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中通货膨胀的社会问题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问题论文,通货膨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通货膨胀条件下，短缺社会的特殊阶层和职业阶层的物质占有差距进一步拉大，这是通货膨胀所引起的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必然结果。这种再分配不仅影响到本期收益，而且影响到积累的消费资产。作为一种结果，这种再分配改变的不仅是家庭消费开支占本期收益的比重，而且也改变了真实消费。所谓真实消费，是指一定时期内已经消费掉的先前累积起来的消费资产，转移消费的价值以及家庭自身从事生产和服务活动的结果。
不幸的是，几乎不可能对真实消费及其在不同社会阶层间正在改变的比率进行估计。因为这种推断只能在残缺不全的信息之中进行。这时，因通货膨胀，家庭收入增加，同时，商品短缺，有钱买不到东西，或物价大幅度上涨。
一、通货膨胀的社会后果
发生在通货膨胀背景下的物质占有差别直接导致了几种消极的社会后果。这已经为我们进行系统分析的几个国家的公众舆论所证实。这些国家包括易帜前的南斯拉夫、波兰和匈牙利。
第一、社会不满情绪增加。社会不满情绪产生的根本原因应该说是在于物质占有的差别。“通常，考察社会矛盾有两个标准：第一个是物质方面的，即财产占有状况，工资收入状况等；第二个是政治方面的，即权力、地位、政治利益、党内资格等。在问卷答案中，61-76%的被调查者强调了物质标准相对于政治决定因素的重要性，一半的答辩者(49-58%)认为政治方面的标准在社会矛盾中不是决定性的因素。”(S.Kwiatrowski,"Copclakow dzieli?"Polityka,1987,No28.)在这种考察报告的基础上（应该说明，我们在这里分析的通货膨胀的消极社会后果，并不是说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固有弊端，而仅仅只是表明，它是在半开放和半抑制通货膨胀下进行管理体制改革时期的基本特征），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社会差别扩大的基本原因与生产方式无关，而与消费方式有关。这是我们在分析经济和社会政治稳定的潜在威胁的时候所必须考虑到的问题。
第二、在高水平的消费中，需求得到低水平的满足。即使消费在增长（虽然改革后期许多国家已经明显地降低了它的增长率），但是，一般家庭的主要看法是“境况正在变坏”，这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即在高水平的通货膨胀下，相关的大部分家庭本期收入中的消费支出绝对地增加了。这部分人物质条件恶化，是因为另一部分人的真实收入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这就是大部分家庭的希望（消费欲望）和希望得到满足的实际程度的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当政治家引证统计数据企图使人民相信“境况正在得到改善”的时候，人民的不满情绪占了上风，他们坚持认为“境况正在恶化”。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悬殊的看法呢？这是因为，一方面，公众首先根据现有的经济条件来评价其支付能力，这样，他们就能比较清楚地感觉到，伴随着每一次通货贬值，其支付能力就降低；另一方面，政治家认为，这种形势对宏观经济部门正在出现的增长倾向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自1983年起，这些国家的国民收入、消费和投资都有了一定比例的增长，但与此同时，货币购买力和汇率却急剧下降了。
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在高水平的消费中，需求得到低水平的满足”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一方面，这是更大的再分配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它是在生活成本提高的主观认知和官方统计度量悬殊的基础上发生的。在高通货膨胀下，后者可能堂而皇之地打着折扣公布消费物价指数，并且恰好已经这么做了。
第三、贪污腐败现象蔓延。当通货膨胀上升时，政府常常要限制其他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工资的增长。当政府部门的实质工资降低时，贪污腐败就会增加。其中一个原因是政府工作人员不愿意让生活标准降低。第二个原因是由于他们感觉到自己没有受到公正的待遇，因而对受贿并不感到有罪。第三个原因是由于贪污腐败的蔓延，能够受到惩处的贪污腐败分子所占比例甚小。以前正直的政府工作人员看到很多同事在受贿，因此，对受贿行为的约束、抑制就会削弱。
第四、公众对经济改革计划的支持下降。根据一些不同社会集团的看法，通货膨胀（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超水平的通货膨胀）是与经济改革同步的。这是因为，在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之初，首先面临的就是经济货币化问题，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如果没有经济的货币化，也就不会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如果没有经济的货币化，也就不会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传统计划经济是一种短缺经济，经济过程是一个非均衡的运行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物价受到严格管制，有钱买不到东西成为普遍现象。当经济改革开始后，能够售出的商品量还没有发生很大变化的时候，经济货币化的过程已经全面展开了，于是过去被压抑的、扭曲的物价构成开始发生变化，并随着经济货币化、市场化的进程不断加速，最终，超越其作用阶段，已经从使国民经济更具有弹性，使绝对不可缺少的适应改革的一系列方法的运用和结构性转化较便利的一种推动力转变为经济改革顺利完成的首要障碍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经济改革计划的支持下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二、政治危机与通货膨胀的相互关系
不断恶化的经济困难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最终导致了政治危机的扩大。公众舆论观察的结果可以用来充分地证实这一点。“一个人的物质利益和经济地位不能得到满足，就会改变同政治制度的关系，对社会秩序的态度，就会模糊其政治信念。政治报告不应该只是同政治现象的判断相联系，因为它们依赖于经济的和社会的事件，依赖于个人的物质条件、个人对未来的信心，以及社会给予个人的机会等。”(S.Kwaitowski,"Copolakow dzieli?"ed,cit.)显然，通货膨胀激化了矛盾，使所有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这就是解决所有问题之前要依赖一个成熟的政策抑制通货膨胀的原因。而抑制通货膨胀要取得好的绩效又是相当困难的，尤其在经济改革过程之中。
将市场机制引入经济过程要求价格制订更具有客观性，要求给予价格在经济活动中自由波动的权力，而只有真正反映产品社会成本和供求均衡的价格才能扮演这一角色。面对部分家庭持有的剩余购买力，也就意味着价格总水平的上升是必然的。在高度集中的传统体制中，对付这种价格行为的决策并不总是使之转化为“通货膨胀冲击”，也并不总是惹起通货膨胀的累积性上升。例如，在1980年的保加利亚，就是这种情况，即使物价总水平在一年内上升了14%，也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螺旋式上升。在一个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经济中，情况刚好相反。在一个逐渐开放的体制条件下，由于经济的商品化和货币化，经济发展处于非均衡状况之中，物价上涨型通货膨胀不可避免。这时，适当的经济政策可以控制通货膨胀的上升幅度，但是，当政治气氛紧张到异常尖锐时，通过执行有效的政策来反通货膨胀是很困难的，尽管这时这样的政策十分必要。波兰1980年代的经历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诚然，改革过程中，经济成就是极其重要的，但不可忽视的，就业问题仍然是一个基本的社会问题。在一个缺乏有效的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要想象一个管制的市场机制如何运行是困难的，改革过程中，劳动力市场没有得到卓有成效的发展，这就已经清楚地预期了通货膨胀的发展结果，因为它促成了国民经济的长期非均衡状态的存在，即总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改革过程中，为了保持某种程度的稳定，各国都不约而同地实行充分就业政策，尽量减少失业。通货膨胀率上升初期，通货膨胀也确实维持和降低了失业率，但在以后，却会出现失业率上升高于通货膨胀率上涨的水平。这是因为：第一、当公众认为明年的通货膨胀水平会高于今年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第二，即使成功地降低了失业，但它却可能降低国内生产总值，因为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率和由此造成的高通货膨胀，会降低经济效率，造成隐形失业；第三、即使通货膨胀提高了国内生产总值，但是，由于不公平地分配所得，造成了不安和无望的心理，又会破坏社会的凝聚力，影响到充分就业政策实行的初衷；第四、通货膨胀一旦发动，要想使它靠经济的自然过程稳定在新的水平上是相当困难的，于是通货膨胀预期悲观，这又回到“第一”的问题。正是如此政府面临的政治问题就是要在与效率原则背道而驰的继续充分就业政策（实际上是过度就业，即存在着隐蔽性失业）和允许有限地开放失业之间作出选择。许多理论工作者认为，后一种选择是一种卓有成效的节约。因为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成本不会比伴随着过度就业而产生的消费品短缺的困扰更大。总之，过度就业与有效供给不足这两种现象是互相依存的。
这样，伴随着经济改革而出现的通货膨胀，不仅激化了经济矛盾，而且使社会政治矛盾更加尖锐。因为发生在各社会集团、阶级、阶层之间的现实利益矛盾加剧了全社会范围的紧张。短缺膨胀条件下的国民收入超分配斗争就提供了一个利益矛盾因此而转化的最完整的例证。这里，必须充分认识到，通过错误的方法，或者在一个错误的时间，试图解决这些矛盾都只能使问题更糟。显然，此时此刻，在这些国家出现的主要观点就是实现政治体制改革，通过公众生活的广泛民主化来表明，政治体制改革将有助于经济环境的适当改善。这一观点继续发展，就是上层建筑要顺应客观条件的变化而进行根本性的变革，这就直接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途径。于是，在我们分析考察的几个国家，爆发了一场巨大而空前的政治地震。
三、改革过程中的通货膨胀对策
有人认为，改革过程中，通货膨胀为加速改革步伐提供了一个契机，也有人认为通货膨胀给改革带来了根本的危险。今天看来，第二种观点是正确的。从各国经验看，在通货膨胀危机爆发的初期，物价的上涨速度明显低于货币发行量的增长，此时通货膨胀对经济产生暂时的刺激，形成虚假的“通货膨胀景气”，但紧接着就会出现加速的物价上涨，货币需求大增，居民开始恐慌，抢购风潮席卷而来，失控的通货膨胀严重扭曲经济运行中的各种关系，使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使改革的成果化为乌有，甚至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因此，在改革过程中，要尽应有的努力慢慢降低通货膨胀的水平（这一办法同通货紧缩主张有很大区别，它强调的不是急刹车，而是“慢慢降低”）。这时，只有一种行为应该在经济政策中受到重视，那就是令人满意地降低物价上涨型通货膨胀的水准和缩小短缺的规模。当然，这里讨论的前提是在改革进程中已经受到短缺膨胀的困扰。
通货膨胀的加剧要求给予工薪阶层以适当的工资物价补贴，但是，改革进程不允许有任何传统因素干扰经济的市场化，它要通过反补贴使价格结构趋于合理。这种“反补贴。在波兰第二阶段经济改革中曾威胁到其占支配地位的工资物价政策。在1982年到1987年的6年时间里，波兰为了改善扭曲的价格结构，在改革过程中实施反补贴政策，物价上涨了近5倍，而价格结构并没有取得比以前更好的均衡，与之相联系的工资和其他收入的结构甚至比变革之前变得更不合理，改革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废除补贴，而在于取得新的经济均衡，工资和物价政策以及经济的和财政的措施的执行都应该服从这一目标。要达到均衡，通过降低通货膨胀率比提高膨胀率要容易得多，其适当的要求是同时降低所有经济人的货币收入率，更进一步，调节货币供给增长率，使之与国民收入的变化真正同步。
当维持渐进式地降低通货膨胀和减少短缺时，对不能激发起效率的有关价格和补贴进行更广泛的变革和限制是完全应该的。问题在于，这些变革和限制要求具有很大差别和非常严格的货币信用政策和财政政策，而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政治上的考虑，由此而产生的问题不能在纯粹经济条件下解决。因为，一个新的管理体系的成功引入不是决定于它的经济吸引力或基于理性的推导，而是取决于真实政治力量对其兴趣的存在。
不过，应该强调，在许多情况下，没有必要大幅度地削减补贴从而对通货膨胀火上浇油。在商品价格弹性非常低或者是我们寻求的消费品已趋于饱和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重要，这时应该引导人们去储蓄。因为基本需求是没有弹性的，而且家庭预算要考虑某项开支是否重要。所以，在高档消费品使用技术条件缺乏或选择没有余地之中存在着大量的储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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