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理解张力下的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关于社会工作群体对中国社会工作理解的个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工作论文,个案论文,中国论文,中国社会论文,群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07)02-0017-07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将“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摆上了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决定》指出：“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建立健全以培养、评价、使用、激励为主要内容的政策措施和制度保障，确定职业规范和从业标准，加强专业培训，提高社会工作人员职业素质和专业水平。制定人才培养规划，加快高等院校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抓紧培养大批社会工作急需的各类专门人才。充实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部门，配备社会工作专门人员，完善社会工作岗位设置，通过多种渠道吸纳社会工作人才，提高专业化社会服务水平。”
众所周知，社会工作是一门源于西方的社会科学学科，也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科学助人”的职业和专业。要使社会工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就要用中国社会的地方性知识去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因此，中国社会中与社会工作利益相关的“社会工作群体”对社会工作的理解就成为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基础。
在世纪交接的时候，笔者恰逢机会对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做了一项基础研究，即题为“社会工作群体对中国社会工作的理解”的个案研究。时隔数年，再去翻看当时的研究，觉得许多问题是提出来了，但是由于当时整个社会工作的实践尚欠火候，因此没能一一找出答案。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对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的发展无疑是一股报春的暖流，即将开始的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国家统一认证，预示社会工作的春天即将到来。因此，以更新的视角将几年前做的基础研究再度整理出来，也许正好作为今后进一步深入讨论的基础。
一、基础研究的分析框架
有关社会工作理解的基础研究，是以社会建构为研究的视角，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这个框架是由“社会工作群体”、“社会工作发展脉络”和“对社会工作的理解”这三个概念构成。
1.基础研究的三个核心概念
社会工作群体(Social Work Community) 基础研究使用的“社会工作群体(Social Work Community)”一词是有其特殊含义的。通常社会学中所使用的“群体”，其含义相当于英语时“Group”一词，按照美国社会学家波普诺(Popenoe)的解释，是“指各类人群联合体”，“一个群体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共同认同和团结感的人所组成的人的集合，群体内的成员相互作用和影响，共享着特定的目标和期望。”[1](P99)
但是，基础研究所使用的“群体”，是英语的“Community”，其含义是“由同宗教、同种族、同职业或其他共同利益的人构成的团体”。[2](P208)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它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强调其“职业”意义和“共同利益”的群体。
在国际上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工作制度的国家中，“社会工作群体”通常指的是“社会工作者”群体，即由那些从事社会工作的专业人员所构成的社会群体：他们有明确的社会身份，受过社会工作的专业培训并获得社会工作的硕士或学士学位，在社会福利机构或设施中专门从事社会服务，被社会工作专业组织认可和被雇主认为是社会工作者。[3](P21)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到，“社会工作者”这个概念是建立在其“职业”和“专业”的基础上的，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工作界的共识。因此，王思斌在论及社会工作者的一般特征时谈到，“他们从事的社会服务是他们的职业或社会生活中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掌握一定的社会工作专业方法”。[3](P22)
用以上的观点去观察目前中国的情况，可以发现，中国并没有按照国际惯例认定的社会工作者。迄今为止，中国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评价制度刚刚启动，还在探讨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乃至岗位的认定。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认为，中国目前尚不存在一个有明确界定的、得到民众、社会、学界、和政府认同的“社会工作者”群体。
在另一篇文章中，王思斌认为：“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基本上是工业社会的产物。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化进程极其缓慢，至今，中国仍未能产生如同西方那样的社会工作。中国有自己的社会问题，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亦积累了经验，形成了独特的解决办法。从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和效果看，这些活动也应属于社会工作的范畴。”王思斌称其为“实际的社会工作”。[4](P394)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原有的社会服务体系——即王思斌所称的“实际的社会工作”——的改革和创新得到了政府和全社会的关注。同时，中国也更加努力地与国际上的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服务进行沟通和交流。而这个改革与发展的进程，是通过与推进社会服务体系专业化、职业化相关联的一些重要环节上的人所组成的群体，以这些人及其所在的群体的参与来实现的。在基础研究中，社会工作群体的概念正是在上述的“参与建立”的意义上来使用。
基础研究的这个比较特别的视角，可以得到“社会建构”理论支持。一些社会学者，譬如佩恩认为社会工作这个职业是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这个职业中的人也就在社会力量推动职业建立的同时创造了社会工作的理论。[5](P17)这个观点其实赋予了“这个职业中的人”一个较为宽泛的理解。因为“这个职业”开始被推动建立或在其成为一个职业之前，其中的人并不必然是社会工作者。佩恩认为，在推动职业建立的过程中，“这个职业中的人”是参与社会工作的建立的。[5](P25)而“参与”本身是一个主动的概念，是有目标的行为。当人们在参与建立职业的过程中，会由于共同认定的目标出现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一定的价值标准、规范以及相互关联的地位及角色，这些人也就因此而获得了“群体”的意义。
社会工作发展脉络(Developing Context of Social Work)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迄今仍流传于世的对社会工作的重要的解释，其背后都存在着一个造就这个定义的发展背景，诸如当时当地所采用的社会控制手段、社会福利政策、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水平和相关职业制度等等，乃至更为宏观的意识形态、文化习俗、历史事件和人物、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等等。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点，可能某一影响因素特别突出，但是在当时当地这个因素也不可能是唯一的影响因素，而是与其他诸因素在当时的时空条件下的一种组合，共同构成了对社会工作发展的影响。
在基础研究中，社会工作发展脉络(Developing Context of Social Work)将被用来定义这种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诸影响因素有主有从的有机组合。“脉络”(Context)一词，是在欧美社会科学文献中常用的单词，其含义为“人、事、物存在于其中的各种有关情况”、“来龙去脉”、“背景”或“环境”。[6](P367)
“社会工作发展脉络”可以被解释为：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的社会工作存在于其中的背景或环境及其发展的来龙去脉或前因后果。
综上所述，社会工作发展脉络可以有两种理解：其一是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背景或社会环境，从每个影响因素去分析其对社会工作产生的对应性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是变项，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时间）和社会（空间）中它们是不同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影响因素的变化就会使社会工作出现变化和差别。其二是与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脉络”的定义较为接近。[7](P260)在这里，脉络中的影响因素不是简单的变项和独立存在的，它们之间环环相扣，共同和社会工作处于相互依赖和相互渗透的关系。社会工作从这个脉络中形成，形成的过程同时也对脉络产生影响。脉络因由社会工作而具有存在的意义，不同社会中的社会工作差别不仅仅因为某一影响因素的不同，而是整个发展和形成的过程都是不一样的。这样形成的发展脉络，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其内部构成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同时也不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
基础研究使用的“脉络”一词，与社会建构的研究角度也是一致的。在这里所说的“脉络”，并不是从已经确定的定义出发去寻找社会发展中某一个因素的变化，然后用以论证结果的差别，而是一个开放的，抑或说是对社会工作发展的宏观环境的一个认识方法。
对社会工作的理解(Understanding of Social Work)在基础研究中，一个需要与“社会工作群体”相伴相随来界定的概念是“对社会工作的理解(Understanding of Social Work)”。
在对这个概念作出解释之前，先要提到国际社会工作学界对“社会工作本质”的讨论，这成为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际社会工作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对于那些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服务和社会工作制度的国家来说，尽管他们之间也存在不同的工作传统，但对社会工作本质的讨论所指是十分明确的，他们在结论上的差异或许只是由于人们通过不同视角的分析论述而建立的。①从某种意义上说，基础研究的命题的内在含义，与社会工作本质的讨论十分接近。然而，在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下，如果用“社会工作本质”这个看上去有着严谨哲学意义的概念来讨论内涵和外延都尚不清晰的中国社会工作，就显得太过勉强。因此，基础研究将用一个含义比较不那么严谨但在英语中常用的“理解(Understanding)”一词来取代“本质(Nature)”一词，这就有了“对社会工作的理解(Understanding of Social Work)”这个概念。
2.基础研究的分析框架
以上述三个核心概念，可以构成一个分析的框架，即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和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工作群体与当时当地的社会工作发展脉络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会形成不同的对当时当地社会工作的理解；反过来，社会工作群体通过自己对社会工作理解又会对社会工作的发展脉络作出自己的回应，从而影响社会工作的发展脉络。
图1：基础研究的概念框架
将这个分析框架置于中国的本土性知识之中，“社会工作群体”是指与参与建构中国社会工作的群体中的相关人员，“社会工作发展脉络”包括了宏观的社会经济背景和中观或微观的对于社会工作发展来说是有意义的社会脉络中的影响因素，而“对社会工作的理解”则是在社会工作群体在社会工作发展脉络中形成的对于社会工作的理解。
二、中国社会工作群体及其对社会工作的理解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社会工作群体脱胎于一个公共政策学中常用的概念——“相关利益者”。一般来说，在基础研究所涉及的实际工作领域中，相关利益者可以分为供方和需方，也就是社会工作群体与社会工作对象。后者用专业术语来表达，就是“受助者”。
2007年的《社会蓝皮书》[8]给出了一组很有意思的数据，当问道：“中国的老百姓在遇到困难时，会向谁寻求并且能够获得帮助？”支持度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家庭”、“家族、宗族”、“私人关系网”，支持度分别为87.3%、63.8%、55.5%。在社会工作在80年代再次登陆中国20多年后，中国的老百姓还是按早年费孝通发现“差序格局”在构建他们的“安全网”，而社会福利服务和社会工作在此完全排不上号，这种社会现象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但这不是基础研究所关注的重点，基础研究想先放下需方，而看一看供方，亦即社会工作群体对社会工作的理解。要讨论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将社会工作群体细分。
1.社会工作群体的三个部分
由于国情所致，当代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是很有与众不同的个性的。这表现在：在政府主导的社会福利制度与社会福利服务的改革与发展过程中，通过逐渐推进与社会服务体系专业化、职业化相关联的一些“职业环节”，以及在这些环节上，有相关利益的人的参与来实现的。因此，基础研究的框架隐含了，在中国社会工作的职业地位尚不明确的社会背景下，社会工作群体的概念是在与“职业环节”和“参与构建”的相关意义上来使用的。
据此，基础研究将社会工作群体分为以下三个部分：从事社会工作教育的人员，从事社区服务实际工作的人员和从事政府福利行政管理的人员。
图2：社会工作群体对社会工作的理解
2.社会工作教育人员对社会工作的“专业型”理解
要讨论社会工作教育人员对社会工作的理解，必须先了解与他们相关的社会工作发展脉络。研究发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工教育发展初期，计划体制下的工作分配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影响因素，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最初的人才资源便是由此而来。然后，是“发展机会”和“兴趣爱好”等个人层面的影响因素进一步将他们的职业与社工教育的整体需要结合到一起。但是，在当时，个人选择并不是主要的因素。在职业环境的中观层面，高等教育政策是强势约束，因为要发展一个专业必须首先要有一整套符合学科发展要求的、完备的课程设计。作为教师，要以完成教学任务为中心，这也是一项硬性约束。在社工教育发展初期，教师要上课必然承受着“边学边教”的职业压力。到了90年代，以国外、境外的社工专业著作为主的专业文献、以及在国外、境外相关院校开办的教育（硕士、博士）和培训课程，以及国际研讨会、国际合作课题也促使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人员主动跟进，接触和掌握国际社会工作发展的最新理论。中国社会福利政策的变化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和机构的改革实践，以及在教育培训过程中学生的反馈（最初的学生都是接受成人教育的“管理干部”学员），也都对社会工作的学科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这样的发展脉络下，社会工作教育人员“专业发展”的轨迹也表现出其独特的个性。在深入访谈中，“专业”是社会工作教育人员使用最为频繁的一个词。再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实际上在他们心目中始终有一个叫做“专业社会工作”的理想模式在左右着他们对社会工作的认识和表述。于是，他们所诠释的社会工作就分成了两个层面：
其一，是理想的社会工作，这被诠释为“与国际接轨的社会科学学科和专业”。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人员在中国社会特定的发展脉络中，无可选择地被“计划体制”推到一个受高教政策强势影响的、以社会工作学科发展为目标的社会工作专业教师的位置上。于是，他们不得不进入一个“边教边学”的工作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主要借鉴境外、国外的同行推介的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工作价值理念、理论知识和方法技术乃至教学模式，并以此构筑起一个“理想的”社会工作模式。这个理想模式包括对“国际通则”的从被动到自觉的接纳，并融进中国社会传统的文化内涵，最终整合成一套“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知识体系。同时，他们由此发展出一套日臻完善的专业学科体系和课程设置，并且积极要求中国社会作出有关相应的职业地位、职级保护和专业组织等一系列制度安排。
其二，现实的社会工作，这被社会工作教育人员诠释为“中国现行福利体制中的‘准社会工作’”。在深入访谈中，社会工作教育人员对中国现行社会福利服务大多持批判的态度，最突出的表现是在他们将现行福利服务工作揶揄为“准社会工作”。当然，这是他们以“国际通则”为标准来进行比较的结果。按照国际惯例，“专业”程度是衡量社会工作发展或是否成熟重要的尺度。“准社会工作”背后的潜台词实际上是将不讲究专业的价值理念和方法技术的中国社会福利事业的现状与专业化之前的西方发达国家早期的济贫事业相比。而一般认为，这个阶段的社会工作还没有达到理性和制度化的层次。
在深入访谈中，社会工作教育人员结合对“理想的”与“现实的”两个层面的社会工作的表述，乐观地提出社会工作必将在中国会有很大的发展，其实他们的这种愿景中也蕴含着他们对于社会工作的理解。研究表明，社会工作教育人员普遍认为社会发展和改革进程必然需要社会工作。他们也站在发展社会工作教育的立场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这些建议包括：要重视培训、要培养社工教育的专业人才、要发挥专业组织的作用。综上所述，社会工作教育人员对社会工作的理解，可以用“专业型”来进行概括。
3.社区实务工作人员对社会工作的“实用型”理解
至于社区实务工作人员，他们侃侃而谈的是如何适应政府在社会福利体制改革中出台的新的政策措施，积极探索社区服务的实务过程。研究发现，社区实务工作人员认识社会工作的过程，是一个从“配合上级”到“自己琢磨”再到“慢慢感觉”的理解和执行政府的相关政策措施的行政过程。因此，他们的社会工作发展脉络是非常独特的，既不同于西方社会工作发展初期慈善团体自发的助人行为，也不同于现代社会工作通过完整的专业教育和训练后的科学助人。
社区实务工作人员正在经历的是一个探索性的工作过程：首先，这项工作是与整个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紧密相连的，因此，他们既受到原有的政府行政架构的影响，又受到社会福利管理体制改革的影响：既受到政府摇摆不定的宏观决策影响，又必须在服从政治大局和服从上级工作安排的前提下进行。其次，因为是改革和探索，政府的福利政策，譬如有关“社区服务”的政策，在概念上是模糊不清的，变动也很大，也很难得到各级政府在人、财、物各方面持续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所面临的大多为社会弱势群体的“服务对象”给他们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引发了实务工作人员本性中自发的助人情怀。这对他们的工作计划和方案的制订和实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尽管目前这些计划和方案只是初步的和零散的，但是基层工作中，“自治”的成分正在增加。最后，在探索过程中，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与国际国内同行的交流，常常会使他们对现实的社区实务工作的学习和思考登上了理性的层面。
在与社区实务工作人员的深入访谈中，他们的描述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于国际通行的社会工作概念的认识实际上很有限，但对社区服务具体的工作开展过程就描述得详尽细致，颇有心得。研究发现：社区实务工作人员实际上处于政府行政体系的最基层，社区服务是被他们当作政府提出的一项新的工作来接受的。但在探索性的工作过程中，他们发现了实际的社会需求与执行上级的工作布置间的矛盾，于是，在工作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了实务工作的新方法，他们也是从工作中发展出他们对社区服务的理解，这就是“社区服务就是社会工作”。
他们的这种“简单认同”的态度，很现实地将自己从事的实际工作与社会工作等同起来。因此，在他们对社会工作的理解中，仍然以他们实施政府福利政策的工作过程为基本内容，这就是包括政策实施、社区管理和服务、社区规划以及“自收自支”等内容在内的社区服务的运作过程，当然也包括在政府与居民之间起到上下沟通的“桥梁”作用。在他们的工作过程中也体现出自发的“助人”观念，这包括对社区居民，尤其是受助者要平等、关心、尊重等朴素的人文情怀，他们在工作中的也知道要自律，同时，他们也感到需要拥有一定的理论、方法的指导乃至形成视野更宽的整合的工作能力。
社区实务工作者所处的社会地位以及从这个位置出发所形成的认识立场，使他们会对实务层面的社会工作价值理念和工作原则引起共鸣。他们对宏观和中观的社会政策、国内外同行经常谈及的理论层面与经验层面的各种信息，以及社会工作教育都采取了一种“实用”的取向，他们希望政府的福利政策更具体可行，同时希望理论与经验能够对他们的实务工作在可行和可操作的层面有最直接的帮助。
总结以上的分析，社区实务工作人员把现实的社区服务工作等同于社会工作，是与政府在社会福利改革和发展社区服务等工作中对于社会工作的解释基本一致。对他们而言，相关的发展脉络是将各种影响因素组合在一起，形成合力，推动社区实务工作人员从接受政府所倡导的概念这个方向去理解社会工作。其中，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向“社会化”方向的转变，是最具影响力的发展因素。虽然国内外的社会工作教育人员和国外、境外的专业社会工作者也对他们的认识有所影响，但其冲击力是比较微弱的。他们只是直观地、感性地看到了专业社会工作的一些特点，但是没有机会了解更多。他们的这种“实用型”的理解与社会工作群体其他部分，特别是与社会工作教育人员，有着较为明显的距离。
4.福利行政管理人员对社会工作的“统合型”理解
福利行政管理人员提出的社会工作概念既与教育人员“专业型”理解有所区别，也不同于实务人员的“实用型”理解。社会福利管理人员在社会发展脉络中所处的特殊位置，使他们在推动社会工作发展工作过程中，从寻找一个专业来规范和发展现行工作的角度，接受了来自西方的“社会工作”这个概念，在他们的理解中，社会工作是一个助人的专业，价值观是专业助人的一个重要部分。以此为一个基本的态度，在他们的分析中，认为中国社会现存的工作是非专业的，缺乏对于工作人员的训练和具体的助人理念，助人的技术能力不足。他们从对社会工作发展环境和政策分析的角度，认为尽管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存在着三大障碍，但是在他们的理解中，社会工作在中国作为一个职业和专业的发展，会有助于有效的解决社会转型中的社会问题，在整合和规范现存社会福利服务的意义上改变现存的服务手段。
接受访问的政府福利行政管理人员的行政职务和社会地位各不相同，因此，他们所“接触”和“了解”的社会工作，是与他们目前所处的社会位置有关的。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环境中，“稳定压倒一切”的主流意识，以及“民政工作就是社会工作”的“等同论”的官方解释，对福利行政管理人员来说，是在意识形态层面的两个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而对改革中福利政策的模糊、多变的不确定性和缺乏可操作性的感受的深度，也决定着他们对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持乐观或保守的态度。而他们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经历，直接影响着他们对于社会工作理解和是否接纳。同时，他们在国外、境外的考察和学习以及参加各种国际研讨会，以及与国内外专业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工作教育人员的广泛交流，使他们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国际上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状况。尽管他们看到的是已经发展到较为成熟阶段的专业社会工作，这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有很大的距离，但社会工作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观是很容易与从小接受社会主义教育的中国官员产生共鸣的，这都在推动个人对专业社会工作思考和理解这样一个内化的层面，构成了积极的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实际上，在上个世纪80年代，政府的社会福利管理人员开始接触国外、境外的专业社会工作，从这个时点看，他们与社会工作教育人员几乎是同时起步。但是，由于当时最为流行的是“民政工作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而社会福利政策的改革又还处于刚刚起步的状态，这样的“简单认同”使相当一部分社会福利管理人员对社会工作的理解止步于浅显的表层，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社会工作发展脉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政府的福利行政管理人员对社会工作的理解才开始有所改变。
近年来，随着国际交流和考察机会的增多，社会福利管理人员也开始接受并认识到社会工作是一门专业。在深入访谈中，社会福利管理人员在谈及社会工作以及中国的社会工作现状时，也从专业和非专业的角度来作描述，与社会工作教育人员的表述已经非常相似，只是不像社会工作教育群体那样以西方专业社会工作文献中所载的具体尺度来一一对照。社会福利管理人员对社会工作的理念和工作方法的表述也很有特点。譬如，他们很少像社会工作教育人员那样直接地谈论社会工作价值观，而是将类似的理念渗透到他们的工作中，并认为他们的工作与社会工作是相通的。
同时，社会福利管理人员是从寻找一个专业来发展和规范社会福利工作的角度，接受了来自西方的“社会工作”这个概念，在他们的理解中，社会工作是一项助人的专业，社会工作的价值观是专业助人的一个重要部分。以此为基本立场，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现存的社会福利工作是非专业的，工作人员缺乏对于专门的训练和牢固的科学助人的理念，因而助人的能力和技术明显不足。他们从对中国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分析中，认为尽管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仍然存在障碍，但作为一个职业和专业的发展，会有助于有效的解决社会转型中的各种社会问题，能够从整合和规范社会福利事业的高度上改变整个局面。
总之，以社会建构理论的视角来看，社会福利管理人员所理解的社会工作，是正在发展形成中的中国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既考虑了中国社会的实际需求，又接受了社会工作的“国际惯例”，但更注重对社会环境和政策设计作“摸着石头过河”的建构。他们所理解的社会工作，是一个可以直接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的职业。社会工作既可以用其规范化的理论、方法和工作程序来规范中国社会社会福利改革实践，又与中国社会所期盼时“安定团结、协调发展”的基本共识相吻合。目前，这样“统合型”的对社会工作对理解在中国社会中还是一个雏形，但正在形成和发展之中。
三、研究结论
在对社会工作群体，亦即社会工作教育人员、社区实务工作人员和福利行政管理人员进行深入访问并用质性的方法对访谈资料进行了分析研究之后，基础研究得出的研究结论是：中国的三大社会工作群体对于社会工作的理解目前仍处于一个缺乏基本共识的“多元”状态——社会工作教育群体对社会工作的理解可称之为“专业取向”、社区实际工作群体则是“实用取向”，而福利行政管理群体是“统合取向”。这种“多元”解释不是因为缺乏一个统一的学术理论的定义，而是因为：其一，社会工作群体存在于“同中有异”的社会脉络之中；其二，三大社会工作群体对社会工作的解释所表现的内涵不同；其三，社会工作发展脉络中的各种影响因素本身目前正处在变化之中。
1.“同中有异”的社会工作发展脉络
目前，中国的社会工作群体所处的社会工作发展脉络的第一个特点是“同中有异”。这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一部分社会脉络因素对于不同的社会工作群体的影响是“同中有异”的；其二是社会脉络因素对于不同的社会工作群体来说，其“组合”的方式是“同中有异”的。
研究发现，当代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一些影响社会工作发展的基本脉络因素，这包括“社会形态”、“社会体制”、“社会的主流意识”、“国际社会工作发展”、“国内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和“国内外的同行互动”，等等，这一部分脉络因素对三大社会工作群体的影响表现为“趋同”的，而且是主导性的。基本脉络因素也包括另一些表现出差别性的脉络因素，如“地方政府的政策”、“教育部门的政策”、“社会福利部门的政策”、“服务对象的需要”和“师生教学互动的影响”等等，这些因素对于不同的社会工作群体的影响是有“差异”的；而且对于不同级别、不同层次的社会工作群体而言，也是有“差异”的。这也就是说，在某种时空条件下对有的群体可能影响很大，但对其他的群体可能影响并不大。
随着对问题的探究不断深入，就会有更多的发现：首先，所有的脉络因素，都不是孤立地存在和发生影响的。这些脉络因素，会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组合成”不同的社会工作群体具有深刻影响的“组合型”社会工作发展脉络。因此，对于不同的社会工作群体，其所处的社会工作发展脉络就表现出更多的差异性。其次，不同社会工作群体的社会角色和地位的差异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工作发展脉络的构成的不同，而这种脉络构成的差异反过来对他们的影响也就不同。研究发现，一些基本的脉络因素，常常与一些特别的脉络因素组合而成新的脉络因素，这对一部分群体会形成积极的影响，但对于另一部分群体则没有影响甚至表现出负面影响。再者，三大社会工作群体对于社会工作的理解，反过来对于社会脉络的构成有其特别的影响。社会工作群体对于社会工作的多元解释，不仅是不同群体在不同语境下的某种表述，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解的本身是会对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产生影响的。社会工作群体与自己身处其中的环境是有机互动的，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的。社会工作的发展脉络造就了社会工作群体对于社会工作的理解，而社会工作群体对于社会工作的理解也将会影响到他们的工作过程，进而影响他们周围的世界，最终必然会通过改变环境及社会脉络而使社会工作群体本身群体得到发展。
2.取向“多元”的对社会工作的理解
在当代中国，三大社会工作群体在“同中有异”的社会发展脉络中形成了对社会工作的“多元性”理解，如前所述，三大社会工作群体对社会工作的解释是依次为“专业取向”、“实用取向”和“统合取向”。
社会工作教育人员理解的“专业取向”的社会工作是：一个以“符合国际惯例”的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为基础的，常常以“国际通则”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工作实务的，注重学理分析的建构过程。
社区实务工作人员理解的“实用取向”的社会工作是：一个以执行政府政策为目标的，将自身的工作过程等同于社会工作，服从政府与人文关怀相结合的，注重工作内容与方法的务实倾向的建构过程。
社会福利管理人员理解的“统合取向”的社会工作是：一个主要从政府立场出发的、初步接受了国际社会工作专业概念的、既注重中国国情和特殊的政策环境，又期望以国际社会工作来理论和方法规范社会福利服务的建构过程。
一部国际社会工作发展历史可以揭示出这样一个主题：即每一种对社会工作的理解都是在某个时期由人、从事社会工作的人以及他们存在于其中的社会脉络共同铸造的产品，这三者是共生的。对历史的回顾也能看到，在任何历史发展时期和任何社会制度下，对于社会工作的理解都有可能是不同的，由此而产生了对于社会工作概念的不同界定。但是，社会工作最终还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行动的结果。这个发展过程和行动结果是以社会工作的发展为基础的，并且包括了对一些包含在“社会工作”概念本身中的“核心”问题（如关于社会问题及其成因的讨论，关于专业的讨论，等等）的共识。只有这样，就有可能通过整合的手段，在学术理论的层面对社会工作进行界定。简言之，就是社会工作是可以通过多种的界定方式进行描述的，但是界定的一定是“社会工作”这个特定的概念而不是其他。
但是，通过基础研究得出的结论却是，对中国社会工作的理解或界定之“多元化”，至少在目前，并没有向一个在学术理论层面的整合的社会工作定义靠拢的迹象。说句大白话，就是三大群体各说各话。
3.多元理解造成的张力及中国社会工作的未来发展
也许，命里注定，当代中国的社会工作就是要在这种因为三大社会工作群体都在向不同方向努力而形成的张力之下求得生存和发展。其中，社会工作教育群体对社会工作的“专业型”理解，使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蓬勃发展，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屈指可数的几个院系、几个专业，发展到现在的200多个院系和专业，但是，培养出来的成千上万的学生却在社会上找不到专业对口的职位。社区实际工作群体的“实用型”理解，导致了一种非专业乃至漠视甚至鄙视专业的价值取向，只是习惯性地听命于上级因而缺乏创新的活力，并有一段时间因“产业化”、“市场化”的迷思而走了不少弯路。福利行政管理群体一方面希望借国际社会工作之东风在改革上取得突破，但一触及既成体制和现行政策却又采取保守的态度，他们对专业化的趋向是模棱两可、摇摆不定的，因此，实际工作领域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发展实际上极其缓慢。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张力又造成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现实基础，中国毕竟有了成千上万的社会工作专业的大专、本科学历以及少数有硕士学位的毕业生，毕竟有了因社会福利事业和社区服务发展而创造的成千上万的专业岗位，毕竟有诸多在领导岗位上的福利行政管理人员对社会工作专业化有所了解并且十分赞赏。因此，现在的问题，是要找到一条整合的思路，而且还必须考虑路径依赖。
经过反复的讨论和论证，思路逐渐清晰，有一个“中介点”是三大群体都可以接受的，这就是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从社会工作教育群体的角度看，“职业化”的前景必然是“专业化”，这是一部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早就揭示了的。社区实务工作者对职业化的应该也能接纳，这会使他们摆脱“万金油”式的干部的形象而有了为自己设置的专门的职业，以及形成职业发展的阶梯。职业化更为福利行政管理人员的“统合”，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平台，也使他们有了皈依到他们旗下的一支可能最终最想专业化的骨干队伍。中国的社会工作群体对职业化的平台取得共识之日，就是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开始之时。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的思想也就有可能落到实处。如此看来，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前景将是何等光明。
［收稿日期］2007-06-01
注释：
①有关的讨论，参考1998年和1999年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学系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工作本质讨论会》文集，未正式出版：《华人社会社会工作本质的初探》，何国良，王思斌主编，香港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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