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研究百年回顾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7435 （2000）01—0005—05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文化问题始终居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文化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特别是在社会转轨时期，文化问题就成为更加敏感、备受关注的课题。因为文化问题上的革新主张，往往就是政治上和经济上变革的舆论准备和思想先导；建立什么样的文化的争论其实质是关于社会、民族、国家的命运和发展方向的争论。因此，文化哲学成为百年来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热点。
百年中国文化哲学是围绕着如何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课题而展开的，其基本内容是对古今中西文化的诠释、比较、评价和选择，以重建中国的现代文化，进而为重建新的社会模式提供一种内在的深层结构性规定；其讨论的焦点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试图通过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诠释和选择，以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重建，解决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所普遍存在的问题，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使文化哲学问题的不同侧面得以凸现，人们对文化哲学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也有所侧重，因此形成百年文化哲学发展的阶段性。
一、文化讨论的准备期，大体指新文化运动的前期
这个阶段争论的主题是东西文化的孰优孰劣。代表性的观点有两派：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派”，其主要舆论阵地是《新青年》杂志；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其主要舆论阵地是《东方杂志》。
近代中国人是抱着“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进入新世纪的。然而，伴随甲午战争的失败，辛亥革命果实的被篡夺，政治上复辟活动，文化上尊孔读经的谬论也纷至沓来。这就迫使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从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入手，从思想文化的高度去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陈独秀在总结中国近代史时指出：自明朝中叶西洋文化开始输入中国后，中国文化经一次冲突，国民即受一次觉悟。最先引起中国人觉悟的是学术觉悟；经过几次失败后，进而引起中国人的政治觉悟；经戊戌之变、辛亥之役后，现在应到伦理觉悟的时候了。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在于国民伦理之不觉悟，儒家的纲常名教没有破坏。所以当前的最大问题是伦理问题，“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因此，他创办《新青年》杂志，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主张“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注：《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东西文化的优劣进行比较研究，表现出强烈的与西方文化的认同性。尽管这种比较研究今天看来还有许多缺憾，但是，他们开始认识到思想文化上的变革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识到开展文化上的启蒙运动、清除人们思想中的封建主义毒素的重大意义，认识到输入西方的思想文化对于完成中国的启蒙任务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
以《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他们立论的根据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所发明之利器，戕杀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从来所未来”。“吾人今后不可不变其盲从之态度，而一审文明真假之所在”。他用“动的文明”与“静的文明”来概括东西文明的根本差异。在他看来，西方文明之“短”在于倡导科学，而科学的发达便引起竞争和冲突；而东方文明之“长”就在于只讲道德，不讲科学，追求一种恬淡和平的境界。所以，东西方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杂志》，第3卷，第10号。）。 他主张以儒家思想为衡量是非的统一标准，“统整”因西学输入而造成的“人心之迷失”、“国是之丧失”、“精神之破产”的局面，使中国固有之文明发扬光大。
可见，由于中国作为后发型国家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使近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抱着一种疑虑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他们努力探索一种既能够采撷西方近代文明的甜桃而又能够抛弃其苦枝的途径。文化保守主义派对西方文明采取一种敌视的态度；而“新青年派”尽管认同于西方文明，但还是认为，“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上，第560页。）。从总体来看，由于时代的局限性， 这个阶段的争论尚无科学的思想做指导，所使用的概念尚缺乏统一的规定性，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还是抽象的、笼统的，思想方法上存在着严重的简单化和片面性。克服这些缺撼，成为下一个阶段文化讨论的重要内容；而对“第三种文明”的探索，导致后来“新青年派”的分化。
二、文化讨论的第一阶段，大体指五四运动后至20年代末
这个阶段明确提出了“文化哲学”的概念。胡适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中认为，梁氏讲的是“主观化的文化哲学”，这或许是“文化哲学”概念在中国的最早提出。这个阶段形成了文化讨论的三大派：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文化保守派，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西化派，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这三大派的形成奠定了此后中国文化哲学发展的基本模式。在此后的文化哲学发展过程中，尽管三派互有高低，争论问题有所侧重，但三大派的模式没有改变。这个阶段讨论的主题，已经不是抽象地议论东西文明的优劣问题，而是以各自的文化哲学理论为指导，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哲学体系。
梁漱溟一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使他成为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开山祖。他总结“旧派”在与“新派”的论争中出现的问题，认为“旧派只是新派的一种反动，他并没有提倡旧化。……他们自己的思想内容异常空乏，并不曾认识了旧化的根本精神所在”（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序》。）。因此，他的任务就是解决旧派“思想内容异常空乏”的问题。他努力从西方资产阶级哲学中寻找可资利用的思想材料和思想方法，从重构儒家形而上哲学入手，提出中西印“文化的三路向”，并对三路向的特质进行了分析和阐述，通过中西印文化比较的途径显示传统文化的长处，说明未来世界的文化是儒家文化的复兴。梁氏的现代新儒家从理论体系到思想深度都远远超过了“东方文化派”。
自由主义西化派将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是实证主义哲学视为“最新的科学”加以崇拜，认为科学的完善和进步可以保证人类社会和整个人类文化的进步，科学与现代文明是同义词；主张科学是达到“全然真实”的唯一有效的途径，可以解决信仰、价值和自由等等所有精神领域的问题；对传统文化秉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坚持一种实证的思考模式。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胡适写出《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陈序经写出《全盘西化的辩护》等文章，全面阐述了中西文化的对立与全盘西化的理由。自由主义西化派批判了中国封建主义文化的腐朽与封闭性，主张吸取资本主义文化中一切对我有用的东西，这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但是，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完全否定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倡导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主张全盘照搬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其对于中国文化发展趋向的认识和选择是完全错误的。
“新青年派”中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迅速摒弃了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追求，放弃了民主主义的立场，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莅临中国思想界，使文化哲学讨论中出现新的一派，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派。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开始运用初步掌握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来分析文化问题。他们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决定文化，一切民族文化的“特性”都有经济上的原因，都可以从经济中得到说明；他们注意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文化现象，揭露资产阶级文化“侵略国外弱小民族”，“辅助此等民族内部的封建制度”，以便“维持自己的统治权”的阶级本质；提出未来文化的发展趋势是建立“各民族文化自由发展，而且每个人的个性亦可以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但是，由于他们毕竟是刚刚接受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理解尚存在着一些简单化、片面化的现象，因此，对建立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探索仅仅是初步的。
总之，这一个阶段的文化讨论，尽管三派各有争锋，但无论从主题的确立、材料的选择、方法的运用、思想的深度、逻辑的演进、体系的构造来讲，都大大超过了第一个阶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有关文化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得到解决，相反，随着社会的发展，争论的深入，诸如传统与现代、玄学与科学、价值与知识等问题更加凸出出来，成为非解决不可的问题。
三、文化讨论的第二阶段，大体在30—40年代
这个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如何通过拯救民族文化以解救民族危机的问题非常尖锐地提上日程。因此，这个阶段文化讨论的主题是，如何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个阶段尽管还存在着三大思想派别，但自由主义西化派处于蛰伏状态，而现代新儒家学派表现得十分活跃，马克思主义文化派则进入创立体系的阶段。
围绕着如何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这个主题，冯友兰、贺麟、熊十力等人沿着梁漱溟所开辟的学术方向，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贺麟指出，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中国当前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民族复兴不仅是争抗战的胜利，不仅是争中华民族在国际政治中的自由、独立和平等，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贺麟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而“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不是建立在排斥西洋文化上面，而是建立在彻底把握西洋文化上面”（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贺麟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因此，现代新儒家在中国现代文化哲学发展中独树一帜，有其独特的贡献。但是由于其对中国社会发展选择的方向性错误，加之学术研究中的其它失误，使之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来看，这个时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期。与之相应，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也进入创建体系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做出重要贡献的是毛泽东、鲁迅、胡绳、张岱年等人。毛泽东全面、科学地评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新文化的建立指明了方向；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他提出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思想方法是“古今中外法”。徐特立对这一方法解释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古今中外法，就是说我们古代的也要，现在的也要，外国的也要，中国的也要。把古代的变为自己的和现代的结合起来，把外国的变为自己的和中国的结合起来，这样看问题才是马列主义的方法。”（注：《徐特立教育文集》，第88页。）张岱年提出的兼取中西文化之长，实行“文化创造主义”的“综合创新论”等，都超越了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家文化保守派、“中体西用”派或“西体中用”派，试图使用全新的方法来构建全新的文化体系。然而，理论准备的不足，战争条件的限制等，使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建立仅仅是奠定了基础，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没有进行研究，许多基本的方法论原则没有得到探索，这个问题成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新中国建立后所必须要马上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四、文化讨论的第三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
中国在80年代兴起的举世瞩目的“文化热”是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内在燃料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再次成为热点中的热点。其深刻的原因是，首先，在实现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以后，伴随着物的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的现代化的问题凸出出来；在对人的现代化问题进行思考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传统文化对于塑造和培养现代化的人具有着深刻的、内在的影响。其次，中国现代化事业能否成功重要的在于是否能够解放思想；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步步深入，人们已打破了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但是，经历几千年所形成的文化观念作为人们精神家园的一种深层结构性存在，却处处规定或影响着人们的实践活动。再次，现代化导致世界范围的文化融合，现代化进程在全球的推进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反思和重建，其中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达到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这就不仅要求人们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世界，汲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素养，而且要求人们以平常的心态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合理地诠释传统文化的价值。正是这多种原因促使人们不得不去关注传统文化，在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转换过程中，弱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所产生的物化、世俗化、功利化倾向给人们的信仰和心灵世界所带来的某种危机，重建人们的精神家园，同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深层的文化支持。所以，研究传统文化的实质在于通过其价值诠释为现代人的实践活动提供一种行为规范，为培养现代化的人提供一种民族气质内在结构性规定，为我国文化建设提供一种民族精神的坚实基础，进而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深层的文化支持。
正因为这次讨论是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为背景的，因此表现出文化讨论进程与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同步性。80年代前期，现代化事业刚刚起步时，思想界的热点是在传播西方文化，同时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反思和某些基础性概念的界定。由于讨论是在现代化大潮冲击下被动进行的，思想、理论、心理皆准备不足，因此，指导思想混乱，价值取向多元，思维方式上缺乏科学理性，常常表现出一种情绪化的宣泄。8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思想界的热点逐渐由传播西方文化转向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除了对宏观的、一般性的问题继续讨论，且深度和广度也大大拓展之外，也有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有些学者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开始尝试对中国文化进行重建。到80年代末，文化讨论表面上退温。恰恰是这种表面的“文化冷”促使一些思想家对80年代的“文化热”进行了冷静的反思，对如何重建中国文化进行了审慎的思考，从而为文化讨论的再度升温积蓄了能量，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90年代初，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也带来了文化讨论的新高潮。根据其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及其对现代化建设的作用的认定，大体有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文化保守主义。这种观点立足于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力图从传统文化中开掘出有价值的部分作为现代文化的主干，以服务于现代化。有的学者从结构学的原则通过对儒家学说各组成部分的分析指出，仁学作为儒家学说的核心，代表着中华民族发展的精神方向，提供一种独特的文化价值理想。从历史上看，仁学经历了先秦时期以“爱人”为核心、宋明时期以“生”为根本、近代以“通”为要义三个阶段。今人应当把爱、生、通三大原则综合起来，再加上“诚”，构成新的仁学体系，以解决现代社会的痼疾。也有的学者把探讨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作为切入点，认为所谓“大道本体”乃是中国民族的生存哲学，是根本文化价值精神，是中国的民族之魂，因此，归复大道本体，建构一条新的通向精神家园的路，就会适合中国现代化的需要。
批判性重建论。这种观点通过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否定传统文化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有的学者指出，文化是历史地凝成的生存方式或模式。任何文化内部都有两个层面：自在的文化、自觉或自为的文化；当两个层面间存在恰当的张力和冲突时，文化发展就有内在活力或驱动力，可称为“内在创造性转化”；当两个层面间缺少必要的张力和冲突时，便缺少内在活力，这时便需要借助外来的自觉文化以形成必要的张力和冲突来实现文化转化，可称之为“外在批判性重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化建设，缺乏内在创造性转化机制，因此发展传统文化只能是外在批判性重建，即把中国传统文化总体性地“悬置”起来，给以科学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内涵的工业文明提供切入点和生存空间，使中国文化内部形成自在层面和自觉层面的必要张力和冲突，然后把传统文化整合到工业文明中去，建立起中国社会的新文化。
综合创新论。这种观点依据文化系统的可解析性和可重构性、文化要素间的可离性和可相容性的理论，在全面分析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是非优劣的基础上指出，应该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化思维模式，排除盲目的华夏中心论与欧洲中心论的干扰，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对古今中外的文化系统的组成要素和结构形式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审慎的筛选，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发扬民族的主体意识，经过辩证的综合，创造出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和合学的文化战略论。这种观点认为，21世纪人类共同面临着人与自然、社会、人际、人心和文明的五大冲突，我们必须跳出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两极二分的框架，构建一种新的文化战略来思考和解决这些冲突。这个文化战略就是和合学。所谓和合就是在诸多文化要素现象相互融突以及在融突过程中吸收各优质成分而和合为全新文化体系学说。论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民族文化的世界化，其最佳的文化选择就是和合学。和合学是与当今世界现代化历史潮流相适应的文化战略构想。与其他各种文化重建学说相比，和合学试图超越仅限于方法和手段层面的思考，而把文化重建作为一种文化战略来思考；超越仅限于文化重建的民族性，更强调文化重建的全球性；超越仅限于搬来西方现成的概念和术语，而是完全使用中国式的语言、中国式的致思模式，从而为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了全新的内容、现代的价值。
与80年代相比，这次文化讨论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坚持了自觉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经过10年的积累和准备，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传统文化对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影响是内在的、独特的，是不可忽视的，因此，开始自觉地来探讨这个问题；在探讨问题的过程中，力图去掉某些情感性的因素，着重于理性的探讨，注意在指导思想、思维方式、语言表达、逻辑结构等方面的科学性。二是坚持实践性与理论性的统一。表现在把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建与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力图从文化的角度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失误、来思考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出现的难题；同时，在总结和思考的过程中，不仅注重实践层面的关怀，更注重理论层面的关怀，注意在对现实问题研究中不断进行概括和抽象，以探索传统文化转换的基础性理论。三是坚持批判性与构建性的统一。人们深深感到，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二重性，既有因时代性、阶级性的局限而产生的狭隘、过时的东西，也有超时代、超阶级的普遍性意义，使之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因此，只有通过批判才能鉴别其优劣；批判的目的在于鉴古通今；批判作为一种手段通过对传统文化从宏观和微观、内在结构和外在形式等方面的分析，提炼出传统文化的精华，熔铸民族之魂，在此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四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人们充分认识到，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文化建设必须置身于世界文化背景之中，既要坚持民族文化自身的特点，又要使民族文化能够融进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把民族意识和全球意识结合起来，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统一起来。
这次文化讨论也存在着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文化批判与文化构建、价值判断与实证分析、主体思潮与其它思潮研究之间存在着不平衡性。在以后的讨论中，思想界应该有意识地克服这些不足，在文化构建、实证分析和非主体思潮的研究方面下大力气。我们相信，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问题的讨论也将深入下去，最终结出丰硕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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