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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2月，经医院检查，冯雪峰被确诊为患了肺癌。3月，动了左上肺全部切除手术。4月下旬，出院回家休养。10月初，病情恶化，癌细胞已扩散。10月中旬，出狱不久的周扬主动到冯家去看望冯雪峰。这次看望之后，就从冯雪峰嘴里传出了一段“佳话”。敏泽在回忆文中有这样的记载：
有一天我去看他，进门刚坐下，他就兴奋地问我：“你猜这几天谁来看我了？”我摇了摇头。“周扬同志来了。”接着他说了周扬同志来看他的情况和经过。并说周扬同志当时感情很激动，很真挚。对于这件事，我既是高兴的，在当时又是将信将疑的。老一代的革命者多么需要抛弃宿怨，真正团结啊！他们的不团结不仅给他们本人，而且也给文艺界造成了多大的危害啊！在这方面，周扬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叶按：周扬看望冯雪峰的事发生在1975年，“四人帮”还未被粉碎。)确实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受到了人们广泛的称赞。(《带着歉疚的回忆》，《冯雪峰纪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2—333页)
许觉民在纪念文中有更详细的记述：
有一次我去，他告诉我，周扬已经从秦城监狱放出来了，上星期来看过他。我听了很奇怪，他们二人自30年代以来因不和而一直未有交往，怎么这时候倒交往起来了。雪峰说，周扬关了八年，这次说了许多话。一是说“文革”中难以忍受的遭遇，他作为一个筹码在“文革”初期就被抛了出来。狱中生活的几年，他翻来覆去地思前想后，觉得自己做错了不少事，几次运动中伤害了不少人。深感到“左”的危害。至于对雪峰。也觉得自己有不少不是之处，向他作了自我批评。雪峰告诉我的，自然不止这些，因为他发音很低，我没有完全听清，但大意是弄清楚的。他认为周扬来看他是诚意的，他的自我解剖也是真诚的。雪峰是位久经风霜的人，不会轻易相信别人的言行，而这一回周扬在这时候来看他，在“四人帮”还盘踞高位的时候冒着风险来看他，而且坦率地陈说了已往之不是，确是经过了这场“文革”给予了他猛然而得的憬悟，得以清算既往的一个契机，对“左”的危害深恶痛绝。雪峰认为这些都是出自肺腑之言，他认为是完全可信的。
可惜的是，雪峰逾一年后便因病而逝，否则，我相信他们二人会成为至交的。(《阅读冯雪峰》，《冯雪峰纪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3—324页)
1976年1月，冯雪峰终因医治乏术不幸去世。家人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一篇寓言，从内容看，应该是周扬看望他之后在激动的心情下写的。全文如下：
有一只锦鸡到另一只锦鸡那儿做客。当他们分别的时候，两只锦鸡都从自己身上拔下一根最美丽的羽毛赠给对方，以作纪念。这情景当时给一群麻雀看见了，他们加以讥笑说：“这不是完完全全的相互标榜吗？”
“不，麻雀们，”我不禁要说，“你们全错了。他们无论怎样总是锦鸡，总是漂亮的鸟类。他们的羽毛确实是绚烂的，而你们是什么呢？灰溜溜的麻雀！”
周扬的探病，以及冯雪峰留下的这篇寓言，使听到的人无不动容，一时传为佳话。
1979年4月18日，冯雪峰逝世三年多之际，楼适夷写信给周扬，告诉他冯雪峰的平反已经得到中央批示，现在正准备重新举行追悼会，希望周扬能写纪念文章。同时告诉周扬在遗物中发现寓言的事，并把寓言抄给了周扬。
周扬在5月1日给楼适夷写了回信：
病中得来信，甚为快慰。承示冯雪峰同志的最后遗作，读之无限感慨。我和他是多年的老战友，相互间，又曾有过争论，但不管怎样，我对他还是抱着一种尊敬的感情。
1975年，我刚获“自由”，冯乃超同志就告诉我，雪峰已患癌症，将不久于人世了，垂垂以不能回到党内来为终身恨事。我听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了冲击，对30年代“两个口号”的论战中他所犯的错误也有所检讨。他没有乘“四人帮”恶毒诽谤我的时机，对我落井下石，把一切错误和责任都推到我身上，虽然，他在当时的情况下，也说了一些所谓“揭发”我的话，其中也有传闻不实之词，但并不是存心诬陷我。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公道的。
1975年秋，邓小平同志刚刚恢复职务，正协助重病在身的周总理主持中央工作，我便写了一封信托王震同志便交小平同志审阅后转呈毛主席。我在信中报告了冯雪峰同志不治的病情，我说他过去在思想政治上犯过错误，党批判他是应该的；但是他也曾为党做过有益的工作，在我党同志中他是最早对鲁迅采取比较正确的态度的一人；他在1957年受到批评后仍积极工作，渴望将来有一天能重新回到党内来。我在信中向毛主席转达了他的这种愿望，并表示了我个人对他的同情。那时党中央还没有平反右派的决定，而且正当“四人帮”凶焰正高的时候，我自己的问题又还没有解决，竟替一个曾一度划为右派的老同志说项求情，未免太不自量，不但难以生效，反可招来横祸。后来。胡乔木同志告诉我，由于当时形势的险恶，这封信并没有能够交到毛主席手中。我写这封信曾得到小川同志的鼓励，信就是由他亲自送交王震同志的。
冯雪峰同志病中，我去看望了他。我预料他在人世间的日子只能以日计算了，我将和他永别。我对他说，我们相交数十年，彼此都有过过失，相互的批评中也都有说得不对或过分的地方，我们要从过去经验中吸取教训，互相砥砺。我一时抑制不住我的情感，他也被我的情感所激动。
雪峰同志的那篇寓言，大概就是在那种感情激动的状态下写的，现在竟成了他的绝笔之作。他是诗人，而诗人总是喜欢自负与夸张的，以情感动人，而不以理智取胜。您也是诗人，和雪峰又是深交，对他的诗人气质，当比我更能了解。(《周扬同志致友人的一封信》，《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周扬在这封信里主要谈了三件事：一，对于冯雪峰1966年写的“揭发”材料一些看法；二，为冯雪峰的党籍问题他上书毛泽东；三，探病的情况和读了寓言后的感想。
先谈与探病无直接关系的第一件事。楼适夷在回信中对周扬的说法给以毫不含糊的批驳：
我以为他未下井投石，也并无传闻不实之言。您信中又说对两个口号错误，雪峰作过检讨，材料中所写，只言提此材料时未请示党，及未付大家讨论。本来两个口号均非经中央批准提出的党的口号，都未经过群众广泛讨论(当时情况都不可能做到)，故正如主席所说均为抗日的口号，不是党的口号，故不能说为单方面的错误。
两年后，1981年5月，楼适夷在一次作家座谈会上公开了他的回信内容，对于周扬的意见作了更明快的叙述：
我的意见有两点。一点，他说冯雪峰是个好同志，在“四人帮”恶毒诬蔑他的时候，没有趁机下井投石，事实正是如此。但是周扬同志作了一个“但书”，说冯雪峰也作了一些传闻不实之词的所谓对他的揭发。我认为雪峰材料所说的都是事实，也不是对周扬同志作什么“揭发”。第二点我不同意周扬同志说，关于两个口号的问题，冯雪峰同志已经做了检讨，其中的意思就是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已经有过检讨。但是，雪峰做的检讨只是说：这个口号是在没有请示中央的情况下做出的。冯雪峰既然对这件事做了检讨，那么你国防文学也一样，是在与中央根本脱离联系时提出来的，你请示过中央没有？所以我不同意这封信。(《在一次作家座谈会上的发言》，《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3期)
这里提到的“揭发”材料，指“文革”初期冯雪峰应各方要求写的有关周扬情况的材料。1966年初，江青组织几个部队文艺工作者，炮制出一个《林彪同念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3月22日，以林彪的名义报请中央军委审批。毛泽东经过三次审阅，批改，予以通过。4月10日，以中发(66)211号中央红头文件下达全党。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以社论的形式公布了《纪要》的主要内容。《纪要》这样提到30年代文艺：
要破除对所谓30年代文艺的迷信。……30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30年代的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
这是把30年代当时两个口号的论争归结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性质的。指出“国防文学”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无产阶级的口号而且是鲁迅提出的。
7月1日出版的第9期《红旗》，发表了阮铭、阮若瑛的《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评〈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条注释》和穆欣的《“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不但点出周扬的名字，而且把问题同1957年的批判冯雪峰联系起来。前一篇文章的有关部分如下：
1957年7月到9月。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主帅周扬，借反对右派分子冯雪峰的机会，颠倒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放出了一批毒草。周扬等人放肆地攻击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无产阶级口号，攻击鲁迅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重要文章。但他们做贼心虚，不敢直接把矛头指向鲁迅，就造谣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是“冯雪峰，胡风共谋”提出的；这几篇文章是冯雪峰写的，“是在鲁迅病重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的情况下通过发出的”。乍看起来，似乎矛头指向右派分子冯雪峰，反革命分子胡风，实际上是恶毒攻击鲁迅，大反鲁迅所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抛出了周扬所代表的“三十年代”文艺黑线。
值得注意的是，周扬们在玩弄这一手颠倒历史的把戏的时候，为了掩人耳目，用了偷天换日的手法。他们一面攻击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是“宗派主义”，一面装出伪善的面孔，说这篇文章是冯雪峰执笔拟稿的，鲁迅当时在病中，不可能调查对证云云。
这是胡说！这是对鲁迅的诬蔑！难道鲁迅真是病得这样糊涂了吗？别人把“宗派主义”的观点强加于他也无能为力了吗？周扬们对群众的识别力也估计得太低了！只要读过鲁迅的文章和书信，就可以看到，鲁迅当时虽在病中，但他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的战斗，是毫不放松的。鲁迅是从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立场来认识和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因此，能够以锐利的眼光来识破某些高喊统一战线口号而实际上实行阶级投降主义的机会主义者，并且对他们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和鲁迅这个时期的其他文章一样，完全是鲁迅的思想。鲁迅在1936年8月5日的日记中，也明明写着：“夜治答徐懋庸文讫。”把鲁迅的这样一篇重要文章硬说成是冯雪峰写的，这纯粹是造谣。这是为了打倒鲁迅而采用的一种极其恶毒、极其阴险的手法。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和《红旗》杂志两篇文章的发表，冯雪峰顿时成为忙人，不少单位都向冯雪峰索要有关周扬情况的材料。冯雪峰于1966年8月10日写了一份材料，并于1972年修订。这就是后来流传于世的《有关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后来发表于1979年2月出版的《新文学史料》第2期。材料写的全是事实，没有借机向周扬等人报复的不实之词。周扬却在给楼适夷的信中说有不实之处，楼适夷自然不能不澄清事实。
楼适夷的这点批驳，实际上也部分地触及周扬在冯雪峰面前的检讨是否完全真诚的问题。
周扬谈到的第二件事，为冯雪峰的党籍问题上书毛泽东。据知情者透露，那是周扬在看望了冯雪峰之后进行的。1975年末，虽然邓小平已经恢复工作，但“四人帮”气焰正凶，周扬在本人的问题远未解决的情况下，竟然为冯雪峰恢复党籍的问题亲自上书毛泽东，真可谓义薄云天的壮举了。然而，对这件事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还不能简单从事。让我们考察了第三件事再说。
周扬谈到的第三件事，只要仔细推敲措辞用语，便可发现，周扬在冯雪峰面前是怎样“检讨”自己的了。原文是这样写的：“我对他说，我们相交数十年，彼此都有过过失，相互的批评中也都有说得不对或过分的地方，我们要从过去经验中吸取教训，互相砥砺。”这是说，有过失的不仅是他周扬一方，冯雪峰同样有过失。而所谓过失，也不过仅仅是“相互的批评中也都有说得不对或过分的地方”而已。周扬1957年依仗手中的绝对权力，把冯雪峰打成右派，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怎么会只是“批评中”“有说得不对或过分的地方”呢？把自己疯狂打击冯雪峰的罪行说成是什么“批评中”“有说得不对或过分的地方”，从这样的“检讨”里，人们是看不到周扬的真心诚意的。
如果我们进一步看看事实，更可以窥见周扬的检讨有多大诚意了。
1983年，牛汉在一次会上揭露了这样一件事实：
大约是1959年下半年，我已从拘禁地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年了。(中略)有一次，我问他：“听说你自杀过，有这回事吗？”雪峰坦率地承认：“有过自杀的念头。”我问他：“为了什么事？”他沉默了好一阵子，对我说：“反右后期。有一天，荃麟来找我，向我透露了中央对我的关怀。我很感激，激动地流出了眼泪。我不愿离开党。荃麟对我说，‘中央希望你跟中央保持一致。’向我提了一个忠告：‘你要想留在党内，必须有所表现，具体说，《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所引起的问题，你应当出来澄清，承认自己的责任，承认自己当时有宗派情绪，是在鲁迅重病和不了解情况之下，你为鲁迅起草了答徐懋庸的信。’我对荃麟说：‘这个问题有人早已向我质问过，我都严词拒绝，我决不能背离历史事实。’之后我痛苦地考虑了好几天才答复。我意识到这中间的复杂性，荃麟是我多年的朋友，过去多次帮助我渡过难关，这次又在危难中指出了一条活路。上面选定荃麟来规劝我是很费了番心机的，他们晓得我与荃麟之间的交情，换了别人行不通。他们摸透了我的执拗脾气。当时我的右派性质已确定无疑，党籍肯定开除。面对这个天大的难题，我真正地作难了。我深知党内斗争的复杂性，但也相信历史是公正的，事情的真相迟早会弄明白的。但是这个曲折而严酷的过程可能是很漫长的，对我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屈辱。我对荃麟诚恳地谈了我内心的痛苦。荃麟说，先留在党内再慢慢地解决，被开除了就更难办。但我知道荃麟传达的是周扬等人的话。实际上是对我威胁。荃麟不过是个传话的人，他做不了主。我清楚，荃麟说的中央或上边，毫无疑问是周扬。在万般无奈之下，最后我同意照办。这是一件令我一生悔恨的违心的事。我有好多天整夜睡不着，胃痛得很厉害，我按他们的指点，起草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有关注释。我以为党籍可以保留了。但是，我上当了。我最终被活活地欺骗和愚弄了。为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最后只有一死，以证明自己的清白。我几次下决心到颐和园投水自杀。但我真的下不了这个狠心。我的几个孩子还小，需要我照料。妻子没有独自为生的条件，再痛苦也得活下去，等到那天的到来：历史最后为我澄清一切。”雪峰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我也哭了。我的党籍早两年已宣布被开除，当时我的心情与雪峰完全一样。
以上雪峰的自述，以及当时谈话的情景，我永远不会淡忘。(《为冯雪峰辩证》，转引自邓九平编《谈友谊》，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743—744页)
冯雪峰向牛汉揭露的事实，是骇人听闻的。周扬为了把自己打扮成两个口号论争中的唯一正确的人物，竟然在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一文的注释上做文章，把鲁迅所以写出这样一篇文章归结为是受了冯雪峰蒙蔽的结果。这个注释，完全可以他自己动笔写，或让他的得意下属林默涵等人去写；他却硬要冯雪峰去写，这是有很深的用意。注释如果让他或他的下属写，则别人会说这是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涂脂抹粉。让冯雪峰写，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表示，这是当初替鲁迅草拟初稿的人良心发现之后的出自肺腑之言，具有极大的说服力。而且，让当年整他周扬的冯雪峰屈服于他的意志，让他体尝一下自作自受的滋味，也是一种快意的报复。但是，他又怕倔傲的冯雪峰不肯屈服，于是又想出一个绝招：用保留党籍的谎言欺骗冯雪峰就范。等到《答徐懋庸》的注释骗到手，又自食其言把冯雪峰开除出党。这种凶狠毒辣奸伪欺诈的手段，实在是做得太绝了。冯雪峰要违心地按照周扬的旨意写注释，把自己乃至鲁迅给以颠倒历史的丑化，这是如鲁迅在《墓碣文》中所说的“创痛酷烈”的“决心自食”。但是，为了能够保留党籍，他不惜“决心自食”了。他以为党籍可以保留了。但是，他上当了，他最终被活活地欺骗和愚弄了。为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他几次下决心到颐和园投水自杀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只是考虑到弱妻幼儿的生活，他含垢忍辱地苟活下来。这是怎样惨痛的煎熬！如果周扬确是真心诚意地向冯雪峰检讨，那就没有理由回避这个问题。只有在冯雪峰面前检讨了这个错误，才可以证明他的检讨是真诚的。否则，那只能证明他的检讨是很不够真诚的。那么，周扬的检讨有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呢？
可以肯定地说，没有。
请看证据。
1977年10月下旬，也就是周扬探病的两年之后，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陈漱渝访问周扬时，问到对1958年版《鲁迅全集》有关《答徐懋庸》的一条注释问题时，周扬如是说：
写这条注释的事我事前并不知道，但写成以后给我看了。当时觉得鲁迅注释工作一贯是雪峰主持的，而《答徐懋庸……》这篇文章又是雪峰代笔的，他为了交代自己的问题写了这条注释。《答徐懋庸……》信虽然是雪峰执笔的，但代表的是鲁迅的观点，信里还有鲁迅亲笔加上的许多话。鲁迅署名就是鲁迅的嘛。这个注释是雪峰检讨自己，实际上是批评鲁迅。我同意发表这条注释是不对的。(陈漱渝：《周扬谈鲁迅和三十年代问题》，《百年潮》1998年第2期)
这是说，《答徐懋庸》那条注释的撰写，他周扬事先压根不知道。那条注释是冯雪峰个人自愿写的；是冯雪峰在没有任何人对他施加过任何压力的情况下，“为了交代自己的问题”，而写了这条注释的。是冯雪峰为了“检讨自己”，而不惜在注释中搞出了“实际上是批评鲁迅”的恶果。
周扬的撒谎未免过于拙劣了。
冯雪峰挨批之后，已经靠边站，等待最后处理，根本无权参与《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居然“为了交代自己的问题”，而能够主动去写这条注释，岂非天外奇谈。据牛汉后来透露出来的内情，邵荃麟在同冯雪峰的谈话中，说得够清楚的了：“中央希望你跟中央保持一致。”“你要想留在党内，必须有所表现，具体说，《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所引起的问题，你应当出来澄清，承认自己的责任，承认自己当时有宗派情绪，是在鲁迅重病和不了解情况之下，你为鲁迅起草了答徐懋庸的信。”——这里提到的“中央”，难道还会是周扬之外别的什么人吗？除了周扬，“中央”还有哪一个会对《答徐懋庸》的注释如此关心的？邵荃麟在“文革”期间的一份材料中说得无比明白，周扬向他交代：“鲁迅答徐懋庸信的注释问题，……所说的哪些事实不符合真相，就应由冯雪峰自己来更正。”(转引自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评传》，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530页)凭邵荃麟的这个交代，就足以揭穿周扬所说“写这条注释的事我事前并不知道”是怎样彻头彻尾的谎言！
周扬声称，这个注释“实际上是批评鲁迅”，确是这样。第二段中“由于当时环境关系，鲁迅在定稿时不可能对那些事实进行调查和对证”一语，就是在“批评鲁迅”糊涂。然而，这句话乃至第二段整段文章，都不是冯雪峰写的。冯雪峰原来写的第二段文章在送审时全部被推倒，另由林默涵执笔写的。这在1966年《红旗》文章所附的修改稿复印件，可以明显看出。当年《红旗》杂志把修改稿影印出来，公之于众，是为了搞臭周扬等人，自然是不可取的；但是，不能因此认为那个影印材料是伪造的。林默涵的改写是不争的事实。任何思维力正常的人都会知道，在1958年的情况下，改写这条事关重大的注释，绝不是区区林默涵这样一个干部可以说了算的。没有周扬的决定性的指点，林默涵居然会作出那样的改写，这是谁也不会相信的奇闻。十分明显，所谓“实际上是批评鲁迅”的，根本不是冯雪峰，而是周扬等人。
“写这条注释的事我事前并不知道”：1977年的这句话，说明了一切。他在冯雪峰病重期间看望冯雪峰时所作的检讨究竟有多少诚意，不言而喻了。
自然，不能说周扬主动看望病里的冯雪峰，没有丝毫诚意，但是他的诚意是有很大限度的。在一定的限度里，他可以检讨，甚至痛哭流涕；但是，超出这个限度他就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灵魂了。周扬这样做，其动机绝不是如他所说，出于对冯雪峰的“关心”。可能是，周扬本人这些年的遭遇使他天良有所发现，觉得当初对冯雪峰做得过绝，需要用这个行动求得自己内心的平衡，而且还可以向世人树立自我的完美形象。
懂得了这个，周扬为冯雪峰的党籍问题向毛泽东上书的动机，也不难明白了。对于楼适夷提供的冯雪峰的“绝笔之作”，周扬虽然很谦虚地说“诗人总是喜欢自负和夸张的”；但得意之态溢于言表，这是谁也看得出的。冯雪峰亲笔写的两个锦鸡的寓言，为周扬树立的形象是比周扬本人的千言万语更有力量的。可惜的是，1977年的一句“写这条注释的事我事前并不知道”，把他的脉脉温情的面纱撕了个粉碎。
事实证明，冯雪峰在临终之时写两个锦鸡的寓言，再一次上了周扬的当。
周扬拿一个不久于人世的病人的感情开玩笑，未免太残酷了。
现在的问题是，周扬在冯雪峰面前并没有进行真正触动灵魂的检讨，为什么冯雪峰竟会如此轻易地上当，认为周扬的检讨是真诚的呢？而且像诱骗冯雪峰写《答徐懋庸》注释而最后还是把他开除出党这样地给冯雪峰身心以难以想象的痛苦的事实，周扬在检讨时竟然避而不谈，为什么冯雪峰竟会如此宽容大度地不予计较呢？
只能有一个解释：冯雪峰太善良了。周扬居然能够主动地来看望他，这是完全出于他的意料的；在看见周扬来到的第一眼，他就在激动里把宿怨，把当年因受诈骗几次想自杀的大痛苦大悲愤，完全丢到一边去了。何况周扬接下来还有悔过的检讨，自然更加使他深深地陷入不能自己的激动里了。两只锦鸡的寓言正是在这种心态下写出的。
所谓“佳话”，其实是一段“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