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邓小平理论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诞辰论文,理论研究论文,周年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4年8月，是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理论界、学术界围绕着纪念世纪伟人邓小平的生平、思想和业绩，召开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会议，发表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理论文章，出版了许多有份量的学术著作，形成了深入学习和研究的新高潮，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整体水平在新世纪已经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因此，对围绕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发表的一系列理论成果进行总结和回顾，无疑很有现实意义。
一、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地位
邓小平出生于1904年，逝世于1997年。他的一生，几乎与20世纪的中国共始终；他的业绩，曾经改变了中国和世界。因此，要了解邓小平，就必须了解20世纪的中国；同样，要了解20世纪的中国，也必须了解邓小平。特别是在新的世纪之初，在纪念这位世纪伟人百年诞辰的时候，探讨邓小平与20世纪中国的关系，自然就成为学者们面对的首要问题。
十五大指出，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领导中国人民前进的伟大人物，他们分别是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许多学者指出，和众多的中国先进分子一样，邓小平走过了从爱国到革命再到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成长道路。作为我党我军的卓越领导人，他不仅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不朽功勋，成为当之无愧的开国元勋；而且参与领导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现代化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宝贵经验。特别是他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领导了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运动，实现了当代中国历史的大转折。对此，学者们一致认为，邓小平一生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所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使20世纪的中国又一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有学者具体研究了邓小平时代对毛泽东时代的超越。认为邓小平一方面敢于正视、敢于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另一方面又敢于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即纠正和继承的结合，就构成了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独特超越。龚育之指出，从形成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观念而言，还有第三个重大因素，就是创造性发展。这种发展表现在改革理论上，有两大创造，一是创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二是创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这两大理论再加上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小康社会论，以及一国两制论等等，就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观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这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的伟大创造。（注：“独特的超越——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深圳特区报》2004年8月16日；）
冷溶认为，邓小平是20世纪为中华民族作出巨大贡献的一位伟人，他把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都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晚年，他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20世纪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在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都凸显了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和伟大贡献。（注：“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和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人民日报》2004年8月12日；）
二、科学总结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贡献和指导意义
与邓小平的历史地位相联系的，是如何评价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问题。邓小平生活在20世纪的中国，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意义绝不局限于20世纪的中国。许多学者指出，邓小平既有着经过千锤百炼的老共产党人那样毕生积聚起来的高度政治智慧，又始终保持着像青年人那样的一颗朝气蓬勃、对新鲜事物异常敏感、不断开拓进取的火热的心。他永远面向未来，他的理论对21世纪的中国仍然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有学者指出，邓小平理论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意义，就如同毛泽东思想一样。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在经历了无数失败后产生的，它为我们找到了一条怎样搞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邓小平理论同样是在我们党经历了许多挫折后产生的，它为我们找到了一条怎样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自从邓小平为我们开辟了这条正确道路，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才开始转危为安，并从此越来越兴旺发达。（注：“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和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人民日报》2004年8月12日；）
一些学者从以下四个方面概括了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第一，它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第二，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第三，它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第四，它是21世纪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指针。（注：赵曜：“全面系统地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百周年纪念——全国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观点，均引自此书）；）
另一些学者则着重研究了邓小平理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地位，认为它在这方面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较快地实现国家现代化与和平崛起，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使邓小平理论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可遏制的吸引力；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前进和成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期间发生的奇迹，是邓小平理论为之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三是邓小平理论客观而清醒地认识和对待当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既看到它们之间存在本质对立和较量的一面，又看到它们可能长期共存和合作的另一面，这种实事求是、高瞻远瞩的战略估计，必将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持久而成功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深入探讨了邓小平在一些重要历史时期和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
过去，学术界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一生“三起三落”的传奇经历以及领导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这一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发表了一系列有创见、有新意的研究成果。金冲及系统研究了邓小平参与领导中国革命的独特贡献，认为有三件事情特别值得一提。一是抗日战争时期，他于1943年10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全面领导华北敌后抗战的重任。这是他第一次独当一面地领导一个大战略区的工作，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表现出一个战略家统揽全局、果断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二是当解放战争进入1947年的转折关头，他和刘伯承一起率领12万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充分显示了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和处变不惊的政治智慧。三是在解放战争决战时期，他先后担任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总前委书记，统一指挥第二、第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取得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成为新中国当之无愧的开国元勋。（注：“邓小平和20世纪的中国”，《解放日报》2004年9月13日；）
有学者详细考察了邓小平1952年至1956年的工作和思想轨迹，指出1952年以后，邓小平由大区党政负责人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在主政西南安邦定局的深厚历史基础上，参与领导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协助中央处理繁重的日常事务，以执行中央路线的坚定性，顾全大局的政治家气度，锐意进取开创新局面的领导作风，以及公正、公道的政治品格，赢得了党中央及全党同志的高度信任，稳健地步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核心领导层，走上了他的政治生涯的新起点。
一些学者还重点研究了邓小平与1975年整顿的情况，认为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是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开始，是改革的试验，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端，是邓小平理论的酝酿起点。它上承中共八大路线和“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正确发展趋向，下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新时期，给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起了开辟航道的作用。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邓小平在1975年整顿中关于社会主义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极左思潮和错误做法；肯定了党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做法，试图回到探索的正确方向上来；是在正确把握国际局势的基础上，酝酿新的建设思路。
除了对邓小平在一些重要历史时期的贡献进行深入研究之外，许多学者还对他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具体研究。其中有的学者探讨了邓小平在三线建设中的作用，认为他自始至终参与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深入实地调查研究，提出发展思路，指导三线建设顺利展开；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不失时机地做出调整和改造三线建设工程的战略决策，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有的学者探讨了邓小平领导和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历史贡献，认为他是这场讨论无可争议的主帅、领导者：一方面是因为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前，他就率先批评“两个凡是”，力倡实事求是，为讨论作了思想铺垫；另一方面是因为在讨论面临夭折的形势下，他最先公开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排除各种阻力，引导讨论健康深入的发展，促进了全国性大讨论局面的形成。还有的学者探讨了邓小平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作的贡献，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历史转折关头，提出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奠定了起草《决议》的基础；二是主持起草《决议》，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三是对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提出科学的论断和分析方法，为研究当代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指南。
四、集中研究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思想
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作出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强调在新的世纪要不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从而更好地肩负起崇高的历史使命。这不仅有力地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而且促进了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研究。邓小平是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奠基人和总设计师，他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过“政治文明”这个概念，但有着丰富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对此，许多学者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前后，结合学习贯彻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进行了比较集中的探讨，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点。
有学者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地位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鲜明地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学论断，强调了民主政治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正是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他在党内率先提出了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证党和国家民主生活这一重大课题，认为要使党和国家民主生活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他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原则，多次强调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要从国情出发，在党的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绝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否则非出乱子不可。他的这一重要思想，深刻地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渐进性规律，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具有极其强烈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值得我们今天深入研究和认真总结。
有学者指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是一个相当完整的体系。它的基本内涵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的总体目标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它的总方向是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它的重要任务是要使民主制度法律化。
有学者把邓小平关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二是维护中央权威和发挥地方积极性相统一；三是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四是党要加强法制，增强法制观念；五是完善各级党委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相结合的制度。通过研究，学者们指出，我们今天深入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探索，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第一，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必须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革，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是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第二，以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为核心，促进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第三，不断深化和拓展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五、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为重点，深化了对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的研究
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出版了《邓小平年谱(1975-1997)》。年谱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即集中反映了邓小平是怎样领导全党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理论性，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内容及其形成发展过程，反映了他的重大理论创新与突破。年谱公布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其中60%的内容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研究兴趣。
不少学者根据《年谱》提供的最新材料，对邓小平晚年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其中有的人专门研究了邓小平关于要注意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思想，认为这是中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方向。邓小平1990年曾经谈到：“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pp.1310-1311)对此，有的学者通过研究指出，“两个飞跃”的思想，在理论上是对中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高度概括，在邓小平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于我国农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两个飞跃”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第一个飞跃是基础，第二个飞跃是目标和方向，从第一个飞跃到第二个飞跃是一个前进的、发展的过程，它们都贯穿着“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因地制宜”的思想，都是对生产关系的调整及其在农村的不同表现形式，是生产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注：赵智奎：“集体经济：农业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4年第4期；）
有学者还专门研究了邓小平晚年的“两个担忧”问题：一个是中国到底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是中国在走向富裕的过程中如何防止两极分化。邓小平晚年在不同的场合曾经多次谈到这两个问题，十分肯切地告诫在场的中央领导同志一定要关注这两个问题、思考这两个问题。有学者认为，邓小平在晚年之所以特别关注这两个问题，是因为它们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本质的实现，关系到社会的发展稳定和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在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国人的关切，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全党和各级政府必须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认真思考和着手解决邓小平提出的这两个问题。（注：王章维：“邓小平晚年的‘两个担忧’”，《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4年第4期；）
还有一些学者着重研究了邓小平晚年关于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提出要切实把握住以下三个重点：一是必须以“四个坚持”为前提，二是必须发展国有企业，三是必须防止两极分化。（注：张雷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完善”，《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4年第4期；）
六、深刻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内在联系
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一直是近年来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学者们围绕着缅怀邓小平的丰功伟绩，深入探讨了他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贡献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同时也进一步考察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使得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研究过程中，大家一致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都是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展开的，是在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创造性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们具有思想交汇、理论相融的特点，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两大理论体系，因而总体上是一致的。有学者指出，这种一致性首先表现为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一致，即都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两个紧密联系的基本问题，都是适应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其次表现在主要内容的一致，即都是以马克思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都是为了实现中国的发展和人民的富裕幸福，对于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基本国情、时代特征、主要矛盾、发展战略等重大问题的观点基本一致。再次表现在理论地位和指导意义的一致，即它们都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并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注：董德刚：“邓小平理论若干热点难点问题探讨”，《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2期；）
有的学者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一致性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它们有着共同的理论主题，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中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展开的标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体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拓展和深化。二是它们有着共同的战略思维，即都是为了使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相统一，国家的强盛与人民的富裕相统一，现代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振兴相统一。三是它们有着共同的思想起点、科学精神和价值取向，即都始终不渝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贯穿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体现了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价值取向。
有的学者则把这种内在一致性总结为四个方面：第一，在理论特征上的一致性。即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创造性地用于分析世界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理论概括。第二，在社会理想上的一致性。即都坚持了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同时又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和实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第三，在政治立场上的一致性。即都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植根于人民的政治立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取养分。第四，在理论品质上的一致性。即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勇气，不断在实践中推进理论创新。
在研究过程中，有学者还探讨了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若干差异之处。首先，它们所处的时期不同。虽然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大的历史阶段，但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创时期；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形成于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时期，它们所面对的世情国情以及党情同中有异。其次，它们所回答问题的重点不同。邓小平理论已经提出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并且作出了初步回答，但其重点还是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重点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借此来进一步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再次，它们的内容同中有异。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可持续和奠基性理论，适应改革开放初期的需要，主要是在解放思想中开辟道路，创立理论框架；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其发展形态，适应改革开放深化时期的需要，则是在与时俱进中拓宽新路，丰富理论内容。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或是对执政党建设的觉醒，“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前进，作出了多方面的创新。（注：董德刚：“邓小平理论若干热点难点问题探讨”，《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2期；）
七、初步探讨了科学发展观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并把它作为党和国家在发展问题上的根本指导思想。学者们一致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党在发展问题、发展理论上的最新认识、最新成果。这一科学发展观的形成，继承了邓小平理论关于发展问题的基本精神、主要内容，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新时期发展内涵、发展要义、发展本质的认识，创新了发展理念，开拓了发展思路，破解了发展难题，是对邓小平发展观的重大突破。
学者们指出，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以发展改变了社会，以发展引起了世界的瞩目。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发展成为执政为民的第一要务；对人民群众而言，发展成为国富民强的最大期盼。随着发展的不断深化，其内部规律日益明显地展示出来，为人们更加清醒更加深刻地认识它、把握它创造了条件。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思想过程，从当初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到后来江泽民提出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再到现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注：曹前发：“邓小平发展观略论”，《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5期；）
有学者从九个方面系统论述了邓小平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1、它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基本出发点和依据；2、它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论述为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提供了基本原则；3、它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是科学发展观确立的精髓和实质；4、它关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为科学发展观奠定了思想基础；5、它确定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实施步骤；6、它关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国民经济的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指南；7、它关于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的论述为科学发展观确定了战略重点；8、它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和外部条件的理论为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提出了现实课题；9、它关于“三个有利于”论断为科学发展观提出了评价的根本标准。（注：季明：“邓小平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对目前学术界关于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偏颇现象，有学者还进行了认真的评析。李君如指出，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发展观，从本质上弄清楚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是完全一致的，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或者完全对立起来。最近有个别学者发表文章认为，邓小平理论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学发展观是强调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发展；邓小平理论主张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科学发展观主张共同富裕，等等。这种把邓小平理论作为科学发展观对立面来进行论述的做法是不正确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邓小平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他不是单纯讲经济建设，更不是把经济建设等同于经济增长，他还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强调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要协调发展，强调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基础上最终要达到共同富裕。所以我们必须明确，邓小平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如果在这一点上认识不清，就会使我们在党的指导思想上产生很大的混乱。（注：“从邓小平的发展理论到科学发展观”，《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8期。）
总之，2004年是邓小平理论研究的丰收之年。可以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学者们在邓小平理论研究的各个领域里，都有了程度不同的拓展和推进，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文章，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特别是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部门的负责人，都拿出了自己多年来潜心研究的理论成果，为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增光添彩。除了上面介绍的七个方面之外，在邓小平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民族、宗教、统一战线、祖国统一和党的建设以及他的生平业绩、品格风范等方面，都有大量有水平、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发表。这些成果，虽然绝大部分都发表在2004年，但却是广大专家学者在世纪之交不断思考、探索和研究的结果，堪称跨世纪的精品力作。
2004年8月，中央七部委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共收到论文166篇，代表了理论界、学术界关于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究的最新成果。这次会议是对跨世纪的邓小平理论研究的一次全面检阅和总结，标志着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在新世纪新阶段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跨上了新的台阶。在这次会议上，李长春代表党中央，强调了当前深入学习、宣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意义，肯定了理论界、学术界近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和广大理论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同时对今后进一步开展好邓小平理论研究，提出了六条明确的指导意见和具体要求，从而开启了邓小平理论研究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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