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国外研究组织与方法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国外论文,组织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09)04-0015-07
一、国外研究者及其组织概况
国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是包含在所谓汉学中的。汉学起于早期西方传教士为传教目的而对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进行的研究，他们大多推崇中国文化，以致18世纪启蒙思想家深受中国文化影响。19世纪随工业革命的成功，西方经济的急剧发展，急需向东方输出商品而不再是宗教，于是总体上服务于西方殖民需要的汉学研究也发展起来，其研究的基本理念也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中国落后，需要西方文明的洗礼和唤醒，西方入侵的影响是正面的，中国社会的冲突模式是传统与现代的二极对立。研究的重心也从古代中国转为眼前的中国，从文化、古代史转为政治、经济、当代史。
20世纪世界研究中国较多的国家是美、日、苏三大国。其他还有法国，它建立了现代中国资料中心，国立社会科学高等学院还开设中国革命史课程。德国设立了东方与国际研究所、亚洲事务研究所，出版《当代中国》杂志。加拿大对中国的研究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建立了亚洲研究协会。越南、韩国作为近邻，研究中国的机构相当多，近年都侧重于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
前苏联的研究有着革命因缘优势，苏中两党有过合作关系，其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最早，1928年起即以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学教研室为主干成立中国问题研究所。以后陆续建立了苏联科学院经济学院当代中国综合问题委员会、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科学院远东学部、俄罗斯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莫斯科大学东方研究所、中国学研究以及其他大学的研究机构。设在远东所的汉学图书馆是仅次于中、日的世界最大汉学图书馆之一。专业研究中国的刊物有《远东问题》、《今日亚洲》、《东方》等。前苏联出于自身的需要而深度介入和帮助中国的革命，其研究侧重于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背景、革命的对象与进攻方向、革命的理论与策略等方面，密切注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向，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给了大力支持但又出了些“馊主意”。
在中苏关系破裂时期，出于政治需要和压力，苏联学者的研究不能客观公正。苏联学者卢金曾说：当时的学术体制是行政集权的严厉控制，坚持独立学术立场的学者受到批判迫害，长期的“非自然选择”造就了一批御用学者，他们只能迎合领导的需要写东西。过去称颂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有巨大贡献的人，后来奉命批判“毛主义的思想基础”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资产阶级沙文主义”，方法是“实用主义”。[1]在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后，他们总结了经验教训，恢复了较为客观的学术态度，后来则侧重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988年出版《邓小平选集》。
日本的中国研究有着文化因缘和地缘优势，日本的研究组织有中国研究所、现代中国学会、东方学会、亚洲政治经济学会、现代亚洲研究会、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支那学、国防问题研究所中国部、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部等。还有许多大学的个人或项目研究，如立命馆大学竹内实、庆应义熟大学石川忠雄、东京工业大学渡边利夫、成蹊大学宇野重昭、东京女子大学天儿慧、立教大学高原明生、大东文化大学近藤邦康、东京外国语大学中岛岭雄、横滨市立大学等。专业刊物有《中国研究》、《现代中国》、《东亚》等。早在70年代竹内实就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集》、《毛泽东补卷》，收录最全，辑文近千篇。80年代太田胜洪等编出《中国共产党最新资料集》，收录了中共11届3中全会到12届3中全会的重要文献。
美国的汉学研究，最初只限于传教士的零散工作，到汉学家马士（1874毕业于哈佛）才比较正规化，他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910-1918出齐）开创了“外交史学”。他认为鸦片战争不是起于鸦片贸易而是要中国“承认国际法”，但作者也有一定自由研究精神，如谴责了焚烧圆明园事件。这一独立研究精神为后来的费正清学派所继承。马士一代学者依据外文资料，主要研究西方在华做了什么，如战争、条约、开埠、贸易、输入文化等事。而到费正清等下一代学者则更多运用中文材料，“向内”研究中国人做了什么回应。此时美国的中国研究并不兴旺，远东研究者不到50人。其后，1925年成立的太平洋关系学会、受到霍尔教育基金700万美元资助的哈佛一燕京学社，大大推动了美国的中国研究。费正清等自由派学者得以在哈佛办系开课培养人才，并强调不干预政治。1948年，成立了更为重视中国政治经济研究的远东协会（1956年易名为亚洲研究协会）。
美国的中国研究，从1950年2月起，遭到麦卡锡主义长达到4年10个月的暴虐，太平洋学会及费正清等“中国通”被搜查、调查、听证、审讯，被撤销免税资格，基金资助枯竭，会员锐减2/3，或失业或移民国外，有的改而研究中国的古代古物，有的只编资料而不著述。费正清等人在这一时期只能埋头于资料之中，1952年编著成550页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文献》(1921-1951)，汇集大部分中共正式文件和党领导人的文章，成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重要工具书。韦慕庭编译了《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日文资料》、《有关中国共产主义的中文资料》、《关于中国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苏联顾问的文件(1918-1927)》。
但是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尤其1955年日内瓦会议后，国际形势缓和，美国国内开始反省过往做法，麦锡卡分子纷纷落选，中国研究全面复兴。由于新中国的崛起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改变了世界政治的格局，因而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生的影响、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日益成为国外中国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从1958到1970年，美国政府和私人基金会给中国研究拨款达7000万美元，比此前的13年增加19倍。1959年成立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10年间资助中国研究项目533个，各地和各大学的中国研究机构达数百个。出版《近代中国》、《当代中国》、《中共研究通讯》、《新中国》、《亚洲研究杂志》、《亚洲历史杂志》、《关心亚洲学者通报》及办在英国的《中国季刊》。最有影响力的是成立于1954年的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其学术组织者费正清被称为“学术企业家”。他能够说服政府支持，能够争取到卡内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基金会等组织的巨额研究经费，能够处理各研究派系的关系，资助学生研究和办刊出书，培养了几百名可以在学术界站立、且占据了近80所大学教职和研究岗位的学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学术王国”。
与以上政治学者、历史学者不同的中国问题研究者，是一群报导现实问题的左翼记者。20世纪30年代，埃德加·斯诺夫妇、史沫莱特、斯特朗来到中国，并冒险进入陕北实地采访考察，向世界公布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手材料。其代表作是1937年由伦敦戈兰公司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轰动了世界，1938年以《西行漫记》为名由复社在中国出版。海伦·斯诺（本名韦尔斯）1939年在纽约双日出版社出版《在红色中国内部》，当年由复社译为中文，以《续西行漫记》为名与中国读者见面。皖南事变前后的封锁解禁之后，1944年又一批西方记者采访“红色中国”，有斯坦、福尔曼及受过费正清史学训练的白修德等。这批记者的研究在美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自由派学者费正清、拉铁摩尔等改变了对中共的看法，并引起罗斯福总统对“红色中国”的关注，几次约斯诺深谈。
中国改革开放后日益崛起的国际地位，改革开放所引起的翻天覆地变化，中国对外开放中向世界提供的大量信息（政府数据、经济资料、媒介渠道、实地考察、人员接触和交流），进一步促使国外中国研究走向前所未有的兴旺发达。其中，邓小平及其理论备受研究者关注。
二、国外学者研究的主要理论模式
一个研究汉学的外国学者说：“以中国为‘目的’（指以中国为研究对象而达到研究者的目的——作者注）的中国学，是以世界为方法来看中国的”。[2]世界是分为国家民族的，所谓“世界方法”最初都是起源于、适合于某一国特殊经验的社会理论及范式方法，因其归纳性较强才被普遍化了。用它们来解释中国的特殊经验事实时，都有可能发生削足适履的问题。不过，无论什么特殊的经验，都没有拒绝具一定普遍性理论范式解释的合法性。局外看山可能是不真切的，但也有作为旁观者之清的一个面相。
此外，西方研究者都有其不同的政治倾向，并且也是受其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左右的，如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就一直追求研究的“客观中立”性，但又公开声称“客观中立的中国研究”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一学者指出影响“客观研究”的政治因素：对中国成就和问题的研究，常常受到中美双边关系、美国国内政治气候、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所以他们自己也反思说：“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并不就是同样关注西方概念中的个人自由、人权和民主，因而这些东西不能成为评价中国情况的公正或准确标准”。[3]
因此，自由派学者总想尽力超脱那种意识形态宣传的歪曲方式，而主张客观主义的研究和超脱的学术立场。他们认为，美国最需要的是“尽可能地得到有关中国的最客观、最全面、也最准确的知识”，[4]而这种政治需要，与超功利的纯学术目的的研究，在对客观性的要求上，是有着一致性的。这也是为什么摒弃意识形态模式而以客观学术研究自诩的费正清史学，何以会成为美国“官学”的原因。
费正清认为应立足于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战略利害关系来研究对方，“通过消除无知、恐惧、猜疑和敌意而取得妥协和相互容忍”，“创造一种感情移入式的对对方理解和思想上的宽容”。他认为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正确方式，就是坚持客观主义的学术研究，他的史学之所以有长久的价值，就在于不屈服于一时的政治之需。在中国“文革”期间，西方普遍“把中国人看成是疯狂的”，“中国无理性”，“毛的不可思议的狂热”，而费正清却认为这是美国人主动扩大接触进行“创造性外交”的机会，次年又提出结束以越南遏制中国的政策。他因此而被右翼势力攻击为“红色中国院外活动集团”。[5]他这样做并不是要迎合政要，他也不知道当时还没当上总统的尼克松会有1972年的中美和解之举，他是坚持他的独立学术立场，他认为独立学术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最好方式。西方自由派学者虽不能真正做到价值中立，但尽力用实证的科学研究方法，这就是费正清中国学的学术价值所在。
下面是西方学者用来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一些主要理论模式。
（一）“冲击—回应”理论分析模式
模式是理论分析框架，实际上“社会规律论”理论方法也是一种研究模式。“冲击—回应”模式，是费正清借鉴汤因比“挑战”理论而创造的分析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方法，影响了西方许多中国研究者。费正清1948年出版其第一部著作《美国与中国》，就是运用这种分析模式的经典。此书认为国共两党斗争的历史格局是由“官僚政治—法律—宗教”三大支柱撑起的“集权传统”在西方入侵的“挑战”下引发的“社会革命”，这是中国文明对东西“两种文明冲突”的回应，而不能看作是美苏对峙的产物。中国在西方冲击下发生现代化运动，只是它的回应太弱，这种回应的结果使中国接受共产主义，这“不是因为没有任何更好的东西可供选择，而是因为共产主义的行为和许诺”更打动他们。中国“对俄美两国来说，都是一个异己的社会，它正在按照它自己的传统和情况发展”。[6]费正清早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前就排除了西方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革命只是莫斯科密谋的产物。他认为中国发展的目标是独立于俄国式的，是瞄准西方现代化的。他的看法在当时独树一帜，后来为中苏论战所部分印证，又前瞻性地为尼克松制订新对华政策准备了理论基础。
1954年费正清、邓嗣禹出版《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年文献通论》，进一步论证中国近代史的进程是起于对西方入侵的“回应”，只是因为西方的学说不足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这才转而采用苏联方式。他认为西方入侵对中国的作用是正面的，他在《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中甚至为这种入侵辩护，认为中外不平等条约是符合国际法的，是把中国带入了现代国际社会，而纠正了中华帝国的狭隘“天下观”和单方面的“古老朝贡制度”；“治外法权”也并非是“外国制度”和“现代文明”强加于中国的，只不过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华夷共治”。
克莱德、比尔斯1966年出的《远东：西方的冲击与东方回应之历史》，就是完全以此分析模式写的，全书的历史材料用来说明一个结论：东亚的革命包括两个运动，第一个是西方生气勃勃的文化向古老东方社会的冲击，第二个运动是汹涌澎湃的回应中出现一个崭新的东亚。而罗兹曼也以此解释说，中国现代化之所以慢于日本，不是由于外来的挑战过大，而是中国做出的回应太软弱，不如日本强烈。回应强烈的日本走上西方道路，而回应软弱的中国才走了苏联道路。[7]
费正清一代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从没有超出依据西方现代性的尺度对中国的发展作历史评判。随着70年代后世界性殖民体系的解体、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主流价值的解构，西方学者对以现代性为依据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现代化叙事”模式进行了反思，开始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叙事”史观，并最终以“多中心”和“无中心”观取代了“西方中心”观。于中国研究而言，则发生了从“现代化叙事”视角向“中国中心观”视角的转变。
（二）传统与现代的“二极对立”模式、现代化理论模式与“西方中心主义”观
这是从社会学借鉴来的理论，首先是斯宾塞、韦伯在研究社会变迁中，概括西方发达社会的特征而抽象出“现代性”的概念，与此对立的则是“前现代性”，即传统性。韦伯以此模式成功地解释了西方社会现代转型与社会变迁的原因，后来他将此“现代化框架”普适化用以解释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变迁。这就发生了三个问题：一是发生了“从事实判断向价值判断的跳跃”，即在事实规定上判断非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方向是“西方化”，又由此而“跳到”价值判断：东方社会一切与西方不同的文化与价值都是“应该死亡的落后传统”；二是发生了“以主观的事实判断代替客观的事实判断”，强构历史材料，编造非西方社会的发展历史是“西方化”的历史，无视东方国家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三是中国历史的连续性被人为断裂，认定现代一定消灭传统，而不知中国的现代一定要留存中国的传统，消灭中国传统无异消灭中国。如韦伯就认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不能转化为现代，只能在现代化过程中死亡。这种西方开的“现代化药方”，只能贻害中国。
由于此理论模式内蕴“西方中心主义”，即“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恰好适应冷战的需要，美国学者大力引入以解释东方，并成为美国学者的意识形态——“西方化就是美国化”。正如蒂普斯所言，两极对立模式是按“靠拢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之制度与价值观念的程度来评定这些民族的进步（程度）”。[8]美国学者则以美国社会及其价值观为历史发展目标，以此“历史目的论”为线索来描述和解释中国历史的发展，则得出中国社会几千年停滞、在“西方化”大变局发生之前没有发生任何重要变化，这在我国学者中影响极大。
（三）“帝国主义论”、“东方学批判”与后现代主义式理论模式
佩克等左派在美国国内声讨越南战争的风暴中，对费正清为代表的自由派学者发动了抨击，认为自由派与右派的争吵无碍于其“官学”的功能，即为官方的帝国主义政策服务。他赞同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西方在殖民地起维护旧秩序、压制进步的反动作用，是使中国陷于不发达的原因。亚洲国家的“经济悲剧”不是因为“经济帝国主义”的投资太少了，而是正是由于“经济帝国主义”的剥削。他认为“普世性的现代化理论”，是阻挡东方国家独立和革命运动的西方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
佩克与费学的分歧，主要是评价西方入侵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问题（前者认为是消极的，后者认定是积极的），而对这种模式的现代化是否可取，二者则是一致的，都是取“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的。
1977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义德发表《东方学》，对存在于东方学研究中的殖民文化、“东方主义”式的思维方式和权力话语方式提出系统的批判：“东方”是欧洲人对东方的无知和偏见而臆想的“神话”，“东方”成为故意制造的“他者”，“东方”作为欧洲人的一种语言建构，打上了欧洲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烙印。“东方”一词的含义，反映了欧洲人对东方“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主观意志，这是一种有意识的、独特的东方观，它提供一种“东方学话语”，以适应欧洲特定文化、民族、政治和经济要求。东方主义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制度——“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他指出东方学学者持有的欧洲启蒙主义意识形态，在对待东方世界时，是将自己视为“理性的、人文主义的”“世界历史的”主体，以普遍理性的名义征服时间和空间。[9]
“东方学批判”从文化的、心理的层面揭示西方学者的不自觉的偏见和狭隘的潜意识，大大加深了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为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美国社会科学史学派等新史学造势，使之渐占主导地位。新史学主张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主张研究长时段而不是鸦片战争这样的突发历史事件；主张以“问题史学”代替“叙述史学”，“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认为一国一族的独特历史不会按照西方的历史规律发展，“现代化宏大叙事”的假大空研究方法要摒弃。
80年代初美国学者保罗·科恩发表《中国历史的发现》，提出“中国中心观”的研究视角。即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再现中国历史，而不是站在西方人以“归化”、“启蒙”的心态来看中国人发展。他认为庞大的中国是有阶级、阶层、地域划分的，要分别作微观的研究。要运用其他学科尤其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来研究中国，包括“移情”研究中国。
但是，尽管“中国中心观”学者从明清社会找出了“新”的社会机制与因素（不再是旧传统功能的扩充），发掘出了王夫之的“近代的强烈的个性色彩”（史景迁、威尔斯《从明到清》）、“中国的卢梭”黄宗羲、“杜威式的美国实用论者”颜渊，来证明中国有“自生现代”的因素，尽量排除“西方挑战—中国回应”模式，但是从中国传统社会内部寻找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解释中，依然存有一个中国要按西方模式发展的先在预定。这种“中国中心观”仍然是依附性的而不是自足的。
就是针对这种不彻底的“中国中心观”，针对“从中国传统社会内部寻找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解释中，依然存有一个中国要按西方模式发展的先在预定”的问题。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黄宗智发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①进一步批判了“现代化叙事”。他在研究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中，发现农业生产中的“过密化”（内卷化）现象，指出中国农业由于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不得不扩大劳动力对土地的投入，结果是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即劳动生产率下降条件下的生产总量增加。他表述为“过密型增长”或“无发展的增长”，这种增长不同于近代经济发展的增长，它不是通过劳动组织的改良、技术进步等结构性变化而实现的。虽然劳动力过分投入也会扩展商品化，但“过密型商品化”与“质变型商品化”不同，前者加强小农经济，后者刺激资本主义发展。
这一历史事实与“规范认识”是矛盾的。“规范认识”指各种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信念，其中最权威的一个“规范信念”，就是斯密认定的“前商品化社会是停滞的，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可是中国明清五百年的商品化蓬勃发展的事实，却使这个“规范信念”失效。西方两种流行的中国史观，一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压力”论，解释中国社会停滞的、治乱循环的原因，得出中国是无发展的历史，非得靠外力打破停滞，这就派生出“西方冲击是中国现代化的动力”论；②一是由斯密的“商品推动力”理论，这个理论面对中国商品化发展的事实，而必须认定中国处于“近代早期”或“资本主义萌芽”，这就推翻了“西方冲击”的外因动力说。
但是斯密与马克思[10]的历史共识是基于英国的经验，西方学者却用来规范中国历史，认为中国或迟或早一定发生西方式现代化，其动力是商品化。他们的研究，不是看“中国发生了什么”，而是规范“中国应当发生什么”。中国学者也基于商品化和雇佣关系的发展，而坚持“资本主义萌芽”论。黄宗智认为存在一条不同于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道路，这就是“广泛性成长”（前近代的只有总量增长而无劳动生产率提高）、“没有发展的商品化”，从而否定了中国可以自发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假设”。而长期以来中外史学界都是根据这种先定的假设，来搜集中国历史材料，以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
中国的历史走向，并非是这种传统的“外因”说和“内因”说可以完全解释的，黄宗智的中国近代研究不从假设出发，而从中国实实在在的经济状况出发，解释了中国未走英式资本主义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部分原因。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前后两个时期是大不相同的。派伊说：“在当代，中国人宣布了一场接一场的‘革命’，但实际上只取得了有限的进步或变化；邓小平虽然声称进行的是‘改革’，然而却带来了一场真正的革命”。[11]
三、国外学者的主要研究方法
（一）文本解读法与比较法
美国自由派、左翼及右翼学者最为关注、争执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定性问题，实质就是它与原典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他们的主要观点有：“异端”说、“一致并发展”说、“翻版”说。三者都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价值判断而属于事实判断，因而只能有一种解释是客观的、正确的。因此他们都采取了文本阐释学方法，都从浩如烟海的马恩列斯毛著作中寻找根据，作比较研究，去寻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原典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点与不同点，寻找继承、发挥与偏离、独创的依据。同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作比较，寻找其中的儒家因素。与苏联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葛兰西、卢卡奇、马尔库塞等）相比较。文本考据的说服力比较强，由此而不断发掘出马克思的早期文本，并理出早期理论与晚年理论的逻辑关系。这种做研究的方法，比之过去苏联体系的国家为一时政治需要而任意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做法，更具学术的严谨性。但他们也存在肢解经典、为我所用而不顾其精神实质的倾向。
（二）早年心理研究法
这种方法立足于一种心理学理论，认为一个人的早年情感经历、早年心理体验和早年形成的思想观点，会在人的一生中发生作用。迈斯纳以此法，竭力追踪毛泽东早年受到的传统文化教育和影响过他的各种思潮，对毛泽东晚年思想发展作出了有说服力的解释。魏斐德的《历史与意志》，也是从考察毛泽东早年的知识环境入手，以解释毛泽东晚年发生的思想变化。此法独辟蹊径，令人耳目一新。
（三）从“行为主义革命”到结构主义方法
70年代流行的是行为主义分析方法，重视个人和群体行为的动因。而对中国政治最具影响力的是领导人的行为和他们之间的政见分歧，尤其是权力斗争，由此来分析中国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利益群体的动向。而到80年代，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被认为更加可取。结构主义方法认为，是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和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反过来影响政治领导人的决策。
（四）“准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
使用这种方法的学者也采用“文本解读比较法”，但与使用这同一方法的自由派学者不同的是，他们的观点是“准马克思主义的”，不相信资本主义是永恒的、不反对人类的未来是社会主义。他们不采用“现代化叙事”和“民族主义为体”的分析方法，而是按照中共“所宣传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标准、“宣称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建设社会主义的”标准来研究。迈斯纳说：“我的目的并不是把这段历史作为对‘现代化’进程的个案研究来加以讨论，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们的目标是使中国既是现代国家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所写的各章中，我宁愿按照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关于马克思主义目标和标准的观点来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把中国共产党人简单地看作‘民族主义者’或‘推进现代化的人物’，既不能公正评价他们的目标和努力，也不能让我们有一个足够高而强有力的判断标准去评估他们的成败。”[12]
对中国的改革，国内发生姓“资”姓“社”的争论，国外也出现“革命后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社会资本主义”等不同提法。德里克认为争议是起于“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与“理论上最终目标”的社会主义的差异。他认为如果远景理想是制约现实政策的一个内在条件，差异就不是问题；如果相反地最终理想对现实政策不起直接作用，“社会主义的含意问题就会突出起来”。他的解决方法是给出一个新名词：“后社会主义”。“后社会主义”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越南特色社会主义”等在内，它具有普遍意义，而不仅仅限于中国。
他说“后社会主义”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指的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而是同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相结合而又不放弃社会主义基本结构、利用资本主义经验而又克服资本主义弊病、争取社会主义的未来理想而又不让其决定当前社会政策的社会主义。“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开放，有更大的选择经济发展手段的灵活性，“通过‘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实现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制约的发展目标”。113]
［收稿日期］2009-05-15
注释：
①1991年刊于《现代中国》杂志第17卷第3期，中国《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译载。
②费正清将中国社会停滞归因于人口激增，何柄棣1959年出《明清人口史论》论1700-1850年的人口爆炸。
说明：凡未加注者，皆引自陈君静：《大洋彼岸的回声——美国中国史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及马启民：《国外邓小平理论研究评析》，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参考文献有《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党史通信》、《理论动态》、《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杂志。有：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近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共党史管窥，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5期；金羽等主编：《海外人士心中的邓小平》，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成龙：《海外邓小平研究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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