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教育城镇化的路径选择——“平原模式”与“柯城模式”浅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式论文,平原论文,城镇化论文,路径论文,农村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迄今为止，教育学界、教育行政界以至不少民众对“农村教育城镇化”心存疑虑，总感觉设想美好，操作困难，理想化成分较浓，离现实距离较远。事实果真如此吗？山东省平原县农村初中“农转非”的实践（姑且称之为“平原模式”）和浙江衢州柯城区名校接管村完小的柯城实验（姑且称之为“柯城模式”）却给出了一个积极的、令人振奋的答案。
一、“平原模式”：农村孩子进城
近几年，山东省平原县也许在全国创造了一个教育奇迹：农村初中全部“农转非”，农村孩子全部进城上初中。一步到位，实现了农村初中以上教育的城镇化。[1]采取这一措施的现实背景主要是因为农村办学条件差，待遇低，农村教师大量流失，继而引发农村学生的大量外流（进城）。据统计，1999年至2004年，平原县乡镇中学教师外流高达213人。优秀教师流失导致农村中学教学质量严重下滑，一半学校不能开设英语、计算机、音乐、美术等课程。每年都有一两千名初中学生千方百计离开乡村中学去城里读书。有些地方向乡镇派教师支教，效果并不理想；要想通过增加投入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又是个漫长过程，远水不解近渴。在此情况下，平原县毅然决定实施“初中进城”，扩大城区中学教学规模，将农村学生全部转向城区中学。为把全县1.8万名农村初中生“农转非”，平原县在城区3所中学基础上，又新建和扩建了2所中学，2008年，农村初中学生全部实现了进城读书。
平原县的做法具有革命性意义：第一，它顺乎潮流民愿，大胆冲破教育法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的限定，创造条件主动满足农村孩子进城读书的需求，因此具有制度革新意义。第二，改变以往“一堵”（不许乡下学生向城里转学）、“二送”（选派城区中学教师轮流下乡任课）、“三撒”（教育经费向乡下各中学撒胡椒面）的习惯性思维方式，把乡下教育的文章城里做，乡下的教育经费往城里花，解决了“乡下中学有地方没学生，城里中学有学生没地方”的矛盾。因此具有思维革命的意义。第三，教育不公，首要的表现为受教育机会的不公；城乡教育差异，首要表现为师资和其他办学硬件的差异。农村初中“农转非”，让农家子弟与城里孩子享受同等教育资源，至少在一县之内，在相当程序上，为“在起点上”消除由城乡差异引带的教育不公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为众多的农村娃圆了入城就读梦。因此，它具有关乎公平、正义的政治革新意义。第四，“农村教育城镇化”可以有多种方式选择，即以人员的流向看，无非是两种：乡村向城镇流（指学生的流向，此即平原县的流动模式）；城镇向乡村流（指教师的流向，此即下文将要介绍的浙江柯城的流动模式）。目标取向却是一致的，都是要让乡村学生分享城镇优质教育资源。倘以农村学生为圆点，则前者属于转移分享（或称异地分享），后者属于就地分享（或称属地分享）。虽然两者各有优长，但在笔者所设定的“农村教育城镇化”概念中，异地分享采取一步到位融入法，拆除了城乡教育的樊篱，彻底瓦解了地域分教体系，更符合概念的本意，也就是说，较而言之，属地分享具有改良意义，转移分享则具有革命意义。
笔者注意到，2008年9月，《中国青年报》、新华网等大媒体对平原县的教育改革事迹报道之后，教育界和社会上似乎并未引起很大反响，这未免有些不太正常。无论赞成也好，反对也罢，必要的争论还是有价值的。但无论如何，平原模式的开创性意义决不可以低估。
二、柯城模式：城区名校下乡
浙江衢州市柯城区地处浙西，是浙江的25个欠发达地区之一，共有中小学79所，学生3.9万余名，其中农村完小15所，学生2900人，占全区小学生总数的10.2％。长期以来，由于优质教育资源向城区聚集、优秀教师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农村完小成了柯城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校舍狭小而陈旧，现代化教学设施缺乏，教师老龄化严重，“音乐、体育、美术、外语、计算机等专任教师近乎零，在全区15所完小中，仅有2名体育和1名英语专任教师”。[2]问题在于，无论怎么调整布局，全区至少有一些地处偏远的完小还将长期存在。因这些学校教育质量、学习环境等远不及城区学校、中心小学，老师不安心，家长不放心。柯城区曾采取一系列措施力图改变局面，如集中投资先改善一乡完小的办学条件，包括对学校的水井、食堂、公寓、厕所、操场的改造，配备电脑房、多媒体教室、钢琴等。同时有计划地选派市区学校“学科带头人”、“省市区级教坛新秀”或“拔尖人才”到农村学校当校长，将城区示范性学校、强校、名校的管理规范、教育理念等带到农村学校，同时开展“城乡结对”、“送教下乡”和“支教农村”等活动，期望推动学校管理模式的转轨。但实践证明，“办学不只是造房子”，“几名支教教师的能量也很有限”。上述努力尽管诚心诚意、扎扎实实，但仍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学校教育的落后面貌。正是基于这样的实践，柯城区出台了一项非同寻常的、足可影响农村学校整体发展的改革举措——城区名校下乡，强校接管弱校的“柯城实验”。
“柯城实验”的基本做法是：
（一）以区教育局名义下文，促成城区名校接管农村完小。实行“一个法人代表，一套领导班子，一所学校，两个校区”的管理模式，以此取代了试验阶段所采用的“一个法人代表，一套领导班子，两所学校，独立核算，独立核编”的运作模式。这意味着，管理方式由托管变为接管，由指导变为融合，由“两张皮”变为“一张皮”。
（二）管理体制由三级变为两级。过去是“教育局管中心小学，中心小学管完小”的三级教育管理体制。“一校两区”改造后变为“教育局管中心小学，完小委托给城市小学管理”的两级管理体制。
（三）教师身份的“城乡无差别”化。对教学资源进行跨城乡整合的同时，将现职的农村教师统一转为与城区教师无身份差别的教育工作者，不再区分城区或农村教师身份。工作在农村，身份在城市。
（四）就农村完小而言，教师、学生与城区学校实现了“同城待遇”。接管农村完小后，使得柯城区小学阶段的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达到95％。有的小学为农村校区定下了“一年规范化，二年标准化，三年城市化”的发展规划。
柯城实验的示范意义主要有三：一是在乡下学校无法撤销、乡村学校教学质量必须提高的条件下，让城区名校下乡，接管弱小的乡村学校，无疑是一种可行的负责任的选择。这种模式不仅在浙西农村受到欢迎，相信对于西部许多边远偏僻县的农村教育都有很好的启发借鉴意义。二是“两张皮不如一张皮”。支教与接管不可同日而语。根本区别在于办学主体的变化。支教或托管，基本上属于帮扶救助性质，无论多么尽心，前提终究是“量力而行”，彼此的界限是清楚的，城区学校一方承担的是有限责任或是道义责任；“接管”却发生了质的变化，它把两校变为一校，只有办学地（校区）的区别，而消除了人、财、物诸项核心要素的区别，实现了质的融合。尽管说，合校后的农村校区教学质量还不可能一下子与城区校区拉平，但从理论上讲，城区学校的优质教学资源有责任、有义务向农村校区流动，农村学校教学质量的改善有望得到体制性保障。三是与“平原模式”相比，“柯城模式”的办学成本相对较低。在此模式下，流动的主体是城区学校的教师及管理人员，而不是大批的乡村学生乃至校舍的搬迁或重建。因此，相对而言，更适合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推行。
三、农村教育城镇化：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城镇化与工业化相伴随，共同构成国家现代化的引擎。城镇化是以农村人口比重下降和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为表征，以产业结构从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社会结构从农业社会构成向城镇社会构成、人类聚居场所从经济空间形态向城镇空间形态的转化为本质的多元演进过程。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镇化速度加快，成就显著。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大约18％增长到2006年的大约44％，28年提高26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93个百分点。特别是近些年我国城镇化进程更是显现加速推进的态势，从1997年到2006年的10年间，城镇化率从30.5％提高到44％，年均提高1.35个百分点，相当于每年平均有1700万人口从农村转向城市。[3]
那么，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对农村教育到底产生哪些影响呢？
（一）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他们的子女渴望随父母进城就读。据全国妇联2008年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万。留守儿童占全国农村儿童的比例达28.29％。[4]父母进城务工，孩子留在乡下，由此引发的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已然成为教育界乃至全社会普遍关心的大问题。占农村儿童1／3至1／4强的留守儿童上学问题，有三种可能的选择：（1）留在乡下学校就近读书，由爷爷奶奶或父母中未外出务工的一位亲人照料生活；（2）随父母到其务工所在城市借读；（3）到户籍所在地的县城借读。由于缺乏可信的统计资料，据已有的研究资料分析推测，目前，第一类情况占绝大多数，即至少有数千万农民工的孩子不能随父母一同进城求学而留守乡下，生活在与父母天各一方、亲情关系疏离、教育要素缺失的成长环境中。留守儿童及其父母当然非常渴望他们能到城市里去接受教育，最好是随父母入城就读，其次是转到户籍所在县城就读。但城市不接纳，自身经济条件不允许，成为他们梦想实现的最大障碍。假如农民工权益得到制度性保障，农民工的收益有稳定增长，同时城市对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采取无门槛、零歧视政策，那么，这几千万留守儿童进城就读实现“教育城镇化”便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从客观上说，留守儿童是当下最需要予以关注的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但同时，他们理应是农村教育城镇化的最先受益者。因为，他们的父母属于横跨城乡的边际人。政府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出发点，应当是千方百计扩大城镇教育资源，打破户籍限制，接纳和留驻农民工孩子在城市上学，而不是继续把他们拴在乡下或轰回乡下！
（二）城乡教育质量的差别及以应试教育为内核的考试制度的存在，牵引着农村孩子决意弃乡入城，背水一战。无可讳言，当下中国，是城市垄断各级各类优质教育资源。不仅如此，事实上，教育的话语权、决策权也集中在城市阶层，因而使得我们的教育政策与主流教育话语更多地带有“城市取向”，“近水楼台先得月”，“城市的世界”率先成为我们教育思考与决策的基础与背景。[5]只有挤入城市教育圈，才有望争得教育盛餐中的一杯羹。城市化的风潮不仅把一批又一批、一茬又一茬土头土脑的农民由乡下裹挟进了城市，也裹挟去了他们及其子女离乡入城改变身份命运的一片希望！城市是教育的中心，城市学校是实现人生理想的希望。在功利主义教育理念盛行的时代，这是城市最诱人的地方，这也是农民和他们的子女坚信不疑的思想逻辑。实际上，“教育移民”或“教育迁徙”的暗流早已在全国各地涌动，几乎蔚然成风。与农村孩子流向城镇这股“明流”不同，这种学生流动有以下特点：（1）成分：以城市居民中的中产阶层及其以上阶层的子女及农民阶层中的富裕阶层子女为主；（2）流向：小城市（镇）向中等城市流，中等城市向大型城市流；由落后地区向文化教育发达地区流；（3）方式：通过面向社会公开报考方式进入城市名校；通过托朋找友关系疏通进入城市重点学校；或先设法调动父母工作或迁转家庭户口而后转校等，为陪读孩子不惜辞去工作的父母也不乏其人。（4）趋势：县（区）瞄地（市），地（市）瞄省城，省会城市作为一省（区）文化教育中心城市，名校（重点高中、初中）招生日见火爆，招生压力越来越大，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社会流动中的这两股学生流——乡村学生向县（区）所在地的中心镇流，小城市学生向中大型城市流，是完全与城镇化发展规律相吻合的一种正向流动。“教育移民”也是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迁移的一种模式。对此，我们只能因势利导顺应之，不可以人为设障阻挠之。事实上，想阻挠也阻挠不了。
（三）乡村教育的萧条，如同乡土社会衰落一样不可逆转，它迫使乡村学生及其家长做出“背井离乡”走向城镇的选择。世界城市化进程曾表现出一个规律性特征，就是城市的繁荣与乡村的衰落几乎是相伴而生，并形成此消彼长的循环态势：城市越是繁荣，流入城市的人口就越多，乡村越是萧条。中国和印度等一些农业人口比重大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正经历着这样一个过程：城市的快速发展似乎是以农村的衰落为代价；而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发达国家，却进入了城市化过程的另一个阶段：“逆城市化运动”或叫“U型转弯潮”——逃离都市灾难，人口向郊区疏散。但这种趋向的发生有个重要前提，即乡村随着城市化的实现而发达起来，城乡差距显著缩小，农村也不是中国意义上的农村。这给我们的启发是城市化的发展阶段是不可逾越的，农村的阶段性以至历史性衰落是难以避免的。因为，城市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发动机。正如斯本格勒所说：“人类所有的伟大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世界史就是人类的城市时代史。”[6]何清涟指出，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之一是小农阶级的消失。马克思曾经预言，工业化将使小农阶级从土地上消失；恩格斯则认为圈地运动使农民从“白银时代”进入“黑铁时代”。马、恩的本义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却把小农阶级的历史命运不幸言中。发达国家由过度城市化而导致城乡差别消失，农业人口的比重已微乎其微；发展中国家却出现城市的畸形繁荣与乡村经济严重衰落并存的景象，小农阶级还没有消失，但小农的命运受到空前挤压，“小农阶级的存在将使中国社会长期处于一种不发达状态之中”。[7]面对这种“阶级困境”，小农的后代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去寻找尽可能好的教育，受教育就是找生路。而这种可以给他们以生存出路的教育，显然不在乡村，而在城市。
四、模式的选择需要激情，更需要理性
如上所述，城市的引力、乡村的推力和升学考试制度的拉力混合在一起，点燃了农村孩子向城市学校靠拢的强烈欲望。问题是：面对蜂拥而至的学生潮，城市的学校准备好了吗？各级地方政府的制度安排构思成熟了吗？是继续以收取高额借读费或强令就近入学而设卡阻拦，还是应乎潮流顺乎民意为其敞开方便之门？这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检验政府有无致力公平、促进和谐、执政为民的诚意。
“平原改革”和“柯城实验”表明，农村教育城镇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对全国各地都具有借鉴和推广价值。
“平原模式”属一步到位法，针对的主要是初中，即以地域迁转、身份转换方式彻底解决农村孩子进城问题，从形式上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农村教育城市化”。推广的难度在于：城区学校扩建中政府财政支持状况、学生及家长对离家寄宿制生活的适应及教育成本分担等问题。尽管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悬殊，一步到位确有困难，这是我们的目标所在，应当坚持不移地走下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对教育动机的研究是制定所有现代教育教策的关键。”[8]那么，“我们”——受教育者、教育者、政府、社会——在对待农村教育问题上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是让农村孩子接受与城市孩子同等的、良好的教育，让农村孩子更早地分享现代城市文明的成果。这便是我们讨论制定加速农村教育城镇化政策的基本依据，也是实现农村中等教育城镇化的最佳路径选择。
“柯城模式”属于就地提高法，针对的主要是农村小学，对西部等其他边、老、少、穷地区具有广泛推广价值。以目前的国情论，全国各地大多数地区既没有让农村小学生进城的能力，也没有这样的打算。在此情况下，与其让学生进城，不如让教师下乡。综合各方面情况看，这是当下实现农村小学教育城镇化的最现实、最可行的方案。
基于“平原模式”，需要政府做以下促进工作：第一，统一规划，集中力量，建成一县教育园区。在充分调研论证基础上，根据县域内现有中学教育资源及未来若干年内适龄学生增长情况，拟定一县（区）中学校数量、规模、布点等方案，并将此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去，并以人大议案的形式予以确认并贯彻落实。其基本目标，就是像山东平原县一样，把一县（区）辖区内所有的农村中学取消，将学生转移到县城镇就读。有条件的县（区）还应将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建设一同列入园区规划。第二，筹措建设资金，新建中学应取高起点、新标准，按照现代化城市中学的建设要求装备设备优化环境。同时设法减免或降低寄宿制学生的生活费用，降低他们的入学就读成本。第三，规划建设廉租房，开辟劳动密集型劳动岗位，为入城陪读族提供租房便利、创造就业机会。目前关于直接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群体的研究相对较多较充分，而对以陪护孩子读书为主要目的，以县（区）为主要落脚地的“陪读族”农民工群体关注不够。这种自发的教育移民者的利益诉求——如住房、兼工、安全保护等等，完全处于自生自灭无人过问的状态，投亲靠友只能解决部分困难而不能解决全部。地方政府应当有所作为。
据报道，青海省计划用3—5年时间建立省级教育园区，预计占地4640亩，投资44亿元，全部建成后将入驻普通高校1所、高职院校3所、中等职业学校4所、民族高级中学2所、民族初级中学1所。其中，3所高职和4所中职将组建为青海省职业教育园区。园区内全日制学生规模将达5万人左右，教学科研人员约8000人、员工人数约4000人。建设经费分别由中央财政藏区项目投入、省级财政投入、学校自筹投入和市场化融资等多渠道筹措解决。[9]青海省的思路及经费筹措办法，对县（区）教育园区建设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基于“柯城模式”，政府可做的工作包括：第一，加大对城区小学的支持力度，把它们打造成名副其实的强校，再通过这些强校，以责任包干形式对口接管乡村弱校，以强代弱，促弱变强。第二，调研论证乡村完全小学合并重组的可能性。整合后的中心小学实行寄宿制办学，由县（区）教育局管理；完全小学可仿效柯城经验，由县（区）城区重点小学结对接管。整合乡村小学的目的，还是为了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考虑到乡村小学过于分散，数量较多，又没有那么多的城区小学送教下乡，一对一帮带，还需要因地制宜。第三，县（区）近郊地区，可根据人口及学校分布情况，依片合并成立中心寄宿制学校，校址直接选在近城之处，一应教学设施及师资配备均可仿城区小学标准配置，让城郊地区的农村学生率先享受“同城待遇”。武汉市洪山区是以城带郊的中心城区，城乡二元结构明显，教育资源配置悬殊。全区共有89所中小学，农村学校就占67所。2007年他们将7所小学合并成一所中心小学寄宿制学校，政府一次性投资400余万元，实现了对校舍的全新改造，从硬件上创造条件，促使城乡孩子同享优质教育资源。[10]其做法亦可资借鉴。
以下是几点简单结论：
1.农村教育城镇化作为城镇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大方向不会变，但方式可以灵活多样，路径可彼此有别，速度可快可慢。浙江柯城、山东平原分别为农村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城镇化提供了示范，对他们的经验有必要作深入研究。
2.农村教育城镇化的最大障碍因素，也许是钱。笔者的建议有二：一是设立农村教育城镇化建设专项资金，由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的教育经费、新农村建设经费等几部分构成，同时可采取市场化方式进行融资。二是转换思维方式，改变经费投向，把用于改善农村办学条件的教育经费集中到城镇去花。只有这种方向性调整，才有望提高资金的有效利用率，为农村教育的变革带来实际好处。
3.农民工子女的入城就读问题，应作为一个专项问题专项研究解决。考虑到农民工跨地区流动的特点，关键是要解决农民工子女随迁的“教育准入”及“融合教育”问题。
4.从长计议，基于中国的村庄正在走向衰落，整个农村趋于萧条的现实，农村居民点的布局恐怕要做出调整，新农村建设规划应着眼未来，不宜凭激情盲目投钱。该合并的可合并，该迁移的迁移，该撂荒的就撂荒。党国英提出未来农村可建“大农村社区”，取消村级管理层次，适当缩小乡镇规模；在乡镇社区试行“民主选举，议政合一，两委合一”制度。[11]总之，寥寥十几户几十口人，一个村庄，还要搞几纵几横，道路硬化改造，建立完全学校，无论怎么说，还是成本太高，问题多多。实际情形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越快，农村人口外流得也越快。第二代农民工大多已没有回老家继续生活居住的打算，事实上，他们也没有了务农的基本技能。这一点也不奇怪，这个情形与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聚集规律是正相吻合的。既然如此，还不如把原本计划花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校舍改造的钱，切出一大块花到城镇相对应的对方去。新农村建设也应按照“投入—产出”核算成本，算经济大账。其中关键性的因素就是农村人口的现存量与流出量。“希望小学”的大量荒弃是个例子，值得认真总结。
收稿日期：2009－0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