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面临的新社会——20世纪未来学大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观论文,人类论文,新社会论文,世纪论文,未来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们正在经历一场自工业革命以来又一次意义深远的社会革命——直接后果将开创一个全新的社会。关于未来社会的富有见地的思考在本世纪后半期愈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当“未来学”一词由德国学者欧·费莱希泰姆创造之后，已“作为一种新的哲学未来观”而存在。它探讨的是：关于科学技术和社会未来发展的前景，揭示按照人类所作的各种选择走向未来的可能性。（注：〔美〕阿尔文·托夫勒，1996，《第三次浪潮》，新华出版社，“译者前言”。）新兴社会的驱动力显而易见是勃兴的现代科技文明，因而未来学的广泛传播首先从欧美发达国家开始。本文正是从西方学者的视角看待历史与未来，以期概括、对比与反思有关人类文明进程的理论。
一、未来学家视野中的历史图景
对未来的展望总是以历史为基础——在未来学家那里这几乎已成为一种方法论而被接受。阿尔文·托夫勒（Toffler,A.）的“社会浪潮”理论和彼得·德鲁克（Drucker,P.F.）的历史分期理论集中体现了这种思想。
“社会浪潮”理论
托夫勒认为历史是滔滔不绝、汹涌澎湃的变革的浪潮，他以“浪潮前锋”的分析方法（social wavefront analysis ）剪裁历史并探求带动我们前进的每次浪潮的前锋将向何处去。虽然历史的连续性是重要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我们注意的焦点是历史的中断——革新与破裂的时期。这是识别变革出现的关键。
根据托夫勒的观点，人类文明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年代大约始于公元前八千年，它以农业社会为特征，取代了人类蒙昧时期的渔猎采集生活，直到1650—1750年，工业文明导致了第二次浪潮续起，作为系统的生活方式，它在不断的变动中持续了300多年，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1955年以后的10年间，第三次浪潮席卷而来，在这10年中，美国白领工人和服务性行业劳动者的人数第一次超过了蓝领工人。第三次浪潮在美国积蓄了力量后，以迅猛的速度向其他工业化国家扩散，包括英国、法国、瑞典、西德、前苏联和日本。
虽然先进的文明属于第三次浪潮，但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第一、二次浪潮仍有强大的基础，农业与工业文明至今依然是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标准。前两次浪潮作为社会主流，逐渐被以信息社会为基础的第三次浪潮所代替，但在许多地方，三次浪潮努力共存——尽管并不是所有时候都能和谐相处。正如托夫勒所言：“今天所有技术水平高的工业国家，都被第三次浪潮与第二次浪潮陈旧的经济和制度之间所发生的冲突，搞得头昏眼花。”（注：〔美〕阿尔文·托夫勒，1996，《第三次浪潮》，新华出版社，“译者前言”，P.9。）
丹尼尔·贝尔（Bell,D.）的认识与托夫勒有相近之处， 只是他的概括在学理上更谨慎。他认为可以把社会发展图式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前工业社会的经济特征主要是资源采撷——以农业、矿业、林业以及天然气或石油等其他资源为基础；工业社会主要使用能源和机器技术从事商品制造；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经济部门从事加工处理，其中电讯和电脑对于信息和知识的交流极其重要。（注：〔美〕丹尼尔·贝尔，1997，《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新华出版社，第9页。）
历史分期理论
与上述思路不同，作为管理学家的德鲁克从更具体的视角来考察历史变化。他虽然在历史的追溯上没有托夫勒那么久远，但他显然不满足于“社会浪潮分析”的简约与概括性。借助地形学的暗喻——不管是洲际的自然划分，还是诸如国家间的人为勘界——德鲁克把它们与历史变迁相比照，虽然后者看起来并不明显而且发生时很难觉察。他说：“一旦在社会和政治面貌的变迁上作出划分，那么就会发现社会、政治的风气及语言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产生一种新的现实。”（注： Drucker,P.F.,1989,P.3。）在罗列他所作的历史划分之前，德鲁克在他的一部书中这样写道：“西方历史上每隔几百年就要发生一次激烈的改造，我们可以此对历史进行划分。在几十年时间中，社会将自我调整——包括它的世界观，基本价值，社会、政治结构，人文科学及主要制度。50年之后，就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那时出生的人很难想象他们的祖辈、父辈曾经诞生与生活过的那个世界。”（注：Drucker,P.F.,1993,P.1。）
德鲁克的历史研究带有区域化的色彩，即局限于欧洲，他比较强调政治的影响：
最早的转变是13世纪欧洲城市生活的出现。城市的出现引导着一系列的变化随之而来：产生了主导的社会集团，建筑风格、艺术、宗教发生了变化，城市大学应运而生，人们开始把亚里士多德奉为智慧的源头。
下一次转变从1455年古登堡（Gutenberg,J.）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到1517年马丁·路德（Luther,M.）领导的宗教改革，历时60余年， 这个时代的特征是旧世界的重新开掘与新世界的伟大发现。
第三次转变始于18世纪后期的美国革命以及瓦特（Watt,J.）蒸汽机的发明与亚当·斯密（Smith,A.）《国富论》的问世，终于40年后的拿破仑兵败。此次转变导致的新认识延续到了20世纪，并且就我们所知，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大部分生活。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现代“主义”，包括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产生了现代意义的大学（1809年在柏林），当然还有工业革命——这可能是直到20世纪后半期为止给人类文明带来最大影响的事件。
最后一次转变仍在变动之中，有待界定，德鲁克称之为“知识社会”——一种后资本主义社会，其中信息和知识取代资本、自然资源及劳动力，成为基本的经济资源（生产方式）。德鲁克把二战后《美国士兵权利法》作为转变的起始事件，原本属于富人和特权阶层的知识第一次为许多普通人所获取，他说：“未来的历史学家将认为这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注：Drucker,P.F.,1993,P.3。）尤为重要的是， 他还说，这次转变“不再仅限于西方社会和西方历史”（注：〔美〕彼得·德鲁克，1998,P.2。）。
社会变迁的划分在各个未来学家那里因标准不同而表现出很大的分歧。托夫勒和贝尔根据生活标准分析人类文明的三次主要变迁可能是一般与简单的，但这样的分析有助于清晰地辨认历史。相形之下，德鲁克更关注人类文明进程的细节，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城市化、政治—经济事务、特殊事件及发明上，不过他追溯历史的跨度不到千年。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前两位的理论具有普适性——揭示了人类文明循进的一般过程， 而德鲁克的理论使人对某一文明社会中的次级社会（sub－societies）给予足够的重视，虽然他重点考察的是欧洲的历史， 但他指出区域化与具体的特定文明，如玛雅文明、印加文明完全不同于西方，值得研究。
二、未来学家视野中的当代文明
只要人们尚能理性地思考与推理，对于两类事物就不会失去好奇心：历史——祖先的历史和特定社会（即次级社会）的历史——以及未来。既然几乎所有的未来学家都同意人类文明正经历着巨大的转变，那么探讨文明的现状及其走势就不无意义。
但是探讨在起点上就遇到了问题，即如何为这种新文明命名。其实这一问题是从文明变迁、社会更替这样的宏观视角看待历史所必然引起的。学者们一方面声讨“文明”、“时代”、“社会”此类词语大而无当，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创造它们。（注：这类词语如：空间时代、电子时代、信息社会、知识社会、服务业社会、地球村等，Z.布热津斯基概括为“电子技术时代”，贝尔称之为“后工业社会”，托夫勒描绘成“超工业社会”，前苏联未来学家则说是“科学技术革命”（S.T.R.），其他还有“后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社会”、“后集体主义社会”、“多面社会”等等。）尽管存在争论，然而以“社会”一词指称一段时期内人们所处的文明形态，以“信息社会”概括未来新社会的主要特征渐渐为人们所接受。当然，无论是以“信息社会”、“知识社会”，还是以“服务业社会”命名，都只看到影响社会变迁的某个运作因素，因而都是片面的。（注：〔美〕丹尼尔·贝尔，1997，《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新华出版社，P.5。）
同样以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为背景，未来学家们的着眼点却不尽相同，下文将介绍几位有代表性的学者的观点，勾画未来社会的大致轮廓。
大趋势（Megatrends）
在约翰·奈斯比特（Naisbitt,J.）看来， 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大约持续了100年，而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在20 年中就已大体完成，目前的变化之所以如此迅猛，是因为我们已处在信息社会的框架之内。在《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中，他描绘了美国在转变中显露的10个重要的结构改革的新情况。他说：“当新的信息经济成为美国当前最重要的大趋势时，它仅仅只是人们困惑的一部分。”（注：Naisbitt,J.,1984,Megatrends:Ten New DirectionsTransforming Our Lives,New York:Warner,P.xxii.）
然而，这十大趋势并不都是非常清晰的。没有人能够具体地预测这个新世界将是什么样子。奈斯比特强调，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有5个重点应该记住：
（1）信息社会是真实的经济存在，而非抽象的思想；
（2）通讯和电脑技术上的革新将缩短信息流动的时间， 加快变化的步伐；
（3）信息新技术将首先用来解决旧工业中的任务， 然后逐渐产生新活动、新方法和新产品；
（4）在这个文字密集的社会里， 我们比以往更需要具备基本的读写技巧，但是我们的教育制度却在制造日益低劣的产品；
（5）新信息时代的技术并非是绝对的， 它的成败取决于高技术与高情感平衡的后果。
第三次浪潮文明
托夫勒在清晰剖解社会发展的图式——第一次浪潮（农业社会）、第二次浪潮（工业社会）、第三次浪潮（信息社会）的起伏推进后指出，虽然信息社会处于文明的前锋，但当前的文明是三种社会精巧并置的混合体。
理解托夫勒观点的良好起点是考察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的差异。在托夫勒看来，摩根（Morgan,J.P.）是工业时代金融资本家的完美典型，是本世纪初金钱权力的极好象征。“……摩根所做的绝不仅仅是抓住机会发财，他制订了战略性规划，帮助造就了美国的大烟囱时代，从而促使政治和经济权力从农业领域转向工业领域，从制造业转向金融业。他把美国的整个工业都实现了‘摩根化’，即创造了一个等级森严的、以金融为动力的体制，以及一个实际上控制了全国主要资本流通的‘货币托拉斯’”。（注：美〕阿尔文·托夫勒，1991,P.54。 ）摩根时代的资源与烟囱工业虽然仍充斥今天的美国与其他工业社会，但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初独步天下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已成为当今资本主义的完美典型。
从前，财富是基本要素，你或拥有它，或一无所有。它是有形的、固定的和物质的，土地曾是最重要的资本。而现在，票据的符号性交互变为资本的主导形式，建立在个人与组织财富聚积基础上的“信用”流在社会中不断延伸，第三次浪潮的货币越来越多地由电子脉冲所构成。它转瞬即逝，即时传输，由电视屏幕监控。托夫勒说：“闪烁不定，带着吱吱声飞速传遍这个星球，第三次浪潮的货币是一种信息，是知识的基础。”（注：美〕阿尔文·托夫勒，1991,P.79。 ）随着货币的符号化，知识将取代资本成为信息社会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基本的经济资源和权力资源。在这一要点上，他与德鲁克的看法是一致的。
托夫勒很早就认为信息社会最大、最重要的转变是社会规则的调整。在第二次浪潮（工业）社会中，各种文明都有潜在的法则，有一整套规律和原则贯穿在它的一切活动中，好像是经过反复设计的。组成法则的六条规则是：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与集权化。（注：〔美〕阿尔文·托夫勒，1996，《第三次浪潮》，新华出版社，“译者前言”，PP.45—60。）
标准化意味着取消产品的个性，它导致万事万物如出一辙，在第三次浪潮中，多元化取代标准化；专业化与标准化如影随形，它要求人们一门心思，埋头业务，新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则对此持有异议，它更注重全面技能，一般而言，新时代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从业人员一生至少从事过6种职业；理解同步化的最好方式是看一下八小时工作制，生产、 服务必须按统一的时间进度进行。信息时代无法容忍这种死板的规划，灵活上升为最高原则——包括时间与地点，因此远距离通讯、电子屋、在家办公成为新常规；大城市意味着更多的商机，公司和商人总喜欢往大城市挤，于是城市病接踵而来，人口超载、污染、犯罪、疾病传染……。现在，美国的许多公司，特别是信用、电脑及其他信息产业都把它们的总部移往一些小城市，新的知识资本为这种转移提供了可能，从而消解了集中化；在好大狂看来，越大也就越好，他们非常看重宏观经济指标，例如GNP，企业拼命地生产，全然不顾质量与效益， 第三次浪潮要把这种观念推翻，顾客是上帝，顾客界定质量，美国与日本争夺汽车市场的较量就说明了这一点。美国重获本国市场，靠的不是别的，恰恰是对本国顾客特殊需要的满足；集权化顾名思义，决策集中在高层，所谓的民主是一个政治词汇，很难在工业时代的企业中实现。但在信息时代，授权与参与式民主将成为高频词汇。
后资本主义社会
已经显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按德鲁克的观点——并不是反资本主义（ anticapitalist）和非资本主义（non－capitalist）的社会，相反，它会继续沿袭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与机构，例如自由市场体系。但是，政党、社会集团、社会价值体系、个人与政治的承诺将必然改变，并创造社会得以共处的原则。在过渡社会，人类面临的挑战发生在5 个领域：
（1）多元并存机制的社会责任；
（2）人们共同体的责任；
（3）政治责任；
（4）个人权利与责任；
（5）政府在多元社会中的角色与功能。
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称谓是“知识社会”。知识作为新社会的本质特征迫使人们为了保持竞争力而必须不断地学习，由此可以推导新企业中知识的三种不同类型：
（1）生产流程、产品、服务的持续改进；
（2）不断突破现有知识，开发新的生产流程、产品、服务；
（3）真正的创新。
最基本的转变是生产方式的转变：从资本转向知识，转变的结果是知识工作者（知识经理人员、知识专家、知识雇员）成为主导的社会集团。他们如何与数量上大得多的服务工作者和谐共处，是维系新社会不可回避的难题。
后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另一重大转变是一国思维向全球思维的转换。通讯、旅游、生产等等领域的先进技术摧垮了代表距离的疆界，要想在世界经济中立足，没有一个国家能自绝于世界之外。国家间逐步适应和平共处、相互协作以分享经济利益、区域利益及其他共同利益，民族国家式微，取而代之的是“特大国家”（megastate）的概念。
工业社会的最大失败在于人类对自身生存空间进行穷凶极恶的掠夺与破坏，德鲁克呼吁超级大国结合知识经济与国际压力施行积极的政策，以解决或至少是遏制这种严重的生态问题。在作了种种分析之后，德鲁克强调，要跟上知识社会发展的步伐，教育制度与政府管理是发挥主导作用的两个重要领域。
任何机构——无论企业、工会、医院、大学还是政府——要想实现目标，必须遵循下列程序：
（1）摒弃一切不起作用的和过时的东西；
（2）特别关心在达到目标、提高组织效能方面起作用的事物；
（3）对成功与失败交互混杂的情况进行分析。
知识社会也好，后资本主义社会也好，名称可以多种多样，但在知识的平台上，德鲁克以上所言的所有系统、机构、步骤、过程只有形成一个整体，相互依靠，相互联系，方能推动新社会的诞生。无疑，“未来的面貌，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在这场变动中发达国家回应挑战的表现”。（注：Drucker,P.F.,1993,P.1。）
黑奇（Hage,J.）和保尔（Power,C.H.）的观点
与许多未来学家从社会—政治与社会—经济角度对比新旧社会范式的思路不同，黑奇和保尔的认识有独到之处——他们关注信息社会中个人的社会角色及其关系。角色关系作为构筑社会秩序的基本单元，在向后工业社会的过渡时期发生着三个方面的重大变化：越来越缺乏程式，越来越个性化及矛盾越来越频繁。角色冲突不断上升，对角色承担者期望的分歧日趋明显。三方面的变化使得人们更少地依赖传统的角色模本而使角色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
角色间第一方面的变化即越来越缺乏程式很大程度上是知识爆炸与技术革新引致的。个人的、事业的、社会的常规性问题每天都在发生，但由于变化过于迅猛，人们完全无力应付，因而它们总是与那些从未见过的问题混杂在一起。为了适应新形势，创新，而不是陈规愈益受到社会的鼓励。
角色间第二方面的变化——越来越个性化意味着为了适应诸位母亲、救火员、教师、保险代理等角色系列，现在的人必须比20年前应付更多的社会情势，不断创造的即时角色使得扮演某一种角色的人越来越少。变化的最终结果是个人不再仅仅是感情冷漠的角色，而越来越成为独一无二的实体。
这两方面的变化直接导致了第三方面的变化。个人的角色期待由于角色界定的分歧变得相当模糊，因而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
从两位学者的概念与分析来看，角色的重新界定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这一变化正处于社会转变的核心。（注：Hage,J.&.Power,C.H.,1992,P.198.）信息社会随时都发生着两个孪生的社会过程： 解构（decon-struction）与重构（reconstruction）。 先进的知识（解构）导致了微观层面的回应（重构）。新世界或者依靠现已获得的知识，或者借助在经历一段时期后重新获取的知识中发展出来的创新措施来处理信息带来的社会变化。
日本学者的思考
由于经济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与美国相似，日本的社会发展在许多方面已显露出处于信息革命的黎明时分，因而日本未来学家的观点同样富有启发意义。本文选取两位学者增田和堺屋作为他们的代表。
增田的基本观念是：新兴的信息社会与今天我们熟知的社会截然不同，信息价值而非物质价值的生产将成为社会经济文化的驱动力。所谓的信息价值包含若干成份：
第一种价值成份：计算、计算机、计算技术是信息社会的核心。信息社会有三个主要特质：（一）、计算、计算机、计算技术代表着知识的客观化，计算机是人类智慧的最新阶段，在历史上文字第一次使信息以客观形式经济而方便地保存，以后的印刷与影印为大规模复制与传播知识提供了便利，如今的计算机使人们借助机器开发人脑的机能以产生创造性的信息；（二）、新社会的计算产生复杂的认知信息，通过预报与解决问题推测未来；（三）、计算机技术与通讯相结合构成信息网络，支撑社会的创新能力。
第二种价值成份是全球化。相对肇始于文艺复兴这个拓展时代的全球化而言，今天的全球化是开启内聚时代的新复兴：区分文明的疆界行将崩溃，日益增长的全球意识谋求人类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这一点又有赖于全球合作与克服共同危机的发展预测。全球化使全球信息空间应运而生，这个空间的原则是信息无国界。因特网成为全球信息空间的先导。
第三种价值成份是信息事业。信息事业的核心设备是信息基础设施，以保证知识信息的创新、发展、运行与扩散；在互联的基础设施系统中，自我复制并不断积累的知识以相互合作的方式产生并为人们所共享；依靠信息基础设施，人们终于摆脱中央集权的控制，实现公民参与。
第四种价值成份是合作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包括合作生产与成果共享：为了达到共享的经济目标实现自愿合作；奉行自我约束，促进公众、雇员与企业所有者各方的精诚协作。
第五种价值成份是以参与式民主作为政策制定的机制。信息社会中信息通道十分便畅，每个人对地方、国家、世界的事务都有更大的发言权。事实上，只有这种机制，社会，特别是信息社会才能满足全体国民的需求与愿望。
第六种价值成份是自愿社团的发展。
最后一种价值成份被增田称为“神意合作”（theologicalsynergism）。要理解这种价值成份， 必须领会四条前提性理念：第一，每个人拥有相同的机会追求与认识时间价值，并从中选择如何去做，时间价值意味着人们在对时间的有计划运用中实现创造，换言之，就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人们何时设计一个目标并坚持下去；第二，从多样性的自愿社团的繁荣中发展的信息生产力把人们从从属劳动中解脱出来；第三，在相互依赖的合作社会中，个人和团体为了达成全社会设定的目标而共同协作；最终的理念是终极目标——复兴人与“上帝”的合作。增田在这里表现了丰富的想像力，他认为人类存在着进化为“智能人”的可能性。这样的人智慧极高，超越创新与解决问题的水平。智能人运用智慧开创更好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像今天的人那样，屯积令人难以置信的军械，应付没完没了的国债。他说：“当上帝赋予单细胞生物克服灭绝的智慧直觉时，人们怎么会拒绝这样乐观的观点：当人类作为一个类群面临危机时，有着极高生理智慧的智能人是否将会像单个人一样采取一种全球的行动？”（注：Masuda,Y.,1990,P.158.）
另一位日本学者堺屋的观点偏重于经济（商品和生产）分析。他认为，本世纪下半期的文明朝着一种以知识为价值的社会转变，以知识为价值意味着商品的价值内含着“智慧价值”，从而形成“智慧价格”。过去，知识价值体系仅限于艺术品、时装、饰物、高科技等方面，这些产品的定价不仅仅取决于供求曲线，还受制于其他因素。除此之外的产品，消费者的选择机会很小，几乎是非此即彼。
但是，90年代与即将到来的21世纪的知识价值体系截然不同，大规模的批量生产被小批量、多样化的生产所取代，随着生产多样性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消费者对大多数产品拥有比今天多得多的选择权，主观性在这种价值体系中举足轻重。知识价值必然要求持续学习与创新以支撑日益主观性的社会。新设计、技术革新、多功能产品不断地被应用，又不断地为更新更好的产品所取代，只有适应知识价值革命标准的个人和组织才会在未来的社会中常胜常新。
综合多位未来学家的观点，我们可以概括出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的区别（见下表），当然这种区别性的归纳并不是最终的和包罗万象的，它仅仅是提供了一些线索，真正的区别只有在人们切实感受到信息社会的真实存在后才能理性地辨别出来。
三、面向信息时代的相关问题
托夫勒在30年前创造了“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这一名词来指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30年来，冲击离我们越来越近，人们的感受也越来越直接。
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的主要差异
工业社会 信息社会
组织官僚层级或命令式 授权的信息结构网络
经营形式大公司小企业、家庭办公
经营的区位 拥挤/大都市
分散/小城市
经营市场当地、一国范围全球
生产要素资本、土地、劳动力信息/超级符号、知识
产品类型有用物品与服务技术、知识
产品多样性 非此即彼 多元选择
类型代议制民主参与式民主
变迁的动力 劳工运动 市民运动
目标向度短期 长期
道德伦理水平依靠社会 个人责任
社会问题失业、战争未来的冲击、缺乏隐私
资料来源：Ziegler,J.G.,Walden University & AdvanceCustomer Quality Improvement Systems,1998,Information AgePrinciples of Societal Development.in Futurics,Vol.22,No,3 &4,P.56.
最大的问题是文明的发展与自然资源的失衡。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人们在使用资源（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工的）时，都将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美国学者拉瑟罗（Laszlo）警告即将出现的分裂：对新社会的过分关注与对变化导致的地球危机的漠视。不过他的观点比较乐观，他认为从事科学、艺术、宗教与教育的人必须结成联盟，精诚合作。虽然以我们现在的观念来看，这些领域的合作是极端困难的——他们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的差异常常令合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在共同的危机面前，没有合作就意味着危机长存。
人口超载与环境危机不仅本身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构成直接威胁，它们还会引发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与“未来的冲击”联系更为密切：首先是在教育方面。从美国步入信息社会的经验来看，在一个信息无处不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易于获得的社会里，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中途辍学，为什么尚在学校中或已毕业的学生接受的教育总体上都不如他们的父辈？无疑，教育体制必须改革，问题是怎么改？托夫勒和德鲁克都强调要从整体上看待教育体制，但这是不是意味着把过渡性的课程塞进课堂，或在学校系统、学分制上搞一些花架子？
教育问题带来的严重后果是社会阶层的分化。信息社会创造了文化对立。信息（服务）工作者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在获得所期望的社会地位时只有有限的机会。新社会的隐私问题令人担忧。隐私的匮乏，人身自由的控制，权力的钳制，以及核技术及新式武器技术对人的威慑，这些问题不会因社会的巨大进步而水到渠成地解决。
在人类即将迈入21世纪时审视文明的前景，也许已经比若干年前贝尔、托夫勒写他们的著作时清晰得多。那时他们的著作在使许多人惊诧不已的同时也引来不少人的鄙夷，然而今天这样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技术发展的加速度与社会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使人们不得不思索在未来文明的经济—政治—文化体系中人们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处处面临发达国家的示范效应，时时遭受惊涛骇浪的冲击—发达对欠发达的冲击与未来对当前的冲击。这时，在人们的思维中有没有一种面向未来的思维，也许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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