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经济转轨理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俄罗斯论文,理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俄罗斯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这一时期与俄罗斯以往任何一个经济发展时期相比有其特殊性。针对这一特点，俄罗斯学者提出了若干新的经济理论，目的是为俄罗斯经济转轨提供理论支持。有些学者将这些理论称之为“过渡经济理论”，认为该理论“反映的是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过渡的动态方面”，因而这种理论在过渡时期具有巨大的实践意义。（注：[俄]亚·布兹加林，第5页。）另有学者认为，这些理论属于经济科学的一个新的理论构成，并称之为“后共产主义转轨理论”。他们认为这些理论尚处于形成和发展阶段，因此暂时还难以断定它能否最终真正成为完整的科学理论，只能让经济转轨的实践来回答这个问题。（注：[俄]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研究所，第6页。）还有学者指出：“近年来，现代经济理论更加注意深入研究转轨理论。被理解成是经济体制变革的转轨，实际上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中。这是在一种经济体制范围内向全新阶段的过渡时期，或者是摧毁旧的和建立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的时期。”（注：[俄]伊·尼古拉耶娃，第26页。）总的来看，目前俄罗斯经济理论界在经济转轨理论问题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尚未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本文择其要点加以分析和评述。
一、经济转轨理论应当研究什么
经济转轨理论应当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其所包含的内容也相当丰富。俄罗斯许多著名学者认为，经济转轨理论应主要研究如下三个问题：一是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稳定问题。这虽是两个不同范围的问题，但二者之间有密切的相关性；二是制度问题，即如何形成发达的私有制关系体系，这方面有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没有搞清楚；三是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和前景问题。三者中，宏观经济稳定问题和制度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经济学家们理论研究的中心。因此，经济自由化、宏观经济稳定以及大规模私有化既是经济转轨的核心，也是经济转轨理论研究的重点。（注：参见[俄]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研究所，第5～6页。）
另有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的规则、制度和经济主体的行为规范；形成了所有制关系发展的制度基础。制度变革是经济转轨的最基本内容，因而也是经济转轨理论研究的重点。制度变革过程要求在经济的所有层面建立各种制度，而且，只有当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制度，以及公司间联系的制度形式正常发挥效力时，宏观体系所有层面经济主体的活动才能得以顺利进行。这些学者认为，宏观层面的制度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决定着一国市场和整个经济体系的性质。尤其是私有制最为重要，因为这种制度能够保证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规定着经济主体的责任和义务。俄罗斯的私有化是体制的改变，是大规模的变革，因为它改变着宏观体系中的全部社会经济关系。俄罗斯宏观经济改革的实践证明，缺少制度构成就会加剧信息的不确定性，没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市场机制就不能发挥作用。任何类型的宏观体系和经济发展如果没有必要的制度变革作支撑，或者制度变革滞后，那么，发展过程就会停滞，宏观体系的进化就会放慢速度。基于上述观点，他们认为，经济转轨理论应当研究：何种制度应是经济转轨时期所要选择的?哪些现存的制度结构要转换，哪些要废除?过时的和正在产生的制度结构相互间怎样联系?这些制度结构哪些具有共性?哪些带有特殊性?它们之间可能产生哪些矛盾?用什么机制来解决这些矛盾?（注：参见[俄]伊·尼古拉耶娃，第10～12页。）
《俄罗斯过渡时期经济学》的作者认为，过渡经济理论（即经济转轨理论，下同）的研究对象仍然是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但必须结合过渡经济特有的内容和形式即特殊的因素去研究，因为过渡经济的规律与一般成熟制度下的经济规律是不同的，而且过渡经济状态具有不稳定性和非均衡性的特点。过渡经济理论的基本架构和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注：参见[俄]亚·布兹加林，第29～152页。）
第一，过渡经济的一般特点。（1）过渡经济具有不稳定性。过渡经济意味着从一种经济状态向另一种经济状态过渡，或一种经济制度向另一种经济制度转变。过渡经济的这种转变具有不可逆转性，而变化本身就会增加制度的不稳定性；（2）过渡经济发展的选择性。过渡经济的特点本身决定了过渡经济的发展结果和路径选择可以是不同的或者是多样化的。这既取决于经济和社会等因素对过渡时期发展过程的影响，也是由过渡经济的本质特点决定的；（3）过渡经济的混合性特征。过渡经济是新老制度混合即同时共存条件下的经济。旧体制尚未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新体制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是目前经济转轨国家所处的一个特殊阶段；（4）过渡经济中矛盾的特殊性。这种矛盾不是经济运行的矛盾，而是新与旧的矛盾，是经济制度转换过程中产生的矛盾。经济转轨有其矛盾的特殊性；（5）过渡经济的历史性。主要是指过渡经济条件的历史性。从传统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由于初始条件不同，产生的社会矛盾不同，最终结果也不相同。过渡过程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具体发展水平，而且在不同的条件下会表现为不同的形式。
第二，过渡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包括由一种经济制度向另一种经济制度过渡的运行机制。（1）由于过渡经济中仍保留有旧的经济形式，因此，从旧经济延续的再生产过程会不间断地继续进行，原有的生产结构也会在一定时期内保留。既不可能先将旧的生产、生产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彻底打碎，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全新的生产和生产结构，也不能指望用别的形式来迅速取代现有的形式。因为这样做会造成生产过程的混乱，并可能导致生产的衰退。因此，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结构不可能迅速加以改变，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再生产活动的连续性或者说是惯性不仅使处于最初过渡状态的过渡经济具有深刻的继承性，而且决定了过渡经济的相对长期性，还会使以前形成的传统思想和社会精神状态在人们的思想中长期得以保留；（2）另一个规律强调的是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过渡机制。在这个过渡过程中，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和新的经济关系必然会出现并发展。首先，在过渡经济的运行中，能够产生先前制度下所不具备的新形式。其次，新关系可以通过改变旧有形式的内容而形成。再次，过渡经济形式具有重要意义。最后，从总体上和总的趋势来说，新形式会最终彻底摒弃过时的旧形式，并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
第三，过渡经济理论还必须研究过渡经济的类型、过渡方式的选择、过渡进程的社会经济战略、所有制关系的演变与混合经济的建立、过渡经济中的私有化等等。
以上对俄罗斯经济转轨理论研究内容和范围有关观点的介绍可能并不全面，但却是有代表性的。这些论点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经济转轨理论问题。其目的并不在于要经济转轨理论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每一种具体情况都开出具体的“药方”，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是要使该理论能够为改革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政策依据，“可以为改革实践提供一系列普遍性的因素”。
我们认为，俄罗斯此次经济转轨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前的历次经济改革。因为以前的改革基本上是通过采取一些改进措施而不是根本性的制度变革来完善既有的制度，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均是如此。即使是戈尔巴乔夫“大刀阔斧”的改革，实际上也还是试图在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置入市场经济因素，并没有冲破原有体制的束缚。用波兰著名经济学家格·科勒德克的话说，东欧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都是将有限的市场因素引入社会主义制度。当然，那时改革者并非想用市场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制度，即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没有想这样做。无论作何变革，只能以此为限。变革只是对旧制度的完善，而不允许以另一种制度取而代之”。（注：[波兰]格·科勒德克，第15页。）而经济转轨则与此相反，它是从集中的计划经济向自由的市场经济发生根本转变的过程，是用新体制取代旧体制的过程，也就是说，经济转轨是在实质性改变旧制度的基础上引入全新制度安排的过程。基于此，应当对上述经济转轨理论再作进一步的详细补充和论证。
1.经济转轨理论应当研究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尚待解决的重要理论和实际问题。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在理论上弄清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与向市场经济转轨之间的实质性区别。所谓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主要是旨在调整和完善既有的经济制度，引入市场经济的因素与原则，而并不实行根本性制度变革的一种改革。向市场经济转轨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改变制度基础为主要特征，即以一种新制度来替代旧有的制度。在俄罗斯，这种制度的置换发生在两个层面上：在经济体制上，发生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在政治体制上，则由社会主义制度向西方的政治制度转变。因此，就俄罗斯情况而言，在实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阶段，基本上是进行单一的经济体制改革，但在向市场经济转轨阶段，却发生了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同时变革和转换。
2.经济转轨理论应当研究制度设置和制度变革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政府不能进行合理的制度设置，就会出现市场失灵和不规范的制度化”。因此，“国家对于制度重建的管理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确实，这——而不是自由化——才是转轨的实质和核心”。（注：[波兰]格·科勒德克，第168页。）由此看来，若无合理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基础，作为经济转轨构成要素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就缺少有效运行的基本条件，从而也就难以带来预期的社会经济效果。与制度设置和制度安排相关的便是制度变革问题。俄罗斯的制度变革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变，这种经济转轨从本质上说是漫长和复杂的制度推陈出新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制度变革虽然由于新老制度的交替存在和由此而造成的制度的不连贯性而增加难度，但却是势在必行。经济转轨理论要研究其中的规律和特点。
3.经济转轨理论应当研究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方式或称路径选择问题。经济转轨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渐进的转轨方式；另一种是激进的转轨方式（休克疗法）。所谓渐进的转轨方式，是指经济转轨采取稳健的、逐步的、分阶段的过渡方式。采取这种方式的最大好处是有助于减少改革带来的社会成本，使人们逐渐承担改革的社会代价。渐进式转轨的理论出发点是，认为经济转轨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因而不能刻意追求速度。但需要研究的问题是，采取渐进式的经济转轨，尽管导致的社会震荡较小，达到社会过渡平稳，但会使制度变革过程不必要地拖延，不仅浪费时间，而且可能会造成制度变革和经济发展的后劲不足。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渐进式转轨也并不一定付出较小的代价。
所谓激进的转轨方式，是指经济转轨采取“休克疗法”，即经济体制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激进方式。激进式转轨更加注重经济转轨的终极目标，主张采取果敢而迅速的行动，实行一步到位的激进转轨战略即“休克疗法”，快速完成由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换。之所以如此，在萨克斯看来主要是因为：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采取零敲碎打的做法不会起作用。宏观和微观经济的改革必须配套进行。而且，激进的转轨战略可以减少行政体系的阻力，并通过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来避开行政体系的干扰。在我们看来，激进式经济转轨虽然能够加快新经济制度的建立步伐，但在经济转轨的一定阶段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震荡，产生严重的后果。
无论是渐进式转轨还是激进式转轨，其主要内容都包括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只不过是在具体实施中一个体现出循序渐进的特色，另一个则表现出迅速和激进的特点。
4.从理论上探究俄罗斯经济转轨问题，有必要弄清俄罗斯经济转轨的真正成因，也即揭示促成经济转轨的内在原因。这应成为经济转轨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虽然总的来说，应当从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甚至民族文化等方面全面研究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内在动因，但以下三个方面可以认为是促成俄罗斯实行经济转轨的最直接原因：
首先，“苏联体制已经丧失活力”，（注：萨克斯，1994年。）这是迫使俄罗斯实行经济转轨的重要原因之一。实际上，早在80年代初，即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最后时期，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和缺陷就日益暴露，其优势逐步丧失。这种消极趋势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又进一步恶化。虽然戈尔巴乔夫曾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采取过一些改革措施，但这些改革是在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框架内进行的，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其结果，一方面，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仅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并造成经济效益低下，而且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难以及时反映市场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实践也证明，试图不彻底打破并摆脱传统经济理论的桎梏，而在此基础上进行完善经营机制的改革，不能取得明显的改革成效。正是在这种情势下，俄罗斯不得不选择对其完全陌生的改革之路，即向市场经济过渡，实行经济转轨。
其次，苏联经济存在明显缺陷，经济痼疾难以治愈，经济局势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这是迫使俄罗斯实行经济转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20世纪50年代，苏联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60年代的年均经济增长为7％，70年代为5％，80年代勉强达到2％，经济发展严重受阻。而到90年代初，苏联经济已停止增长并不断下滑，处于严重衰退状态，已无发展的活力。有资料显示，1991年，苏联国民收入下降了11％，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3％，工业产值下降2.8％。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85年的2％猛增至30％，工业品批发价格上涨138％，消费品价格上升93％。不仅如此，所有制关系的落后已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和调控不力。所有这一切使前苏联陷入深刻的经济危机之中。面对前苏联社会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虽然戈尔巴乔夫采取了上述及其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但由于改革的局限性以及改革的方式和措施不当，结果收效甚微。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实行经济转轨和经济自由化，就成为独立后的俄罗斯摆脱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严重经济危机的惟一出路和选择。
第三，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长期的改革非但没有解决上述深层次的问题，反而激化了俄罗斯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的矛盾，付出了高昂的社会代价。其中最明显的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降低，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到90年代初，已有30％以上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们已对形形色色的改革丧失了信心，而且怨声载道。这种情况也迫使俄罗斯痛下决心，作出了向市场经济过渡，实行经济转轨的战略抉择。
二、俄罗斯理论界在经济转轨问题上的主要观点
《过渡时期经济》一书把俄罗斯理论界在经济转轨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划分为以下三类：（注：参见[俄]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研究所，第81～84页。）
第一种观点认为没有必要对俄罗斯经济实行根本性的市场改革，而只是应当在保留原有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符合现代要求的改造，从而增加该体制的活力。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俄罗斯左派政治家如久加诺夫、雷日科夫、利加乔夫等人，以及布兹加林和科尔加诺夫等坚持社会主义取向的经济学家。他们坚持认为，总的来说，俄罗斯全部改革思想都是错误的，不符合俄罗斯的国情。无论是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还是争取财政金融稳定和本国货币的可兑换措施，都对民族工业有破坏作用，并恶化社会局势。他们主张，要解决这些弊端，就必须集中力量按1982～1983年安德罗波夫时期改革的模式来整顿经济，并实行国家验收制度，对产品质量严格监督，加强经理对企业工作的责任，与非劳动收入的现象作斗争等等。
持第二种观点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认为，市场改革原则上是必要的，但不能走剧烈、激进和极端的路子。而且国家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要更高，国家所有制的程度也要更高，还要保护国内生产者。从总体上说，他们主张走“特殊的俄罗斯道路”。持这类观点的有著名经济学家阿巴尔金、沙塔林、利沃夫、博戈莫洛夫、亚列缅科、什梅廖夫和著名政治家费奥多罗夫、卢日科夫等人。他们认为，不应该实行大规模私有化，也没有必要搞外贸和货币流通自由化及价格的完全自由化，而应当建立强大的金融工业集团，国家要有选择地扶持工业，以保证国家对俄罗斯国产商品的需求。例如，阿巴尔金反对采用激进方式向市场经济过渡，认为这种过渡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必须分阶段循序渐进地进行。他主张建立混合经济，使多种所有制混合存在，相得益彰。沙塔林认为，价格自由化要分阶段进行，不能一步到位。
持第三种观点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素有“真正的改革家”之称。其代表人物有亚夫林斯基及其追随者彼得拉科夫、梅利尼科夫和米哈伊洛夫等人。这些人抨击现实的改革，认为改革进行得不正确，与理论不相符合，且选择的改革序列不对。强调首先是必须实行私有化，取消垄断，形成市场结构，然后才是财政稳定措施和经济自由化。彼得拉科夫认为，1992年实行的价格自由化造成了对经济过程的监督失控。此外，若没有强有力的国家调节，没有建立市场基础结构的纲领，向市场经济过渡是不可能的。亚夫林斯基在《为了多数人的改革》一书中认为，在改革过程中完全不应当刻意将通货膨胀率降到低于每月10％～15％的水平，但应当集中进行私有化和建立市场基础结构，而且要将解决稳定的任务留待最佳时机。
我们认为，上述三种观点中，第一种观点基本上仍停留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改革模式上。这种观点否认经济转轨和市场改革的必要性，主张通过对原有经济体制的修修补补来增强该体制的活力。然而，由于俄罗斯独立后已经实行了经济转轨，即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已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观点在理论上对俄罗斯经济转轨已无实际指导意义，因为俄罗斯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第三种观点则既批评俄罗斯的现实经济转轨，又同时提出一些比较激进的改革方案。总的来说，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主张实行激进的经济转轨，追求转轨的速度，支持大规模私有化，并强调国家的适当调控作用。但到后来，俄国转轨的实践使“哈佛计划”的制定者亚夫林斯基也不得不承认，俄罗斯以“休克疗法”和大规模私有化为标志的经济转轨彻底失败了。这实际上也等于宣告他们自己的激进经济转轨理论的破产。
关于第二种观点，我们要作如下的进一步补充和说明：这种观点虽然不赞成以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来设计和指导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因之称为非货币主义学派，但主张向市场经济过渡，并从理论上论证选择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性。需要强调的是，以阿巴尔金、沙塔林等著名经济学家为代表的这一学派，反对以激进方式而主张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实行经济转轨，因而该学派也被称为渐进学派。我们认为，渐进学派的经济转轨理论有其合理性：其一，该理论正确地指出，经济转轨和制度变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而采用激进的方式试图在短期内迅速过渡到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必须减缓经济转轨速度，实行渐进的经济政策。简言之，认为市场经济的建立应以经济转轨的稳步有序进行为前提；其二，反对实行崩溃式的经济私有化和单一私有制，主张建立一种多成份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结构；其三，反对价格放开的一步到位和完全自由化，认为价格自由化必须分阶段进行；其四，强调国家在经济转轨中的政策引导以及宏观调控作用。综上所述，俄罗斯渐进学派经济转轨理论的出发点是基本正确的。虽然叶利钦在经济转轨之初选择了激进学派的主张，采取了以“休克疗法”为主要特征的激进式转轨方案，但遭到失败后，放弃了激进的“休克疗法”，转而采用了渐进学派的主张，即实行渐进式转轨。
以上关于经济转轨理论的三种不同观点，并没有包括《过渡时期经济》一书的主编盖达尔以及丘拜斯等人的观点，我们称其为经济转轨理论的第四种观点。这种观点的核心是奉行西方货币主义理论，主张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行政干预作用，使国家尽可能离开市场经济。在经济转轨的方式上，他们极力主张采用萨克斯的“休克疗法”，实行激进的一步到位的经济转轨。并天真地公开宣称，采用激进的经济转轨方案，通过在最短的时间内采取最大量的根本措施，能够在几个月内就实现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并达到宏观经济的稳定。然而，如上所述，叶利钦在接受了激进学派的主张并将其付诸实施后却自吞苦果，不得不放弃“休克疗法”和“激进自由主义政策”。这也宣告了以盖达尔为代表的激进学派理论的失败。其原因是该学派忽略了经济转轨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实际上，经济转轨中有些步骤是可以很快进行的，如可以在短期内取消对小企业主活动的限制，可以快速实行市场自由化，取消外汇监管等。但一些深层次的变化却要缓慢得多。尤其是像俄罗斯私有化这样的重大措施，虽然形式上可以在短期内结束，但由私有化引起的后果却可能要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才能逐渐消除。
三、自由货币主义理论及其主张
为实现经济转轨，俄罗斯选择了自由货币主义模式，意在用最短的时间摒弃计划经济体制和经济管理的行政命令方法，实现对经济的市场自我调节，从而建立私有制占绝对优势和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再则，正如自由货币主义模式的鼓吹者们一再向人们保证的那样，采用这种模式能够快速进行市场化改革并借助于快速私有化形成私有者阶层。他们之所以竭力宣扬“用最短的时间”和“快速”实现经济转轨，是因为他们从一个先验的前提出发，认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必然要伴随着生产下降，也包括居民生活水平的下降，还伴随着居民社会保障程度的降低，以及用于维持社会文化领域和卫生保健的国家支出的减少。因此，他们从自由货币主义的理论观点出发，认为只有实行快速经济转轨才能缩短社会混乱和无序状态的时间。此外，他们还试图以快取胜，以便尽快使改变国家经济制度的转轨成为不可逆转，排除反市场的复辟可能。自由货币主义模式的鼓吹者还允诺，在实行根本变革后的9～10个月内就能达到经济稳定和人民福利的增加。正是这些理论上的设想在当时极大地吸引了俄罗斯的最高当权者叶利钦，使他痛下决心采用自由货币主义的经济转轨模式。
以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为基础的自由货币主义理论认为，如果市场应当自发形成，而市场主体的关系应当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得到自我调节，那么，全部经济关系的自由化以及保护这些经济关系免受诸如计划和垄断等外部影响就是必要的。该理论还认为，只有国家不干预经济，经济才能顺利发展。因此，国家不仅要摆脱对经济的直接管理，而且还要将其经济作用减到最低限度。国家的任务是制定改革的总构想和纲领，进行宏观经济调节，即通过硬性的货币信贷政策和财政政策，也就是用货币主义的方法来监督货币量。货币主义者认为，对货币量、财政赤字、本国货币汇率和银行贷款利率的监督，就足以有效地调节国民经济。因而在自由货币主义的改革模式中，特别注重经济关系以及经济生活财政方面的自由化和调节过程，而实际经济部门则不在国家的调节之列。因为只要采用货币主义方法并达到财政稳定，实际经济部门的作用就能自动得以发挥。
自由货币主义理论有如下基本主张：（1）摧毁计划命令经济体制，包括国民经济计划体制和物资技术供应分配体制，以及对企业形成预算软约束的财政补贴和优惠制度等。同时，国家要迅速退出对国民经济尤其是对其基层经济环节的业务管理和行政干预；（2）加速经济自由化进程，包括实现国内贸易、企业活动、对外经济联系、价格形成、收入的形成和使用，以及物资、劳动和资本跨部门和跨地区流动方面的自由化；（3）加快国有财产私有化，使国有财产变成自然人和法人的私有财产，以此弱化国家的经济地位；（4）通过自由化和私有化来形成竞争环境并加快国家的对外经济开放，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有吸引力的宽松环境；（5）在价格自由化情况下严格财政和货币信贷条件，以保证宏观经济的财政稳定；（6）把调节货币量作为财政稳定的主要手段；（7）将国家承担的社会义务减少到最低限度，实行居民社会保障的市场化。（注：参见[俄]《俄罗斯经济杂志》，2001年第2期，第74～75页。）
还需提及，俄罗斯学者认为，在自由货币主义的转轨模式中，保证扩大再生产和有效发展实际经济部门的问题并没有单独提出来。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问题最多也只是从主张财政稳定的自由货币主义方法中派生出来的次要问题。这些问题应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解决。将扩大再生产问题排除在宏观经济稳定的内容之外，这本身就使人对自由货币主义模式是否适合俄罗斯的具体条件产生怀疑。（注：参见[俄]《俄罗斯经济杂志》，2001年第2期，第76页。）
事实上，按自由货币主义理论所设计的转轨模式并不完全符合俄罗斯的实际，正因如此，1998年8～9月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发生，就彻底宣告了实行自由货币主义转轨模式的失败。俄罗斯市场体制的不完善和不稳定因素，也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表现出来。危机造成国债剧增，卢布连续4次贬值，通货膨胀加剧，居民的实际收入迅速降低30％。这样，按照“华盛顿共识”实行了7年自由货币主义的市场改革后，俄罗斯重又被抛到了改革的起点线上。
四、经济转轨理论视角下的转轨取向
俄罗斯经济转轨理论不仅包括该理论应当研究什么的问题，而且还包括研究经济转轨的取向问题。后者由于研究者的研究角度不同而结论各异，但综合起来，俄罗斯经济转轨的主要取向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自由化。认为经济自由化意味着取消限制，消除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和对资源的集中分配制，取消或实质性地限制国家对所有经济活动领域的监督，充分发挥市场的职能作用。基于此，认为经济自由化主要应在全国范围内取消指令性计划；消除经济领域任何形式的国家垄断尤其是对外贸易垄断，允许所有的经济主体从事对外经济活动；向价格形成的自由化过渡，主要根据需求来形成批发和零售价格；实行企业活动的自由化；通过发展劳动、不动产、资本、信息、社会劳务等市场来拓展市场空间。基于上述出发点，俄罗斯大大减少了国家对经济过程的干预，摒弃了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取消了强制性的国家订货，价格自由化也扩展到除能源价格和某些食品价格以外的其他绝大部分商品和劳务。
俄罗斯学者认为，经济自由化还只是市场改革的初期阶段，它奠定了市场自我调节的初始基础。虽然经济自由化意味着使经济和企业活动摆脱计划经济体制所固有的那些限制，形成竞争环境，但是，首先，如果认为自由化是建立强有力经济的惟一途径，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恰恰相反，事实上，经济越具实力，越具稳定性，它就越可能更加自由化。经济增长是经济自由化的前提，而并非自由化是经济增长的前提；其次，在自由化和民主化之间划等号也是荒谬的，因为俄罗斯的经挤自由化恰恰缺乏民主化。在经济自由化过程中受损失最大的是大多数劳动群众。据俄罗斯科学院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的统计，目前90％以上的财产和企业活动收入、85％的储蓄金额和有价证券都掌握在约10％的人手中；第三，更不能认为实行自由化就可以免除对社会的责任，就可以放弃国家对经济过程的监督。因此，俄罗斯需要的是由国家组织机构及企业家和劳动者的自愿联合体主导的、以法律为基础的自由化。俄罗斯寻求的经济转轨模式应当包括自由化，但不能归结为自由化。（注：参见[俄]《俄罗斯经济杂志》，2001年第3期，第68～69页。）
第二，制度变革。俄罗斯经济转轨理论认为，制度变革是从计划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条件下经济机制改革的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只实行经济自由化对于建立文明的市场经济是不够的，因为经济自由化可能会导致市场无政府状态，诱发影子经济的产生和市场犯罪。因此，要通过制度变革来维护经济秩序，为市场自由化和竞争提供保障。而且，制度变革旨在调整市场环境，全面拓展市场空间。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制度变革应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通过私有化来改革所有制关系并建立保护所有者权益的有效体制；二是形成能够适应市场条件并在市场环境中有效发挥职能作用的市场主体即企业、公司、金融工业集团、银行、经纪人事务所、交易所和风险保险机构、社会保障基金等等；三是制定市场经济活动规则，从而规范上述主体的行为并保证其平等权利。为此，俄罗斯颁布了民法典、商法典、税法典、预算法典、劳动法典等各类法典，以及符合市场原则的各种经济法规；四是建立国家调节国民经济的制度、原则和具体法规。
这里应特别强调所有制关系的变革。俄罗斯所有制关系的变革既是通过建立新的私人企业和集体企业，也是通过国有财产私有化即通过向经济主体转让或出售国有资产从而改变其所有制性质而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近2/3的国有资产变为私有制资产，国家对基本生产资料的垄断被打破。
第三，形成市场基础结构。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基础结构，是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必要条件之一。俄罗斯学者认为，该过程包括形成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不动产市场。目前俄罗斯生产性和消费性的商品和劳务市场已基本形成，其参加者是国有企业和各类私营公司。国家也仅仅是市场的一个参与者。俄罗斯劳动市场、有价证券市场和不动产市场处于正在形成的过程之中。
第四，形成开放型经济。摆脱封闭型经济，开放本国市场，形成全方位开放型经济格局，迅速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是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动因之一。在这一过程中，必须积极利用俄罗斯现有的潜力和竞争优势，以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并为吸引外资创造必要条件。还要改变俄罗斯在国际劳动分工中所一直扮演的能源、原料、半成品出口商的角色，抢占成品销售市场，千方百计扭转其所处的极其不利的地位。
第五，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主张通过实行硬性的财政与货币信贷政策，缩减财政赤字，控制货币发行和流通中的货币量等措施来抑制通货膨胀，实现宏观经济稳定。
第六，实行经济非垄断化和鼓励竞争。其目的是降低市场垄断化程度，取消对国内市场商品流动的限制，国家对自然垄断行业如电力能源、天然气工业、铁路和管道运输等部门实行监督和调节。鼓励竞争的目的是为了打破垄断，并在受到垄断的行业和部门中创造竞争环境。同时，放宽外国公司和企业进入垄断市场的限制。
第七，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经济转轨理论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论证向市场经济转轨条件下的国家调节问题。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节，首要的是促进自由经营活动的发展，为生产效益的最大化提供竞争环境。从广义上说，国家调节至少包括下列基本内容：（1）制定经济生活规则；（2）形成国家的和非国家的经济组织结构体系，从而监督市场主体经营行为通行规则的实行；（3）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确定并有效运用实现该政策的组织和经济机制。
经济转轨理论认为，要顺利实现上述经济转轨取向和目标，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必须有完备的经济转轨思想、分阶段实施的方案和周密具体的计划；（2）社会必须有实行经济转轨的意愿，而且要有相当数量的社会力量支持这种转轨，要形成和不断培植经济转轨的这种社会基础；（3）政府当局必须有将经济转轨推向前进的决心，也需要具有坚定的政治意志，成为有作为、有能力的改革者。这是经济转轨取得成功的重要主观因素；（4）要具备为新制度提供理论基础所必需的知识准备；（5）经济转轨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是要有必不可少的财力和资源作保证；（6）必须对不同经济部门和经济领域的转轨实行区别对待。例如，对小型生产企业及零售商业组织和生活服务业的私有化，在方法和期限上应当有别于大型和复杂工业结构的私有化。
俄罗斯经济转轨理论是尚不成熟且处于发展中的理论，正因如此，其理论体系还没有最终形成。相信随着经济转轨过程的深化和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俄罗斯经济转轨理论会日臻完善，从而推动转轨进程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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