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壮大的职业娘子军——西方国家妇女的经济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娘子军论文,西方国家论文,妇女论文,职业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优化带来的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活动门类的增多、职业岗位的增加及劳动力需求量的上升等，促使妇女越来越多地进入社会物质和精神生产的各个领域。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她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覆盖面也日益扩大。同时，妇女为争取与男子平等的经济权利而不懈奋斗，进一步促使其劳动层次的提高和能力的增强。知识经济时代高新技术对经济贡献率的提高，更为妇女通过知识的掌握、运用和创新走在经济发展的前沿提供了多于以往的机遇。但是，与男性相比，她们作为一个群体的经济地位要低得多。
一、西方国家妇女就业之门的开启
19世纪中叶起，工业化的深入不仅使生产活动由家庭向社会转移，也使以往主要由家庭履行的教育、服务等职能逐步社会化；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经济职能部门的增加和分工的细化，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生产经营的非体力劳动型岗位增加；广大中产阶级妇女为摆脱单调无聊的家庭生活，改变由经济上的依附导致的低下地位，争取与本阶级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及实现自身的发展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欧美各国纷纷颁布有关男女就业机会平等的法律，妇女的就业状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它不仅表现为女性就业人数的上升和从业范围的扩大，更体现在职业层次的提高。1851年，英国有280 万妇女外出工作，占女性总人口的1/4。南北战争后，美国工业化步伐的加快使妇女就业的人数急剧增加，由1850年的22.5万上升到1890 年的400万，占劳动力总人数的17%。对妇女开放的职业种类也增多，除传统的女工和女佣两个体力劳动类别外，妇女在教师和护士行业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妇女开始进入法律、医学等一向由男子垄断的部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美国开始的重化工业化转型在西方国家陆续完成。钢铁、电力、汽车制造、化工等一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崛起加速了社会劳动力的整体流动，也相应地促进了女性劳动力的转移和职业妇女人数的迅速增加，特别是工业化、都市化的推进带来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的扩展及大企业内部行政服务部门的扩大，使妇女在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妇女运动发展的共同推动下越来越多地就业于运输、销售、社会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非体力劳动职位，会计、文秘等职业呈女性化趋势。如1921—1936年，法国服务性行业中的妇女比例达4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及国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职能的加强使资本主义发展进入“黄金时期”，新兴制造业的发展、企业规模的扩大、对商品和服务需求的上升、公共事业投资和职能部门的增加、产业结构的优化等扩大了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尤其是体力因素不具重要意义的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及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比例的大幅上升，更为妇女劳动力开辟了新的市场。1947—1960年，美国妇女在就业总人口中的比例由29%上升至37.7%，其职业结构亦发生了明显变化，从事白领工作的妇女人数大大增加。1962年，美国从业妇女中白领文职人员超过50%；1979年起，职业妇女人数超过家庭妇女；80年代中期，从业妇女中就职于第三产业的占66%，在第一、二产业工作的分别为2 %和32%。1990年，妇女的就业率达57.8%。而知识经济发展带动下的新兴产业的增加和与之相关的服务行业的兴盛，更为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和从业面的扩大创造了有利条件，她们中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数量骤增。1984—1989年，女性系统分析家和计算机科学家人数增加了近8.5万人。在欧洲联盟，90年代职业妇女中的3/4集中于服务业。
随着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其就业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她们不再因结婚而永久性地退出劳动力市场。1988年，美国已婚妇女中就业者占56.7%。；1996年，日本妇女的再就业率为64%。
二、西方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
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经济的迅猛发展不仅推动着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且其经济活动领域和层次随着由科技进步带动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而扩大和提高。但是，工业革命后产生的两性分工模式并未因此被打破，相反，它以变化了的形式继续存在。妇女被以种种理由安排从事无须接受较多训练的简单劳动或与其所履行的家庭义务密切相关的职业。“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范式和重职业、轻家庭的价值观念使妇女及其所从事的劳动一同遭到社会的鄙视。尽管产业结构的转换使她们的从业领域不断发生变化，但其主要集中于缺乏较高社会声望的职业这一女性就业结构的特点却鲜有改变。
1.劳动妇女在多重奴役的碾压下
工业化起步后，最早走出家庭、从事社会生产的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女工。低下的阶级地位和基于性别的歧视迫使她们以最低廉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在交织着阶级、性别以及种族、民族等多种不平等关系的沉重压迫下苦苦挣扎。
工业革命以来，男工大多分布在技术性较强的工种，而女工基本上只能干单调、繁重的纯体力活。在19世纪的英、法等国，纺织厂女工每天在极度炎热和潮湿的车间里工作十多个小时，许多人因吸入大量纤维而染上肺病。在英国煤矿工作的女工每天劳动的时间长达15—18小时，遇到旺季，常常通宵达旦地干活。与男工相比，女工出卖劳动力的价格极其低微，直到19世纪末，女工的平均工资仍不及男工的一半。她们被拒于技术性工种的门外，得不到培养和提升，难以拿到技术工人和基层管理人员的相对较高的工资。即便在同一行业中，雇主也常常利用“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分工模式，借口女工劳动的意义仅在于贴补家用，将降低其工资合法化。19世纪30年代，法国里尔纺织厂中，男工每天挣2.5—3法郎，而女工的日工资只有0.75—1.75法郎。
进入20世纪下半叶，尽管西方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大多数劳动妇女依然滞留于低技能、低报酬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工种。欧盟女工较多地集中于纺织、成衣等行业或从事缝纫、保洁等辅助性工作。1996年， 英国非技术工人和半技术工人中妇女的比例比男子高5%。在行业发展不景气或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及业主为获取更多利润将上述产业向海外转移的情况下，这些女工往往因技能单一、难以适应新工种对从业人员素质的要求而在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中败北。欧盟产业结构调整迟缓所导致的纺织、制衣等行业的衰退是妇女高失业率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长期失业与结构性失业的交织导致她们的技能逐步丧失，接受能力下降，其培训和再就业的难度大幅增加。
2.中产阶级职业妇女难进高薪职业门
就工作的性质而言，属于白领阶层的中产阶级职业妇女与蓝领女工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然而，两者在社会性别分工中的位置并无二致，即都被性别歧视的无形围墙阻隔在高技能、高声望的职业领域之外。
19世纪下半叶起，由传统的家庭职能转化而来的教育、医护、财务等职业逐渐“女性化”，各种事务性工作因工资较低，对男子失去了吸引力而被留给了妇女。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分工范式下，社会普遍认为她们具有从事上述职业的“相对优势”，雇主更因可将以往支付给男子的报酬减半而乐意录用女职员。1978年，美国4000万职业妇女集中于办事员、小学教师、售货员等屈指可数的几个辅助性、服务性行业；1992年，日本就业妇女中办事员占34%。工业革命后生产职能由家庭向社会的转移以及家务劳动难以通过市场交换体现其价值的特点，导致人们对后者的轻视及对由其衍化而来的社会劳动价值的低估，人们常常将妇女从事诸如此类的工作更多地归结于其天赋而不是接受职业训练的结果。加之工作内容琐碎繁杂、单调刻板，专业技能要求较低，特别是打字机、计算机、收银机等的使用和办公自动化的实现，使女职员与这些办公机械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以至这类职业缺乏社会声望。作为其主干的妇女不仅工作辛苦、报酬低微，而且很少得到培养和晋升的机会。80年代，美国技术工人的报酬高于职员，半技术工人报酬高于服务业雇员，女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只相当于男性高中生。在日本，为生产第一线提供服务的办事员被视为最适宜于妇女的职业，在该岗位任职的年轻姑娘被称为“办公室之花”，其工作被认为无足轻重，更多的是出于使人赏心悦目的美学上的需要，因而她们极少被雇主作为人力投资的主要对象。这样，女办事人员的工资自其就业之初起就与从事管理工作的男性职员拉开了距离，而当她们在完成生育使命后重返工作岗位时，大多只能充当低工资、少福利的临时工和半工，以至与男子在报酬上的差距更进一步拉开。1990年，日本女性员工平均工资占男性员工工资的百分比由18—19岁时的91.7%下降至40—44岁时的70%，直到50—54岁时才缓慢回升至71.8%。
从另一个角度看，进入以男性为主的高薪领域的妇女不仅数量少，而且备受歧视和排挤。1983年，联邦德国北莱因·威斯特法伦州共有教授7596人，其中女性仅415名；1986年， 其高校教职员中妇女虽已占到30%，但绝大部分处于学衔和职务等级的底层，薪金最高的C4级教授中妇女只占2.4%。
三、西方国家妇女争取平等经济地位的奋斗
自被社会化大生产吸纳入劳动大军的行列时起，西方国家妇女便开始为争取与男子平等的经济地位而进行顽强的抗争，促使政府采取措施，改善其劳动条件和就业状况，并使其拥有掌握和支配经济资源的更多机遇和更强的能力。
为生活所迫而最早走上社会的劳动妇女对阶级、性别等多重压迫有着极为深切的体验。当中产阶级妇女还在为陷入“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分工模式难以自拔而困惑时，她们已经发起了反抗资本剥削，要求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的斗争。19世纪下半叶，国际无产阶级妇女运动著名领袖克拉拉·蔡特金领导妇女争取摆脱多重奴役的斗争，争取男女平等的工作权利、实行同工同酬等成为无产阶级妇女开展经济斗争的目标。慑于女工运动的日益发展及其政治色彩的加强，同时出于保障本国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19世纪中后期起，英、法等国相继通过保护女工的立法，减少劳动时间，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资，保障福利。而中产阶级妇女在争得就业权利后开始致力于进入并问鼎基本由男子独占的高薪职业。
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经济的发展及妇女文化水平的相应提高带来后者从事各类经济活动机会的增多，以此为背景之一的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的掀起令妇女追求平等独立和自我实现的意识大大增强。1968年，英国劳动妇女反对性别歧视，争取平等就业权和同工同酬的三次斗争揭开了新女权运动的序幕；北欧妇女提出向男女两性平等地开放所有职业的要求；不少西欧妇女积极谋求进入工会领导机构，以维护女性劳动者的经济权利。妇女运动的巨大压力、联合国历次世界妇女大会对各国政府打破性别隔离，实现妇女职业多样化的敦促及大力开发各类人才资源、提高经济竞争能力的现实需要，促使各发达国家陆续出台保障男女劳动权利平等、消除在选择职业、晋升、劳动报酬和福利等方面的性别歧视的法律法规和行动方案。美国民权运动爆发后，政府于1964年通过《公民权利法案》，禁止在雇佣问题上的任何歧视包括性别歧视，并建立了就业平等委员会实施有关规定。90年代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知识经济的发展等更带来高层次领域妇女就业人数的增加。1992年，美国职业妇女中从事管理工作者为27.4%，比男子的同类比例高1.9%。 1996年，美国律师和法官中妇女占1/5； 纽约华尔街的年轻证券交易商中1/3是女性。日本于1986年实施《男女雇佣均等法》， 规定妇女在工资待遇、就业机会以及职务晋升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1987年，从男女大学毕业生而不是仅从前者中招聘员工的日本公司达79%，比一年前高出42个百分点；72%的职业对男女两性共同开放，而一年前，这个数字仅为32%。近几年来，以“不做办公室的装饰品，争取成为女经理”为信念的日本妇女越来越多。1993 年， 担任管理职务的日本妇女达20万人，大大超过1975年的11万，其中处长占1.1%，科长占2.3%，股长占6.4%。
近年来，妇女独立创业成为其从事经济活动的新趋势。1985年，欧洲第一家女性银行在瑞士开始营业，从经理到职员全是妇女。90年代以来，美国女企业家及时抓住知识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难得机遇进军高科技领域，90年代中期，投向妇女创办的高科技企业的著名风险投资至少已占到15%，且数量正越来越多。妇女积极冲破性别歧视的障碍，努力开发自己的潜能，在直接推动本国经济，尤其是知识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确立了在其中的主体地位。美国一些大企业家不得不承认：“若只选用男性，就意味着忽视了另一半有用之才。”
当前，伴随着知识经济浪潮在发达国家的兴起及由其所主导的世界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各国政府纷纷将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放在重要位置，以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在此过程中，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拉动的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出现、新兴产业的勃兴，在带来工作岗位的增加、工作形式的多元化和失业率的下降的同时，也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不仅有利于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和经济活动的多样化，更为其越来越多地从事具有较高知识含量和创意的高层次职业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女权主义思想的深入发展也促使她们进一步自觉地追求自身和整个群体的发展，在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中起到更加不容小视的作用，并敦促政府重视妇女与男子平等地从经济的增长中获益。但是，还有不少问题尚待解决。与以往相比，妇女进入传统意义上的“男性职业”领域并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要容易得多，但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隔离和歧视依然普遍存在。在一些国家脑力劳动者已超过蓝领工人而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各大公司、银行、企业中女经理、女总裁等已并不鲜见的情形下，绝大多数职业妇女仍云集于技能要求不高的服务性、辅助性的岗位。1992年，美国从事行政与职业技术管理的人员比例在妇女与男子的总人数中已相差无几（分别为11.4%、13.5%和16 %、 12.2%），但她们中充当白领文员和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比例分别为27.5%和17.9%，比男子高出21.5%和7.7%， 而就职于技术含量较高的生产部门的妇女仅占2.1%，是男子比例的1/9。 随着知识经济的深入发展，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职业将遭到淘汰，这无疑使占多数的妇女面临严峻的挑战。同时，妇女的职业更缺乏稳定性。另外，欧元启动后尚未对欧盟经济产生预期的效应，日本经济尚未出现明显起色，这些难免对妇女就业产生不利影响，其高失业率的降低有待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