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语文教学研究相关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学研究论文,几个问题论文,语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文与特定的文化、历史、人群的传承、延续、生活息息相关，语文教学在以教学为中心的学校教育中是最具有基础性的教学。语文教学研究应该有极宽泛的拓展空间，它还可以解释一些更实在的教育甚至不只是教育的问题。 一、当代何以出不了大师 近年来常有人疑问“民国时期何以出现那么多大师”，这与前些年有人疑问“当代何以出不了大师”是同一个问题。提这样的疑问，有些浮躁，这不只是因为真正的大师从不自认为是大师，还因为撇开大师的学术，如此关注大师的名号，终究也是出不了大师的。但果真要研究这个疑问，从大师拥有的学问来分析，会比较实在，如果这样分析，不同的语文教学就可能与这个疑问有些关系。而以这个疑问来审度语文教学，还可能帮助我们思考语文教学的价值，也思考它所存在的问题与缺失。 民国时期的大师，许多人都拥有中西贯通的学问，即所谓学贯中西。他们不仅有进新学堂、赴海外留学的经历，还有自蒙学起始的深厚的国学功底。而国学功底缘于他们曾经的读经经历，读经经历则与他们曾经的传统语文教学有些关系。 无论是读经经历还是传统语文教学，在百年以来的历史演进中，它们的遭遇主要是被批判和被贬抑。起初的批判或贬抑，几乎就是新文化、现代语文、现代语文教学创生的基础，后来的批判或贬抑，则是发展新文化、建构普及民众的现代语文、现代语文教学的依据。如今的批判或贬抑，已经与基础、依据都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了，它们也就几乎成了一种过时的应该淘汰的符号。在这个过程中，大师们的读经经历和他们曾经的传统语文教学，常常被解释为他们曾经的约束或桎梏，许多大师就是挣脱了约束或桎梏，而后才成为大师的。但值得质疑的是，这样解释，是否还承认大师们学贯中西的知识结构？是否会消解这样的知识结构中的“中”？说得直白些，大师们是否也曾获益于他们的读经经历和传统语文教学？ 当代学者们进的都是“新学堂”，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有赴海外留学的经历，他们的西学学养也与时俱进。他们与以往的大师相比较，是否欠缺了学贯中西的“中”？这种欠缺诚然不能以读经经历和传统语文教学来解释，不能简单地以国学功底深浅作依据，但是否可以用读书经历和语文素养来解释，用人文社会科学的功底深浅作依据？无论如何，如今的许多杰出学人与大师相比较，其学贯中西的“中”字，都是缺憾，他们的读书经历和语文素养的确称不上学贯中西，他们是否正是因此才与大师无缘的？ 我们不能就以此来质疑语文教学，但依然可以认为，语文教学在杰出学人的学贯中西的“中”字上可以有所作为。研究那些语文成绩优良而人文素养欠缺的学生，我们就应该能发现语文教学的弊端，而研究如莫言之类的杰出学人，也应该能发现些语文教学的价值。 或许人们会说，民国时期的大师，许多是自然科学或者数学大师。的确，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两院院士，他们显然不是人们疑问“当代何以出不了大师”的大师。 但这些大师几乎也都是学贯中西、国学功底深厚的，只是他们厚重的人文素养遮蔽于自然科学的或数学的骄人成就，往往不那么显赫。但在他们著作论文的篇章文字之间，在他们为著作写的随笔一样的自序或后记之中，或者就在他们偶尔为之的节庆抒怀的诗词歌赋、题词书法中，总能感受到让人赞叹不已的厚重的人文素养。我们是否研究过，如此的学问究竟是如何养成的？更值得重视的是，大师们几乎都拥有殷切关注民族国家的博大胸襟，都拥有悲天悯人的殷殷情怀和谦逊质朴的学术人格，他们鲜有高调张扬的，只在举手投足之间就能尽显大师风范。我们是否研究过，这样的风范究竟是如何修炼的？ 比较而言，如今的自然科学或数学领域里的杰出学人，究竟欠缺了些什么？如果我们下意识地感到他们还不足以被尊称为大师的话，如果这种感受不是依据他们的年龄轻或者阅历浅，是否正是因为感受不到其大师的学问和风范？感受不到其大师的文采、胸襟、情怀、学术人格？这是否与他们缺乏文理兼容的学问，缺少文人特有的精神气质有关？他们是否欠缺了源于人文的责任心与德性的修炼？这或许与他们的语文教学不直接相关，他们中的年轻人，在“应试教育”的残酷竞争中一路走来，从来也不可能回避语文考试，但他们的欠缺必定与人文素养单薄有关，与语文教学的弊端有关，与语文教学不作为有关。 或许人们还会说，民国时期的大师，许多就是国学大师，他们中的有些人就是倡导新文化和现代语文、批判传统文化和传统语文的现代语文大师。 的确，许多大师对传统文化和传统语文都曾进行过犀利、冷峻的批判，与他们的批判相比较，如今的批判可能还温和了许多。但是，这里的不一样的批判，是否也能看出传统文化和传统语文的印迹？凡批判必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原因，但是否也有些教育和教学的缘由？我以为当年的大师们的批判，有个重要的共同特点，他们都是亲历者的批判，深知者的批判。这样的批判必然潜隐着一种机理，这就是亲历、深知的批判者，可能曾以某种方式获益于他所批判的。换句话说，传统文化和传统语文可能是大师们批判传统文化和传统语文的基础。譬如鲁迅先生能从经典里读到“吃人”，这是他的文化觉悟，但他的如此的觉悟，离不开那些他亲历、深知的经典。知之深才可能批判得深，无知的批判是肤浅的批判。 无论是犀利、冷峻的批判，还是温和、继承的批判，缺失了传统文化和传统语文的基础，就无缘成就大师的批判。所以“当代何以出不了大师”，即使从文化批判、语文批判的角度来审视，也与传统文化和传统语文基础相关。如今的许多批判文字，遮不住传统文化和传统语文基础的单薄，就难免肤浅，如果就以批判自己的文化为时尚，以生吞活剥来的一鳞半爪的西学为利器，试图批判传统文化和传统语文，也难以奏效。其实现代语文中的许多经典名篇的作者，也是拥有传统文化和传统语文基础的，他们的作品，培养着现代语文人，但许多现代语文人却漠视了生成这些经典名篇的土壤。当人们在季羡林、任继愈先生离去之后慨叹中国结束了有大师的时代的时候，依然没能觉悟，大师们何以成为大师。 二、科学与人文孰轻孰重 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人文精神，在彼岸的神与此岸的人的冲突中觉醒，所以那时候的科学精神就是一种人文精神。但后来自然科学强势崛起，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演进为相向对峙的两样精神了。如今我们在高中教育阶段实施文理分科，显然是为着高考的便利，而不是为着培养人才，因为它助长了科学与人文的对峙，把它们胁迫成了重理轻文的选择。许多学生重理轻文，仿佛科学精神可以撇开人文精神，做人也无须知书达理了，或者，如今只需知科学之书达科学之理，而无需知修身养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理了？ 讨论科学与人文孰轻孰重，这与语文教学有什么关系？语文、历史、政治等学科在人的发展中有什么价值？语文教学、人文学科课程的教学是否挖掘出了这些价值？ 赞科夫的教学与发展理论中，有个“一般发展”的命题，认为一般发展不只是智力发展，主张普适的教学发展价值，而不只是特殊的智力发展价值。我们如果以发展的宗旨看语文、看人文学科课程的教学，它们是否也有普适的“一般发展”价值？语文教学的人文性是否就是这样的价值？人文学科课程的教学是否都有这样的价值？孔子学说中，有个“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的命题。这里的德与言的关系，让我们懂得了仁德的价值。我们的某些名校培养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否是忽视了这样的价值？而我们的许多薄弱学校的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都很优秀，他们被薄弱，是否也是忽视了这样的价值？ 不论语文的一般发展价值，只论它的科学发展价值，钱伟长先生1930年考清华，唯有国语、历史两科考满分的事实，也值得深思。如今教育中的功利主义盛行，这让人们的价值判断简单化了，所以才会拒绝把语文与科学相提并论。说得宽泛些，如今的“应试教育”像一道法力无边的魔咒，把人们的心智桎梏得狭隘甚至萎缩了，它让人们漠视人之为人所必需的劳动，教育之为教育所必需的体育，智育之为智育所必需的德育、美育，迫胁着人们在“科学与人文孰轻孰重”中进行选择，这样的选择究竟会让我们失去些什么？ 钱伟长先生的考试，提出了许多科学与人文之间关系的问题：国语和历史的学问与科学家研究的科学有何关系？它们在科学研究中有何特殊价值？这两种学问是通过何种教学获得的，这种教学与科学教学有何不同的奥妙？这里的特殊价值和教学奥妙是否值得语文教学研究？那些致力打造科技精英却鄙薄其人文素养的人，从中该觉悟些什么？ 语文教学的价值显然不只是语文，依照今天的说法，它至少也遵循文以载道、文道合一的规律，具有教书育人的价值。这样的价值属于人文，它与科学有什么关系？ 追溯过往的做法，我们的传统教育就很看重这样的价值。譬如在旧时的启蒙教育学校私塾里，就特别看重教书的育人价值。私塾应该属于新学堂之前的基础教育，也是新学堂之后还在许多地方延续过的教育。私塾里的主要课程是读经，读经的学问主要是人文学科的学问、传统语文的学问，它与新学堂里设置的新课程比较，绝没有“科学与人文孰轻孰重”的纠结。但私塾与读经曾经创造过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读过三五年私塾的人，仿佛就称得上是知书达理的小知识分子、文化人了。在许多偏远的山村、乡镇，至今还能见到一些曾经读过三五年私塾的老者，他们因为知书达理，往往都拥有尊严的权威。 私塾与读经还曾经创造过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读过三五年私塾的人，仿佛就有了让人放心的基础素质，他们就能进新学堂、进中学。民国时期的许多大师，就是读过三五年私塾之后进新学堂读中学的，他们没有如今的重点小学里的那些煞费苦心的基础，没有如今幼儿园里的“小学化”训练，更谈不上如今到处炒作的早教甚至胎教，他们凭什么就能适应新学堂里的中学课程？而钱伟长先生的考试更加耐人寻味，他凭什么能在几乎没有理科基础、外语基础的情况下，考进大学而且能由文科转攻理科？四年后能以优异的成绩留学海外攻读物理学硕士，而且短期内就能获得硕士学位？这是否也值得语文教学研究？ 以科学与人文孰轻孰重来讨论语文教学，这可能能帮助我们考察如今基础教育中的学科偏见。这种学科偏见直接导致了偏科，偏科制造了一种荒唐的人才观：一流的人才学理科，二流的人才学文科，文理都学不成就学艺术、学体育、学职业技术，等等。 一位学者考察美国的基础教育，他说他印象最深的是美国教师评价学生。他说他们并不特别看重哪门学科，文科或者理科，智育学科或者体育、劳动、社会公益活动，任何学科的优秀都是一样的优秀。这样的评价，显然不只是局限在科学与人文孰轻孰重上，而是拓展到人的完整性发展，人的终身教育的完整性基础上了。相比之下，我们的基础教育，舍得身体舍得德性舍得人之为人的劳动，理由只是它们不考试。就考试而言，我们的基础教育舍得文科或舍得理科，理由只是它们的考试权重有区别。在这样作茧自缚式的选择下，我们舍弃的可能正是人的终身教育的完整性基础。这已经不是就科学与人文孰轻孰重来讨论语文教学，而是就终身教育的完整性基础讨论语文教学了。 三、不同学科教学的特殊性 不同学科的特殊性是个共识问题，但不同学科教学的特殊性，还较少有意义的研究。如果说前面讨论的问题，是从语文教学研究的拓展空间着眼，是与语文教学研究相关的宽泛界域里的问题的话，那么以下提出的问题就是从语文教学研究的学科特色着眼，是与语文教学研究相关的特殊界域里的问题。张传宗先生的《语文教学应从学科理论出发进行科学创新的改革》，[1]关怀语文学科的基本性质和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启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而思考这个问题，需要进行不同层次的比较研究。 语文教学源远流长，如果说人之为人的直立行走、使用劳动工具，必然与朴素的体育教学、劳动教学相关的话，那么人之为人的有语言，就与朴素的语文教学相关。而有语言有思维有独特的精神世界，就有马克思所说的“智育”这个教育范畴。 如果说教学永远具有教育性，让不同学科的教学有了共同的育人觉悟，那么学校教育以教学为中心，是否需要关注不同学科教学的特殊性？语文教学很容易在与体育教学、劳动教学的比较中找到自己的特殊性，但是它与智育范畴各学科的教学比较有哪些特殊性？有哪些值得研究的问题？至少，在科学与人文的比较层次，语文教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数学等学科的教学。在人文与人文的比较层次，语文教学不同于政治思想道德、历史、哲学乃至艺术等学科的教学。在语文与语文的比较层次，中国语文教学不同于外国语文教学。 在这样粗线条的层次比较里，科学与人文的比较最为明显。前面我们已经从孰轻孰重的视域讨论过这个问题了，从学科教学的视域，还可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在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实践中，就能发现忽视不同学科教学特殊性的问题。如发现教学、探究教学、创造教学等理科教学的模式、方法，被直接用来改革语文教学，就是这样的问题。 这类模式、方法之于理科教学，既有人类已经知晓的结果，也有人类已经尝试并且验证了的过程，因此就可以把获得知识作为学会思考的附属目标。而语文教学中的经典名篇解读，既是精选的语文范例，也是传承的文化精华，它们之于少年儿童就没有多少发现、探究、创新的余地，所以就该把获得知识作为热爱语文、体验语文、传承语文的实在目标。如果不重视这里的学科特征，在语文教学中为发现而发现、为创新而创新，就有可能出现偏差。在有些语文教学改革课上，教师和他的学生们竟然以环境污染、性别歧视等今天的理由，去发现经典作品的问题，还调侃经典作家的无知，这就不只是在理智上荒唐，更是在情感上制造悖谬。所以语文教学中的发现与创新，必须要“适合自己”，要适合语文教学的特殊性。 语文教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数学等学科的教学，这是科学与人文层次上的比较，而事实上，科学与科学、人文与人文也还有各自的学科教学差异，我们也必须尊重这种差异。 就人文与人文的比较而言，中国古代的经典，许多都是人文百科全书，称得上是融会贯通了政治思想道德、经济、历史、哲学等的大语文，而今天的语文已经相对独立出来，不是大语文而是小语文了。我们该如何区别大语文与小语文？不同的课程标准，主要是区别了它们应该“教什么”，但并没有认真区别它们各自应该“如何教”，在不同课程标准的教学建议中，不同学科的特殊性往往并不特殊。那么，语文教学与政治思想品德、历史、哲学等学科教学相比较有何区别？我们该如何尊重这种区别？ 语文教学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是公认的。但如今不会写中国字、不会说中国话、不会用中文写文章、读不懂中文书的人日渐增多，是否是语文教学的工具性出了问题？人们总是把语文教学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相提并论，但遗憾的是，相提并论的宗旨总是不能统一在语文上。语文教学的人文性，不只是传统的教书育人，但许多语文公开课上，师生们声情并茂地追寻的人文性，就是政治思想品德教育的工具性，着实没有多少语文性。而在语文教材研究中，人们关注课文中人物的职业、性别歧视，这也是政治学、社会学意义上的工具性，不是语文性。事实上，语文教学的工具性和人文性首先就是它的语文性，而如今语文教学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迷失了它的语文性。我曾写过几篇短文，以热爱语文解释语文教学的目的、以体验语文解释语文教学的方法、[2]以困惑的语文期待语文回归本体，[3]我并非是想要否定什么，只是希望语文教学能更多关注语文性。 言必称欧美，如今是种时尚，“语文教学也要借鉴外国语文教学的精华”之类的提法因此几乎没有什么异议。但这类提法枚举的精华，又似乎不那么精华，这是为什么？我以为学科教学的特殊性，就语文而言，还有个共同学科不同教学的问题，中国语文与外国语文的教学是不同的，它们都有自己的特殊性。 我不知道如今中国语文考试中的阅读理解是否属于借鉴的精华，只知道有些作者在中学生的语文试卷中阅读到自己的作品，尝试着作答，往往被评价为不理解。我不知道如今中国语文考试中的作文是否也属于借鉴的精华，只知道许多成名作家尝试着写的高考作文，往往被评价为不及格。而培养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在叶圣陶先生的语文教学思想中，是语文教学的终点，[4]如果作者阅读自己的作品都不理解，作家写的作文也不及格，语文教学还不该检讨自己，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这是否与语文教学改革不当有些关系？ 众所周知，汉字是全世界仅存的可持续应用的文字，我们究竟该依照它“仅存”的特殊性教学，还是借鉴任凭哪种外国语文教学的精华教学？我认为中国的书法传承，很类似少林武术传承，如果借鉴外国语文教学的精华，就像借鉴拳击训练方法传承少林武术，大致是行不通的。而中国的文化传承，负载着五千年积累的文明，是否也有其沉重的特殊性？譬如有关“双基”教学的问题，数十年论争不断，是否该考证一下这里的文化差异？古人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是指仅有记问之学不够做教师的资格，并非说教师无需记问之学，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假设，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之于中国语文，不同于外国语文？这是否是中国语文教学的特殊性？中国语文教学近年来一直在改革，这些改革是否尊重了这样的特殊性？是否需要认真反思？不少的年轻人如今都敢信心满满地标榜自己“外语四会”，他们中又有几个人敢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母语四会”？对此，语文教学是否有一份文化传承的责任？ 四、爱读书爱写作不爱语文课 莫言谈起他小学五年级被辍学的经历，他说他很幸运，这或许是幽默。但他还补充了一句不幽默的话，说语文老师在班上读过他写的作文，他是个爱读书爱写作也爱语文课的人。但韩寒谈辍学，就没有如此轻松，他说他不是个不喜欢学习的人，他很喜欢读书，但实在忍受不了现在学校里的这种学习。喜欢读书、喜欢写作却忍受不了现在学校里的这种学习，这至少是个与语文教学相关的问题，而且是个被叶圣陶先生认定为语文教学终点的问题。 笼统地说忍受不了现在学校里的这种学习，还可以有其他非教学的理由，但爱读书不爱语文课，必定是教学出了问题，生了毛病。但我们的教育和教学一向都享有教的权威甚至霸权，忍受不了现在学校里的这种学习，从来都是学的错。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换个角度质疑教育？如果我们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能有百年前的现代教育派的觉悟，致力创造一种思维的气候、怀有对儿童的同情心，就该认清这可能是教育生了病，就不该让无辜的学生替生病的教育吃药。语文教学出了问题，不能让爱读书不爱语文课的学生担责任。 我在台湾听说过一种“三不考”的考试办法：书上有的不考、老师讲过的不考、做过练习的不考。这样的考法，显然鼓励的是爱读书的人，喜欢读书的学生们或许就能忍受学校里的学习了吧？让人欣慰的是，如今的确有一种以阅读为宗旨的语文教学改革，试图营造喜欢读书的气氛，只是它依然舍不得教学的权威，摆不脱考试的羁绊，也就很难唤醒学生热爱读书的自觉性。且不论传统语文教的是什么，但它何以教出了那么多人爱读书的习惯？这里到底有些什么我们尚未研究的缘由？记得梁启超、胡适都曾给年轻人开过必读书目，这些必读的书，多数不是语文课上要教的，更不是要考的，但是许多人都会认真读。如今恐怕极少还有读过这些书或者读过如此多书的人，如果有，他们或许就是“忍受不了现在学校里的这种学习”的人。现代语文教学，是否是陷在与爱读书无关的怪圈里了？ 爱写作不爱语文课就更让人费解。语文教学中的经典名篇，是语文也是语文教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些经典名篇首先是爱写作的人写出来的，然后是精选出来的，再然后才有语文教学，所以爱写作的人没有理由不爱语文课。我每每于中小学校的语文课上，聆听教师们精辟解读的时候，总会想到两个奇怪的问题：一是作者如果有机会聆听如此这般的解读，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但凡是喜欢写点儿东西也写过点儿东西的人，恐怕很少有像许多语文课上解读的作者一样的作者，或者这样的作者可能写不出这样的作品。二是作者在基础教育阶段享受过这样的语文课还是没有享受过这样的语文课，写出如此的经典名篇，他们曾经的语文教学究竟是怎样的？这两个问题生成了一个语文教学问题：语文教学究竟要把工夫花在如此这般的经典名篇解读上，还是花在培养学生体验语文、热爱写作上？ 近来浏览过一篇有关高考作文的随笔，隐约记得作者把高考作文喻为“神庙”，同时又喻为“坟墓”。这篇随笔记叙了一件事：请职业作家写高考作文，让资深语文教师批改。结果很是让人沮丧，多数作家都不肯玩这种写作游戏，只有两个作家尝试了，他们写的文章在60分满分的高考作文评价中，分别得了10分和0分。看来爱写作的人断然是不敢爱语文课的，或者说语文考试是顽强地要搏杀那些爱写作的人。这自然让我联想到李白《将进酒》里的“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如今的许多语文课教的写作，主要是为应试教育量体裁衣，这是否就是为着如同神庙的寂寞，同时也是真正爱写作的人的坟墓？ 我们的语文教学是否卷入了一种尴尬的漩流？我们有两种语文教学，为语文的语文教学和为考试的语文教学。一位高中语文教师告诉我，他只在高一、高二教语文，高三就只能撇开语文奔高考。他执著于为语文的语文教学，又无力改变为考试的语文教学，无奈地选择了这个折中的办法。其实，培养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是语文教学的目的，为语文的语文教学显然是为着这个目的的，而考试只是方法或者手段，它不是指挥棒而是服务器，它服务的宗旨就是改进并促进语文教学，如此它也就是为语文的语文考试了。显然，拒绝两种语文教学的根本是改革考试，不只是改革考试办法，而是必须端正考试思想。 如果语文教学和语文考试都是为着语文的，我们就可以致力养成学生们热爱语文的心向、喜欢读书也喜欢写作的习惯、扎实的语文基础素质、保障其可持续发展的语文学习，这样的语文教学和语文考试就正常。相反，学生即使热爱（或者忍受）过语文课，也考过好成绩，但考试之后就把书籍弃置不理。不热爱语文、不喜欢读书也不喜欢写作，不足以保障其可持续发展，这样的语文教学语文考试就不正常。 这样讨论问题，依然是个折中的办法，因为更宽泛的语文教学讨论，还有个如同书法真谛在字外一样的道理。语文教学的真谛是在语文教学之外，语文教学的评价也不应该就在当下。或许，我们的语文教学研究应该从自缚的茧子里挣脱出来，花些工夫研究语文教学之外的奥妙？也在应对语文考试之外，花些工夫研究不在当下的语文教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