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世纪中国哲学精神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中国论文,哲学论文,走向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6 —0766（2001）02—0005—07
哲学精神应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新世纪的中国哲学精神应该如何提升和锻铸呢？必须首先明确中国社会所处的时代坐标。中国已经踏上了现代化的征途，中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过渡时期。然而，就中国目前面临的国际背景来说，中国是在西方业已现代化并开始展示自身弊病而向后现代社会过渡的时候进行现代化的。这一复杂的时代坐标表明，原本在西方国家以历时形态依次更替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中转化为共时存在。所以，中国哲学意识也处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激烈冲突中而深感困惑。当“弘扬主体性”、“高举理性主义大旗”等口号在中国哲学界响彻之时，西方后现代哲学却喊出“反叛理性”、“放逐主体性”等口号。于是，中国哲学界又有人在大喊“克服主体性的过分膨胀”、“科学并非万能”等口号，也有人喊出了“复兴儒学”、“回归传统”的口号。中国哲学精神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呢？
一、新世纪中国哲学精神的三种片面导向
新世纪的中国哲学意识如何把握现实中的矛盾，为中国正在并将在21世纪继续进行的现代化事业提供哲学精神的支持呢？目前中国哲学界客观上存在三种片面的哲学倾向或者说三种片面导向。
第一种片面导向：“启蒙运动补课论”。持这种观点的人出于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紧迫性考虑，认为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建设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所以在哲学意识上，我们所面临的是启蒙运动的补课问题，应该重新扛起西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大旗，大力弘扬主体性和工具理性。
他们认为西方现代化应归功于启蒙运动。西方近代启蒙运动是以主体的觉醒为标志的。人对自然的主体性表现为科学精神，人对社会的主体性表现为民主意识。以主体性原则为内在支撑、以科学和民主为价值核心的理性主义是西方现代化运动的哲学文化精神基础。主体的觉醒使人从上帝的奴仆变成自己的主人，人的个性得以发挥，尊严得以维护。人的主体性的发挥在近代西方放射出灿烂的光芒，人们崇尚理性，反对愚昧，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在社会生活中，人人都具有独立的人格，除遵守自己自愿缔结的契约关系外享有充分的自由。个体主体性和工具理性是启蒙运动的两面旗帜，可以说，正是启蒙运动这两面旗帜造就了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巨增、政治生活的民主，造就了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造就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本身。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落后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缺乏个体主体性和工具理性。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以血缘纽带和宗法关系为基础的人身依附关系，使中国社会未形成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纲常礼教扼杀人的个性，自然经济靠天吃饭、顺应自然，并不重视主体性的发挥。在我们过去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者个人仅仅是完成指令性计划的实施者，如同机器部件一样，不需要也发挥不出什么主体性，甚至养成一种依赖习惯和“阿混”心理。我们现在搞市场经济、搞现代化，必须补上启蒙运动这一课，借助启蒙理性的个体主体性和工具理性来冲击中国的传统哲学价值观念。中国要现代化，必须全盘接受西方现代化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哲学精神，除此别无选择。至于主体性意识和工具理性在当今西方社会带来的问题和面临的困境，他们认为这是现代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不能幻想只享受现代文明的一切好处，而避免现代化的一切弊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他们认为，目前在西方时髦的“消解主体性”、“批判理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精神超越了中国当前的现实，不足为论。中国的现实是科学不发达，主体意识欠缺，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没有资格去谈论后现代主义课题。
持这一观点的人，实际上暗含这样的逻辑：既然中国要现代化，则只能走西方现代化曾经走过的老路，必须全盘承受现代化的好处和代价。这实际上是在重弹“五四”以来在中国经久不衰的“全盘西化”的老调。我们不能否定启蒙理性所推崇的现代化的支柱精神：科学、民主、工具理性及个体主体性原则所具有的价值，但我们是不是应该完全效仿西方国家，亦步亦趋地重复西方现代化的老路——先弘扬个体主体性、高歌工具理性，然后再批判呢？是不是也要花上几百年才实现现代化呢？对于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已经暴露出的问题和弊端，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已在反省并力图另寻出路，而我们仅仅视为必要的“代价”而一笑置之，这是明智之举吗？显然，“补课论”完全忽视了中国的国情，否定了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应该有自己的特色，企图在完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照搬西方模式，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而且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种片面导向：“传统文化本位论”。这是一种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论调。所谓现代新儒家，按照方克立的定义：是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思潮[1]。 现代新儒家认为，以西方为典范的现代化已碰到了各种难题，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盲目搬用西方模式。现代化不是外加的，而是内在生成的。为此，他们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与现代化相契合的因素，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和比西方文明高远得多的精神境界，我们的现代化应该走“返本开新”、“内圣外王”之路，即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老根上发新芽，从传统文化的“内圣”中直接开出“科学”与“民主”的“新外王”来。但如何从儒学的道德心性之学中直接开出科学、民主等现代化因素来呢？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挖空心思，试图自圆其说。熊十力力图使“性智”（德性主体）发用为“量智”（知性主体）；唐君毅提出了“暂忘说”，主张通过道德理性在科学活动中的暂时退位来达到知性理性的发用；而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说，则成为现代新儒家力图以儒家精神为体而涵摄科学、民主之用的典型代表，作为儒学之体的良知可以自觉自愿地自我否定，从而从德性主体中开出知性主体，以为科学和民主在中国的发展确立内在根据。现代新儒家还认为以儒家伦理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可医治西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弊病。他们认为，现代工业文明在创造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众多社会问题和全球问题，诸如生态环境问题、道德体系的崩溃、人的物化与异化、精神家园的失落等等。应该用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审视西方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从而医治这些弊病，并将之看作是中国文化将在21世纪复兴的重要依据。
现代新儒学多年来主要流传于海外华人中，近年来由于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重新引发了古今中西之辩，现代新儒学思潮也开始影响大陆，并为一些学界人士所接受。90年代曾经形成了“国学热”和“儒学热”，一时间“传统回归论”和“儒学复兴论”甚嚣尘上，人们纷纷到传统文化中去寻金探宝，引发了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取向。我们说，现代新儒学在当今的古今中西之辩中，围绕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如中国的现代化应有中国特色，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并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与现代转换作了有益的尝试，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但是现代新儒家所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及其理论缺陷使它不可能成为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主导精神。这是因为，儒家文化所代表的前现代精神：“知足常乐”、“顺应自然”、“重义轻利”、“重德性轻知识”、“忠孝服从”等与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所需要的“开拓精神”、“主体意识”、“利益原则”、“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等现代精神格格不入。中国当代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是传统的包袱过于沉重。百年来，中国现代意识与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家传统的冲突绵延不绝，所以“五四”时期的精英们才喊出了同传统决裂的极端口号。现在有些人说“五四”批传统文化过头了，从现实情况看，传统的包袱并未在“五四”时期彻底甩掉，要进行现代化，同样存在一个批判传统、改造国民的传统心态、培养塑造现代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的问题。“五四”为了高扬“科学”和“民主”精神不得不猛烈地抨击传统文化，而今日的现代新儒家则想直接从传统文化中开出“科学与民主”的“新外王”来，可见现代新儒家所面临的理论困难何其大。现代新儒家确实面临“内圣”与“外王”、“返本”与“开新”的矛盾，他们虽然力图克服，但却收效甚微，因为这正是传统儒家精神与现代化所需要的精神文化的矛盾，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前现代与现代的矛盾，是无法克服的。至于现代新儒家企图用中国古老的儒家伦理去医治西方工业文明所患的现代病，则更是一种自不量力的奢望。西方工业文明导致了环境破坏、生存危机、道德沦丧等负面问题，但这些问题绝不是儒家原始的道德说教所能解决的，因为这些问题大多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虽然，我们不能否认以儒家和道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对于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所面临的人与自然的分裂、人与人相异化的困境确实可以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但必须认识到这仅仅是一种启示作用，切不可过高估计，解决的出路也绝不是回到原始浑沌的“天人合一”状态中去。况且，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并非人与自然分裂，主体性的过分张扬，而是人与自然相对不分化、缺乏个体主体性所导致的社会不发达、科学落后状态。因此，正如衣俊卿先生所言，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新儒家试图直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圣’，开出科学、民主的‘新外王’，当人们试图直接以儒家伦理建构起现代工业文明，或者当人们把后工业文化精神与农业文明的文化精神相对接或联姻时，其结果将导致中国现代化的‘以过去为定向’的时代错误，从而断送现代化的前程。”[2]
第三种片面导向：“后现代意识论”。这是由于受西方最新社会思潮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而在中国一些人文知识分子中形成的“时髦”论调。后现代主义是产生于20世纪50—60年代，兴盛于70—80年代，且至今在西方仍然颇为流行的社会思潮，它涉及多种领域，如哲学、文学、美术、音乐、建筑、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等。这股思潮派别众多，观点也并非整齐划一，后现代主义是对西方现代化所出现的问题进行解构和批判，并对支撑西方现代化的主导哲学文化精神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检讨。他们认为，正是由于启蒙哲学对人之主体性和工具理性的过分张扬才导致了工业文明的弊端。因此，继尼采的“上帝死亡”的口号之后，后现代主义又喊出了“主体死亡”、“人已死亡”的口号。他们认为，工具理性、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枯竭、道德沦丧、核弹威胁等全球问题。主体性的高扬并未带来主体的真正自由和解放，却带来了主体的片面发展、人的异化、人际关系的冷漠、极端利己主义、拜金主义。面对这些问题，后现代主义开始怀疑近代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和理性精神，试图从根子上“解构”现代化。
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批评近代哲学家所谓“至高无上的理性主体——原子式的和自主的、自由的和脱离肉体的主体”。近代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实际上是以两个前提为存在条件的：（1）个体本位。 在近代哲学中作为主体的人都是作为个体而存在，即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但这种主体是彼此孤立的、原子式的自由主体。应该说，这种个体本位主体性的建立，是适应了当时西方各国业已建立的市场经济的要求，后者得以实行的基本前提正是对个体本位和个人主义原则的肯定。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中，这种个体主体由于缺乏约束机制而发展成为“放任”的主体、盲目的主体、自发的主体。这样的主体在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深刻矛盾与冲突。为克服个体主体性泛滥带来的问题，西方学者提出了许多学说和主张，如破除“人类中心论”，胡塞尔和梅洛—庞蒂都明确摈弃个体主体，要求代之以交互主体。所谓交互主体是指自我和他人及客体全是处于共在关系中的主体，认为主体不能是独立的、原子式的、不受约束的存在，而只能是环境中的存在。杜威也明确反对以利己主义、享乐主义为特征的旧式个人主义，倡导一种以服务于社会的不断进步为宗旨的新型个人主义。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如何造就这种新型个人主义却是个难题，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正是以个人至上为最高原则的。所以后现代主义无奈地喊出了“放逐主体”、“消解主体”的口号。（2）理性至上。在近代哲学中， 主体是作为理性的化身而被看重的，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这两个宣言表明了人的理性和知识的神圣和至高无上。对理性和知识的推崇带来了自然科学的繁荣和工具体系的建立，但至高无上的理性同时也成了一切精神领域和社会生活的终极标准，能否创造财富和金钱成为衡量一切价值的终极裁判。思想、道德、精神都丧失了自身的标准，人平面化了。理性从“为人服务”的工具变成压抑人性的象征。主体在这里只具备单一的理性属性，人成了一架会思维的机器，成为丧失个性、无血无肉无感情的、片面的异化的人。20世纪后半叶，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已开始批判这种对主体的科学主义理解。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法兰克福学派，他们认为工具理性在当代已经渗透到社会总体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造成了社会和人的单向度性。胡塞尔也主张将“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放进括号里，存而不论。后现代主义对理性的批判更为激烈，他们认为，近代哲学用理性的普遍性蒙住差异性，就如同医生把各有差异的病情都纳入同一模式一样，成了压迫个性的工具，他们要摧毁这种理性框架一切、整合一切的信念，要求还主体以多样性、开放性、差异性和丰富性。
后现代主义揭示了作为西方现代化内在精神支撑的个体主体性和理性至上原则本身的缺陷，并认为正因为这两个原则的内在缺陷才导致了西方社会的危机。当然，后现代主义囿于自身的社会历史局限性，不可能找到解决危机的真正有效办法，最后只能在一片“消解”声中结束自己的研究。但这种反思和提出问题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它表明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并非完美无缺的理想模式，给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教训和启示。但是，我们绝不能盲目追赶世界哲学潮流，完全认同后现代主义理论，这不仅是因为现代化建设的紧迫性，不容许我们有太多浪漫主义的想法，而且也因为后现代理论本身的缺陷。后现代理论所产生的社会背景是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充分实现。而中国目前面临的却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在这种情况下去“消解主体”、“消解理性”无疑是消解现代化本身。或者，这种消解的结果只能使中国重新回到传统的未分化的自然经济状态中去。“后现代意识论”者由于恐惧西方工业文明的弊端，企图超越历史阶段而直接进入后工业文明，这只是一种天真的想法。我们可以利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潮流而缩短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尽量减少现代化的负面影响，却不能超越现代化本身。另外，后现代理论从理论形态上说，也是一种极端学说、否定性哲学。后现代哲学通过对个体主体性和工具理性的反思和批评而走向了对主体性和科学理性的全盘否定，它在批判工业文明和现代化的弊端时也消解了工业文明和现代化本身，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这在理论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二、新世纪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哲学精神
由于中国现代化所处的特殊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现代化不仅要完成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成的现代化任务，而且要同时兼顾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解决的某些后现代课题。因此，当代中国哲学所担负的使命是多重的，它应持有的立场固然不可能是前现代的，不可能是后现代的，也不可能是纯现代的。它必须要在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矛盾中实现一种新的提炼和整合。所以，21世纪的中国哲学精神绝不是对上述所有观点的全盘否定或抛弃，因为上述三种哲学倾向分别反映了中国社会目前所处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多种矛盾中的某一方面，具有片面的真理性。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和现状出发同时参照国际经验对上述哲学精神进行有机整合，提炼出一种能够真正引导中国走向21世纪的哲学精神。据此，我们认为应坚持如下一些原则。
（一）弘扬个体主体性和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相结合。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启蒙理性所推崇的个体主体性原则，这仍然是21世纪的中国必须遵循的原则。要实现现代化、要搞市场经济必须遵循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和共同准则。不管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谈超越西方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我们绝不能超越现代化和市场经济本身。市场经济在一般意义上说，乃是一种行为自主经济和利益主体经济，培植个体主体性是当前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迫切需要。由于我国传统哲学缺乏主客二分的主体性意识，所以，我们面临的是建设主体性的繁重任务，而远未到“放逐主体”的时节。
但是，我们在搞市场经济、提倡和弘扬个体主体性原则时，切不可将之推向极端。后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反思向我们表明：西方现代化、工业化所出现的危机，实际上是个人本位、理性至上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危机。这也提醒我们不能全盘接受西方现代化的价值观念，那些鼓吹“全盘西化”、甚至把中国现代化的唯一希望寄托在个人主义身上的人是不识时务的；把西方现代化中出现的问题仅仅视为必要的代价，不加理会，也绝非良策。要知道，市场经济下对个体主体性的发挥，由于利益主体的多极化可能导致价值取向上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些弊端对西方社会来说可能是不可克服的，因为大多与私有制相联系，但对于中国来说则应努力加以避免。因为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对于克服这些弊病应该具备前提保障和有利条件。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地方，在于它既应充分发挥个体主体性，又应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个体主体性基础上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这或许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化价值模式。邓小平的“先富”与“后富”理论所蕴含的哲学文化精神，一方面表明，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弘扬个体主体性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表明了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
个体主体性基础上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既发挥了个体主体性的优越性，又对个体主体性的发挥可能导致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以及利益主体分散所带来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有一个合理的引导和有效解决。注意：这里的集体，作为主体的另一种存在形式，可以是企业、组织、国家、社会乃至人类。当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说到底是个体主体与集体主体的矛盾，所以，应该超越的不是一般的“主体性原则”，而是“个体主体性原则”，应该走出的不是“人类中心论”，而是“个体中心论”。而这些，我们相信只有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协调好个体主体与集体主体的关系，才能使人和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得到根本解决。
（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举，或者更通俗地说，叫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重。从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事实看，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科教兴国无疑是我们首要的任务。因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离开这一基础，其他一切目标均无从谈起，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杠杆，尤其是当今社会，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要在21世纪使中华民族挤进世界强国之列，没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是不行的。但是，追求物质文明绝不是现代化的唯一目标。后现代主义对西方近代哲学的不满就在于它把人的理性、知识以及由此带来的金钱、财富的价值推向了极端，“理性至上”、“科学万能”，结果人从上帝的奴仆中解放出来以后又重新沦为理性的工具。西方现代化带来了物质文明的昌盛，但却没有带来人的真正幸福，相反人却丧失了人性，成为理性、金钱的奴仆，成为平面的单向度的人，人不是目的而是工具，人们感到了价值的迷失，“精神家园”的失落。所有这些都在警示我们，我们在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发展科学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同时，还应创造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自觉防止人自身走向物化和工具化。我们要塑造的主体是全面自由发展的主体而不是片面的异化的主体。
（三）尊重传统，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没有文化传统就等于失去自己的个性。在全球化和一体化的今天，虽然各民族文化互相交流、渗透，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关怀的本土化意识也日益强烈，尤其是饱受殖民地、半殖民地之苦的中国人民，特别珍惜民族独立和民族自主的权利。在世界文明的交往和竞争中要取得优势更有赖于保持和发挥自己的特色。绵延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世界人民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同时传统文化也是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都不能回避和必须面对的，因为它从思维方法、价值观念到生活方式、国民心理、风俗习惯等方面已经溶入该民族的血液中，直接影响和塑造着今天的中国人。现代新儒家的理论价值就在于提醒我们，中国的现代化应有中国性，不能移植西方文化模式，在现代化过程中不能割裂历史文化传统。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塑造了各民族人民的性格和文化气质，要与传统彻底决裂、脱胎换骨事实上是不可能也没必要的，“全盘西化”论错误之症结正在这儿。现代新儒家主张尊重传统，强调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意义，这是对的，关键在于如何评价传统在今天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和地位。现代新儒家是想恢复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独尊”地位，以传统文化为本位，使之成为中国的主导思想。借用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的话来说，他们指望儒学在未来文明的格局中扮演“文法”的角色，而不仅仅满足于“词汇”的角色。我们同他的看法正好相反，以儒学、道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从整体上说是一种前现代意识形态，已经过时，决不可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当代中国全面复兴。在今天中国扮演“文法”的只能是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传统文化在其中恐怕只能扮演“词汇”的角色。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过程中，应该充分吸收传统文化中有益的思想资料，比如，儒家文化提倡修身养性，注重塑造理想人格，提倡社会和谐稳定等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文化道德建设仍有意义。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就十分注重用儒家伦理道德来调节社会关系，并收到良好效果。但是，我们切不可过分抬高传统文化的作用，社会主义文化是一种全新的文化，我们之所以要搞好改革就是因为传统的东西不能适应今天的需要。必须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继承传统文化之精华，同时吸取外国文化的有益成果，建设新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收稿日期】200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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