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1]2015年在《通识教育背景下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研究》文中认为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问题,不仅是高等学校,而且也是整个社会都在关注的重大问题。事实上,一直以来,针对中国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改革与实践就从未松懈过,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多种创新方案,但是,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成效却越来越受到质疑。这之中,不但有教育体制方面不适应当代社会发展要求的客观因素,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与方法也同样面临着改革的困境。现行的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模式存在着诸多不能适应新的教育需求的地方。在充分认识变化和冲突的世界,深刻理解教育主体自主需求的基础上,探索解决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实效性问题的新理念和新模式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本论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出发点,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逻辑主线,从分析通识教育的兴起及其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和中国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新问题入手,研究了通识教育与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关系维度,在此基础上探析了二者融合的新维度,提出了通识教育背景下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创新路径。探索中国通识教育背景下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改革之路,或者说,探索中国大学生德育的通识教育转型之路,顺应了高等教育全球化语境下,实现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德才兼备的全面发展的大学生的时代诉求,体现了现代高等教育"大德育"的发展思路,理应成为今后中国高校德育发展的观念共识与理想之境。论文研究思路如下:第一,在综述中外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通识教育的兴起及其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梳理了通识教育的谱系,探讨了通识教育兴起的动因,论证了中国通识教育的态势。第二,剖析了中国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新问题。回溯了中国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历史嬗变,分析审思了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在目标、方法、内容、形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论证了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核心旨归。第叁,探析了通识教育与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关系维度。辨析了通识教育与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整体关系,指出了中国高校通识教育与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关系现状与趋势,并从教育逻辑一致与教育功能互补的学理依据分析入手,提出了"融合关系"是处理二者关系的应然选择。第四,探究了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创新维度。揭示了通识教育背景下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意义,详细探讨了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逻辑起点:道德价值观教育,论证了通识教育背景下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创新的方法、内容和形式。最后,指出了通识教育背景下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路径构想。从思想道德教育的个体心理机制、思想道德教育的社会调控机制和思想道德教育的互动机制等层面,论证了大学生个体与社会思想道德教育耦合机制建构路径;从改革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教学方式、优化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和丰富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教学内容等方面,论证了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教学路径:从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渗透模式、环境模式和互动模式等要素,论证了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隐性路径。据此,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探讨通识教育背景下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创新路径,既要坚持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行之有效的优秀传统方法,又要结合时代特点,充分梳理和选择经过社会历史筛选与检验的思想道德教育经典,不断吸收通识教育的经验成果,探究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与通识教育融合的新方法与新路径,推广中国特色的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本文做出了一系列有益的理论探索,以期对解决当前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实效性等具体实践问题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高鹏[2]2015年在《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历程研究》文中提出高等教育对于一个国家有着深远的意义,而高等教育国际化对于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又起着关键的作用。美国作为高等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其国际化历程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本文以历史的纵向发展为线索,分析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沿革,力图梳理出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脉络与阶段性特征,以期为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论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论述了论文的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第二部分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分为五章:第一章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界定与分析。主要是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概念进行界定,分析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本质、内涵、特征、判定标准以及内外部因素。第二章是学习欧洲——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奠基期(从殖民地时期到19世纪末)。这一阶段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突出特征是向欧洲学习,在欧洲经验的基础上构建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既有前期对英国教育模式的模仿,也有后期多样化的借鉴。在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奠基期,个人因素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推动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发生和发展。第叁章是走向世界——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转型期(从20世纪初到二战末期)。20世纪前半叶的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入转型期,这一转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推动主体从个人转变为社会组织,众多的基金会、非政府组织成为美国高等国际化的主导力量,推动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第二个转型是高等教育国际化从教育的构建完善向政治性应用转化,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越来越具有政治涵义,其应用超越单纯的教育范畴,具有更大范围的价值。第四章是战略工具——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战略发展期(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末)。在这一阶段,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表现出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政府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推手,高等教育国际化也成为政府的战略工具,成为美国输出意识形态、推动苏东地区和平演变的助推器。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深受国家战略与政府主导性的影响。第五章是继往开来——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竞争发展期(2000年至今)。进入21世纪,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行了调整与完善。“9·11”事件给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带来了不利的影响。随着安全局势的好转以及西欧、日本等地区和国家对美国高等教育市场的竞争,美国实施了全面化战略,使得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恢复并发展。同时高等教育国际化也与公共外交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美国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输出,扩大美国影响力的工具。第叁部分是结语。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从发展方向上来看,可以分为输出期与输入期两个阶段。历经奠基期、转型期、战略发展期、竞争发展期,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自发到自觉,有力地推动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美国国家实力的提升。在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历程中,政府、社会、个人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当代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中国的高等教育也需要积极地实施国际化战略,推进国际化进程。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经验与教训可以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提供参考和借鉴,助力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更快更好地发展。
顾剑秀[3]2015年在《知识生产模式转变下学术型博士生培养模式变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博士研究生教育是学历教育的最高层次,承担着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任。现代意义上的博士生教育开始于19世纪初期的德国,早期博士生教育的任务主要是培养大学教授和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家。至今,大部分人同样认为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就业方向应该是以研究为基础的学术职业,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职业道路被描述成"线性的管道"(liner pipeline)。那些选择非学术职业的博士则被看作是"管道的泄露"(leakage from the desired pipeline)。但是从世界范围内看,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博士学位获得者不再局限于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他们也开始进入企业、政府和社会各管理部门,从事专业领域的技术研发和高级管理工作,博士生就业道路逐渐多元化。但当前博士生培养还是按照传统培养学术型人才的方式,博士就业的现实与博士生教育培养未来的大学教授这一传统目标出现了较大的偏离。知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当前博士生培养模式是与知识生产模式1相适应的,遵循传统质量观,以培养学科传承者、知识创造者为目标。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博士质量观的多元化,当前博士生培养已经无法满足多元化的社会需求。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使得博士生培养与质量问题已不再是学科共同体内部的事情,而是涉及社会的诸多方面。所以,从知识生产模式转变出发研究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变革将有助于促进博士生培养与博士生职业发展需求的链接,调适博士生培养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的矛盾,提升博士生教育质量。当前我国博士学位类型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型两种,专业学位的出现可以看作是博士生教育在学位类型结构上回应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那么学术型博士生培养所面临的的问题使得现有学术型博士生培养模式也应发生相应的变革以适应新知识生产模式。所以,本文主要聚焦于对知识生产模式转变下学术型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变革进行研究。首先分析知识生产模式转变下学术型博士生培养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的矛盾,为学术型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变革提供现实诉求。通过对江苏省八所高校1700名叁年级及以上学术型脱产博士生发放就业期望调查问卷,实证调查了当前博士生的就业期望,运用二元和多元逻辑回归模型从个人特征、人力资本、家庭资本及博士生培养情况四方面分析了博士生就业期望的影响因素;并运用序次逻辑回归模型从博士生就业期望、人力资本以及博士生培养情况叁方面实证分析了博士生对博士生培养的满意度评价。分析结果发现,大多数博士生从读博前到接受调查期间的职业类型期望没有发生改变,博士生读博动机、学校层次、学科以及博士生培养过程显着影响博士生就业期望。博士生就业期望、学科、奖学金获得情况、参加国际会议情况以及博士生培养过程显着影响博士生对博士生培养满意度的评价。博士生对博士生培养鼓励他们职业选择多元化并帮助他们做好从事非学术职业准备的满意度较低。除了培养博士生的科研能力,样本博士生认为博士生培养还需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交流能力、跨学科研究能力以及组织协调能力,但当前博士生培养还无法满足他们多元化的职业发展需求。运用半结构式访谈法访谈博士用人单位,并运用质性数据分析方法分析访谈资料,分析结果发现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使得社会对博士毕业生的质量衡量标准越来越多元化,用人单位对现有模式培养出来的博士毕业生质量存在质疑。其次,根据知识生产模式转变理论为学术型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变革建构理论框架。通过对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大学职能及知识生产方式的演变以及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变革叁者间逻辑关系的梳理,回答了知识生产模式转变下博士生培养模式为何变革以及如何变革的问题。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促进了大学职能及其知识生产方式的演变。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知识社会,大学经历着由传统大学到现代大学再到后现代大学的演变。大学在知识生产中扮演的角色、知识生产职能、生产理念、生产科学观、生产的合法化基础以及生产方式都发生着变化。博士生教育不仅是教育体系的一部分,更是知识生产体系的一个环节,所以,大学职能及其知识生产方式的改变必然会影响到博士生的培养过程。知识生产模式1与模式2下的学术型博士生培养模式从培养目标、培养的价值取向、培养主体、培养方式、培养内容到培养评价都有不同的特征。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要求学术型博士生培养从"封闭培养"模式向"开放培养"模式转变,从以"学术为本"模式向以"市场为导向"模式转变,从以"基础先行"模式向以"应用为驱动"模式转变,从以"学科为本"的院系模式向以"跨学科为本"的项目模式转变。接着,分析知识生产模式转变下美国学术型博士生培养变革的实践发展,为我国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变革提供经验借鉴。通过在美国C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参加C大学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专业一系列博士生课程,访谈C大学教师及博士生,搜集关于美国博士生教育的第一手资料,分析美国博士生培养理念与制度及其博士生培养变革的实践发展。研究发现,美国博士生教育没有一个国家层面的统一标准,市场在博士教育招生、博士生就业以及资助方面起着主导作用。虽然专业学位博士生培养在美国发展迅速,但美国仍然以学术型博士生培养为主。美国学术型博士生培养具有多元化的培养理念与目标,包括课程、考试和论文在内的结构化的培养程序,包括研究生院制度、灵活的导师制度、委员会制度以及助教和助研制度在内的相对完善的培养制度。美国博士生教育通过机构和专业认证、大学内部各专业常规评估、有美国国家研究中心(NRC)举行的博士项目质量全国性评价以及博士学位获得者职业发展调查等方面确保博士生教育的质量。为解决学术型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多种问题,美国学术型博士生教育的培养内容因毕业生就业类型的多元化而逐渐发生变化,如调整博士培养计划、拓宽博士生职业准备等新举措。学术界内外开展了一系列学术型博士生教育的变革措施,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包括研究生教育与科研训练整合计划、重构博士生教育计划、灵活多变的博士生计划以及培养未来教师计划。最后,在前几部分研究的基础上为我国学术型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变革提出方案。通过对知识生产模式转变下学术型博士生培养模式的要素进行分析,提出知识生产模式转变下的学术型博士生培养应具备多元化的培养理念与目标、结构化培养过程,并通过校企、校所联合培养以及跨学科等方式培养博士生。博士生培养实行论文指导委员会制度、实践型的助教和助研制度、严格的筛选制度。博士生培养的评价应该结合产品视角与过程视角,不仅对博士生学术成果进行评价,也要对博士生学术训练过程进行评价;不仅注重学术团体对博士生学米能力的评价,也要注重非学术团体对博士生综合素质与能力的评价。通过构建旨在调节博士生培养标准化与市场化水平的博士生培养模式(C-I模式,Combined-Integrated Model)、促进博士生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校准的博士生培养模式(LMA模式,Labor Market Alignment Model)以及促进博士生培养与博士生职业发展连接的博士生培养模式(PDET模式,Planning-Developing-Educating-TrainingModel),调适学术型博士生培养目标,创新培养制度,促进学术型博士生教育满足社会需求。
张薇[4]2001年在《论美国高等教育创新的理念与实践》文中研究说明创新是人类文明的源泉。在当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作用，又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于是，大力提高民族的创新素质，就成了教育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高等教育作为创新人才的直接输送者，其自身的创新也就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发展大学生的创新能力是高等教育创新的最主要的体现。此外，高等教育还有进行知识创新的责任。我国的高等教育在完成这两项任务方面是存在明显不足的，必须予以改革。与此同时，美国大学生被公认创新能力较强，美国大学在科技方面取得的光辉成就也展现了其在知识创新方面的巨大成功。本文考察美国高等学府在创新方面的一些成功举措及其重视创新的社会文化特性，从而为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一些借鉴。 事物的发展总不是孤立的，美国大学能取得今天的辉煌成就，与美国整个社会文化的特性息息相关。在美国，起主导作用的主流文化是宗教文化、共和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审视美国高等教育的创新，这叁种文化起了不同的作用。宗教文化使美国高等教育萌发了创新的意识；共和文化反映到高等教育上就是使美国高等教育具有了创新的土壤；个人主义文化则造就了重视应用知识的美国大学，表现出强烈的创新精神。 正是在美国文化的影响下，美国人形成了珍视学术自由、不断创新等高等教育理念。这些教育理念正是影响美国高等教育创新实践的深层次原因，它们不仅决定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培养目标，也从整体上决定了各层次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 分别从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和高等专科教育叁个层次来看，美国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在教育创新方面各有侧重点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教学与课程。研究生教育重视学术创新，科研工作不仅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方式，而且是研究型大学工作的重点；本科教育被看成是通才教育，注重知识创新；社区学院作为实施美国高等专科教育的主要场所则以灵活性和多样性着称，致力于技能创新。 最后，本文得出了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四点启示。即，1．批判继承传统文化，转变人才培养观念，把培养人的创新能力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2．突出现代高等教育的叁大职能，进行全面的创新。3．构建多元化的课程体系，探索教育创新的模式。4．改革教学方式，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的能力。
陈艳红[5]2009年在《思想政治教育与通识教育结合刍论》文中研究指明通识教育是源于古希腊“自由教育”并在美国发展成熟的一种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曾于20世纪初即被引入我国,后来为专业教育模式所挤压。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素质教育要求的实施,我国通识教育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并在思想政治教育界展开了与之相关的研究。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通识教育的视角,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主线,采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方法,研究了思想政治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关系及其结合。首先分析了通识教育的新形势,梳理了通识教育的谱系,探讨了通识教育的概念、性质和目标,通识教育的实践历程及内容演变,以及我国目前通识教育的基本态势。然后梳理了思想政治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关系:“取代论”,即通识教育取代思想政治教育论;“平行论”,即思想政治教育与通识教育两者之间互不隶属,永不相交;“融入论”,即思想政治教育被融入到通识教育之中;“迭加论”,即思想政治教育被迭加到通识教育之上。这四种关系论都有可取之处,但亦都存在潜在冲击。接着探讨了思想政治教育与通识教育结合的必要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要有通识教育的支持,通识教育要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观。该“结合论”表明,两者的教育逻辑一致,教育功能互补、教育内容相互渗透,可以达致两者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下的有效结合。最后展开了对思想政治教育与通识教育有效结合的若干思考:思想政治教育改革是向人的本位回归;两者在“第一课堂”的结合要考虑到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及教学方式;在“第二课堂”的结合要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养成作用,并选择合适的结合点。
刘旭东[6]2013年在《美国联邦政府高等教育财政资助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美国联邦政府高等教育财政资助是美国联邦政府运用财政法律方式，规范权威地干预和调控美国高等教育，引领美国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主导性财政法律运营机制与模式，历经孕育成形、拓展创新和合作超越等历史阶段的形态演化，至今已形成较为完备的高等教育财政资助生态体系。这种生态体系的根本机制是以联邦中央政府整体规范调控为主导与市场总体创新选择为主体有机合作、以科研资助和大学生资助相辅相成为主要通道和方式，在促进与保障美国高等教育有效公平、科学技术创新、社会繁荣进步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进步提供了极具借鉴价值的参照形态，也因此自然而然地进入本人的研究视野和首选领域，成为本文的研究课题。南北战争之前，受新教自由伦理、“政教分离”思想的影响和宪法规避的限定，美国联邦政府对早期高等教育财政资助基本处于自由放任状态，私人及其团体主导了美国早期对高等教育的财政资助；公共教育运动蓬勃发展的启示、西进运动对加强国家保护的呼唤和国家机器日益强大的拓展，不断呼唤和期待着国家财政对高等教育积极资助的建制和行动，孕育和催生出美国联邦政府高等教育财政资助的雏形；伴随一战的酝酿爆发、大萧条的来临蔓延和二战参战的政府谋划行动，日益显示出国家推行强势调控举措的直快高效，助推凯恩斯国家干预思想和战略迅速扩展渗入到联邦政府的高等教育财政运营模式，制订推出一系列联邦政府的高等教育财政资助政策，促成了联邦政府高等教育财政资助形态完整定式成形；受国际霸权竞争、冷战思维和国家福利政策的影响，特别是人权运动蓬勃兴起和人力资本理论广泛传播的支撑，五六十年代的美国联邦政府高等教育资助快速进入拓展期。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双重目标的实现及其投资支撑的重视程度明显提升，对高等教育的行政干预不断加强，科研资助和大学生资助项目以法律形式得以确认，“联邦拨款大学”应运而生，美国高等教育随之进入大众化效率与公平均衡发展的“黄金时代”；新经济危机、大学信任危机等国内外巨变和公共选择理论的批判，带来了7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的动荡，开启了美国联邦政府高等教育财政资助体系政府主导与市场主体的双向修正调整期。前期深受打压的市场力量开始反弹，促使联邦政府反思和收缩自身承担的公共职能权限，调整高等教育财政资助政策，国防科研资助大量转向民用，学生助学金向贷款项目转换，高等教育资助的效率性受到联邦政府的日益关注。80年代进入修正调整的后期，新保守主义思潮和教育成本分担理论开始深度影响和支配了美国联邦政府公共事务改革，里根政府大幅削减公共预算支出，强调州和市场权力的重要性。联邦政府向州政府和市场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高等教育财政资助权力分解，分权化改革在高等教育财政资助领域大力推广，高等教育资助市场化色彩日益浓烈；90年代以来，东欧剧变带来世界格局急剧变革，美国独大和世界多极化发展的矛盾趋势日渐凸现，新公共管理理念以其历史性的包容与革新，有力地修正和丰富了联邦政府的公共政策，克林顿政府通过“第叁条道路”重新规划和加强联邦政府在高等教育财政资助领域的职能，联邦政府操控权力的适度回归和提升，与社会市场的自发行为日益规范和活跃开始有机合作，美国联邦政府高等教育财政资助呈现出超越性发展的良好势头。进入21世纪，伴随全球多极化发展浪潮的加剧和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联邦政府高等教育财政资助在国家干预主导和社会市场主体创新的有机合作上又有了新的发展与提升。自1862年通过《莫里尔法案》开创高等教育联邦财政资助先河150余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紧紧把握与引领社会发展的时代脉搏与步伐，不断修正和创新资助理念与模式，规范和选择资助方式与项目，调整和明晰资助理念和方向，有力地引领和拉动了高等教育的均衡性适应与协调性发展，推动了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的融合性实现，积累了许多极具启示借鉴价值的宝贵理念与经验：高等教育财政资助形态的不断创新与超越；责权明确的专项资助项目的创设与竞争；财政资助的法制化运行与保障；财政资助政策对国家发展目标的定向与引领，等等。但在联邦政府的强力干预和推进的历史过程中，联邦资助也频频显露出其强力干预的局限和强制性弊端，干扰甚至阻碍了大学自主发展所积淀和珍重的传统精神。伴随着美国社会的活力演进、国家的健康成长和政府的积极行动，美国联邦政府的高等教育财政资助体制从无到有、应时创新、日趋成熟，对与时俱进、积极创新、努力追寻强国建设的我国中央政府不断深化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大业，无疑具有历史性的重要启示与借鉴意义。
孙冰红[7]2005年在《大学教育与社会发展论》文中研究指明1943年,温斯顿·丘吉尔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发表了自己着名的观点:“未来的帝国将是有头脑的帝国”。大学是知识的圣殿,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大学催生重要思想”,大学孕育文明的新因子。20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也证明了丘吉尔首相的论断,大学以其独特超拔的品格和追求真理与自由的精神为人类文明的薪火相传,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今世界,以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为主要特征的崭新时代已经来临,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经济方兴未艾,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而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人才资源的竞争和创建一流大学的竞争。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教育以其先导性、基础性和战略性的重要作用进入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中心,使教育处于优先发展、超前发展的战略地位更加凸现。众所周知,一个国家要现代化,教育要率先实现现代化。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代表着一个国家科学文化和教育发展的水平。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的迫切需要。通过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以及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使高等学校真正成为科学研究和高校技术产业化的一支生力军和重要方面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续不竭的人才资源和动力,为构建和谐社会担当应有的历史责任。如此,大学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就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章,导论中首先阐明研究的背景、目的及意义;在对国内外有关大学教育与社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进行评述的基础上提出研究的方法、思路和创新之处。 第二章,分析研究了大学理念的内涵,并通过对西方大学近千年来大学理念发展历史的剖析,认为大学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大学理念,展现了不同的时代精神风貌。 第叁章,从大学理念与大学教育两者关系的分析入手,认为追求科学和学术是大学的主要目标,大学教育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高地,并引领时代精神的方向。 第四章,主要是从大学教育对社会发展的视角,论述大学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作用,认为大学既“不能远离社会”,又必须对社会采取一种“客观的立场”,以及大学教育在信息化社会、知识经济社会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第五章,主要是通过知识的涵义、本质、特点以及知识的社会功能的剖析,论述大学知识的特点和价值,认为大学以传播、承续、生产与创造知识为其根本职责,实现为社会发展的贡献率。 第六章,主要阐述大学人文精神价值,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的角色承担。大学的
张骁虎[8]2017年在《20世纪以来美国社会治理中联邦政府角色的演变》文中研究说明美国社会治理的主体是以公民社会为代表的社会自组织治理,众多社会组织承担着美国社会治理的主要责任。在以社会自治为主体的美国社会治理中,联邦政府是否发挥作用,联邦政府的作用又经历何种变化?这是本论文研究的出发点。论文以干预理念和干预能力为分析框架,考察20世纪以来联邦政府干预理念和干预能力的变化,结合联邦政府社会规制权力扩张与社会政策实施,总结联邦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经历的“旁观者”、“参与者”、“干预者”、“主导者”、“监督者”的角色演变,分析联邦政府对社会治理干预发生的从“缺失”到“参与”、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塑造”、从“直接干预”到“间接影响”的叁次转型,展现20世纪以来联邦政府对美国社会治理发展的重要意义。论文内容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是论文研究意义的总结、相关概念的明晰、研究现状的梳理以及论文的研究思路和创新之处等。第二部分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分为五章:第一章是“联邦政府的转型——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转变”。20世纪初至30年代早期,联邦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经历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转变。“小政府”“大社会”是美国传统,社会自治成为美国社会治理的主体,联邦政府局限于“有限政府”原则,对社会事务采取“自由放任”策略,成为社会治理的“旁观者”、“守夜人”。“进步主义时代”的社会危机使得联邦政府的保守主义理念遭到质疑,西奥多·罗斯福等改革派力量的政治改革及社会实践,突破“有限政府”原则的束缚,推动联邦政府改变“守夜人”状态,转变为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参与到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中,与社会组织共同解决美国的社会问题,开启联邦政府对社会治理干预从“无”到“有”的转变。第二章是“联邦政府干预的扩大——干预者角色的确立”。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罗斯福“新政”实施,联邦政府确立了在社会治理中的“干预者”角色。1929年经济危机对美国社会造成严重冲击,传统社会治理模式难以为继。为此联邦政府在干预理念上抛弃“自由放任”的保守主义,采用“国家干预”策略,致力推动联邦政府向“大政府”迈进。在干预能力上,联邦政府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改革税收征缴制度等措施,提升联邦政府税收收入,增强联邦政府社会规制能力。联邦政府实施一系列社会政策,介入到许多原来由社会组织负责的领域,承担起相应社会职能。联邦政府还推动《社会保障法》等法律的通过与实施,以法律形式明确联邦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责任,推动联邦政府社会治理干预的制度化和法制化。通过社会保障体系构建,联邦政府不断加强对社会事务干预,确立自身在社会治理中的“干预者”角色。第叁章是“巩固、修正与提高——干预者角色的强化”。20世纪40、50年代联邦政府社会治理“干预者”角色不断得到巩固与强化。“大萧条”对美国社会的影响缓解后,“国家干预”理念被联邦政府延续下来并不断得到巩固和提高。联邦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能进一步扩大,专业化的组织与机构使得联邦政府的社会政策更加科学化与专业化。联邦政府也着力加强社会治理法制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推动社会规制权力持续扩张、社会政策涵盖范围不断扩大、社会治理机构专业化程度逐步提升。联邦政府对美国社会治理干预愈发广泛和深入,在社会治理中的“干预者”角色得到不断强化。第四章是“联邦政府的全面干预——干预者角色的升级”。20世纪60年代联邦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从“干预者”升级为“主导者”。60年代国际局势相对缓和为联邦政府集中精力解决国内事务提供可能,二战以后构建福利国家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为联邦政府强化对社会治理干预提供外部参照。联邦政府也得到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多方面支持,获得充足资源实施社会政策。肯尼迪、约翰逊等人锐意改革,提出“伟大社会”改革规划,推动联邦政府社会政策广泛实施。20世纪60年代联邦政府在干预理念和干预能力上达到顶峰,实现联邦政府对社会治理的全面干预。在构建福利国家背景下,联邦政府对美国社会进行整体规划,推动和实施一系列范围广泛的社会治理立法与社会政策,将社会生活诸多领域纳入到联邦政府管辖范畴,主导着美国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推动美国福利国家构建。联邦政府从社会治理治理的“干预者”升级为“主导者”。第五章是“回归保守——从干预者到监督者的再转型”。20世纪70年代以来,联邦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逐渐从“干预者”向“监督者”转变。联邦政府对社会治理的全面干预导致诸多问题,促使70年代以来联邦政府逐步修正对社会治理的干预理念,从“国家干预”向“保守主义”回归。联邦政府实施一系列保守主义改革,缩减政府规模、弱化政府职能,推动社会治理的市场化、社会化、地方化。同时联邦政府推动建立以社区自治为核心的社会治理模式,发挥联邦政府统筹、规划、引导、监督作用,从社会治理的“干预者”转变为“监督者”,实现联邦政府对社会治理从直接干预到间接影响的再次转型。第叁部分是结语,总体性地分析美国联邦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的“旁观者”、“参与者”、“干预者”、“主导者”、“监督者”的角色内涵与历史演变;同时总结20世纪以来联邦政府干预社会治理从“缺失”到“参与”、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塑造”、从“直接干预”到“间接影响”的叁次转型,思考政府之于社会治理的重要意义与价值。
黄水林[9]2011年在《和谐社会视阈下的高校人才培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和谐社会是人类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早在近代社会以前,西方人就以乌托邦、东方人则以大同理想来描绘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和谐,构建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马克思主义学说一直以人类解放与幸福为己任,在其理论体系中无不包含着和谐社会的思想。可以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关于未来社会构想中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和谐社会理论体系。“和谐”一词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出现了六次。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和谐”思想系统化、理论化,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明确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人是社会的细胞,人是社会建设和发展的最关键因素,构建和谐社会需要高素质的人。知识经济时代,国民素质之优劣,人才数量与质量之高下,同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密切相关。发达国家投放于生产的最重要的资源已不再是土地或机器,而是人才,是国民的整体素质。培养人才的实践活动与对和谐社会建设的推动作用,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人才培养工作不仅仅要努力使每一个人享有接受教育培养的均等机会,还必须使培养出来的人与和谐社会建设提出的要求相适应。本文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分析和谐社会的理论内涵。和谐社会一个十分复杂与不断丰富发展的概念,其内涵十分丰富,从古代哲人的对“和”的理解与向往,到建国后党和国家对和谐社会理论的创新与实践,只有更好地认识和谐社会,才能更好地实现和谐社会、创造和谐社会。第二,分析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与和谐社会对人才培养的内在要求,理清和谐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框架下对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要求。第叁,分析我国目前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现状,把握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主流基本面,同时分析高等教育在教育目标、专业设置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第四,在和谐社会的要求下,从人自身的和谐、人系关系的和谐、人与群体的和谐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等方面入手,构思高等学校理想的人才培养目标模式。第五,在和谐社会的视野下,探求高等教育的内部要素之间的矛盾关系,从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知识传授与素质教育、科学教育与人文关怀、学习继承与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构思和谐社会视阈下的高校人才培养的路径选择。最后,以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模式为切入口,分析现代大学的政治逻辑、学术逻辑、市场逻辑,建构符合和谐社会基本理论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在大学制度。历史上的高等教育改革,始终离不开一定的社会背景。将高等教育活动置于人类实践和谐社会的努力之中,以和谐社会发展理念与原则深入领会和谐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是本论文的研究视点。
冯阳[10]2016年在《学分制下艺术设计教学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艺术设计教育起步于20世纪初期,经历了“图案”教育、“工艺美术”教育等历史阶段,于上世纪的80年代后期开始逐步向艺术设计转型。到1998年我国本科专业目录的出台,学科发展完成了有工艺美术到艺术设计的蜕变,进入综合型艺术设计时代。2012年艺术学升格为门类以后,艺术设计的学科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艺术设计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纪元。与艺术设计转型并行的是我国轰轰烈烈的学分制改革浪潮。我国高等教育与学分制渊源颇深。在民国时期曾有过近叁十年的全面的践行活动,新中国建立以后转为实行计划性较强的学时制;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高等教育领域逐步展开了形式多样的学分制教学改革,旨在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宜的新的教学制度。在学分制改革中,关于学分制的内涵认知分歧较大。其中关于学分制是一种教学管理制度的认知造了一定程度的视听混淆,从而产生了成众的多徒有学分制之表却无选修之质的学分制教学模式,是我国学分制改革陷入一个难以自拔的怪圈。学分制的核心内容是选修机制、开放的课程体系、目标性的学分管理方式等。基此,得以产生多样性的人才。选修机制、学分管理须以开放的课程体系为载体,通观学分制发展历程可见,学分制改革均以课程体系改革为先行。基于学分制模式的大学课程体系设计与建设的缺失,是我国学分制改革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之一。课程是教学活动的载体,艺术设计学科的转型是基于课程改革逐步展开与实现的。在此历程中,与学分制改革同行共舞,由此形成了形式多样的完全学分制、不完全学分制教学模式。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学分学年制、分段式学分制(“1+3”制、工作室制等)、计划型学分制(学年学分制)、开放型学分制等。从课程体系的角度分析,学分学年制是一种基于传统教学的改良型学年制教学模式。其主要形式是在原有的课程体系中增加选修课程。选修课程主要分布于二个领域,一是通识教育部分,一是专业教学部分。前者,综合类院校基于学校平台搭建文理兼顾、包含学校特色课程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艺术类院校则侧重于丰富基础理论教学和艺术常识的普及;后者,主要采取设置二、叁年级集中选修时段,或增设平行课程等形式植入选修元素。这类教学模式践行群体众多,既有老牌艺术类院校如西安美术学院等,也有历史不足二十年的新建院校,因此,出于办学历史、以及局限于教学资源与能力等原因,比较普遍地存在着良莠不齐的现象。分段式教学模式,在艺术设计教学改革中具有积极的意义。主要有二类形式,一是“1+3”制,一是工作室制。前者施行一年的不分专业的共同基础教学。此举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专业藩篱,在基础教学课程改革的配合下,建立“大设计”概念,一改传统的狭隘的专业本位思想,以及工艺美术教育阶段美术型基础教育的面貌。后者在引进他国经验的基础上,强调艺术设计教学的实践性、综合性,打破了传统的递进式、积累型的课程式教学模式,为艺术设计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了多元化教学的格局。分段式教学模式的积极意义主要集中在课程教学改革与学科建设方面,在学分制改革方面主要是顺应改革趋势,建立了学分制教学形制。充分发挥学分制优势的艺术设计教学改革是南京艺术学院的完全学分制改革实践。南艺的学分制改革是艺术设计教育界的一面旗帜。它基于“突出课程、淡化专业”的革新思路,通过课程平行化和自由选修的方式,形成了“每个学生为自己设计一张课程表”的完全学分制教学范式。虽然南艺的完全学分制实践止于2009年,但是,基于学分制实践的课程改革成果,以及锐意革新的精神成为南艺艺术设计教学的宝贵财富。叁十年的学分制改革实践,形成了我国艺术设计专业教学多元化局面,促进了艺术设计教育的发展和教学水平的提高。在此期间,随着上世纪末的大学扩招,艺术设计专业历经了一段爆发式的发展过程,整体教学规模发展过速。虽然教学规模的扩大满足了社会对艺术设计人才的需求,促进了学科的发展,但同时也埋下了根基薄弱、简单复制等隐患,整个学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虚胖现象。尤其是课程体系设计方面,拼缀现象严重,致使整体的教学质量下滑。此外,由于课程体系建设不到位,在学分制实践过程中还存在着比较普遍的各种形式的学分制虚假介入现象。基此,建议从明确培养目标,做好预设、铺陈,加强基础教学建议,打造精悍核心课程,开放终端课程,以及增加操作性能考量等方面入手,加强课程体系的设计与建设,为深化学分制改革、提高艺术设计人才培养质量做好基础性工作。
参考文献：
[1]. 通识教育背景下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研究[D]. 黄海. 南京理工大学. 2015
[2]. 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历程研究[D]. 高鹏. 吉林大学. 2015
[3]. 知识生产模式转变下学术型博士生培养模式变革研究[D]. 顾剑秀. 南京农业大学. 2015
[4]. 论美国高等教育创新的理念与实践[D]. 张薇. 广西师范大学. 2001
[5]. 思想政治教育与通识教育结合刍论[D]. 陈艳红. 复旦大学. 2009
[6]. 美国联邦政府高等教育财政资助发展研究[D]. 刘旭东. 河北大学. 2013
[7]. 大学教育与社会发展论[D]. 孙冰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5
[8]. 20世纪以来美国社会治理中联邦政府角色的演变[D]. 张骁虎. 吉林大学. 2017
[9]. 和谐社会视阈下的高校人才培养研究[D]. 黄水林. 苏州大学. 2011
[10]. 学分制下艺术设计教学模式研究[D]. 冯阳. 南京艺术学院. 2016
标签：高等教育论文; 通识教育论文; 博士生论文; 美国教育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大学论文; 变革管理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社会教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