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构建的近代南通社会保障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通论文,近代论文,社会保障体系论文,张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近代化的开拓者之一张謇先生晚年曾这样总结其一生强国富民的实践：“窃謇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謇自乙未（1895）以后，经始实业；辛丑（1907）以后，经始教育，丁未（1907）以后，乃措意于慈善。”[1]（第四卷，P406） 这段文字概括了其实业、教育、慈善三大事业的发展时序。在张謇的言论中从未使用过“社会保障”一词，即使在西方国家最早公开使用也迟至1935年美国颁布《社会保障法》[2]（P6）。但张謇的所说的“慈善”已经具备了为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提供安全保护，促进社会的良性循环和协调发展的社会保障的基本内容。张謇视社会保障为其一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躬行实践体现着求实务实的风范和高尚的人生境界。
一、“王政”理想与“自治”目标
社会保障是指社会成员因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灾害、死亡等因素而生活遇到障碍时，可从国家、社会获得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它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相伴的。在中国古代社会，完善的社会保障是人们追求和憧憬的理想社会的主要内容，《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制度层面，《周礼》中就已记录了周秦时代国家“养万民”的六种保障政策，“一曰慈功，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儒家经典将这种政治理想与国家保障制度概括为“王政”，并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评判标准。
“王政”是儒士出身的张謇的政治理想。张謇曾以养老为例来说明“王政”出现的标志：“盖人必有老，使天下之人，皆得自养其老，是则养老之大者，王政是也。”[1]（第四卷，P341） 他还多次引用《孟子》中“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礼记》中“老幼孤独不得所，大乱之道也”等儒家言论来阐述济贫、赈灾、养老、抚幼的社会保障措施是一个国家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王政”所不可或缺的。在张謇时代，中华民族处在外强入侵、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黑暗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社会保障有着更重要的现实意义，“王政不得行，于是慈善家言补之，于是国家社会之义补之，凡以济政之穷，与政所不能及，通于政焉而已。”[2]（第四卷，P341） 张謇基于对这个“王政不得行”时代的认识，指出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成为“济政之穷”，补充“政所不能及”的重要手段，否则，“失教之民与失养之民”得不到救助，“为国家政治之隐忧者大也”[1]（第四卷，P406）。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最早出现于西方，它是工业化、城市化、近代化的产物，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张謇时代的中国正艰难地进行着现代化起步，对社会保障已提出了客观的需求。在领导南通进行区域现代化的实践时，张謇就已开始关注着西方的社会保障情况。1903年，张謇在日本考察期间，曾至京都盲哑院参观，对“彼无用之民犹养且教之使有用”的做法深有感触[1]（第六卷，P498）。以后他还先后考察过上海徐家汇外国教会所办的育婴堂、安老院，参观过烟台的盲哑学校。1907年他曾以美国人设立斯坦福大学的事例来劝导江苏按察使朱某兴办盲哑学校。1912年，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一次谈话使张謇深受触动并得到具体启发。在谈话中李提摩太“言中国非真能实行普及教育、公共卫生，大兴实业，推广慈善，必不能共和，必不能发达。行此四事，一二十年后，必跻一等国；能行二三事，亦不至落三等国。”[1]（第四卷，P389） 次日张謇就写了《感言之设计》一文， 对李提摩太提出的四件事进行了规划，社会保障方面的规划包括建立养老院、残废院、盲哑学校、贫民工厂等，这些计划在以后的数年中逐步得到了实现。
张謇说：“慈善与国家社会之说之通于政，近世欧美人之言也。”[1]（第四卷，P341） “惟教养二事，在前清时代应归官办，即在欧美国家亦多属公立。”[1]（第四卷，P355—356） 张謇认为完善的社会保障既是传统“王政”标准，又是近世欧美国家的通例，是完善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标志。
张謇社会保障事业的另一思想基础是其地方自治理想。地方自治思想在清末由西方传入，但在中国的实践已失去了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成为中央政府的权威丧失以后经营和建设地方的代名词。张謇在南通领导的近代化运动就是这种“地方自治”的典范，“窃謇抱村落主义，经营地方自治，如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诸端，始发生于謇兄弟一二人，后由各朋好友之赞助，次第兴办，初具规模。”[1]（第四卷，P457） 张謇把“地方自治”概括为实业、教育、 慈善三个方面，他这样阐述三者的关系：“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1]（第四卷，P406） “查地方自治， 以进增社会之能率，弥补人民之缺憾为其职志。而进行之事业，属于积极之充实者，最要为教育，属于消极之救济者，最要为慈善。”[1]（第四卷，P355） 慈善、公益是进行“地方自治”的重要组成。“慈善”的目的是“进增社会之能率，弥补人民之缺憾”，是区别于传统的“善举”、“义行”等施舍、赈济活动的，具有明确的救亡图存、改良社会的近代观念，是其救国理想的重要内容和进行中国近代化开拓实践的重要方面。
根植于传统的儒家“王政”政治伦理，吸收了现代西方社会保障的理论和具体的做法，这使张謇区别于一般慈善家，而以政治家的的眼光来看待社会保障事业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张謇把推行“王政”理想与“地方自治”救国目标结合起来，成为其从事社会保障活动的宗旨。
二、“仁学”本源与“牛马”精神
张謇曾对好友刘厚生说：“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换句话说，没有饭吃的人，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使他能够逐渐提高。这就是号称儒者应尽的本分。”[3]（P251—252） 这是张謇社会保障思想最朴素的表述，也是张謇人生事业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利，使百姓生活有最基本的保障，这是儒学乃至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仁”在现实生活中的准则。
“仁”是以爱人的道德意识和情感为根基，以亲亲之情为出发点，进而推己及人，扩充为社会伦理和道德情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些中国社会普遍推崇的道德风尚，是“仁”的具体表现。“仁”既是一切德性的根源和发端，又是德性的最高境界。“人之心，仁是也。原一己之仁，而施及人人，是之谓人之仁。”[1]（第五卷，P365） “呜乎， 视天下之饥犹己饥，视天下之溺犹己溺，为得位之圣人言之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凡人之欲为仁者言之也。”[1]（第四卷，P363） 张謇认为“仁”与“人”、“道”是同一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特性，从事社会慈善救助活动、举办社会公益事业是人人所应进行的基本道德行为。张謇曾这样教育其子张孝若：“慈善虽与实业、教育有别，然人道之存在此，人格之成在此，亦不可不加意，儿需记之。”[4]（P505—506） 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仁”学是张謇从事社会保障事业的道德本源和内在动力。
张謇屡次反复引用“仁”的学说来说明他从事社会保障事业是人之本性，并以启发他人慈善行为：“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又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此儒者之训也。诸君其有动于中乎？一钱匪少，一万匪多，各尽其力，以行其仁，以自完其为人而已。”[1]（第四卷，P364） 为了谋求更多社会成员对社会保障事业的支持，张謇进一步运用了传统伦理中各种学派的人道理论来鼓动宣传。“若应果报应，道家之求长生者，须积善之功，周人之急，济人之穷；释家云，布施为第一波罗蜜。其言孔多，无事灌灌。”[1]（第四卷，P364） “墨家者流， 以养三老五更为兼爱。”[1]（第四卷，P340） 墨家的“兼爱”、道家的“积善”、 佛教的“布施”之说，传统文化中的种种道德理论均成为张謇进行社会救助与慈善活动的理论依据。
南通的社会保障事业一直面临着经费不足的问题，从1906年开始，张謇鬻字为育婴堂筹资。当时曾计划每季以卖足五百元为止，一年得二千元可够百名儿童一年之用。然而育婴堂因所收婴儿不断增加，负债累累，张謇乃于1909年刊登启事，继续鬻字。1916年后，随着创办的公益慈善事业的不断增加，张謇又发布了《为残废院盲哑学校鬻字启》、《继续鬻字启》，不辞辛劳，以获得更多的经费。1922年，大生企业集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各项慈善公益事业的经费筹集更为困难。年逾古稀的张謇为南通的各项地方事业殚精竭虑、苦苦支撑，并再次在报纸登出《为慈善公益鬻字启》。这次鬻字张謇原定期为一月，每日写两小时。而事实上，张謇的这次鬻字竟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直到1924年九月初一，七十二岁高龄的张謇才最终放下墨笔。张謇不再把书法看成怡情遣性的艺术，而是当作一种普通的劳动技能，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他说：“任何人能助吾慈善公益者，皆可以金钱使用吾之精力”[1]（第四卷，P360），“不论何人，皆可牛马役仆，又可助仆致爱于笃癃无告之人，而勉效地方完全之自治”[1]（第四卷，P352），又说“劳力人固以有劳力处为幸”[1]（第四卷，P557），庆幸自己的书艺也能为社会公益多作一份贡献。
为把南通建设成“一个新世界的雏型”，张謇付出了毕生的心血，成就了丰功伟业。而他为构建南通社会保障体系的种种努力体现着一位伟人高尚的人生境界。早在1904年张察、张謇兄弟分家，在他们的《析产书》中曾以这样的言辞表明二人共同的志愿：“要之此后之皮肉心血，当为世界牺牲，不能复为子孙牛马。”[1]（第四卷，P351） 张謇说过：“下走之为世牛马，终岁无停趾；私以为今日之人，当以劳死，不当以逸生。”[1]（第四卷，P101） “为世牛马”、“为世界牺牲”这是张謇人生观的朴实的表述，也是他躬行实践的人生宗旨。正是有这样的人生追求和精神动力，张謇成就了常人所难以成就的事业。
三、“慈善周遍”与“养教”结合
为推行“王政”理想与实施“地方自治”目标，张謇以悲天悯人情怀和“为世牛马”的自我奉献精神，改变了儒家“述而不作”的作风，并以“得寸则寸”务实风范构建着南通社会保障体系。
开始近代化建设以前，南通的已有数家传统的社会慈善救助机构，如积谷仓、保婴局、恤嫠局、同仁堂等，他们勉强地体现着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职能。张謇早年的慈善活动也是传统的方式，如1895年在家乡海门“举债营先君遗言欲举之家庙、义庄、社仓、石路、石桥”，[1]（第六卷，P854） 努力推动海门县恢复了埋葬无主尸骨的溥善堂；1896年他出资540千文建儒寡会，优恤士族寡妇。在1903年考察日本后，张謇开始关注和仿效西方社会保障事业的形式，创办具有近代形式的慈善事业。[5]
1905年张察、张謇等发起建立新育婴堂，1906年秋在唐闸建成，开办第一年有婴儿305名，至1923年婴儿数增至1300名左右。
1913年，张謇以他在60岁寿辰时所得亲戚朋友的贺礼馈赠，在南通城南建造养老院，后称第一养老院。用款计18221元。1920年张察70岁寿辰时， 亦将所得戚友馈礼在海门长乐镇建造了老老院，后称第二养老院。1922年张謇70岁寿辰时，又建造了第三养老院，建筑费耗资3万余元。三所养老院每院均额定收容男80名、女40名。
1913年5月张謇、张察在南通医学专门学校东南购地11.7亩多兴建医院，至1914年6月竣工，用款2万余元。
1914年8月，张謇在南通县城西门外大码头创办贫民工场，场址40亩，场屋六、七十间，耗资18551元。贫民工场开办资金由两淮盐商捐助，常年经费约一万元多由盐务局及地方筹划。招收人数100名左右。张謇还在东台、十二圩各办了一所平民工厂。
1914年，为救助受害妇女，张謇支持警务长杨懋荣将通州城内南街建“南通济良所”，作为不良妇女和娼妓的收容机构。1915年5月落成。
1913年张謇筹措资金，在狼山北麓购地六亩许兴建狼山盲哑学校，1916年11月开学，设盲、哑两科，以“培养盲哑师资，造就盲哑使其有独立自存之能力”为宗旨，张謇自任盲哑学校首任校长。
1916年2月，张謇在狼山北麓购地六亩许创办残废院，与盲哑学校相毗连。 每年经费约在6000元左右，狼山各庙内均置有残废院的“募捐箱”进行募捐，不足之数则由张謇担负。
同年在南通城西门外将清时的养济院改建成栖流所，收养乞丐。栖流所占地2亩许，用银1300余元。
张謇创办和支持建立的慈善救助机构还有为殁而无所归葬贫穷者提供帮助的义茔，1914年由张察夫人出资6000元在东门外购地建立；旅殡所，张謇于1920年建于城南东寺后；1922年张謇又在垦牧乡划地540亩建立了具有公墓性质的“乡族葬处”。
以上9类15处张謇领导社会慈善与救助机构加上原有的积谷仓、保婴局、恤嫠局、同仁堂及他人所办游民工厂等处机构，构成了近代南通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与南通的各项社会事业的共同发展，为南通奠定了一个现代城市的基础。
张謇社会保障事业的特点是“养教”结合，即是把救助济困活动和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劳动者结合起来。在新育婴堂中规设幼稚园、初等小学及手工传习所，十岁以上即量其所能而教之，使成人后能自谋生业。贫民工场教授贫民子弟各种手工工艺，使其能独立谋生，工徒毕业后在工场义务工作一年便可外出就业。济良所对收容入所女子施以教育，学习科目有国文、算学等基础知识和手工技术课，并授伦理学来指导其人生处世。栖流所收养者“日作粗工”，并“习有小艺”，使其有自食其力的能力。盲哑学校培养了许多有技能的劳动者，毕业生中有受聘于商务印书馆等书局工作。在1929年西湖博览会上，学校提供的58件参展展品大受中外人士称道。
现代社会保障的主体应是国家和政府，并借助全社会的力量，通过国家立法强制，从而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一种责任和制度。张謇以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不断呼吁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支持，1912年张謇就对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预算报告提出意见，希望政府增加“善举费”[1]（第一卷，P230）。在创建新育婴堂时，张謇争取的官方拨款占建造费的1/4，并有常年6000元的官款资助；三所贫民工厂是张謇利用其两淮盐政总理的职权拨盐运司6万余元建立；1914 年张謇向袁世凯政府申请开发泰县境内荡地15万亩作为“南通教育慈善基本产”，很快获准。[1]（第六卷，P702） 但从总体而言，在当时中国政府不能承担起社会保障的责任，“今人民痛苦极矣。求援于政府，政府顽固如此；求援于社会，社会腐败如彼。然则直接解救人民之痛苦，舍自治岂有他哉！”[1]（第四卷，P439） 在此情况下，张謇兄弟及所领导的大生企业集团是南通社会保障事业投资兴办的主体。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同仁泰盐业公司、广生油厂、资生铁冶厂等企业的历年帐略中均有“善举”一项固定支出，有估计这种慈善性支出在这些企业的年度支出总额中平均占有近1％[6]（P742）。仅大生一厂1900年—1922年的“善举酬应”支出达354710.6规元两，另还有对育婴堂的资助13901.6规元两[7]（P158—158）。
张謇个人为慈善事业的个人出资，难有确切的统计。1925年，张謇在给大生纱厂股东会的建议书中谈到他对教育、慈善等事业的资助，除纺织专门学校和通州师范外，他和叔兄每年承担的费用为：教育事项58440元，慈善事项22560元，公益事项4080元，总计达85080元。二十余年来，“除謇自用于地方及他处教育、慈善、公益可记者一百五十余万外，合叔兄所用已二百余万，謇单独负债又八九十万余元。”[1]（第三卷，P111—112） 资助的金额是非常大的。
四、余论
南通近代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是在1906至1922年这十多年时间中构建出来的，与南通的社会经济发展同步。1922年，日本人驹井德三考察南通后曾这样评论张謇“表面以分头于实业、交通、水利之标榜，里面则醉心于教育慈善事业之振兴。”[8]（P9） 张謇晚年在构建南通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做付出的努力是绝不亚于实业、教育等其它方面的。
从社会保障的历史进程而言，一般将是否出现社会保障立法为标志划分为传统社会保障和现代社会保障两个阶段[9]（P2）， 南通近代社会保障体系是张謇及所领导的企业和社会为主体兴办的。由于没有国家政府的主办、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和充足的财政支持，社会保障在实施上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稳定性，对此张謇晚年也不无担忧地说道：“在今日已有力小任重之虑，在将来更不免人亡政息之忧”[1]（第四卷，P407）。在内容上，各类社会保障实体仍然是一种以济困扶危为主要内容的救助事业，现代社会保障所应具有的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制度尚不能涉及。因此南通近代社会保障体系没有达到现代社会保障所应具有的以法律确定、国家举办并承担责任、覆盖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保障需求，仍处于传统社会保障阶段。
但是作为“地方自治”的重要组成，南通的社会保障体系学习了西方社会保障的形式和内容，设立了一大批的社会救助、优待和抚恤的机构，门类齐全，涉及面广，对因年老、失怙、伤残、失业、疾病、死亡等无助人群实施了较大范围的救助举措，无论在规模上或形式上已与南通原有慈善设施不可同日而语。南通的社会保障事业是张謇带动下的南通社会的自觉追求，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社会的责任，并以促进社会改良和社会发展为目的，这与施舍式的慈善活动有着本质区别。
由于南通的社会保障事业的门类较为齐全，特别是最需救助的社会成员的生活得到了保障，南通社会一度出现了国内罕见的安定祥和局面，给中外游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美国的流浪汉、欧洲的醉鬼、中国的乞丐，这些街头熟悉的身影和其它令人不快的事情在南通州是没有的。这里的工厂、农垦工程、公路建设项目有效的吸引了所有的劳动力，而余下的老弱病残则被张謇帮助设立的慈善机构很好的照顾起来了。”[10]（P65） 张謇也曾多次自豪地说：“南通县者，固国家领土一千七百余县之一，而省辖六十余县之一也。以地方自治实业教育慈善公益各种事业发达，部省调查之员，中外考查之士，目为模范县。”[1]（第四卷，P434、436） 张謇领导构建的南通近代社会保障体系，促进了社会的良性循环和协调发展，体现了社会保障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并成为南通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封建县城转变为外国友人目中的“中国的人间天堂”的重要标志[10]（P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