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五年国内外城乡互动发展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述评论文,五年论文,城乡论文,近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01
1 前言
城乡互动发展是指资本、劳动力、物质、信息等社会经济要素在城乡空间的双向流动与优化配置。城乡之间的互动与关联发展突破了城乡隔离体制下各类社会经济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单向流动格局，有利于城市和乡村的共同发展和区域空间结构的整体优化。同时，作为城市地理学和乡村地理学的交叉研究领域，城乡互动发展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也有利于拓宽地理学的研究体系，为新一轮的区域规划和城乡规划提供新的研究架构。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开展城乡互动发展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基于此，本文将回顾近十五年来国内外城乡互动发展研究的主要成果，通过梳理各类文献，试图总结相关的理论成果，找出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探索该研究领域今后发展的新方向。
2 国内外城乡互动发展研究综述
2.1 城乡互动发展的内涵研究
普林斯顿首次对城乡相互作用进行了定义，他划分出城乡相互作用的五个类别：人的运动、商品的运动、资本的运动、社会交易、行政和服务的供应[1]。古尔德认为城乡相互作用是“人、商品、技术、货币、情报和思想在城乡间的双向流动”，“这些流动不仅是发展过程的特征，而且是乡村和城市本身的特征[2]。朗迪勒里认为区域系统中的城乡联系具体包括七类，即物质联系、经济联系、人口移动联系、技术联系、社会相互作用联系、服务传递联系、政治、行政和组织联系[3]，我们认为，城乡互动与关联发展是指资本、劳动力、物质、信息等社会经济要素在城乡空间的双向流动与优化配置，它是城乡之间因社会、经济、技术、文化等多种交流与联系而形成的一种空间关联的地域关系，这种交流、互动与关联构成了城乡这一有机巨系统。
2.2 城乡互动发展的内在机理和驱动因素研究
2.2.1 国外学者对城乡互动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
Unwin认为农村的变革，包括土地制度改革的实施、集体和国有农场的私有化以及农户可获取的收入来源的多样化等，这些途径共同作用于农村地区，很可能是促进城乡互动发展的力量[4]。George通过对珠三角番禺地区的调查，认为交通发展对城乡互动产生着巨大影响，交通设施的发展有助于大城市区域的扩展，这种扩展以集中型的城乡互动、人口的大面积迁移、迅速的土地改革、城乡特征的日益融合、点状和带状形式的贸易发展为特征[5]。T
pfer认为政策体制是城乡互动发展的制约因素，政府部门、私人企业以及社区对政策框架制定会施加影响，进而影响城乡联系[6]，Gelan用城乡CGE模型考察了贸易开放对结构变革和经济总体增长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城乡之间贸易的开放有助于城乡互动发展[7]。还有学者认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和乡村工业化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乡互动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8,9]。
2.2.2 国内学者对城乡互动发展动力机制的研究
国内许多学者都认为，城乡互动发展的动力机制是中心城市的向心力和离心力；乡镇企业的发展和乡村的工业化；小城镇的发展和乡村城镇化；农业的产业化、现代化[10—14]。吴伟年认为，城乡要素市场的联动和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的启动也是城乡相互作用的动力之一[15]。张安录从自上而下的扩散力机制（国家建设的推动力、开发区发展的带动力、中心城区的辐射与扩散作用力、城市现代化及城郊企业的联动力）、自下而上的集聚力机制（乡村的推动力、城市的拉力、四周城市型规划的亲和力）、外资注入的驱动力机制和自然生态动力学机制四方面分析了城乡相互作用的机制[16]。罗雅丽等分析了城乡一体化与政策制度的关系，认为城乡一体化各方面内容的实现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相关政策制度的支持，政策制度因素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因素[17]。曲亮等引入种群生态学中的共生理论，将城市和农村作为两个具有复杂相关关系的生态有机种群，通过分析二者的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环境和共生界面，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提出了城乡互动发展的运作机理[18]。高佩义通过对中外城市化的比较研究，总结了城市化三大定律（城市聚变引力定律、乡村裂变推力定律、城市文明普及率加速定律），认为这三大定律是城市扩展、乡村转型、城乡共同繁荣的动力机制[19]。
2.3 城乡互动发展模式研究
2.3.1 国内外学者对城乡互动发展模式的研究
（1）城市—工业导向模式
该模式由刘易斯首先提出，后经拉尼斯—费景汉补充得到进一步完善。从城乡联系的角度来看，这个模式主张以位于城市的现代工业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体，通过城市中现代资本主义维持生计部门（主要是农业部门）的资源（主要是劳力资源）吸收到城市工业部门。在工资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形成与技术进步的结果，直接促进了国民收入中利润份额的提高，这部分增长的利润不断地用于再投资，从而使发展过程不断地持续下去，直到农村中的剩余劳力资源开发、利用完毕[20]。这种模式强调城乡联系的主体在于城市，认为发展只能从城市或少数主导工业部门开始，再通过自然的途径或引导的方法，在空间系统中扩散到其他部门或农村地区，最终使空间系统趋于均衡。
（2）小城镇发展模式
该模式强调农村地区小城镇的发展，以这些小城镇为节点，实现城乡联系。弗里德曼和道格拉斯提出了农业城镇发展模式，其核心是强调通过合理的城乡联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经济与社会均衡发展的新格局。他们提出在农村区一级管理层次（5万～15万人口，相当于我国的县一级）集中地发展农业城镇，一方面可以分散过度集中于大城市的规划与权力机构，另一方面为农村居民提供一个有利于他们自身发展的场所[20]。朗迪勒里认为，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发展都不是很有效的发展计划。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要获得社会和区域两方面的全面发展，他们的投资在地理上应为分散。这要求有一个完整、分散的城镇体系，以给整个国家或地区的人们提供进入市场、获得各种服务的机会[3]。我国学者费孝通先生也认为，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建设对城乡联系意义重大。乡镇企业的出现打破了城乡隔绝的封闭状态，使城乡要素随乡镇企业在农村的不断发展在两大社会之间能够实现相互流动和重新组合，从而实现城乡之间在产业上的协调发展。而农村小城镇的出现，可以使在大城市与广大农村之间布下一颗颗的“棋子”，把城市和农村有机地衔接起来[21]。
（3）城乡网络化发展模式
我国学者曾菊新首次提出了城乡网络化发展模式。他认为城乡网络化是指城乡之间各种经济主体构成一个有序化的关联系统及其运行过程，并通过这个过程获得一种特有的网络组织功能效应。城乡网络化发展旨在使一定地域的城乡之间网络设施完备、产业内在联系密切、要素流转通畅、组织功能完善，并构成一个维系城、镇、乡网络系统共生共长的空间过程。城乡网络化发展必须满足几方面的条件：网络设施完备，即具有高质量、高效率的沟通城乡之间各种生产性、生活性和服务性基础设施；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产业联系程度不断扩大，形成一种多向循环联系的城乡产业结构集群；要素流转通畅，即城乡要素流动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行为的共同作用下趋向合理化和规范化；组织功能不断完善，即城乡之间组织形态的网络，具有能动性的组织作用、丰富性的组织内容和平等性的组织关系等特点[22]。
（4）农村综合发展模式
提出这种模式的学者较多，如托达罗认为，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相对落后的主要原因是片面强调对城市部门的投资，忽视了农业部门的发展。他提出了一系列如何发展农村的政策性建议：加强农村的综合发展与综合建设；缩小城乡之间就业机会的差别；改革教育制度，调整教育结构。斯多尔和泰勒认为，自上而下的联系使城市与农村的发展不平衡，合理的城乡联系必须是建立在人们基本要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的联系，而自下而上的发展是直接面对贫困问题的。因此，他们提出，一切自上而下的发展政策应与来自最下层居民的基本要求得到满足结合起来；政府主要的任务与相关政策直接要面对贫困问题，并从基层加以控制与解决；城乡发展的中心应是农村发展，在政策上要给农村地区更大的自主权，修正价格体系，鼓励农村出口，重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23]。圣海斯和埃尔森汉斯提出了“自中心发展”论，自中心发展是指一种地方生产力发展过程，主要是在地方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尽可能长期地依靠密集开发利用当地资源，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区域外部的依赖性，直接满足区内人口的基本需求。约翰逊提出了“乡村内源式发展”论，认为外围地区并非因贫困造成对其发达国家的依附，而是因为依附关系而造成贫困。区域应建立自力更生的农村经济，尽可能少与城市经济发生联系。他还提出了“集镇建设计划”，认为地区经济发展需要一个从农业商品化到建立小城镇网络的过程。应该在小城镇建立一些适宜的农村工业，增加对城乡基础结构的投资，从而增加农业产量和贸易盈余，以获得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22]。
（5）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
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在西方最早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学者为代表，他们把城乡一体化作为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一种追求。他们认为，和谐社会中是没有城乡差别和城乡对立的，城市不是农村的主宰，乡村也不是城市的附庸，二者是平等的[24]。西方早期城市理论研究专家非常重视城乡一体化发展，代表性学者是美国著名城市研究专家芒福德。他指出：“城与乡，不能截然分开；城与乡，同等重要；城与乡，应当有机结合在一起。如果问城市与乡村哪一个更重要的话，应当说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重要”[25]。麦基的亚洲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认为，城乡之间的传统差别逐渐模糊，并在地域组织结构上出现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地域类型，即以农业活动和非农业活动并存、融合为特征。他用“desakota”来概括这类特殊区域产生过程的空间模式。“desakota”意为城乡一体化，描述的是在同一地域上同时发生的城市性和农村性的双重行为的产物[26]。
2.3.2 国内学者对我国不同类型地区城乡互动发展模式的研究
最早对我国不同类型地区城乡互动发展进行研究的学者是周叔莲和郭克莎[27]。他们从城乡工农业的发展关系、农业劳动力的流动、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消费水平的变动等方面对地区城乡经济关系发展的进程和特点进行了总体考察，并通过典型案例研究，对中国发达地区、中等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城乡经济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针对不同地区发展的进程和特点，提出了促进地区城乡经济关系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还有诸多学者从不同地区的发展实情出发，提出了不同的发展模式：
（1）东部地区城乡互动发展模式研究
刘维新通过对苏南地区的研究，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三位一体”发展模式。他认为这一发展模式的内涵是：在小城镇建设的同时，集中开辟“工业小区”，将乡镇企业通过调整改造，集中在该区，以解决“村村冒烟”与污染问题，并将乡镇企业的职工迁到小城镇居住，从离土不离乡，变为离土又离乡，成为城镇居民。与此同时，将过密的自然村，通过统一规划进行合并，把宅基地返还于田，以增加耕地面积[28]。
黄伟雄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城乡一体化的现状和发展特点的分析，认为珠三角城乡一体化应采取环形珠链状格局，可由复合状的三大主环轴线、三小辅环轴线和九大放射轴线来构成，形成珠三角城乡一体化的城镇骨架和经济发展轴链，进而带动其周边地区的发展[29]。
姚士谋等对长江三角洲与莱茵河下游地区的城乡一体化模式进行了比较，认为长江三角洲应借鉴德国经济发达地区莱茵—鲁尔区的发展模式，突破行政分割的藩篱，全面考虑长江三角洲各地区、各城镇的整体利益，构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城乡一体化模式。该模式的主要内容是，在城市化地区，确立城乡一体化的总体战略性规划（或区域规划），综合考虑资源开发利用、城镇布局、人口流动、社区建设、道路网系统、公共设施和生态环境安全系统及农田水利建设规划，使各项规划有一个合理发展与相互协调，整合到一个总体安排上，真正体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原则[30]。
关于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城乡互动发展模式，还有诸多学者进行过研究。如朱丽霞[31] 以浙江省宁波市为例，对中国大都市区域的城乡协调发展模式和对策的研究、唐曦文和彭治权[32] 对珠海市城乡协调发展的研究、谢飞[33] 对苏州城市化发展模式的研究、朱磊[34] 对浙江省温岭市城乡一体化的研究等。
（2）中部地区城乡互动发展模式研究
程必定通过对安徽省宁国市的实证分析，认为中部地区县域空间层次统筹城乡发展的一般路径是“两个创新”带动“三个缩小”，即通过民间和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缩小城乡之间的空间差、居民收入差和观念差，逐步形成城乡相融的一元化的县域经济社会新形态[35]。张复明等对山西省城市化地域模式进行了分析，认为山西省城市化主要采取都市区域、工矿区域、交通枢纽及腹地区域、贫困地区、传统农区五种地域模式[36]。
（3）西部地区城乡互动发展模式研究
曾菊新等认为，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较差，城市化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西部地区合理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应是城镇网络化发展模式。该模式与西部大开发的重点相适应；与西部地区城镇网关联程度较差的实际相适应；与城市化发展的新趋势和新观念相适应。西部地区城镇网络化发展应重点突出走廊型城镇网络化发展模式和区域性城镇网络化发展模式[37]。白永秀等对陕西城乡一体化水平进行了判别，将陕西11个地市的城乡一体化程度分为城乡连动型（安康、商洛、渭南、汉中和咸阳）、协作辐射型（延安、铜川和杨凌示范区）和极核带动型（西安、宝鸡和榆林）三类，认为城乡连动型城市应发展集中性城乡一体化，即吸引外部人口向城市区集中、农村人口向当地城镇集中；协作辐射型城市应发展扩散性城乡一体化，即将城市首位度过高的大城市的市区人口适度向协作辐射型城市迁移；极核带动型城市应在经济发展的中心区域发展综合型城市，即完善增长极城市的功能级，在区域内逐步形成具有辐射和带动能力的城市综合体、城市地区或大都市圈[38]。
（4）东北地区城乡互动发展模式研究
房艳刚等从经济结构、居民收入与消费、城乡规模结构和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深入分析了改革开放后东北地区城乡结构的演变过程与动力机制，提出了东北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模式和策略，认为大城市要以老工业基地改造与振兴为契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速其要素、产业和功能的扩散与整合，带动郊县经济发展，构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都市化地域；东西两翼及广大的北部边远地区的城市，其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背景特殊，应使它们成为具有明显经济特色的省内经济区中心，促进产业和人口的集聚，发挥其对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增长极作用；小城镇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发挥比较优势和地方特色，使其成为农村经济、文化中心；农村地区要加强各项制度创新，涵养农村经济，稳固发展根基[39]。
2.4 城乡互动发展的实现途径研究
陈雯和吴楚材认为，城乡协调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可以促进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缩小城乡差别[40]。蒋励等认为乡村城镇化有利于农村经济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是推动城乡经济发展、加快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选择[41]。曾菊新等认为城乡文化整合是城市化在城乡关联基础上的深化和拓展，指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接触、融化、吸收、调和而趋于一体的过程，体现了城市化过程中城乡居民共享文明的根本目标，有利于促进城乡互动发展[42]。许大明等认为，信息化是促进城乡互动发展的有效途径。信息化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协调联动发展，使地域空间结构重组；推动了城市郊区化进程和城乡人员的合理流动；增强了城乡思想观念的融合和城乡文化的创新；使城乡地域生态系统可持续性和可调控性增强，这些都将有利于城乡互动发展[43]。陈家宝分析了政府在城乡互动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政府在城乡资源整合对接中大有作为，表现在以下方面：科学规划，用城市化的办法促进城乡资源互融；制度供给，破除影响资源对接的体制和机制障碍；培植载体，迅速形成并放大资源集聚效应；加大投入，实行城市对农村、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悉心组织，建立资源整合的传导机制和市场体系[44]。
2.5 城乡互动发展研究的新趋向
2.5.1 国外城乡互动发展研究的新趋向
近年来，国外政府部门和理论界对城乡互动发展研究非常重视，出现了二大新的趋向。一是将城乡互动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二是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城乡互助的理念。
Takeuchi等日本学者[45] 认为城乡互动发展有助于农村自然景观的恢复，能使可持续的物流得以保证，由此提出了在城市边缘区、典型农村地区和边缘山区建立生态村的设想。2003年12月，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的第2届FIG区域发展会议上，有关城乡互动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问题引起了极大关注。FIG主席梅其尔教授认为，2015年，预计有90％的人口将生活在城市，伴随着快速的城市化，城市贫困人口也会增多，这将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城乡互动发展有助于解决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它应该受到区域规划、自然规划、土地政策和土地使用，土地资源管理、空间信息管理、GIS和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城乡冲突的解决和城乡发展、21世纪议程、能力建设等主题的广泛关注[46]。2005年5月，在波兰北部城市索波特举行的高级官员团第22次会议上，与会者一致认为，可持续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城市地区，只有把城市和外围地区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城乡平衡和相互联系的发展将为不断更新和可持续的生产、消费和生活方式提供基础[47]。
发展中国家城乡互助（urban- rural partnership）的理念也日益受到重视。2000年12月，在肯塔基州法兰克福举行的家庭农场管理者委员会第二次年度会议上，发展中国家城乡互助的理念被正式提出。委员们一致认为，城乡互助可以使地区经济走向繁荣和健康的运行轨道，有利于地区生活质量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城乡互助的规划包括城乡之间在贸易、信息、市场和教育方面的相互合作和相互依赖[48]。2000～2002年期间，由芬兰农村政策委员会出资，Christer Bengs教授主持的欧洲空间规划研究项目对区域和城乡互助进行了研究。该项目旨在分析城乡互助的政策宗旨和欧洲空间规划项目的研究成果，把国际和芬兰关于城乡互助，特别是关于芬兰农村政策需求的讨论联系起来，评价芬兰对城乡互助进行研究的区域发展项目，为城乡互助政策的总体评价作准备[49,50]。
2.5.2 国内城乡互动发展研究的新趋向
近年来，国内城乡互动发展研究的新趋向是学者们的研究开始从理论向实证转向。曾磊等[51]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区域城乡关联发展的态势进行了评价，从宏观层面揭示了区域城乡关联发展的差异。战金艳等[52] 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构建了中国基础设施与城乡一体化关联度模型，对区域基础设施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联水平进行了定量分析。战金艳等[53] 利用典型相关分析方法，构建了安康市基础设施与城乡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分析模型，分析了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鲁奇等[54] 运用因子分析技术和ArcGIS 的空间分析方法对重庆城乡关联发展进行了系统分析。李志强等[55] 采用模糊聚类分析方法，对中东部地区城乡统筹水平进行了分类与比较。朱允卫等[56] 采用协整检验方法、Granger因果分析方法和脉冲分析方法，对浙江省经济发展与城乡统筹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李岳云[57] 从城乡关系统筹、城乡要素统筹和城乡发展统筹三个方面设计了评价指标体系，使用层次分析法，对南京市城乡统筹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张淑敏等[58] 运用客观赋权法构建了一套用以反映区域城乡关系发展特征及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并用此评价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值—城乡关联度对山东省17个地市2001年城乡发展状态进行了静态评价。罗雅丽等[59] 从作用介质、作用强度、协调度三个方面构建了城乡关联性测度指标体系，采用多目标线性加权求和模型，对西安市1980～2003年城乡关联性进行了综合测度。修春亮等[60] 分别选取大连、长春和白城作为调查对象，利用综合指数法，对东北区内部的沿海大城市地区、中部大城市地区和西部中等城市地区的城乡一体化进程进行了研究。
3 国内外城乡互动发展研究简评
关于城乡互动发展的内在机制和驱动因素，国内外学者从体制改革、对外贸易、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农村工业化、基础设施的发展等方面作了详细的剖析，但不足之处是，这些研究并未完全概括影响城乡互动发展的内在因素，忽略了一些非制度因素（如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对一国或地区城乡互动发展的影响，而且这些研究仅仅限定在定性层面，缺乏从定量层面对城乡互动发展与其驱动因素之间耦合机理的研究。
关于城乡互动发展的模式，我们认为，城市—工业导向模式和农村综合发展模式，仅仅强调城市或农村的发展，而忽略了城乡联系。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律来看，城乡经济发展本身是一个耗散结构系统，开放和关联是该系统的基本特征，因此，这两种模式都违背了客观经济运行规律。城乡一体化是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关联的，其建立的基础是工农业之间已形成良好的互动和依存关系。因此，城乡一体化对于我国的城乡发展实践而言，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不适应我国现在所处的城市化发展阶段。值得提倡的是小城镇发展模式和城乡网络化发展模式。这两种模式都为城乡联系提供了一种载体和平台，有利于城乡要素的双向交流和优化配置。
关于我国不同类型地区城乡互动发展的模式，学者们针对不同类型地区城乡发展的特征和动力机制，对不同区域城乡互动发展的模式进行了探讨。但不足之处在于，学术界对东部发达地区城乡互动发展模式的研究较多，而对中西部地区的研究偏少；从宏观层面对三大地带城乡互动发展模式的探讨较多，而从中微观层面对省域和县域城乡互动发展模式的研究还较为欠缺；从定性层面进行规律总结性的文章较多，而从定量层面通过实证研究对城乡互动发展模式进行探讨的文章偏少，这些都将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关于城乡互动发展的实现途径，学者们从城市化、乡村城镇化、文化整合、信息化、政府的作用等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促进城乡互动发展的多种途径，这些研究有利于促进现实层面城乡关系的改善。但不足之处是，这些途径和对策只能从宏观层面探讨城乡互动发展的实现途径，尚不适用于不同类型地区城乡互动发展优化途径的探索。
关于城乡互动发展的新趋向，不难发现，目前对城乡互动发展开展实证研究已成为该领域发展的新方向，但不足之处在于：（1）学者们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某些指标仅仅注重了可操作性，却忽略了科学性和系统性，某些指标并不能科学刻画城乡要素互动的态势。（2）学者们选择的评价方法往往过于单一和陈旧，鉴于每一种评价方法存在的局限性，因此，今后的研究有必要使用多种评价方法对城乡互动发展进行综合评价。（3）对发达地区典型案例地区的研究较多，对欠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实证研究还较为欠缺。
4 城乡互动发展研究展望
城乡互动与关联发展是通过资本、劳动力、物质、信息等社会经济要素在城乡空间的双向流动而形成的一种空间关联的地域关系。因此城乡互动发展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静态和动态分析相结合、宏观和微观分析相结合。建立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今后亟待深入探索的有以下问题：
（1）加强城乡互动发展基本原理的系统解读。可运用空间经济学理论、系统科学理论、协调共生理论、城乡相互作用理论，对城乡互动发展的形式、内容、结构、功能、效应以及内外作用机制进行系统解析。
（2）加强城乡互动发展时空演变机制和规律的分析。可采用如下方法：①采用锡尔（Theil）系数二次嵌套分解法和探索性的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对城乡互动发展的差异进行空间尺度的分析。试图揭示城乡互动发展的空间变化和分布特征。②采用小波分析法，对城乡互动发展的差异进行时间尺度的分析，试图揭示城乡互动发展在时间尺度上的变化特征。③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构建城乡互动发展与其驱动因素之间的灰色关联模型，并用格兰杰（Granger）因果分析方法进行检验，试图揭示影响城乡互动发展时空差异的主要驱动因素以及它们与城乡发展之间的关联关系。
（3）深入开展我国不同类型区域城乡互动发展模式和优化对策的研究。根据不同类型区域城乡互动发展的特征和驱动因素的差异，通过对典型案例区进行问卷、访谈和实地调研，对我国不同类型区域城乡互动发展的模式和优化对策进行深入研究。
收稿日期：2006—02；修订日期：2006—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05&ZD53）、中国—欧盟科技合作资助项目（ICA4—CT—2002—1000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173022）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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