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环境税与可持续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论文,经济增长论文,生态环境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298(2010)04-0033-08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走着一条粗放式经济增长的路子，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十分严重。据国家发改委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GDP增长了十多倍，而矿产资源的消耗却增长了40多倍。我们的经济奇迹是以巨大的生态破坏为代价造就的。从“十五”以来，政府也逐步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严峻性，并出台了一些环境政策。“十一五”又提出节能减排的目标，但从目前情况看，政策的效果非常有限，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的恶化问题。
在生态环境问题中，外部性理论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人类经济行为与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人类经济行为的外部性问题。因而根本性解决生态恶化问题，必然绕不过外部性问题内部化这一道门槛。一些发达国家已经通过环境税这一手段来实施污染的内部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来看，我国要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用开征环境税的方法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也是一个必然选择。
一 文献回顾
尽管对于生态资源与经济增长问题的关注，早在马尔萨斯时代就已开始，但真正成为焦点，并被系统地研究则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Pigou(1928)[1]在其《公共财政研究》一文里对环境污染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了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外部性的问题，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庇古税，并成为后来这一领域研究的基础。在其后的40年里，这一领域的问题似乎并没有引起学者们太多的关注。直到上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爆发，以Meadows(1972)[2]为代表的罗马俱乐部提出了“增长极限论”，重新使学者们燃起了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热情。以Stiglitz(1974)[3]，Solow(1974)[4]，Garge(1978)[5]，Dasgupta和Heal(1979)[6]等为代表的学者们，对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他们在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框架中引入自然资源变量，讨论了在自然资源约束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他们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即在自然资源存量一定的条件下，人均产出也能长期保持正的增长。他们认为在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本可以相互替代的情况下，技术进步的作用最终将使人类摆脱自然资源的束缚。
虽然，Stiglitz等人[3][4][5][6]的研究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是，质疑之声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首先是，外生技术的假定并没有为我们揭示出是什么动力、以什么样的路径来保证我们的技术始终能够完全地消除资源的约束？其次，这些研究都仅仅对生态资源的生产功能进行了探讨。事实上，除此以外，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可能带给人类的利益更为巨大。如果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受到严重损害，可能地球上的生物都难以存活，更不用谈经济增长了。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来，以Romer(1986)[7]，Lucas(1988)[8]和Grossman(1991)[9]等人为代表构建的内生增长模型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更为先进的分析工具。同时，随着人们对生态系统认识的深入，学者们开始在模型中引入环境变量和污染因素。Gradus和Smulders(1993)[10]成为这一方面的开创者。他们把环境因素分别引入了新古典模型和内生模型中，比较考察了环境在这两类模型中的约束作用，得出污染控制下的经济增长要小于没有污染控制的增长率。其后，他们在1996年又建立了一个将减污技术内生化的经济增长模型来探索环保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Bovenberg和Mooij(1997)[11]将企业污染排放和治污投入引入生产函数，就最优环境税问题进行了求解，认为环境税在降低环境破坏的同时，也会成为降低经济增长的因素。Harrington(2005)[12]在其内生增长模型中设想了一个节约型资本，指出在环境质量偏好提高和对节约型资本投资的激励政策能够导致非递减的环境质量和均衡增长。
国内研究方面，范金和陈锡康(2000)[13]通过引入环保意识和污染税的外生模型，认为环保意识和污染税有利于消费的增加，但不利于资本的积累。王海建(2000)[14]指出人力资本增长率与资源投入增长率之比大于资源与人力资本产出弹性之比，并且消费跨期替代弹性小于1时，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彭水军和包群(2006)[15]把不可再生资源引入生产函数，认为如果经济中有足够的人力资本积累以及较高的R&D产出效率，从而具有有效的研发创新活动，是可以克服自然资源的稀缺和不断耗竭、非熟练劳动人口增长以及消费者相对缺乏耐心等问题，从而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刘凤良和吕志华(2009)[16]对我国的最优环境税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在开征环境税的基础上，提高居民环境偏好程度能够改善环境质量，也能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
以上的研究为后来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其一，在模型中常常把污染视为一个外生变量，没有把污染和人类生产行为的内在关系通过函数的形式纳入到模型中。其二，基本都忽视了环境政策对于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在内生技术进步模型中也只是把技术处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的函数，没有考虑环境政策的影响。本文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改进，试图把生态环境作为一个参与生产的要素纳入生产函数，构建一个内生的经济增长模型，同时引入环境政策变量，研究环境政策对生态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 模型描述
(一)物质产品生产和积累
生态环境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人类的生产过程中。一是直接方式，生态系统为生产提供的各种自然资源，如，水、土地、木材，以及各种矿产资源等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共同作用形成人们所需的各种商品。二是间接方式，生态环境的质量，如气候、水土质量、空气质量，以及生态平衡系统等的变化，最终都通过影响人类生产的效率而起到促进或制约经济生活的作用。生态环境参与生产的这两种方式中，直接方式事实上体现为一种数量指标，即一定数量的自然资源投入产生相应数量的产量；间接方式实际上体现为一种质量指标，即一定的环境质量支持了相应的生产效率。虽然对于生产作用的途径不一样，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即都最终以实现产量的大小来衡量。所以，本文模型中并不严格区分生态环境是以数量指标还是以质量指标进入函数。把劳动力数量标准化为1，构建规模报酬
δ是总资本的折旧率。
(二)技术研发
一般的内生模型中，都把技术进步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存量等的函数，没有考虑环境政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Ashford(1985)[17]，Lanjouw和Mody(1993)[18]等的研究成果发现，严厉的环保政策会引发环保技术的巨大进步。因此，我们在借鉴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对知识生产函数做了重要修改。把环境税率作为环境政策的代理变量，用以表示环境政策对技术研发的推动作用。环境税的作用基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污染内部化的一种手段。在开征了环境税的情形下，生产部门在生产过程中导致的每一单位污染都必须缴纳一定比例的税，作为代表性企业生产过程中对生态环境导致的负外部性的一种补偿，是企业生产污染的成本，环境税率的值越大，企业的污染成本也就越高，因而促使企业提高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寻求物质产品生产和污染生产之间的平衡。并激发代表性企业对节能减排技术研发投入的动力。另一方面，政府可以把征得的环境税用于投入污染治理技术的开发，促进污染治理技术的发展。因此，从以上两方面来看，我们认为环保技术研发的参与人不仅仅有代表性企业，还有政府部门的作用十分重要。环境税率的大小完全可以反映整个社会(包括企业和政府)对于环保技术的投入水平。
(三)生态系统
我们知道，生态系统本身具有自我循环的再生能力，只要人类的干预活动没有超出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生态系统本身就能够进行良好的发展。如果这种自我修复的功能因为人类活动而遭到严重破坏，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就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生态环境的逐步恶化。Musu和Lines(1995)[19]，Chen，Lai和Shieh(2003)[20]，Fullerton和Kim(2006)[21]等人在其研究中均把生态环境的这一特征纳入到了经济增长模型中，建立了环境质量的动态方程。但他们都没有把涉及环境的污染问题与人类的生产活动直接挂钩。事实上，造成生态破坏的环境污染绝大部分是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有鉴于此，本文在吸取他们的核心思想基础上，对生态环境的动态方程进行修改。把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水平看作是物质产品生产的函数，即，
可以得到：
因此，有推论2：在最优增长路径上，环境税率对于环保知识的增长具有正的效应，这意味着进一步提高环境税率能够促进技术进步的进一步提高。其力度取决于ρ、ε、σ、β等参数。
ρ提高，意味着时间贴现率增大，消费者更愿意增加当前的消费，而减少未来消费。这种行为将导致现期产出水平提高，进而导致生态环境破坏加剧。依据前文的设定：政府部门随时根据生态环境状况来调整环境税率，因此，环境税率提高，一方面由于企业的环境成本增加，促使其加大对环保技术研发的投入；另一方面，政府有更多的税收用于投入到污染治理技术的开发中。由于知识产品不同于物质产品，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的特点，即随着知识积累量越多，对新知识开发的效用越大。所以，
对于技术进步的作用也越大。
ε增大，反映了产品生产部门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其对环保技术研发的作用机理和ρ相似。
β是环保技术的产出弹性，当β更大的时候，表示A的边际产出更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冲由于提高而带来的边际成本。β越大，承受由变动所带来的成本冲击的能力也就越大，相应地，寻求技术创新来消化成本上升的动力弱化。因此，β的取值对技术进步的作用也是负的。
3.资本利率、可持续增长与环境税。分析(17)、(18)式，可以得出推论3：环境税的开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总资本的边际报酬水平，因而可能会通过影响资本的积累，减少经济增长中的资本投入，而形成对可持续经济增长速度的制约。
四 结论与政策含义
1.通过对本文所构建的模型求解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与Bovenberg和Mooij(1997)[11]的研究相似的结论：在一个考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系统中，环境污染的内部化措施或严厉的环境政策对生态环境改善起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可能成为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因素。但是，环保政策对经济的这种负面作用至少可以通过两个渠道来弱化，甚至全部化解。其一，依赖技术进步的途径。一方面，严厉的环保政策通过利益传导机制能够有效地促进私人部门的技术研发效率，这反过来弱化了环保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加大对技术研发的资金支持、政策扶持的力度，提高技术研发从资金投入到形成生产力全过程的转化效率，从而提高技术进步速度以维持经济增长。这或许是人类在未来保持可持续发展所能依靠的根本途径。其二，依靠强化环保意识的途径。强化环保意识有助于改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节约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不仅能有效改善环境质量，而且能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这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2.执行严厉的环保政策虽然可能带来对经济增长率的不利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却可以提高社会的总福利水平。这在传统的经济理论框架下是难以理解的。传统的观点认为物质资本积累速度减缓意味着长期福利水平的降低。这种思想的根源在于传统模型只注重物质资本对于经济的贡献作用，而忽视了生态资本对于人类福利的影响。事实上，生态环境对人类福利的影响是巨大的、潜在的，我们现在所奉行的物质至上主义思想，导致我们以牺牲环境所带给人类的福利来换取物质上的满足，这样持续下去必然带来灭顶之灾。如果恰当的环境政策能阻止这种情况的延续，使得生态资本带来的边际福利增长大于因物质资本积累减少所导致的边际福利降低时，无疑会从长期带来人类总福利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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