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在《庄子》中的象征意义——“北冥有鱼”与庄子的动物情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庄子论文,情结论文,象征意义论文,动物论文,北冥有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937(2006)03-0040-05
《庄子》全书的第一句话——“北冥有鱼”就是关于鱼的，鱼的重要性由此可略见一斑。鱼在《庄子》中不仅多次出现而且寓意深刻，不失为理解和把握庄子哲学的适当切入点。庄子之鱼直接牵涉庄子的动物情结和人生哲学，通过对鱼的逐层追问，可以领略庄子哲学的独特意蕴。
一、鱼之出现——从偶然到必然
如果单凭鱼是《庄子》的第一个主角，对全书以“北冥有鱼”开头便妄下结论似乎有臆断之嫌。然而，“北冥有鱼”之鱼余温尚在、还没有被淡忘，鱼便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出现。或天池、或涸沟、或濠中、或深渊，不断更换出场地而不只在北冥中，据初步统计高达四十余次——不是一次而是数次。此外，除了鱼这个通称，鲲(大鱼)、鲵(小鱼)、儵(苍条鱼)和鲋(鲫鱼)等特称也多处使用，甚至连鳄鱼(“鼍”)、甲鱼(“鼋”)和鳖等也占有一席之地。频率之高和种类之多共同证明：其一，鱼的出现带有某种必然性而绝非偶然；其二，《庄子》以“北冥有鱼”开篇暗含玄机。鱼的必然性在庄子的一贯主张和兴趣爱好中得以确定和肯定，正如“北冥有鱼”的暗示变得更加明朗和清晰：
首先，庄子对鱼偏爱有加，这从他以鱼自比中可以略见一斑。众所周知，庄子崇尚“无情”，具体到人际关系上便是对人某种程度的冷漠和不屑。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一向自命清高、卓然不群的庄子却喜欢以鱼自居。《庄子》记载：
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庄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耶？’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我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庄子·外物》)
在这里，庄子不仅揭露了监河侯的虚伪和吝啬，而且形象地道出了自己的艰难处境和愤慨之情。值得注意的是，庄子是以鱼自比、用鱼的口吻来完成这一切的。这里不仅有表述的方便和表达的形象问题，而且流露出庄子潜意识中对鱼的亲近和喜爱。
其次，庄子本人十分喜欢垂钓，而且认定钓鱼符合无为的处世方式，并视之为休闲的最佳方式。于是，《庄子》书载：“庄子钓于濮水。”(《庄子·秋水》)“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庄子·刻意》)
再次，《庄子》中再三出现以鱼为生或以鱼为业者，渔者、渔人和渔父等与鱼相关的职业备受尊敬。不仅如此，书中有一章(第三十篇)即名为“渔父”。如果说对打鱼人不称夫而称父的称谓已经凸显尊重之意，那么，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推崇渔父的行为方式和人生原则的用意更是溢于言表。渔父的打扮和举止自然随意，俨然道家之化身——“有渔父者，下船而来，须眉交白，被发揄袂，行原以上距陆而止，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庄子·渔父》)。更为重要的是，渔父对儒家仁义之累、道家之真诠释得入木三分，以至颇为自负的孔子敬慕不已——“颜渊还车，子路授绥，孔子不顾，待水波定，不闻拿音而后敢乘”(《庄子·渔父》)。渔父的象征意义是：渔就是人生的唯一事业，渔父就是人生的“教父”——教化之父，其言行就是道家庄子所标榜的正确思想和处世之方。
这些与《庄子》以“北冥有鱼”开端和鱼的频繁出现相互印证，共同指向了鱼出现的必然性。
二、兴趣缘起——人与鱼的可比性
鱼出现的必然性反映了庄子对鱼的喜爱，从源头上说，正是出于对鱼的偏爱，才使鱼的出现随着次数的增多从最初“北冥有鱼”的看似偶然变成了必然。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庄子为什么偏偏对鱼产生浓厚的兴趣？首先，必须明确一点，庄子不是生物学家，其讲鱼的初衷醉翁之意不在酒——讲鱼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讲人。那么，人与鱼究竟具有多少可比性？庄子之所以坚信通过讲鱼可以达到讲人的目的和效果，是因为他认为人与鱼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和可比性。有鉴于此，在谈论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时，庄子每每鱼人并提，让鱼与人相互对照：
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庄子·大宗师》)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庄子·大宗师》)。
在他看来，鱼与人的一致性和可比性大致如下：其一，人与鱼的生命都有待而生、不能自己——“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其二，“相造乎水”和“相造乎道”是必须面对的现实和生存根基。现实和根基决定了人离不开道，犹如鱼离不开水一样。得道、得水是生存的第一要务和意义所在。其三，为了确保得水，鱼必须直接生活在水里；为了确保得道全生，人必须相忘乎道术。其四，正如“相响以湿，相濡以沫”只能使鱼危在旦夕、苟延残喘，是非、荣辱、名利乃至亲情带给人的是伤生害性。其五，鱼得乐的方式是相忘于江湖，没有是非、人情的拖累才有生之乐。《庄子》记载：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庄子·秋水》)
这则故事打破了以往鱼人群体对举的套路采取个体对举的方式全息：第一，鱼和人都是物化的一个阶段或一种形态，鱼之乐与人之乐一样，故而庄子对鱼之乐知之。庄子对鱼之乐的肯定便是对人之乐的肯定和提示。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濠上之鱼是脱离拖累、相忘于江湖的自由之鱼。第二，鱼相忘于江湖则有鱼之乐。庄子是在濠上看到江湖中而不是涸沟中的鱼而知鱼乐的，因为此时鱼“出游从容”。如果庄子看到涸沟里的鱼干渴欲死还在相濡以沫，又该作何感想呢！第三，人相忘乎道术与鱼相忘于江湖是一样的，人要向相忘于江湖、自得其乐的鱼看齐或学习。其六，鱼得水和人得道都是得生，归根结底即保持本性，知与素朴、率性的本真状态背道而驰，于是，反对知的相乱成为鱼与人的又一个共同点：
上诚好知而无道，则天下大乱矣！何以知其然邪？……钩饵罔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知诈渐毒、颉滑坚白、解垢同异之变多，则俗惑于辩矣。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乱。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烁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惴耎之虫，肖翘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乱天下也！(《庄子·胠箧》)
有了上述对比，结论不言而喻——人们应该像鱼相忘于江湖那样忘我、忘亲乃至无所不忘。对此，《庄子》宣称：“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庄子·天地》)按照这种说法，忘却一切是符合天道的方法和必经之路，要想入于天而得道，忘得越干净越彻底达到的境界就越高远越自由。正是基于这一理解，《庄子》以鱼藏于渊的相忘江湖比喻——确切地说是教导人之藏身和处世：
弟子曰：“不然。夫寻常之沟，巨鱼无所还其体，而鲵鳅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兽无所隐其躯，而孽狐为之祥。且夫尊贤授能，先善与利，自古尧、舜以然，而况畏垒之民乎！夫子亦听矣！”赓桑楚曰：“小子来！夫函车之兽，介而离山，则不免于网罟之患；吞舟之鱼，砀而失水，则蚁能苦之。故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厌深眇而已矣！”(《庄子·赓桑楚》)
鱼藏得越深就越安全、越自由，人相忘得越彻底就越逍遥、越快乐。这是庄子以鱼喻人得出的必然结论。循着这个逻辑，“君子之交淡若水”成为庄子的座右铭。庄子相忘于江湖的交往原则和处世之方取之于鱼，著名的濠上之辩更是寄托和浓缩了他对生命的总体看法。
三、逍遥自由——鱼的象征和意义
既然庄子讲鱼归根结底是为了讲人，那么，通过人与鱼可比性的诠释，庄子想要表达什么？鱼的反复出现及其必然性说明或暗示着什么？稍加留意不难发现，庄子笔下的鱼分为两种状态：一种困于干涸的水沟或被人类的知识技巧所乱而危在旦夕、面临灭顶之灾，一种没于深渊或摆脱情感的牵累而潇洒自在、忘情遨游；鱼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存在状态，代表不同的意义，具有不同的象征：前者本性丧失殆尽，后者天然率性自在；前者是违背本性的异化状态，后者是保持本性的自由状态。更为重要的是，庄子对鱼的两种存在状态区别对待——否定前者，肯定后者。换言之，庄子所关注和认可的是鱼的后一种状态，他倾慕和向往的正是这种意义的鱼。有了鱼与生俱来的逍遥和自由，才有庄子“梦为鸟而厉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庄子·大宗师》)的真情流露。至此可以断言，鱼具有逍遥自由的象征和意义。与鱼相对应，人的存在也具有迥然不同的两种状态：一种是被情所困、为功名利禄所累的物役状态，一种是忘却是非恩怨、荣辱情仇的至乐状态。对于人而言，如果鱼的前一种状态是警告或警示的话，那么，后一种则是引导或劝诫。循着这个逻辑，摆脱人生之累的至乐之人必然能够感受到江湖之鱼的快乐和自由。这便是庄子濠上知鱼之乐的秘密所在。与此同时，庄子一面感叹人生的拖累和人际关系的勾心斗角造成的生命的无端消磨和生命本真的丧失——“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抅，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庄子·齐物论》)，一面向往精神的自由和逍遥。面对名利、荣辱、是非和亲情等种种的拖累与忘我、忘是非、无所不忘的自由、逍遥所形成的强烈对比，庄子宣称鱼相濡以沫拖累下的苟延残喘与相忘于江湖的自由就是人的镜子，成为人的反面教材和正面榜样。由此，可得出如下结论：其一，鱼之所以成为《庄子》的第一个主角与其自由逍遥的象征意义密切相关。《庄子》第一篇《逍遥游》从一个侧面暗示了鱼与逍遥的内在联系，鱼成为逍遥和自由的化身。对此，庄子写道：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庄子·逍遥游》)
其二，《庄子·逍遥游》乃至全书以鱼为始即暗示着只有从鱼开始、只有像鱼那样畅游于大海(池中)才能进入逍遥无待的自由境界。在此，鱼是人羡慕的对象——因为其自由，更是人学习的榜样——因为人选择相忘于江湖的生活方式也可以进入与鱼无异的逍遥境界，最终成为鱼——自由、逍遥、无待而无牵无挂。正因为如此，在鱼与人的对比和照应中，庄子始终鱼先人后，这不仅与《庄子》鱼先出场、中间经过各种动物之后才是人的出现顺序一致，而且有一切都从鱼开始、向鱼学习之意。
有了人与鱼的可比性、鱼的象征意义和对逍遥的渴望，便可以领悟庄子喜欢垂钓、并视之为最佳的休闲方式的理论初衷——以鱼喻人、用钓鱼方法比喻人生态度和处世之道：
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
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陷没而下骛，扬而奋鳍，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已北，莫不厌若鱼者。已而后世辁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远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庄子·外物》)
这则故事的表面意思是说，任公子毫不着急，反而钓得大鱼；而那些不自量力的浅薄之徒，强求名利，必然使自己的目的落空。其深层意思是说，只有抛开功利、厚积薄发，才能自在逍遥。前者是钓鱼的方法，后者是人生的原则。其实，庄子讲钓鱼大都围绕后一层次展开，如《逍遥游》中图南的鲲鹏一样：
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天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庄子·逍遥游》)
这里，庄子在告诉人们：人生在世，要想实现最宏伟的目标——实现人生的价值、饱尝人生乐趣，就必须从大处着眼，不计较眼前的名利得失和世俗的是非荣辱。其实，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任氏之风”。
四、与人平等——“北冥有鱼”之鱼的身份和作用
当鱼的出现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被确定、庄子对鱼的重视和鱼的象征寓意被澄清之后，下面的问题变得必要且迫切起来：庄子对鱼以外的动物态度如何？换言之，鱼在《庄子》中是特指还是泛指？鱼能否泛指各种动物？
不可否认，庄子之鱼具有某种特殊性，如象征逍遥、自由，在这个意义上，只有鸟和马可以与之大致相当，其它动物没有这个寓意。所以，庄子才对鱼如此重视和珍爱，以至一切都从鱼开始——这也是“北冥有鱼”成为《庄子》全书第一句话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鱼不仅以鱼的特殊身份而且以动物的普遍身份出现，在一些情况下，鱼指包括鱼在内的所有动物而非特指鱼类。事实上，除了鱼之外，庄子对其它动物也喜爱有加。例如，庄子不仅以鱼自比，鸟、龟和牛等鱼之外的动物也曾是庄子的自比对象。再如，庄子对鱼异常喜爱，但并不是对之情有独钟。在“北冥有鱼”之后，鸟、野马、蜩、学鸠和蟪蛄等诸多动物紧接着出现。更有甚者，通观《庄子》全书，各种动物上有飞禽，下有走兽，大至虎豹，小至蝼蚁，一般动物均被纳入其中，种类高达百种以上。随着越来越多的动物的涌现，庄子最初对鱼的关注代之以对动物的普遍关照。这种转变应视为庄子对鱼关注的升华和扩大。这是因为，鱼有鱼、鱼类和动物三层身份，可属于鱼类也可属于动物。从鱼具有动物的身份和归属这个意义上讲，当鱼是泛指时，鱼情结本身即是动物情结。因为鱼是动物但不能代表全部动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对鱼的钟爱是且仅仅是其动物情结的一部分而非全部。鱼只是庄子动物情结的冰山一角或切入点，大量动物参与其中使庄子动物情结的全貌渐渐浮出水面。因此，无论从哪种意义上理解鱼与动物的关系，鱼是泛指而非仅是特指。
鱼的泛指被确定之后，接踵而至的问题是：鱼以及其它动物是以什么身份出现的？其作用是什么？众所周知，庄子及庄子后学历来有以鱼比喻价值的传统，例如：“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这个被王弼念念不忘的名句除了在现象或认识领域表达言、象与意的关系之外，还有本体层次或价值领域的意义。那就是：鱼有目的之隐喻，与筌不属于同一个价值层次，鱼比筌更为重要——鱼是目的、是价值，筌是工具、是手段。如果说鱼是价值在这里采用的还是隐喻的表达形式的话，那么，下面的论述则直接显示了鱼的价值：
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
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庄子·齐物论》)
在说明居住、饮食和审美等没有固定的、统一的标准时，庄子两次提到鱼，足以证明他对鱼的重视和关照。更为重要的是，在列举了鱼与人的不同本能和兴趣之后，庄子不是让鱼一味地迁就人，而是对鱼和人的“意见”都予以保留。这至少证明鱼和人在庄子的价值系统中拥有相同的资格和权利——如果人是认识、判断、审美和生存的主体，那么，鱼也是。一言以蔽之，鱼与人具有相同的身份。引文中除了鱼还有数种动物，其实，具体出现哪种动物并不重要。因为从泛指的角度看，鱼以及所有动物的身份都相同——与人一样。
不仅如此，为了提升动物的地位，庄子在对世界图象的说明时有意突出动物的存在，并在“马生人”中点破了人从马变化而来，从而在本体论的高度为动物正名：
种有几，得水则为继，得水土之际则为蛙
之衣……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
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掇。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干余骨。干余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醯。颐辂生乎食醯，黄
生乎九酒。瞀芮生乎腐獾，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庄子·至乐》)
由此可见，如果说道体现为宇宙万物相互转化的过程，那么，大量动物的介入使庄子描述的世界演变过程充斥着各种动物，人反而被挤在一个角落成了配角，世界俨然成为动物的天下。与蛙、蝴蝶、虫、鸟、程和马等诸多动物相比，人可谓人单势孤，其出现不过是昙花一现，仅有的“马生人”三个字使人显得惨淡和渺小。这恰好与庄子基于道的无限所描述的人生如白驹过隙般的转瞬即逝相呼应，共同使人从高贵走向平凡、从特殊趋于普通。既然世界已经成为动物的天下，那么，动物顺理成章地应是宇宙的主宰者。于是，在进行认识、判断和审美时，动物成为与人资格平等的主体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此同时，庄子认为道体现为生成宇宙万物的过程，因此把道称为“造化者”或“物物者”，并在对道所物之物的界定和说明中有意拉近人与动物的距离，进而在淡化、模糊二者界限的前提下使人与动物相互转化。更有甚者，庄子有意模糊自己与动物的界限，让自己与动物物我两忘。著名的庄周梦蝶即是明证。这一切夯实了动物在庄子哲学中的主体身份，结果使动物的地位得以提升，拥有了与人一样的资格和价值。至此，结论越来越明朗：鱼以及所有动物拥有与人一样的主体资格和身份，与人相等的存在价值和地位。这是鱼在庄子哲学中的一般性定位，也是所有动物的共同定位。
动物主体身份的确定和地位的提升改变的不仅是动物的命运，而且还有人的命运。具体地说，庄子一方面感叹人生苦短、无可奈何，一方面向往超越生命极限、追求精神自由。正是动物的存在尤其是人与动物的相互转化延伸了人的存在时限，使人在与动物的相互转化中接近无限变化的永恒之道，真正达到“入于天”的无限境界。与此相联系，动物的大量出现改变了庄子的叙述方式和话语结构，致使其哲学思想以一个个故事展开。当然，故事中的主人公有人，也有大量的动物。动物以主人公的身份出现使《庄子》的体裁以寓言为主，《庄子》成为先秦哲学著作中唯一的寓言体经典文本。对此，《庄子·天下》篇早有定论。采用寓言形式、以动物为主人公讲述哲学不仅生动形象、妙趣横生，而且动物仿佛一面镜子，使作为旁观者的人避免当局者迷的困惑而保持清醒。寓言与其他写作体裁的最大区别是动物可以成为主人公，并且具有与人一样的语言、思想乃至生活。《庄子》以寓言为言说方式和话语结构为动物的大量出现以及成为与人平起平坐的主体奠定了前提条件乃至提供了方便。
总之，当初是暗含玄机的“北冥有鱼”透露出庄子爱鱼的一丝信息，伴随着鱼出现次数的增多，鱼的出现也从偶然变成了必然，进而汇集成鱼情结；当鱼泛指一切动物时，鱼情结进一步扩大为动物情结。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庄子让鱼代表的动物捷足先登、第一个出场，而鱼以及其它动物的大量涌现不仅渲染了庄子的动物情结，而且丰富了其动物情结的具体内容。同样，动物的大量出现以及动物情结不仅改变了世界在庄子意识中的模样，而且改变了人与动物的关系，而这些改变最终又凝聚成庄子动物情结的一部分。正是在动物情结的宣泄与积淀的互动中，庄子讲述着哲学，又改变着哲学，从而使自己的哲学拥有了独特的思想意蕴和精神气质。其中，最抢眼也最亮丽的是超越生命时限追求永恒的生死观和基于动物主体身份、保护动物本性且颇具生态伦理智慧的动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