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当代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展理论在国外也称发展研究，是以研究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为对象的一门综合性社会科学理论，简要地说，就是研究现代化的理论。党的十五大指出：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又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就是说，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这个理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借鉴西方发展理论的有益成果，对当代世界特别是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作出了不同于西方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本文的任务是对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主要根据进行阐述。
一、发展本质的马克思主义回答
综观世界上的各种发展理论，其核心是对发展本质的理解问题，即发展观的问题。概括地说，国外的发展理论经历了三代不同的发展观。第一代发展观可以简要地归结为：发展＝＝经济增长。二战后以刘易斯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把发展看作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认为发展就是经济增长，其表现就是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增长。到了60年代，人们认识到实现经济增长还必须进行一定的社会变革，联合国前秘书长吴丹把它概括为：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革。这一广为流行的关于发展的认识代表了第二代发展观的基本观点。但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表明，许多国家的经济虽然增长了，但是其社会问题并未缓解，广大居民并未从这种增长中受益。学者们把这种状况称为“有增长而无发展”或“无发展的增长”。于是第三代发展观应运而生。70年代前后以法国经济学家佩鲁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经济增长不是发展的最高要求，人才是发展的最高目标。第三代发展观可概括为：发展＝＝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但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表明，现代化在多数发展中国家陷入了停滞和衰退。在拉丁美洲，整个80年代动荡不安，被称为“失去的十年”。在非洲出现了大范围的衰退与动乱。亚洲发展也不平衡，除东亚的国家和地区外，很多国家也在为发展中的各种矛盾所困扰。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人们对这些形形色色的发展观的反思。人们逐步认识到，上述各种发展理论关于发展本质的界定，虽然各有合理之处，但都存在着重大缺陷。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20年来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并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深刻揭示了发展概念的本质规定。这种规定包含了以下三个要点：
第一，发展就是从落后状态转变为发达状态，就是搞现代化。邓小平认为，发展不单纯是经济的增长，它包括着社会经济形态质的变化，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他把发展和现代化当作同义词使用。对于中国而言，发展又特指搞社会主义现代化。他认为，许多问题，不搞现代化解决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加，人民生活的逐步提高，国防相应地得到巩固和加强，都要靠搞四个现代化。他还进一步强调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248页。）， 同时又更进一步称这条路线为“中国的发展路线”（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1页。）。
第二，发展即现代化的任务是多方面的，但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都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页。）
第三，搞社会主义现代化，把中国发展起来，最根本的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把中国发展起来，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最主要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对发展本质的科学揭示，在世界众多的发展理论中独树一帜，对发展的本质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这一发展观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原因在于：
第一，这一发展观坚持质变和量变相统一的观点，科学揭示了发展是一个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基础上的社会变革过程。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发展过程，绝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量变过程。这一过程不仅表现为经济在数量上的增长，而且表现为经济增长方式质的跃迁；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长方式质的跃迁，而且表现为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不断变革。要而言之，发展是在生产力量变和质变相统一基础上的社会大变革过程。邓小平理论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的伟大革命，这场伟大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实现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各方面的体制改革。
第二，这一发展观坚持了唯物史观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性力量的基本原理，揭示了发展是围绕着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变革过程。现代化作为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必然伴随着一系列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变革，但所有这些变革都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要求和决定的。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就谈不上发展，就谈不上现代化。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这是因为进行现代化建设，既要进行生产力方面的革命，还要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但是，他强调说：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页。）。因此， 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观是以生产力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最终决定性力量的发展观。
第三，这个发展观把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统一起来，克服了离开生产力发展抽象谈论人的发展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人的发展与生产力的发展二者关系中，一方面，人的发展和解放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巨大作用，人的解放程度就是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另一方面，人的发展和解放终归是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的，在生产力和科学文化落后的状况下，幻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不现实的。现代化当然要重视人的全面发展，但是，是从抽象的人道主义和自由、正义、公平的理念出发谈论人的发展，还是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出发寻求人的发展，这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邓小平始终坚持唯物主义地看待人的发展问题，他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128 页。）同时，他又进一步指出：“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还不高，这也不能靠谈论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来解决。主要地只能靠积极地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离开了这些具体情况和具体任务而谈人，这就不是谈现实的人而是谈抽象的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291页。 ）。在邓小平看来，使国家发展起来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
邓小平的发展观既不同于把发展单纯看作是无质变的经济增长的西方第一代发展观，又不同于离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行社会变革和抽象议论“人的发展”的第二代、第三代西方发展观。这一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吸收了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科学地揭示了发展的本质，为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发展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定位
本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发展理论的研究经久不衰。邓小平理论放眼世界、立足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发展问题进行了科学的历史和理论定位。这是邓小平理论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又一极为重要的标志。
第一，发展问题是当代世界的主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精心设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同时，始终以极大的精力关注着世界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他以广阔的世界历史眼光敏锐地把握了时代发展的脉膊，深刻揭示了时代主题的变化，并作出了全新的科学判断。他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发展是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这一新的科学判断在十四大以后成为全党的共识。它不仅表明我们党已经把握了当今时代主题的变化，从而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进行的对内对外政策的战略调整作出了深刻的说明，而且表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面临的全新课题和发展趋势，从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方面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这是邓小平理论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重要根据。
第二，发展问题是当代中国的主题。
邓小平理论认为，发展也是当代中国的核心问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政治路线，实现了党的工作中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转移。1979年，邓小平依据唯物辩证法的主要矛盾理论深刻地阐明了实现这一工作中心战略转移的理论依据。他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182页。）他强调说：“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页。）
邓小平认为，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和当代中国的核心问题，是统一的，相互联系的。谋求发展，推进现代化，是主导世界的历史潮流，这就使得发展成为了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历史潮流在中国的特殊表现，因此发展也必然是当代中国的核心问题。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他把中国的发展与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当作一而二，二而一的同一个问题，当作当代中国的主要任务和主要目标，一句话，当作当代中国的主题。
第三，发展问题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主题。
马克思主义是对当代历史进程和社会实践最科学、最集中的反映。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必然是对中国实际和当今时代特征的科学总结和概括。既然发展问题是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主题，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必须紧紧抓住这个核心问题，并自觉地把它当作自身的主题，否则，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更谈不上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现代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他指出：“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291 页。）“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41页。）他强调要解放思想，运用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研究新的情况、解决新的问题。他说：“什么是我国今天最重要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新问题呢？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或者像我在前面说的，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已经说过，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旗帜的真正高举”。（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 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 （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163页。）可以认为，这是邓小平对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要求，但更是他对自己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求。
早在1979年，邓小平在谈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工作的任务时，他先以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比较，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163页。 ）这实质上是指出，过去我们以革命为主题，现在我们以现代化建设为主题。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向全党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号召，并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标志邓小平理论已经形成的用语。就是在论述这一经典用语时，他明确地把现代化建设作为主题，并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进行了阐发。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邓小平就是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最重要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新问题作为主题，创立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三、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建构
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还因为邓小平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回答了中国乃至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面临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对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发展规律、发展机遇、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发展代价、发展与社会公正、发展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发展与人口环境资源等问题，作出了不同于西方和前苏联东欧学者的一系列重大结论，系统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这里由于篇幅所限，择其要者作以简要阐明，其他问题作者另有专文论述。
第一，关于发展与政治稳定。
发展与稳定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一个普遍矛盾。由于实现发展既有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又有社会结构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社会失衡近乎不可避免。而社会的动荡、政局的混乱、社会的失序，必将拖延现代化的进程，导致现代化的流产。但是，西方发展理论对经济增长和社会政治变革二者关系的处理和权重往往不顾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因而如何处理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在发展理论中是一个极有争议的问题。
邓小平理论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处理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极为重要。一方面要有领导有秩序地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保护和巩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要确保政治稳定，为改革和发展创造必要的社会条件。邓小平指出：“中国要摆脱贫困，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稳定”，“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国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348页。）。他还指出，搞现代化，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要维护稳定，促进发展，就既不能匆匆忙忙搞民主，又必须反对照搬西方民主的做法。他认为，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不但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在他看来，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为了保持稳定，邓小平提出：四个坚持不能丢，没有四个坚持，中国就乱了。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391页。）
党的十五大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总结了我们加快发展、保持稳定的历史经验，得出了下述科学判断：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同稳定的关系，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具有极端的重要意义。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这是在发展与稳定关系问题上邓小平理论作出的极为重要的结论。
第二，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战略是对带全局性和长远性重大问题的谋划。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全局和长远发展，而有没有科学的发展战略指导，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邓小平理论在总结世界各国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制定了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战略。这个总体战略包括“三步走”的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等四个方面。下面具体谈谈两个战略。
1.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战略。邓小平总结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实行的“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的经验教训，根据我国的实际提出，中国的发展要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他一方面强调，要发展外向型经济，提高我们的国际竞争力，通过我们产品的品种新、质量高、价格低这三条打入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最大的市场还是在国内，中国有最大的国内市场，中国这个市场还有待开发。根据邓小平的这些思想，中央提出：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两套本领。20年来的实践证明，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战略，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是经得起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和各种经济风险考验的战略。
2.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思想。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邓小平对我国资源相对短缺，难以满足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需要极为重视。他多次指出，必须把中国的人口问题作为一个战略问题，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否则经济的增长就被人口增长抵消了。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及时提出把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我国现代化的战略，为实现我国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确立了可靠的基础。
第三，中国的发展模式。
迄今为止，世界上搞现代化已经有了四种模式，一是西方化的原发式模式，二是日德的后发式模式，三是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模式，四是亚洲“四小龙”的新发式模式。邓小平对现代化各种模式的利弊进行了历史的、科学的分析，提出中国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相结合，探索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首先，中国的发展模式是非西方化的。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东方落后大国的现代化，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批判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有益经验，但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模式，不能搞西化。其次，中国的发展模式又不同于“四小龙”的东亚模式。中国的发展模式又是非资本主义化的，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的现代化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再次，中国的发展模式又是非苏联东欧化的模式。中国搞社会主义现代化，但不照搬苏东模式。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多年搞的是苏联的模式，这是一种僵化的模式，实际上是把整个社会和人民的手脚都捆起来了，在国际上闭关自守，所以，经济虽有发展，但速度很不理想，绝大多数人仍然处于贫困状态。中国的发展模式从根本上说是对苏东模式的否定，是一种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全新模式。最后，中国的发展模式又是非不可持续发展的。不论是西方化的现代化模式，还是东亚“四小龙”的现代化模式；不论是原有的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还是前苏联东欧的现代化模式，都是建立在高投入、高物耗、高能耗基础上的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如果说，这种模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某些国家搞现代化可能走得通，那么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后发展国家，就不可能走得通。如果说，中国靠不可持续发展模式，还可以实现温饱和“小康”，那么要实现中国的第三步发展目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不转变到可持续发展模式上来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中国的发展模式不同于以往的一切发展模式，是一种非西方化、非资本主义化、非苏联东欧化、非不可持续发展的全新发展模式。探索和形成这种全新模式，本身就是邓小平理论对当代发展理论的一场革命，是对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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