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经济衰退的思考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2000年下半年迄今，台湾经济可以界定为衰退，其肇因既有外在，也有内生；既有短期干扰，也有长期问题。进入新的一年，民进党当局是否有能耐很快将台湾经济从困境中超拔出来？如何改善岛内的投资环境？经济成长的动力又何在？确实值得观察，毕竟经济是台湾前途的命脉所系。何况经济挫退之后即使获得恢复性的低成长，并非意味真正步出景气衰退的阴霾。
一、台湾经济这一波衰退的思考
2001年台湾经济倒退，股市重创、货币贬值、信用紧缩、房地产市场疲软，带动经济成长的出口、投资与消费三大要素全都步入历年罕见的滑落，失业率攀上新高峰，扁当局不得不应势逐次下修经济成长目标，从设定的6.1%一路调降为衰退1%-2%，台湾民众深感忧虑。为何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台湾经济发生这么大逆转，台湾当前的不景气传递了什么样的讯息？以下作简要的分析。
台湾的GDP从1993年的新台币59184亿元攀升到2000年的96859亿元，一路只上不下，如今受一些外在因素像美国及欧洲信息科技业“投资暴起暴落模型”（注：美国这一波最长扩张期之后威力十足的景气衰退，是由于过度的投资导致资本报酬下滑，过度的负债压抑民间需求，于是景气开始反转，企业减少资本支出、民间缩减消费，使得经济进一步恶化，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把这种循环类型称之为“投资暴起暴落模型”。）引发景气衰退对台湾高科技产业的冲击，加上岛内政局动荡、经济政策摇摆不定、两岸关系前途混沌不明等内因影响，台湾企业和民众信心尽失，景气反转，经济不衰退也难，但从某些角度及当下的经济数据所反映的情况来看，或许有其深层次的远因与问题。
（一）这是一次“新衰退”。先看2001年台湾经济整体表现：负2.12%的经济成长率，纵向比较是50年来台湾首次负成长纪录，横向比较也在“四小龙”中敬陪末座；因经济负成长及汇率一再贬值的影响，国民所得从2000年的1.4万美元遽减到1.29万美元，退回1996年水准，等于5年时间白干了；一向引以为傲的低失业率也在不景气下失去防线，岛内一年中丢掉饭碗的人数超过20万人，失业率也从1998年的2.7%攀升逾5.3%；雪上加霜的是，金融与财政的数字也令人吃惊，金融机构总放款或债务占GDP的170%，逾期放款比例依台湾官方估计约8%，若根据国际标准估算，则可能高达放款总额的16%，台湾当局如果效法美、韩大刀阔斧进行金融改革，则需要付出极高的财政支出代价（据渣打银行经济学家估计，将高达GDP的19%）；但台湾当局已经靠借债度日，各级行政当局累积的债务负担到2000年度就已高达GNP的33%，若把隐藏在各种基金的7200亿元债务计入，实际债务所占比率早超过40%，逼近法定48%的上限；财政赤字也达高峰，以2002年度总预算岁入岁出缺口加上过去债务还本，财政赤字高达新台币5099亿元，占GNP的4.9%，远超出国际认可的警戒线（注：根据台湾《联合报》2001年12月24日、《工商时报》2002年1月20日、台湾《天下》月刊2002年1月号有关资讯。），这些破纪录的指标数字，是过去几十年罕见的经济现象，阿扁执政团队将其归因于台湾经济与国际连动，受国际景气不佳影响出口贸易，以及在野党之掣肘影响政策执行，加上“某些媒体唱衰台湾”，即便外在影响是景气滑落的原因之一，但后两个绝不是理由，不仅无法说服岛内民众，反让经济问题变成信心问题甚至在野势力杯葛的政治问题。
（二）近年来台湾制造产业相对竞争力已不断削弱，制造业结构转型是必须正视的问题。先从台湾现有的工厂家数来说，自1992年突破十万家高峰后就开始呈现下滑趋势，透露出一些制造行业无法在岛内生存，倒闭或外移寻找发展空间；2001年全年关歇业工厂达5187家，比上年同期增加192家，当年新登记工厂则呈严重衰退情形，新设工厂3793家，同比大减2000家左右，减幅达33%。再从资遣员工来看，企业一次解雇劳工30名以上即构成大量解雇，根据台湾“劳委会”2002年1月23日公布的资料，1999年1月至2001年11月三年间岛内大量解雇的企业有665家，其中制造业占74.1%，计493家；去年1-11月仅新竹科学园区资遣员工就达3395人，同比增加3倍。若从产业结构来观察，传统产业的不景气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比较利益驱动下或歇业或跑路，不景气年传统产业更加艰困；台湾电力电子及资讯产业则因外销需求萎缩，2001年订单锐减23.6%，作为龙头的半导体产业产值衰退33%，出口衰退20%以上，厂商加强把制造产能移往大陆发展，以求降低生产成本；台湾资讯硬体产品产值在世界十大生产地区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已从前年的9.2%降到去年的7.6%，非资讯类高科技产业亦然。就是从台湾进出口均创历年最大减幅的一些现象来看，只怕也不是一味归罪国际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可以解释，而与台湾外销商品竞争力呈下降趋势有关：2001年台湾出口与进口分别衰退17.1%及23.4%，致使整体外贸缩减20.2%，从绝对值来看，完成外贸总额2301亿美元，跌回1997年水准，其中出口1229亿美元，进口1072亿美元，后者减幅大于前者，致出超较上年大幅成长88.9%，外需对台湾经济成长为正贡献，否则去年台湾经济衰退可能超过3%；从进出口产品结构来看，出口商品16大分类中，除化学品出口成长3.2%外，余全盘皆墨，其中又以电子、资讯、纺织、钢铁4类主要出口产品分别衰退25.5%、20%、17%与17%最为严重；再从进出口的地区结构观察，台湾出口产品在美、欧、日市场占有率呈逐年下降走势，台湾商品在美国市场占有率由1995年的3.9%减少到2001上半年的2.95%已可证明，而这一趋势在不景气的情况下更加突显，2001年1-10月对美出口衰退20.5%，但自美进口仅下降4.3%；同期对欧出口减幅16.5%，但自德、法、意三国进口未减反增，自英进口也仅微减0.7%；1-11月对日出口重挫23.1%，但自日进口仅下降5.5%。（注：丁颖之：“台湾经济数据与竞争力的启示与迷思”，台湾《财讯》2001年11月号；台湾《经济日报》2002年1月23日、1月24日。）
（三）服务业竞争力低，经济转型未竟其功。虽然服务业产值占台湾GDP比重由1990年的54.6%提高到2001年的68%，但服务业对经济成长的贡献度却从1996年的4.9个百分点下降到2001年的0.28个百分点，就是说服务业的竞争力未能与产业结构调整同步提升，填补第一、第二产业退出来的空间，尤其是外销与吸纳失业人口的能力。在服务业中最为诟病的是至今仍积弱不振的金融业，金融业对台湾经济成长的贡献也从1994年的6个百分点降至2000年的0.6个百分点。由于股市连连重挫，直接影响金融机构的逾期放款，2001年呆账增加逾新台币6000亿元，连环坏帐及紧缩贷款的结果，银行业获利能力转差，17家金融机构亏损，平均净值报酬率更从11年前的21%降到7.5%，标准普尔公司于当年7月将台湾信用评等由"AA+"调降为"AA"，理由就是台湾无力解决金融体系与预算赤字升高的问题，此已增加企业向外借钱融资的成本，而展望指标仍继续2000年底的“负向”，表明信用评等还有可能继续下调。（注：金玉梅、李明轩：“拼经济，要拼什么？”，台湾《天下》杂志2002年1月号。）
（四）内需不足是台湾经济负成长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就用台湾官方公布的数字来说明：岛内制造业厂商预期2001年营收较上年减少者高达65.3%，产能利用及同业产品供需状况展望指标均呈负值，平均存货价值较上年减少者达55%，而利润率展望指标衰退31.85%。预期决定于信心，而信心与资本效率决定投资，2001年岛内民间投资大幅衰退23.8%，是历年最低纪录，相当全年经济负成长3.9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总额3801亿元，较上年减少30.3%，尤其是电力电子业投资衰退幅度高达36%，其它传统产业因生产重心外移，投资滑落更为严重，是历年最差者；至11月底，岛内资本设备进口缩水超过三成，减幅为31.8%，此从另一侧面显示岛内投资意愿严重低落。除民间投资衰退之外，带动GDP成长的消费也踌躇不前，而消费也受信心影响。近年来民间消费约占台湾GDP的六成，如2000年台湾经济成长率5.86%，其中来自民间消费的贡献达到51%（占2.98个百分点），足见其是经济成长的主力，“主计处”预估2001年岛内民间消费仅成长1.28%，创45年来的最低纪录，不足以支撑整体经济为正成长。在民间投资挫退、民间消费停滞情况下，公共支出也缩减2.1%，反成为内需不足的因素之一，造成全年经济倒退0.41个百分点的负面影响。（注：韦端：“消费者信心最难恢复”，台湾《卓越世界》2001年11月号；台湾《经济日报》2001年11月17号。）可见2001年台湾经济负成长完全是因为内需减退所致，因全年经济成长数字与当年第二季度很接近，故以后者情况来进一步说明：该季经济成长率是负2.4%，其中内需部分是负5.2%，而外需部分是正的贡献高达2.9%，内需拖后腿整体经济就成了负成长。
二、台湾经济景气复苏的前景与挑战
去年第四季度以来，虽然台湾基本面仍无起色，但在选举资金行情及外资大手笔买超台股（买超金额达2892亿元，显然是台股反弹回升的最大力量）的作用下，台湾股市加权指数回升2千多点，为投资户带来瞬息的希望，岛内舆论期待景气能随之触底回升。从目前各方面对2002年台湾经济成长的预测情况来看，多认为将恢复低成长：台湾“主计处”推估为2.23%；中华经济研究院估计2.13%；台湾经济研究院预测2.03%；台“经建会”预计是2.6%-2.7%；台湾综合研究院推估2.24%；“中研院”预估3.08%；荷银证券估计最高为3.2%；美林证券推估2.7%；瑞士信贷估计是2.4%；所罗门美邦推测1.7%；而摩根士丹利则认为仅有1.0%。在上年经济衰退、比较基期低的情况下，以上成长预测并不能说明台湾经济已恢复发展，与2000年相比，充其量不过零成长，何况台湾财经预测部门避开内外需情热，将“选后政党和谐”、“台湾入世”及“两岸关系改善”等仍处未定之天的变数视为对今年经济发展的“正向”贡献，足见未来一年经济成长的动能很脆弱，预计台湾经济仍会在低迷中挣扎。
渣打银行东北亚首席经济学家罗念慈撰文指出：在全球经济低迷、政府不断纾困及加入WTO的效应下，台湾经济成长已进入结构性下降阶段，除非强力推动结构性及制度改革，提升竞争力，否则纵使全球经济逐步复苏，也难以治愈台湾的诸多沉疴；台湾“中央研究院”于宗先院士的一篇年终专题评论指出：世界经济复苏是台湾经济复苏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对于台湾经济复苏，必须考虑其他更重要的原因（注：《亚洲华尔街日报》2001年11月23日；台湾《联合报》2001年12月24日。）。
台湾目前的经济颓势，除了景气循环的问题外，同时存在需求面的投资、消费意愿低落，还有生产面的产业结构转型困境，在企业和民众信心指数大幅跌落的情况下，要想使台湾经济回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如果处理不好，台湾经济完全可能陷入有无成长的泥淖，而不是昔日成长多少的问题，更具体地说，台湾当局必须能够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整顿与改革。
首先，明确台湾经济的定位与发展方向。依据未来学家波特的经济发展三个阶段论，台湾经济有过很繁荣的时期，即将投资型经济的优势充分发挥到极致，目前仍具有优良的代工制造、极具弹性的市场，台湾民间企业深具灵活性，很有冲劲也很有效率。现在的问题是，投资导向策略已经发展到了尽头，下一步该怎么走？目前的困境是：以台湾的工资水准和生产成本，很难再以生产相同的产品与后起的国家及地区竞争，但要朝向创新导向经济迈进，却受到基础研究、高科技人才、技术实力、市场规模、深化的产业群聚等不足的制约，无法带动台湾往更高的层次发展，基本上卡在经济发展的投资型与创新型的两个阶段之间。从台湾当局的方针政策来看，政策或虽适用于投资导向阶段，但对未来的发展助益不大；或有助于创新导向经济的形成，但没有明确的方向。经济上，台湾当下有三项重点工作丞待完成：一是实际存在的长期的问题需要解决，因为其已影响经济进步；二是经济结构还需要转型，从资源导向转到创新导向，改变科技能力过于集中与狭隘、所做的东西都不是自己原创的局面，提升整体经济的竞争能力；三是考虑清楚与大陆之间的经济关系。
其次，岛内政局动荡不安的困扰。民进党当局以“政党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为前提，用如“废核四”一样的政治手法拼经济的“后遗症”并未消除；目前，阿扁操盘“内阁”走马换将，岛内舆论抨击：以“战斗内阁”自诩的新“内阁”，将为下届大选全力冲刺。台湾社会若无法摆脱因选举及权力争夺引起的内耗与斗争，岛内政局就不可能稳定，最明显的代价是台湾民众对当局的信心危机难以恢复，最直接的结果依然是投资衰退、消费停滞，经济运作脱离正轨，那台湾经济就可能会持续低迷。
再者，影响今年经济复苏的重要因素。1、外需可能减少，将成为经济成长的抵消因素。在国际制造产业分工重组的新形势下，美国景气已不是台湾经济成长的保证书，即使美国今年景气回升，带动台湾出口增加，但加入WTO践诺降低关税、开放市场，加上岛内最具优势的资讯科技产品在国际市场占有率的急遽下滑，以及去年的存货大幅调整亟待补充，今年进口势必大幅增加且可能超过出口增加致使出超减少。2、扩大内需的动力不足。先从政策手段来看，“立法院”今年初刚通过的财政总预算中删减岁入812亿元、修正“财划法”短收1500亿元、承诺补贴地方因“土地增值税”减半征收的损失400亿元，在预算减少再加上支出条件的限制及执行进度落差的影响下，公共支出势必又将成为今年经济成长的负向。岛内企业与民众信心疲弱，扁当局应负最大的责任，而影响社会大众信心的四大因素至今未有改善：一是执政当局的多变性格；二是股市的低迷（投机性热钱流进流出，无法带动基本面转佳）；三是失业率仍在上升中，当局并未提出任何有效措施；四是两岸的紧张关系仍是基本格局。在民众信心脆弱情势下，当局推出扩大内需方案、引导利率走低、“央行”更连续12次降息，一年期定存利率跌至2.3%，进而驱动金融面指标提升，但工业生产、海关出口、新接订单等实质面指标还停留在衰退阶段，显示需求仍在低档，厂商感受不到温暖，对前景心存疑虑，何况民间的投资与消费即使转为正成长，力度也有限，能否撑起基本面还待观察。3、财政与金融两大硬仗。从90年代开始，台湾财政债务余额持续扩增，赤字比重由5%升到近两年的15%，同期间租税负担率却从21%下降到目前的12.7%，“政府”支出的赋税依存度仅57%，43%靠举债、挪用岁计剩余、出售资产挹注，从目前情况来看，民进党当局处在加税与减税都难行的困扰之中，因为阿扁说过“任内绝对不加税”，若减税救经济，其结果可能牺牲财政，破坏经济，如何将财政稳健确实很棘手。促进经济复苏，迫切需要解决的金融问题有二：一是呆帐，目前金融机构的逾放金额约有1兆5千亿元之大，而且还在不断增加，随时有爆发危机的可能；二是工商企业的资金畅通问题。此外，还须面对财税的改革、金融体制的改造等烫手的难题。（注：数据参见台湾《工商时报》2002年1月20日、《经济日报》2002年1月29日。）
还有，当局对经济或企业干预的“后遗症”。台湾执政当局为了自身政治利益的需要，经常介入拉抬股市，已留下诸多不良后果；当局以政策倾斜或补贴等方式对企业进行保护或“纾困”，致使岛内大部分企业还停留在传统的竞争模式，延缓了经济升级的步伐，加大了改变目前整体竞争策略的难度；更甚者是台湾当局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至今仍不愿放弃“戒急用忍”政策对企业全球化、区域化发展决策与经营的不当干预，甚至说什么这是为台商好，让企业多点小心、多点耐心，否则会赔钱。台湾当局若继续这种心态来解决衰退问题，将适得其反，台湾就可能掉入衰退所产生的纷乱陷阱。
最后，两岸关系的影响。过去十多年，祖国大陆抢占战略的高度与优势，经济稳步发展，加入WTO后再次打开门户，吸引全球各国的注意，反观台湾却浪费了太多的心力、时间、与资源在内斗上，而且在处理两岸经贸关系上考虑太多的政治性因素，抱持守势的、自外于大陆的“戒急用忍”，使台湾企业在区域产业重整中失去一些发展商机与产业升级的时机，加大了台湾经济有萎缩、边缘化的风险。面对大陆经济崛起，台湾的定位又在哪里？美国知名的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中国大陆经济权威拉迪明确指出：“台湾应该掌握住最佳的时间点，与大陆市场整合，提高教育程度，发展服务业，成为全球的设计、行销、金融中心”；日本的未来学家大前研一指出：“唯有专业服务群聚的台湾，以资讯科技与大陆连结的台湾，才会是迷人的台湾，才能成功地吸引日、美和你们自己的本地投资者”、“逃避与对岸三通，只会造成自己人不方便，外国投资商却步”（注：华英惠：“台湾的定位在哪里”，台湾《联合报》2001年12月29日；大前研一谈：“创造专业服务的台湾”，台湾《天下杂志》2001年6月号。）。放弃统“独”争议，全心全力建设、发展台湾才是当务之急，也是台湾当前唯一该做、应做之事，但过去一年多民进党当局的大陆政策乏善可陈，甚至罔顾现实急于去“中国化”，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不仅岛内政局短期内不可能安定，两岸的政治僵局仍可能依旧，则岛内企业与民众急盼的“三通”、“经发会”两岸组36项共识的落实、开放石化上游及半导体业赴大陆投资等议题都可能在当局的“躲、拖、逃”的操作下依然滞碍难行，对台湾经济脱困能发挥正面效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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