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技术哲学与社会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哲学论文,社会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一般公众、政治领袖和商界人士中，有一种普遍的观念长期以来且至今仍然认为，技术变迁是社会变迁背后的推动力。在这种观念中，技术变迁犹如火山爆发流入社会，促使人类社会中的所有领域发生改变。这种观念出现的背景林林总总。例如，在从19世纪到目前为止所举办的盛大的世界博览会中，它就是一个不断再现的主题。口号尤其有些急躁冒进的是1933年在芝加哥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博览会的口号宣称：“科学致力发现、工业从事应用、人类必须遵从。”这种理念断言了科技变迁所具有的动力学力量，建议人类这一庞大群体保持被动而去“遵从”。这种世界观最一般的名称叫作“技术决定论”。近年来，技术哲学家已经加入到科学与技术研究(STS)领域的学者中间，致力于消解这种长期存在的决定论信念。在历史和社会层面开展的多种多样的科学研究和理论论证都被用于展示技术变迁之路径。这种路径由社会塑造，并且具有依赖于特殊历史条件的偶然性。凭借在技术历史学与技术社会学中新的经验性研究，许多当代哲学家采纳了这种类型的理解。与决定论相对立，这样一种总体立场可被称作“建构主义”。这种试图将哲学追问与“STS”(科学与技术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融合起来的手段，通常被称作“技术哲学中的经验论转向”。
当然，在这种一般性的进路中，存在着不同的、相互争论的理论立场。我要强调的是：科学与技术研究领域学者们之间这种一般性的共识，对今日社会所面临的技术选择问题之政治协商，将是极有助益的贡献。现在，思想成熟、资讯丰富的人们认识到，历史并非由那些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力量所驱动而朝向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这是一个好消息。它意味着，我们研究领域的学者能向更广泛的公共和政治领袖启示一个重要的事实：普通百姓和社会群体也能够以富于成效的方式参与对技术转换的塑造。
在我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我对以下论调持越来越强烈的怀疑态度，即“这种技术发展——这种装置或这个系统——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它。”这种怀疑论基于两个理由。首先是历史的证据。我们注意到，整个20世纪出现了一些不断重复的预言，声称技术变迁的来临将在根本性的意义上改变社会。然而，此类预言中的多数最后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有一些关于个人飞行器即将出现的乐观宣称。许多未来学家预言道：家庭将拥有并使用直升飞机，人们将驾驶着他们的直升飞机去工作或者去乡村度假。显然，这种进展并没有发生。多数人意识到，大量自由飞行的个人直升飞机充塞天空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对个人飞行器进行设想的社会群体从未赢得很大的影响。对于历史的一种建构主义理解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这是何以发生的。
一组更重要的预言聚焦于核能。在20世纪中叶，核能的普遍应用被广泛宣称为不可替代的。许多人相信，核能将成为下一种伟大的能量来源，必将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内提供世界所需的绝大部分电力。这些预言完全是误导性的。今天，全世界有不超过500座核电站在运行。但是，这较之20世纪50年代所预言的数字相去甚远。这是怎么回事呢？首先，这些核电站被证明费用昂贵；其次，在运行过程中存在风险——这是被切尔诺贝利的灾难所证明了的；再次，对于核电站所产生的源源不断的核废料如何安全储存的问题，一直没有找到一种很好的解决办法。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叶，曾经有过建设核电站的行动热潮。但在切尔诺贝利的灾难之后，这种建设的速度下降到一个极低的水平。在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包括全球变暖的一系列问题的情况下，也许将来的社会会认为核能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没有人能够像20世纪50年代的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声称核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知道的东西太多了，以致于无法再对此类预言有任何信心。
我对于技术不可避免性的预言持怀疑态度还有第二个原因，这来自于我自身的政治经验。多年来，我一直积极投身于一系列社会活动中。在这些活动中，被宣称为“不可避免的”技术变迁事实上被阻止了。之所以被阻止，是由于相当数量的人们挺身而出并且宣称：“不，我们并不需要这个。是的，我们宁愿尝试其他选项。”五年前，我参加了一个数千人的组织，该组织的成员都居住在纽约州哈得逊河河谷地带，共同抵制一个庞大的、使用燃煤的水泥厂的筹建。我们被告知，该厂的建设是“不可避免的”，而抵制将是无效的。但是，尽管实际上有许多政客和商业利益集团支持这项计划，我们这些人的努力仍然被证明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通过运用地方民主(local democracy)的方法，我们成功地阻止了该厂的建设。目前，许多和我们具有同样目的的公民正在致力于为哈得逊河河谷经济创造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绿色”未来。
切身经验告诉我：如果公民坚持并且找到适当的途径去表达他们的关注，那么，对于技术改进进行民主塑造的可能性就会在极大的程度上得到拓展。说“是”或说“否”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介入技术选择的政策制定，甚至去影响技术设计中所表达的技术转换，这样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当今的技术哲学与一般意义上科学技术研究的整个领域，能够加强此类思想与行动的可能性。我们研究领域的学术工作为那些想要影响技术政策的人们和社会团体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学者们通过知识性话语做了大量有价值的工作，改变了我们对于新技术产生原因以及影响社会生活和自然界方式的理解。与以往时代相比较，新的技术史学、技术社会学和技术哲学使得对于技术变化的社会与政治动态达至一种更加审慎和细致入微的理解。
在技术哲学家当中，作出具有决定性贡献的人包括：阿尔波特·伯格曼(Albert Borgmann)①，继承马丁·海德格尔传统的哲学家；拉里·希克曼(Larry Hickman)②，以有趣的方式发展了约翰·杜威实用主义的思想家；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③，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传统中重新提出了技术选择问题；安德鲁·莱特(Andrew Light)④，强调沿着新路径对技术和环境问题进行思考的哲学家。对于技术社会维度的新研究所产生的这些令人满意的结果，将挑战现代技术社会的一些基本的、通常是成问题的实践，同时致力于对这些实践进行改造。
现在看起来，即便还有更好的选择，我们从19世纪和20世纪继承而来的技术应用的许多模式现在却成为我们盲目从事的非常可怕的坏习惯和成瘾行为。“先进”技术要求我们盘剥人，摧毁生态系统，消除文化多样性，浪费资源，将空气、土地和海洋视为巨大的下水道吗？明显的答案是“不”。如果仔细观察的话，许多被表征为“先进”的技术实践实际上是退步并且具有破坏性的。海洋渔业技术中的一个历史实例能够很好地说明想像中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苦涩结果。数十年以来，建造载有更大渔网的更大渔船，用复杂的电子系统追踪运动的鱼群，这似乎是明智之选。不幸的是，这一过程的后果把世界推到了全部渔业濒于枯竭的危险境地。
在我看来，科学技术研究领域最出色的学术成果清楚地证明了历史上偶然的、甚至通常是任意的特征积累是如何创生出当今物质文化的特征。这包括我们现在意识到存在重大问题的技术特征。当然，在这些技术特征被初次引入时，似乎是极为可欲的。从当今科学技术研究和技术哲学中得到的一个重要教训可被陈述为：我们不必被从历史继承而来的技术选择和社会建构所限制。改造、变革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由社会所塑造的技术状况，这应当是可能的。
不幸的是，如果考察过去四十年以来新的科学技术研究的发展路径，你将发现，对于在技术研究领域工作的许多学者而言，关于此类问题的研究在重要性程度方面并没有获得提升。事实上，对于我们时代重大公共问题的学术研究反而减少了。非常有前途的智识方法、理论和社会学研究存在一种倾向，使得对技术的研究纯粹学术化了，同时去除了其社会批判、政治参与和技术改革的维度。我将把当前倾向与早期、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数十年中关于技术与社会的思考阶段作一比较。
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西方的科学技术研究领域，有数量极为可观的学者投身于改革运动。这种运动所聚焦的主题包括作业环境技术(workplace technology)、核裁军、能源、核动力、社会正义、环境危机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主题。这里的杰出人物包括雷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⑤、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伊万·伊力奇(Ivan Illich)⑥、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⑦、舒马赫(E.F.Schumacher)、⑧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⑨、居伊·德波(Guy Debord)⑩、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11)、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12)、贝蒂·傅瑞丹(Betty Friedan)(13)、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等人。这种类型的思想家们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他们强烈地持有某种社会信念，对于所关注问题采取的立场往往比较清晰。可以将这些知识分子和活动家视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技术哲学中思辨思想类型的先驱。这一代早期的技术批判者接受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试图使更广泛的公众参与对社会所面临问题及选择的批判性反思。他们的智识贡献与行动结果是方方面面的。某些技术批判者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例如，雷切尔·卡逊对于杀虫剂的评论在扭转现代农业的某些实践方面具有深远影响。但是，技术改革运动的其他结果却更多地是凌乱无序的。
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分子对现代技术的批判强烈地影响了20世纪晚期的一系列社会运动，包括环境运动、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女性主义运动、适当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运动、新城市规划运动、有机农业运动等。与此类运动具有特别密切关联的另一场运动被称作“反文化”运动。从60年代到70年代，它在美国和欧洲遍地开花。除了性解放和摇滚元素外，它还唤起了人们对一系列必须处理的人对技术依附的广泛主题的关注。在“反文化”运动中，人们所强调的论点是对于以下内容的批判：过度的消费主义、机械化工作场所带来的严苛性和压抑、现代技术社会中战争机器的核心地位、始终存在的核毁灭的威胁、众多以技术为中心的社会建制中的极权主义、诸多工农业技术所引起的环境破坏等。
显然，我所提及的这些运动并非对于技术与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的思考的最后内容。我想要强调的观点是：在近来的历史阶段中，对技术实践和建制进行人文角度省察的著述者们能够确认那些重要的、尚未解决的问题，有时能够动员大量的人群去面对这些问题。我将此视为技术变迁领域民主理解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大量的人们不再相信技术条件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开始寻求在塑造技术转换中的角色，去更好地适应他们对一个良好社会的需求与理解。然而，对于当今技术研究领域的许多学者和作家而言，情况发生了变化。一种流行的观点是：通过在大学里从事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或哲学家的职业生涯，一个人能够在工作方面得偿所愿。因此，目标不再是介入旨在改变社会政策的社会批判，而是学者型职业生涯的研究和进步。学者的研究能够展现技术是如何社会地建构的。它能够显示“行动者网络”(actor networks)是何以围绕着科技项目而形成的。当然，这种方法是由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和米歇尔·卡伦(Michel Callon)所推进的。这一研究指向技术选择过程中的偶然性和分枝点(branching point)。这种进路对那些长期存在的对人与技术物之间关系的描述与解释也提出了挑战。我相信，这种工作具有真正的价值。不幸的是，它很容易变成自满、自我辩解、重视、纯学术型的工作。在今日的科学技术研究和技术哲学领域的学者当中，那些与技术相关的、影响人类未来的问题不再具有更多的紧迫性。对许多学者而言，用精确、严格、流行的学术方式去描述并且解释技术变迁，这就已经足够了。
在新的、经验型的社会科学研究与哲学家的概念性工作之间，存在一种密切的联系。这种概念工作提出经常造成智识挑战的问题。但是，当触及更大范围的、关于人类当前所陷入的技术困境的主题时，同样的问题也可能是相当琐碎的。例如，最近我参加了一个主题有趣的会议：“技术性人工制品的代理”。会议目的在于探究有用的物质性事物之所以能够具备伦理或政治性功能的方式。这是一个我基于技术与政治思考的语境已经进行了多年写作的主题。无论好坏，我的文章“人造物有政治吗？(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推动了关于技术性事物“代理”讨论的开展。但我发现，在近来聚集起来讨论这一问题的哲学家当中，“代理”问题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狭窄和抽象的主题。是的，用更精确和理论化的方式去定义“代理”是可能的。在科学技术研究理论——例如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中使用这一概念也是可能的。但在讨论的结尾，我还是不得不发问：这到底造成了什么不同？
技术性事物“代理”的不同理论并没有对当前时代人类所面临的最紧迫的技术问题有所启示。这种讨论是高度专业化的，但很奇怪地与现实相脱节并与政治无关。据我的观察，这种不参与伦理和政治问题的心态是当前对于技术进行的学术研究的整体特征。随着技术研究和技术哲学领域的日渐成熟，它们越来越倾向于离弃公共领域而隐居到大学校园和专业性学术研究的生活当中。人们出版书籍、发表论文、推进业务、教授学生。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并不经常出现在影响公民、公共管理人员或商界人士的技术争论当中。
近年来，哲学家们对待技术问题时变得越来越重视，一种非常强的、实践的、日常的技术哲学已经出现了。这是一种相当简单的哲学。当它关涉到技术选择时，对政府机构和商业公司起着导向作用。这种哲学的通名就是“全球化”。它基于两个核心理念。首先是这样一种信念：当今的全球性公司无可争议地统治了全世界的经济前景，包括新技术所遵循路径的关键性抉择。第二个核心理念是：政府在政策选择中的角色应当更多地被消除，代之以全球市场机制所产生的选择。这一理念的通名就是“新自由主义”——一种也可被称为“市场基础主义”的观念。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不是科学技术研究领域新一代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建构主义理念——已经变成了我们时代影响巨大的、日常的技术哲学。同样引人注意的是，基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政策直接导致了2008-2009年爆发的金融崩溃。为数众多的政治家、商界人士和公民不加批判地采纳了经济和技术的全球主义观念，这最终导致了一场灾难。
总而言之，研究技术问题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并没有很好地发展出一种可提供的新理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他们已经背离了公共领域并且逃避了技术政策中的关键性争论。正如我所指出的，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在于：处于学术界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满足于圈内的相互交流，没有太多的兴趣参与当前时代关于技术问题很明显非常重要的论争。我们所关注的这些重要问题包括：首先，现代的生产和消费形式是可持续的吗？如果不是，我们应该怎么办？在帮助全球社会深入考量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哲学家应当扮演一种领导性的角色。其次，全球变暖如何改变我们以技术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对于这些变化，我们应当如何思考并作出相应的对策？这同样是一个哲学家应当作出更大贡献的主题。思考技术及其影响我们生活方式的问题，这是技术哲学家的长项。他们也能够提供澄清这一层次问题的重要思想。
但事实上，目前我们没有听到多少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哲学家和学者针对这些主题所发表的意见。他们的观点变得更加微观而不是宏观；他们关注的问题反映出定义狭窄的学术思想流派的需要，而不是最迫切的人类需要。实际上，我们时代对技术的学术性研究有变成中世纪经院哲学现代版本的危险。在关于技术政策的论争中，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声音并不突出还有另一个原因。当前技术研究领域的许多学者相信，在尚存在争议的、关于技术意义问题的主题上采取一种明确的立场，多少有些不明智、不理性或是不值得去追求的。他们认识到，对于任何特殊的技术工具或技术性实践问题，都可以做出多角度的解读。在众所周知的关于技术社会建构的思想流派中，这种理解被称为“弹性解释”。这种方法论立场暗示，所有技术性人造物的意义都具有弹性空间。例如，我可能认为，风车是一种环保的电力来源；而我的邻居则可能将同样的风车视为噪声源和对于飞行中鸟类的威胁。这时，还有谁能够指出我们孰对孰错呢？
面对复杂多样的观点和政策建议，科学技术研究和技术哲学领域的许多学者可能会这样进行回应：“我的工作是描述不同的立场并解释其意义。采取一种立场或提出建议并不是我的职责所在。”同样可能的是，由于不想被视为“反技术”的，因此学者们避免在关于技术政策的争论中作出强的论证。作为一名对于技术选择问题进行写作并发表言论的学者和活动家，我经常引起反对者的攻击：“他只不过是反技术的”。但是，如果仔细考察这些年来我所致力的工作，你就会发现，我始终在努力澄清那些我所支持的政策和工具，而不仅仅是对之进行批判的那些。对那些不同意我的立场的人，我有一个标准的回应。我可以列出一百项技术项目的清单赞同并强化我之所以支持它们的理由。我希望其他人可以列出类似的清单并给出他们的理由。这样，我们就可以对这些偏好进行比较、甄别，同时对它们所反映的某些关键性选择进行辩论。
技术批判的终极目标不是反对，而是提出建设性意见。可能正是由于害怕被称作“反技术主义者”，哲学家们往往避免从事对有争议的政治问题的论争。我相信这种担忧最终是没有根据的。艾略特(T.S.Elliot)在他的一首诗中问道，“我敢吃一个桃子吗？”(Dare I eat a peach？)当前技术哲学领域中的许多著述都使我想到这个问题。换句话说，我敢于对任何社会的主要技术模式进行挑战吗？或者我应当保持沉默？我相信，我们的技术哲学家和技术社会学家需要终止职业生涯中安全和舒适的防御，开始去直面挑战。在对社会提出合理化建议的过程中清楚地阐明信念、使自己的声音广为人知，这是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责任。我同样相信，社会应当支持他们的探索并欢迎他们的建议——即使当思想家们带来了不受欢迎的消息。然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这里是一份由于讲出他们所认为的真理而被杀害的哲学家的部分名单：苏格拉底、塞涅卡、波埃修、托马斯·莫尔、吉奥丹诺·布鲁诺、孔多塞、葛兰西、朋霍费尔、甘地。是的，哲学也可能是一项危险的工作。令人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的当代技术哲学家们至少暂时背弃了技术批判和勇于冒险的传统——这种传统事实上正是当今技术哲学学科得以产生的源泉。
在致力于研究来自欧洲和美国的技术哲学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倾向，即想要依照某位思想家或某种思想学派使自己模式化。有人也许想要与西方某种流行的思想流派保持一致。你可能会说，“我想要成为一名建构主义者”、“我愿意追随布鲁诺·拉图尔的理论”、“我想要追随唐·伊德(Don Idhe)(14)或安德鲁·芬伯格或兰登·温纳的脚步”。(我不知道追随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尤其是兰登·温纳——是否明智。)当然，掌握这一研究领域的文献、阅读并理解全球范围那些已经完成的最新工作，永远都是正确和明智的理念，也是我所倡导的。但是，对于中国来说，现在去发展一种能够反映其历史、文化、哲学和独特认知方式的技术哲学，难道不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吗？
我演讲的基本要点可以陈述如下：如果中国学者过于关注对来自欧洲和美国的科学技术研究以及技术哲学领域学者的模仿，那么就是在犯一个很大的错误。中国学者应当结束简单的回应，避免重犯西方当前思想方式中的严重错误。学者们生产并激赏一种消解了批判性思维的技术哲学，而这种批判性思维针对的是当前全球社会所面临的最重要选择。在近来的技术哲学和技术社会学研究中，这种明显缺陷不断增长，我希望中国学者不要妄加推崇甚至重蹈覆辙。
(文中所有注释为译者所加)
注释：
①1937-，美国技术哲学家，著有《技术与当代生活特质》(1984)、《海德格尔问题与技术》(1987)等。
②美国哲学家，著有《技术文化的哲学工具》(2001)、《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实用主义》(2007)等。
③加拿大技术哲学家，著有《追问技术》(1999)、《海德格尔与马尔库塞》(2005)等。
④美国哲学家，著有《环境伦理学》(2003)、《控制技术》(2005)、《哲学与设计》(2008)等。
⑤1912-1994，法国技术哲学家，著有《技术社会》(1954)、《技术绝壁》(1988)等。
⑥1926-2002，澳大利亚哲学家，著有《在过去的镜像中》(1992)、《在文本的葡萄园中》(1993)等。
⑦1895-1990，美国科学技术史学家，著有《艺术与工艺》(1952)、《机器的神话》(1967-1970)等。
⑧1911-1977，英国经济学家，著有《小的即美的》(1973)。
⑨1921-2006，美国哲学家，著有《社会生态哲学》(1990)、《社会生态政治学》(1997)等。
⑩1931-1994，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著有《景观社会》(1967)等。
(11)美国历史学家，代表作为《反文化的形成》(1968)。
(12)1945-，美国经济学家，著有《生物圈政治》(1991)、《氢经济学》(2002)等。
(13)1924-2006，美国作家、社会活动家，代表作为《女性的奥秘》(1963)。
(14)1934-，美国技术哲学家，主要著作包括《工艺与实践》(1979)、《技术与生活世界》(199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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