情感，如愤怒、厌恶、嫉妒等，并与这些负面情感融合在一起，侵蚀着当代社会人们之间的信任与互惠。她开始认识到，“恐惧无论从遗传学还是因果关系的角度看，都是最为根本的”。由于遭到恐惧的感染，愤怒、厌恶以及嫉妒才“变得有害，并威胁到民主”
。
首先，努斯鲍姆指出，在当下美国社会中到处弥漫的愤怒情绪，源自人的恐惧，指出“愤怒是恐惧的孩子”。首先，要不是被巨大的脆弱性所折磨，人们是不可能感到愤怒的。其次，恐惧为愤怒创造了条件，而且还进一步使正常的愤怒情感变得更为扭曲。再者恐惧会让人们失去理性思考的耐心，急于得出结论并将问题归咎于某个群体或个人；恐惧也会让人们过度关注地位的高低；让人们在愤怒中致力于惩罚与报复；最后，这种与恐惧相伴的无助也会让人们将世界的不公正归罪于某些特定群体，尤其是对于脆弱的人类而言，对他人进行报复是重新找回控制与个人尊严的方式。总而言之，在愤怒会导致的上述四种严重错误中，恐惧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4.并购后组织机构整合的纳税筹划。并购后组织机构整合的纳税筹划主要是考虑应该设立子公司还是分公司，但无论设立哪种，都应该从总体利益出发。企业若是设立子公司，对于享受税收优惠的被并购企业，并购企业应该设立子公司，延续该优惠政策，母子公司之间的利润可以进行合理转移，各种费用容易形成合理列支，使母子公司之间的税收筹划空间更大。企业若是设立分公司，因为分公司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需要总公司汇总收支进行纳税，所以总公司的盈利可以冲减分公司的亏损，降低总体税负。
其次，一种基于对动物性与必死性的焦虑的厌恶情绪同样与恐惧熔铸在一起。在对流行于社会中的原初性的厌恶(primary disgust)与投射性的厌恶(projective disgust)的考察中努斯鲍姆看到，无论是婴儿对身体分泌物(如尿液、粪便、精液等)的厌恶，还是成人给予少数群体(女性、同性恋、黑人、犹太人、贱民、残疾人以及老人等)的污名(stigmatization)，本质上都与死亡、腐烂以及溃败的观念有关。在人类恐惧死亡或溃败的过程中，恐惧就会转化为厌恶，并通过对某些事物或人群的厌恶，将自己从恐惧与焦虑中解救出来，实现某些程度的自我保护。在她看来，过多的恐惧就会制造出更多的厌恶，而厌恶在分化人群与社会，制造道德与人性灾难上扮演极为关键的角色。
⑨Martha C. Nussbaum, Political Emotions :Why Love Matters for Justice ,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2.
最后，恐惧还是孕育嫉妒(envy)的土壤。嫉妒是一种关注他人优势的痛苦情感，非常不快地将自己的处境与他人相比较。他们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为其对手拥有好的东西，而他却没有，于是他会怀有对方在未来遭遇不好结果的不良意愿。在努斯鲍姆看来，这种情感也是源自一种无能感(feeling of impotence)，与她称之为“原初的恐惧”相关。这是一种自我们来到这个贫瘠而无力的世界以来一直袭击着我们的更为深层的事物。
这在当代民众对政治与商业精英的嫉妒情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⑧除努斯鲍姆之外，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情感的政治价值。如莎伦·R.克劳斯的《公民的激情：道德情感与民主商议》等。
超越恐惧：创造希望的政治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来克服恐惧呢？思想史上有两条路径：一条是对恐惧的道德化。这个观点由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提出，并在朱迪斯·史珂拉的“恐惧的自由主义”中得到了系统性阐发。后者认为自由主义应当建立的唯一基础就是对“至恶”(summun malum)的恐惧，“这种至恶是我们每个人所熟知且唯恐避之不及的”
。但在努斯鲍姆看来(虽然她并未提及史珂拉)，时下的社会政治状况并没有为这种“恐惧的道德化”提供合适的条件。一方面随着20世纪极权主义制度的瓦解，自由主义失去了切实的恐惧对象，尽管恐怖主义依然在制造“至恶”，但它的存在形式却完全有别于传统的极权政治，这使得对恐怖主义的恐惧不仅显得无比空洞，而且更容易成为政客为了政治利益而进行操作的议题；另一方面随着当代社会的日益多元化，恐惧不仅无法凝聚全社会的道德共识，反倒在新兴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成为分化社会的重要情感因素。
另一条道路则是消解或彻底地根除恐惧。这个看法主要来自伊壁鸠鲁与斯多亚主义。比如卢克莱修力劝我们超越必死的命运，像神那样生活：在神的生活中没有悲伤、没有变化、没有需求、没有感激或愤怒，自然也没有恐惧。努斯鲍姆虽然在对恐惧的批判中追随了卢克莱修以及斯多亚主义的观念，但在如何克服恐惧的问题上，她并不认同卢克莱修，因为“在失去恐惧的同时我们也会失去爱”
。那么她对恐惧究竟持什么态度呢？我们应当如何治疗恐惧呢？《欲望的治疗》中的这段话可以代表努斯鲍姆对恐惧的基本态度：
死亡恐惧是恰当的，因为它立足于关于死亡之糟糕和生活之价值的真实信念……她不会回避引发恐惧的状况，也不会试图为自己塑造一种无恐惧的生活，因为她知道恐惧是如何与她经过反思而认同的一种善观念相联系。我们必须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她会把恐惧看做一种好东西，或者不再去对抗恐惧。
……也许这就是我们藏得最深的、最秘密的生活，它正在颤动着，并奋起进行抵抗。
1.2.3 相关定义 吸烟：最近30 d，每天吸烟数量达到1支以上[3]。饮酒：平均每周饮酒大于4 d，男性饮酒量大于2个标准量，女性饮酒量大于1个标准量[3]。每天静坐时间：指闲暇时间，每天看电视、使用计算机、阅读、打牌等[4-5]。每天睡眠时间：正常睡眠时间为7～8 h，睡眠过短为小于5 h，睡眠过长大于或等于8 h[6]。每天新鲜蔬菜摄入：每天新鲜蔬菜的正常摄入量为300～500 g[7]。不良行为生活方式：吃早餐频率(<6次/周)，经常吃饱晚餐频率(≥4次/周)，运动频率(<2次/周)，静坐时间(≥3 h/d)。
要有效地克服恐惧，单单凭理性并不奏效。正如蒙田所言：除了恐惧以外，没有任何情绪能更迅速地使我们丧失判断力。
面对恐惧，努斯鲍姆认为我们需要一种更为综合的治疗方法来培育面向未来的希望文化。努斯鲍姆援引塞内卡的话指出，在恐惧与希望之间存在着相似性：“当你停止希望的时候，你将会停止恐惧。”毫无疑问，这两种情感存在很多差异，但两种情感也存在着相似之处。不少古代哲学家都认为，希望是恐惧的堂兄妹，这两种情感都包含着一种“显著的无力感”，都包含了对结果的极大不确定以及对其缺乏控制的内涵。
正是基于这点，努斯鲍姆认为由恐惧向希望存在着某种转换的可能性，人们也可以像打开转换开关一样将恐惧转向希望：“在恐惧中，你会聚焦于可能会发生的糟糕结果；而在希望中，你则会关注可能出现的美好结果”
。
安全性方面，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且两组患者术后均未见呼吸抑制情况发生。这提示右美托咪定联合舒芬太尼PCIA用于食管癌患者术后未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
努斯鲍姆所说的希望，并非乌托邦。在她看来，乌托邦最终会使人陷入绝望与犬儒。这种希望并不诉诸完美标准，而是将其建立在人的有限性的基础之上。为此她基于美国社会的特定语境提出各种途径来推进希望的政治：比如她强调在社交媒体时代培育苏格拉底式的理性精神的必要性，人们需要学会说理与论证，学会聆听他人；比如她也认为良好的宗教社团能够创造希望，因为希望和投入信念的行为很难在孤独中得到完成，宗教能够为人们的希望共同体创造条件；再比如她认为以希望导向的社会抗争对于击败恐惧与绝望，滋养希望具有重要价值；此外还有关于正义的理念，在她看来在培育希望的过程中也具有重要意义。她尤为推崇“能力进路”(Capability Approach)。最后她还认为强制性的国家服务也有其必要。如让年轻人去不同的社区以及宗教群体从事养老、儿童照顾等基础性工作。
当然在所有手段中，努斯鲍姆最为倚重艺术手段。尽管她认为很多问题需要在制度层面得到解决，但她依然深信如果缺乏情感与心灵层面的动机，人们就很难在现实层面有真正的行动。她深受心理学家温尼科特的影响，后者认为通过游戏/艺术，可以使婴儿/成人摆脱自恋性的恐惧，走向关注他人的成熟个体。这种“诗性正义”的路径，是她迄今为止一以贯之的道路。除了在她早年的作品中强调文学(尤其是小说)在培育人类同情与想象中所扮演的角色之外，近些年她更投注于音乐、公共艺术以及大众文化在培育正义前景与人类希望中所发挥的影响力。比如她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年著名的就职演说为例，指出这位美国总统以其卓越的政治修辞——“我们唯一应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战胜了人们内心中的恐惧。此外她还以新德里与芝加哥海德公园作为对照指出，公共建筑的设计与美学在克服恐惧中所具有的重要价值。糟糕的城市设计会制造恐惧，破坏公共生活；而明智的建筑规划则能消除人与人之间的敌意，创造一个共享的空间。
不可否认，克服恐惧与怀疑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艺术为把人类的多样性视为令人喜悦的、有趣的、悲剧性的以及令人愉快的，而不是一种让人试图逃避的可怕命运提供了桥梁。”
结 语
综上所述，努斯鲍姆对当代公共生活中的恐惧所做的思考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首先，努斯鲍姆清醒地看到，当代社会日益蔓延的恐惧文化，不仅无法成为整合社会公共性的伦理情感，而且还成了分化与撕裂社会的重要因素。自史珂拉关于《恐惧的自由主义》发表以来，恐惧为自由主义寻求社会团结提供了重要的道德资源，然而在传统极权主义/专制主义的威胁已经不复存在(或者是改变存在形态)的社交媒体时代，恐惧能够提供的积极价值日渐稀薄，反倒是日益提供各种负能量。不同的人群不仅各有不同的恐惧对象，而且在“什么是合理的恐惧”以及“什么应当恐惧”的问题上充满争执与分歧。当然，努斯鲍姆对恐惧的君主制解读，不应被理解为是对“恐惧的自由主义”诠释的对抗，而是一种当代西方自由主义在新时代背景中的补充与调整。与曾经的那种积极的恐惧与今天主宰的恐惧完全不同，“今天的恐惧反而制造出一种令人无能为力的感觉。”
其次，努斯鲍姆不仅看到了极化社会中因不同的恐惧而导致的分裂，而且更是犀利地指出恐惧作为一种社会正义资源的有限性，因为这是由恐惧情感本身的自恋性所决定的。恐惧作为一种情感在本质上对他人与公共生活不感兴趣，反倒会助长对参与现实政治的冷漠，诱使他们不断地从公共生活撤退。而且她还充分指出这种自恋性的情感，也是诸多负面情感在当代公共生活中盛行与传播的根源。最后，努斯鲍姆充分意识到这个时代社会文化的“情感”特质，在对恐惧的克服中诉诸“情感治疗”，试图以具有同一心理结构的“希望”来转换“恐惧”，尤其是在创造希望文化的实践上诉诸艺术文化所创造的理想与渴求。在此意义上，努斯鲍姆不仅继承并捍卫了启蒙的乐观主义信念，同时也借助情感与审美对其予以诗性意义上的改造。
当然，努斯鲍姆对恐惧的治疗依然存在着一些显而易见的局限。首先，她诉诸哲学的治疗手段恐怕无法在根本上解决这个时代的恐惧问题，因为这个时代更多的问题体现在现实层面。她不断提醒读者，现实议题的复杂性使我们无法一蹴而就地解决当下的经济社会问题。从一方面看，她是正确的；但从另一方面看，她也借此回避了问题的关键。她的态度很具代表性，西方自由主义之所以在当代遇到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它在坚持价值观的同时，却遗忘了在具体的现实议题上有所作为。比如她刻意强调罗斯福通过精彩的演讲修辞消除了民众的恐惧，却未能充分地指出罗斯福真正消除民众恐惧的策略绝不仅仅是一篇简单的讲演，而是通过具体而复杂的实践考量来使美国民主实践走出政治与经济上的巨大阴影。正是过于强调文化政治而忽视现实政治，才使得当代自由主义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此外，努斯鲍姆对于恐惧的讨论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正义论所强调的“无偏倚性”。她更多地受制于自由派的身份政治立场，去对那些种族主义、厌女症、反同性恋等情感上的恐惧提出批判，却未能对左翼政治中的恐惧加以同等程度的处理：比如生态保护主义者、反川普分子等对恐惧的利用。最后，她竭力试图将恐惧限制在一种理性的掌控之下，却并没有意识到恐惧的巨大魅力以及人性在某种条件下对恐惧的需求。“我们一方面千方百计逃避任何可怕的事物，但另一方面又对恐怖题材情有独钟。”
正如拉斯·史文德森所言，人类常常会主动选择去感受恐惧来克服日常生活的无聊，文学艺术恰恰能够满足这一诉求。在此意义上，艺术在激发恐惧感的层面上的魅力要胜过它对恐惧感的治疗。
尽管如此，努斯鲍姆的思考依然具有启示意义。虽然她的思考是基于特定的美国当代现实，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当代西方人的恐惧故事，但对于处于剧烈社会变迁中的中国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性。从情感层面衡量，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也是希望与恐惧交织，未来前景的不确定以及高科技背后的风险所带来的无力感与焦虑感，也在很大程度上为恐惧文化的孕育提供着丰厚的土壤，这种恐惧会在新兴传媒的推波助澜中得以放大和加剧。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恐惧，不仅会在我们追求理性与真理的道路上设置障碍，还会为谎言的制造与阴谋论的扩散助燃，更会窒息我们对未来的信心与希望，甚至扼杀人们在行动上推动社会进步与正义的勇气。无论赞同与否，努斯鲍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当下的独特情感视角，她启迪我们在这样一个焦虑与恐惧的年代，在对外在现实保持批判的同时，不要遗忘对自我内心情感的审视与治疗，我们时刻都需要用内心的希望与光明去照亮这个晦暗且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
①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恐惧》，谷蕾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页。
②Frank Furedi, How Fear Works :Culture of Fear in the 21st Century , Bloomsbury Continuum, 2018.
③还有大量的畅销书籍通过某种“阴谋论”的叙事来制造恐惧，如《生死超限战：转基因食品和疫苗的阴谋》等。
近年来一个更为有趣的现象被不断报道，也就是睡眠不足会导致儿童体重增加，容易出现肥胖。在本课题组进行的针对汉族儿童的研究发现，在3～4岁儿童中睡眠时间少于9h的儿童发生肥胖的危险是睡眠大于11h的4．76倍［2］。更具说服力的报道来自一篇有关睡眠不足与肥胖关系的荟萃分析研究，研究者对涉及不同国家63万人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与每天睡眠＞10h的儿童及青少年相比，睡眠≤10h的发生肥胖率增加89%［3］。进一步分析原因后发现，睡眠不足后导致与食欲密切相关的瘦素水平下降，以及胃泌素水平升高可能是其中机制之一。
⑤柯瑞·罗宾：《我们心底的“怕”：一种政治观念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页。
④⑥弗兰克·富里迪：《恐惧的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3、1、126页。
⑦多米尼克·莫伊西：《情感地缘政治学：恐惧、羞辱与希望的文化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姚芸竹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97、102页。
由此可见，努斯鲍姆对恐惧情感的批判是全方位的。她不仅看到恐惧作为生物本能的自恋性与潜意识性，而且还看到社会文化在建构恐惧情感中的巨大力量，更看到恐惧对其他情感的腐蚀性，从而形成了对当代公共生活的巨大威胁与破坏。
在节目中，林书豪不再是球场上的主角，导演却别有用心地剪了一段花絮“小惊喜”。录制中场休息，李易峰和郭艾伦拉着林书豪“斗球”。几个回合下来，3个人看似不相上下，直到导演一声“继续录制”，林书豪“漫不经心”往后一扔——高速旋转的篮球飞过大半个球场，划出漂亮的弧线，“哐当”入篮——全场欢呼。
⑩M.C. Nussbaum, The Monarchy of Fear :A Philosopher Looks at Our Political Crisis ,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8, p. 62, p.1, p.20, p.25, p.29, p.48, p.9, pp.143-144, p.85, p.205, pp.226-243, p.226.
Lucretius,On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43, p.143, p.72.
约瑟夫·勒杜克斯主要是在老鼠身上做了相关实验，并推测在人类所受的惊吓中松果体也可能发挥类似的作用。
Martha C. Nussbaum, The New Religious Intolerance ,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56, p.43, pp.28-29, p.31.
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西线无战事》，李清华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40页。
Jean-Jacque Rousseau, Emile , trans, Allan Bloom, Basic Books, 1979, p.66.
亚里士多德：《诗学·修辞学》，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15页。
段义孚：《无边的恐惧》，徐文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页。
具体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徐松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73-285页。
陈力丹、赵一争《关于“恐惧夸大”与媒体责任的反思》(《新闻实践》2010年第3期)一文对新世纪以来“被夸大的恐惧”案例进行了考察，并对媒体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反思。
人力资源：截至目前为止，西矿企业在册员工达一万五千多人，但在公司职工中硕士学位以上的有147人，高级职称以上的有184人，其中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青海省优秀专家等有18人，在全员中的占比较小，仍然缺乏高学历高技术人才，在人力资源方面竞争优势不大，所以公司应通过绩效管理、薪酬福利等方式吸引优秀人才为公司服务。
她在2010年就与同事索尔·拉夫莫尔(Saul Levmore)合编文集《冒犯性的互联网：言论、隐私以及名声》(The Offensive Internet :Speech ,Privacy ,and Reputation )探讨了互联网时代对当代社会所形成的挑战。
茱迪·史珂拉：《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想家》，左高山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第11页。
玛莎·努斯鲍姆：《欲望的治疗：希腊化时期的伦理理论与实践》，徐向东、陈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36、237、203页。
参见Jennifer Szalai, “When It Comes to Politics, Be Afraid. But Not Too Afraid”， The New York Times ， July 4, 2018.
P-NENs是一组明显异质性的肿瘤，可以表现为惰性的缓慢生长、低度恶性、高转移性等不同的生物学特征。WHO报道的NEC G3级占比为2%～3%[2]，本组NEC占5.6%，比例稍高。
拉斯·史文德森：《恐惧的哲学》，范晶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3、77页。
参见范昀《用爱的力量赢得正义》，《书城》2015年第9期。
使用SPPSS 20.0统计软件分析,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行x2检验;计量资料用(±s)表示,行t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正如爱德华·卢斯所言：“我们愿意相信，我们的民主是通过对于一些原则的共同责任感而维系的，在某些方面，这是事实。但是，当经济增长不复存在时，我们的社会显露出不同的面貌。”参见爱德华·卢斯《西方自由主义的衰落》，张舒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04页。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当代英美伦理美学与批评思潮研究”(项目号：19YJC720007)、浙江大学重大基础理论研究专项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范昀，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国际文化学系副教授。杭州，310028
〔责任编辑：成 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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