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福州府科举家族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举论文,福州论文,清代论文,家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16)02-00140-11 一、清代福州府的地理与曾氏家族的人文环境 福州府是福建的首府，自科甲以来，人文蔚起。在明代时期，福州府与兴化、泉州二府成为明代福建三个主要的科甲分布地区。明代福州府进士650人，泉州府进士586人，兴化府进士533人①，此外进士分布为漳州府306人，建宁府131人，汀州府52人、延平府42人、邵武府38人和福宁州34人。由此可见福建明代进士分布集中在福州等三府之间，与福建人文地理有直接关系。在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少有平原地带，而福州、泉州和兴化三府都是临海之地，且地势低缓，这一地理特点无疑促成了福州、泉州等地成为福建的经济发达之地，带动文教兴盛，而其他各府州县逐步向内陆推进，较少有海洋贸易等便利条件，且地势多山，导致经济基础和科甲方面不如以上三府。 明清易代之后，福建的科举分布情况发生了转变。在清代科举竞争日趋激烈的同时，文化资源日益向省会或府治这样的大城市集聚。据《重纂福建通志》载，清代福建举人共9967名，福州府达4309名，约占全省举人总数的43％，其中闽县与侯官县以绝对优势名列全省各县第一、二名。对于进士籍属，作为首府的福州府，有清一代的进士达到723人，占整个清代福建进士1399人②的51.7％。根据何炳棣所作统计得出，其中福州府闽县和侯官籍进士达到557人，占全省进士40％，位列清代科甲鼎盛地区的第三名③，占福州府进士比例更是高达77％。从明入清，如何炳棣所言“科甲集中达到了惊人的程度”④，出现了科举的地区高峰现象⑤。 在这种人文、地理背景中，清代福州府的科举家族的出现势为必然。根据统计，清代福建科举家族共30个，其中福宁府1个，泉州府3个，其余均来自福州府，而在这些科举家族中最有名望的12个“科举大家族”，来自福州府的数量占11个，而泉州府科仅为1个⑥。本文所研究的曾氏家族跃升为科举家族与清代福州府的人文环境有着重要联系。一方面在于科举乡试中额和府县学学额的增加，有利于士子的中式⑦，更为重要的原因则与福州在乾隆朝之后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有关⑧。尤其是乾隆年间鳌峰书院成为福建顶级的官办书院，受到闽浙总督、福建学政等地方官员的大力扶持⑨。自康熙四十六年创建至清末科举废除，“院中科第大盛”⑩，共考取进士163人，占有清代福建进士总数1399人的11.7％，而举人更是多达700多人，如此之多的中式数额一方面是官方支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在于师资的优势，《鳌峰书院志》即言“清恪公所修书，罕有过而问焉者矣”(11)，再如掌教书院之人都是进士出身，甚至是乡试的考官、学政出身，如杭州人范栻为乾隆丙戌进士，曾任福建副主考，提督广西学政(12)，这些优势对在鳌峰书院学习的士子的帮助不可估量。 据《鳌峰书院志》和《续志》载，本文核心的曾氏家族成员13-15世如曾奋春、曾晖春、曾元基、曾元炳、曾元海、曾元燮、曾元澄、曾兆鼇均出自鳌峰书院并科甲中第(13)，无疑鳌峰书院的教育对他们的举业成功有直接的帮助。在民国《福建通志》中亦载曾元澄入鳌峰书院从陈寿祺学，亦受业于学政陈用光之事。同样重要的是，曾氏族人自己的读书和家学传统为他们科举成功提供了内在支持。 在《曾氏家训》中，曾氏家族七世祖曾熙丙要求子孙诗书传家，并教授他们读书与养身之法(14)，对于子孙科举应试更是有所期冀。他以洪塘同邑曹能始、杨康候二人均于20岁中进士为榜样，激励子孙道“汝辈资质不在人下……英华辞藻当模今文，义理脉络力追前辈……文章为天下公器……片纸只字绣心缕语，能传之通都大邑”，而曾氏家族成员遗存的众多著作也反映了曾氏家族以读书为治家之本，以科甲作为读书之目的，为家族科举成功奠定了文化基础。曾克耑在编写曾氏十二世诗文时将曾氏家族这种文化传统概括得最为详尽，其言“吾家自十一世祖敬炫公至克耑传世十二，历载四百而未尝中辍焉，为时之永世莫能及也”(15)。 二、曾氏家族起源及科举家族的形成 根据《清代朱卷集成》所收录的四位(16)曾氏成员的科举档案载，曾氏迁闽始祖为明代永乐年间国学生曾孟宁，其父曾凤诏是江西吉安府新淦县人，为洪武末进士，建文初年官至监察御史，靖难之时燕王朱棣以吏部侍郎官职相邀，不仕而上血书自尽。故此曾孟宁从“江右新淦县”迁至闽中洪塘鄂里，以避祸靖难之变，九世孙曾大来以诗文载其事： 锦衣望族出庐陵，三百年前统姓曾。傲骨不从豪气冷，血书犹傍笑怀凝。新官旧主恩谁语，族戍孤城痛抚膺。不媿文山真快事，何妨虎尾咥层冰。(17) 与曾孟宁同迁福建的兄弟有曾孟康、曾孟宣、曾孟宜等，并分仁义礼智诸房，但后经变迁，其余几房或迁回江西，或迁移他处而不可考(18)。初至福建定居的曾氏家族几代并不显赫，甚至被其他家族所欺辱，如有记载“(曾晖春)先生祖本寒儒，尝与戚属某争坟。地故曾物，争辩莫决。将断诸官而某戚颇有力，预制墓碑先瘗诸地。次日官至掘碑，念为戚某地，遂勒曾起棺改葬焉”(19)。迁坟争端导致两家因此结怨数十年，甚至在之后几代“两家之科名仕宦皆相埒”，“惟至曾氏盛时而戚某子孙寥寥矣”(20)，曾氏家族最终凭借科甲的持续兴盛而终占得了上风，而这种社会地位的改变源自曾氏明末第七世曾熙丙中举。 曾熙丙，字用晦，于万历丁酉科中举人，官至监察御史。史载其为人正直，颇有官声，他不同阉党同流“守正不阿，奸人侧目”(21)。特别是他在明清交替之际，在得知崇祯帝自缢煤山的消息后，竟绝食月余而亡，为家族赢得了更高的名望。在曾熙丙中举后，曾氏家族社会地位从农这个阶层上升为士的阶层，其后数代保持了课业的传统，这也是曾氏存世著述追至七世的原因。在社会身份转变后，曾熙丙将家迁至福州省城，《闽县乡土志》载“六世孙御史熙丙又迁省城，传十余代”(22)。 曾氏家族真正跃升为当地科举家族是从十三世曾晖春开始，而与其最近的曾氏本支族人科举功名持有者是九世叔祖曾大升，为副贡生。可以说曾晖春在没有家族势力和恩荫可以凭借的情况下，以自身的科举成功开启了曾氏五子登科，四代连捷进士的佳话(23)，如其自言“本房自支祖分派后秋薦始此”(24)。晖春母在临终前也欣慰地说“汝父潦倒一衿望，登科如登天。今子若孙皆成进士，吾为汝幸而恨汝父不及身见”(25)。 如果说五子登科尚有其他科举家族可以比拟，那么在此基础上的四代连捷进士乃世所罕见。虽然同县的螺州陈氏也为当地科举大族，且有六子登科的记载，但终因陈承裘之父陈景亮仅为举人未能连捷进士促成佳话。在科场功名方面，又以曾晖春二子元炳一系最为兴盛，其孙曾兆鼇、曾孙曾宗彦、曾福谦均中进士，四代联捷(26)。由此可见自曾晖春后，曾氏家族一跃成为地方科举家族，世代中第，出仕为官，在举业领域的成功可见一斑。正如曾克耑所言“盖儆炫公之后，至公而吾宗乃一振矣。其后孙曾蔚起，科名蝉焉，逮清末乃随国运以俱亡……四百载，海内科第之永者，恐无能逾吾家”(27)。 随着科举的成功，曾氏家族得以跻身福州当地望族行列，从科甲名望、仕宦、经济累积等方面都有所发展，与此同时曾氏家族在家谱编纂、祠堂建设、住址迁移、墓地安葬等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体现了科举家族形成后家族内部组织结构的逐步完善。 家谱修纂：虽然《曾氏家乘》、《曾氏家训》的编纂作为家族文化的标志至1960年代才完成，但实际上自七世曾熙丙始就做《教孙篇》以训诫子弟，尤其在跃升为科举家族后十三世曾晖春至十六世曾福谦之间，出现了《曾氏家训》和《曾氏家乘》中最为重要的篇章如《居官篇》《治家篇》《调世篇》及《先人事略》；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族规，如要求族人戒赌、戒酒、戒演剧、戒洋烟等条例；规范家族丧祭第一、婚娶第二及科第等诸事宜；虽不见曾氏宗族义田的记载，但留有“子孙有财行善最好赡族”(28)的家训。这一系列的族规、家训清晰体现了这支曾氏家族在此时期进行了“溯渊源、分疏戚、序尊卑”的体系建构。 曾氏住所：虽自七世曾熙丙搬至省城居住，但是世居府城边缘地带西门大街。随着四代连捷进士的出现，曾氏家族搬到了当时福州府的核心地区，如曾晖春从西门大街搬住“东街孝义巷”(29)，其子曾元澄住黄巷，曾宗彦住“省城东街”(30)即安民巷内，而曾福谦则搬到“省城魁铺里”(31)即吉庇巷，与福州其他望族如林氏、郭氏、陈氏等毗邻而居，象征着曾氏家族完成了向地方大族的转变。虽然在《曾氏家训》中多处出现记载这支曾氏成员“家贫”的记载，但这支曾氏族人在中进士、举人后立即入翰林院为职或分往州县和府州县学为地方官，因此在经济方面减少了候缺的不必要花费，也可对家庭经济情况做一提升，而经济上的这种转变从住址的迁移可以得到印证。不过，曾氏成员住址虽然相近，但却并非聚族而居，而是倾向于析产分家，以避免纠纷。在《曾氏家训》中即言“九世同居之事千古几人？故析箸分产必须父母在时为之划定，免启以后无数争端”(32)。 曾氏祠堂：与曾氏居住地位置变化相应的是家族祠堂的兴建。曾氏家族在其家训、家学及地方县志中均没有曾氏祠堂的正式记载，只有在曾晖春回忆其父曾新时有言“岁时伏腊诵祖德，泪涔涔下，宗祠圯毁，独立倡修而一木难支，没齿猶引为憾”(33)，说明曾氏家族虽有祠堂，但后毁坏未建，也说明了在曾氏十三世崛起为地方科举家族前曾氏家族的实力尚弱的事实。虽然在《闽侯县志》中载曾公祠在九仙山麓祀宋郡守曾巩(34)，但曾氏在转变为科举家族后并没有以此作为自己的宗祠祭祀，而是另建一处祠堂。 在与曾氏交好的郭柏苍所著《乌石山志·南丰曾氏祠》中有一段记载“(祠)在山西麓庵边角，祀宋曾文定公巩，袝祀明南京御史侯官曾熙丙……熙丙孙曾灿垣……曾大升……曾奋春……曾晖春”(35)。文中没有记载曾氏祠建造的具体时间，但通过从祀的人员、祠堂所在乌石山所处地理位置及祠堂记载出现在书中嘉庆二十二年(1817)兴建的李公遗爱祠和咸丰十一年(1861)兴建王壮愍公祠中间的位置推断，应是曾氏族人搬到安民巷和吉庇巷前后所建造，即1850至1860年代之间。 通过主祀曾巩及祠堂对联的题写可以看出，曾氏家族将始祖追溯至宋代曾巩。虽然对于曾巩祖先的这一认定不能尽信，但祠堂建立和曾巩祭祀及先人陪祀确实加强了家族的优越感和内部的团结，也说明了在转变为科举家族后的曾氏族人希望强调家族血缘关系的高贵传统，从而达到提高家族地位和族人自尊心的目的，现存的曾氏祠堂对联体现了曾氏族人的上述心态，“道统绍一贯之传，师孔友颜，来者直开思孟；文章擅八家之誉，接韩步柳，同时并驾欧苏”(36)。正如陈支平在研究福建族谱时所言“福建族谱中的先世附会，大多是明知故犯，因为这样做有助于提高家族的社会声望和地位”(37)。 尤应注意的是此支曾氏家族的始迁祖曾孟宁并非曾凤诏长子，在后代祭祀时本应以小宗身份以四亲为祀、“五世则迁”，如乾嘉时期王元起“家家祭始祖固不可”之言。但此支曾氏却以曾巩为始祖进行祭祀，挑战了《礼记》原则上的“大宗”主祭祀，百世不迁的礼法，说明了此支曾氏族人以大宗地位祭祀始祖的努力，尤其是在演变为科举家族后的这种“有意为之”，体现了曾氏族人非理学化的文化观念，也希望通过提升自己至大宗地位以达到更好收宗聚族的效果。祠堂从祀五人为家族13世之前拥有科举功名的五位先辈，而始迁祖被排除在外，似可印证郑振满教授“士绅是‘依附式’宗族中‘贵者’”的论述(38)，即士绅在身后享受“入祀”权(39)，亦说明了曾氏家族对科举功名的看重和整个家族的科举策略。 曾氏墓区：在家族墓地安葬方面，据《曾氏家乘》载前八世的墓地位置非常分散，没有形成集中的墓葬区域，如“曾孟宁卒于洪熙元年，葬于西关外洪塘之柏杨山，其后洪塘本支祖曾显祖葬于祖墓侧，三世祖葬于瑞林岭，四世祖葬于洪塘三圣庙后山，五世祖附葬四世祖旁，六世祖葬洪塘阵板楼下山，七世祖葬南郊棠池石泉山，八世祖葬南郊上渡白泉山”(40)，而至十三世曾晖春、十四世曾元海、十五世曾兆鼇和十六世曾宗彦，均记载葬于“洪塘曾家山”，即西山一带。如曾元澄之继妻杨氏身后安葬于“闽侯西关外孙宅山之阳，所谓西山也”(41)。而根据《曾氏家训》中规定为凸显曾氏家族的科举与大族地位，逝者题写挽词题主“能请疆吏者最妙，否则司道，否则府厅县，需视子孙官职之尊卑。如不可能，即乡先达中有名望者亦可”(42)。 曾氏十二至十六世谱系：以曾宗彦本支的《清代朱卷集成》中的档案为依据，我们可以还原出这一四代连捷进士的曾氏家族第十二世至十六世的家族科举及仕宦的情况(43)： 第十二世：曾新，廪生 第十二世伯叔：曾景云、曾庆云 第十三世：曾晖春，进士，官至四品衔知州 第十三世伯叔、堂伯叔：曾奋春，举人，官至浙江临安知县；曾开春，国学生；曾联春 第十四世：曾元炳，进士，官至同知 第十四世伯叔、堂伯叔：曾元基，举人，官至安溪县学训导；曾元海，进士，翰林院编修，广西学政；曾元燮，进士，官至郎中衔工部营造都水司主事；曾元澄，举人，官至知府衔赏戴花翎同知；曾元章，国学生；曾元汇；曾元煜 第十五世：曾兆鼇，进士，官至道衔知府 第十五世伯叔、堂伯叔：曾兆鹏，廪贡生，五品衔训导升任知县；曾兆霖，举人，六品衔候选知县；曾兆淞，国学生；曾兆溱，例贡，光禄寺署正；曾兆鍠，举人，四品衔户部郎中；曾兆桢，副贡，训导；曾兆熊，举人；曾兆珪，国学生，县丞衔；曾兆锟，优贡，直隶试用知县；曾兆樑；曾兆駉，八品衔；曾兆中；曾兆骝，军功八品衔； 第十六世：曾宗彦，进士，官至贵州思南府知府 第十六世伯叔、堂伯叔：曾宗诚，举人；曾宗韩，庠生；曾宗发；曾宗洙；曾宗廉；曾宗颐；曾寿甲，国学生；曾福谦，光绪丙戌科进士，官至四川奉节、崇宁知县；曾寿图，国学生；曾宗亮；曾宗彝；曾宗淇；曾宗泽；曾宗祥；以及成字辈15人 通过上面所列出的曾氏12-16世家族成员，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曾氏家族此支宗族内部秩序严密，名字辈分排序在这一时期较为严格地按照云、春、元、兆、宗的字辈排序。随之曾氏十七世，出现了“以”和“尔”两种排序方法，这可能与曾福谦这一支中进士后地位提升有一定关系。在此一时期，为了家族长子一脉延续和各支的均衡发展，内部过继现象也频繁出现，如曾晖春三子曾元海出继给长房曾奋春，以保证作为长房的一脉香火延续，由此可见曾氏家族成员在转变为结构严整的科举家族后希望维系传统宗法制度，进而保证家族长房的发展。作为次子的曾晖春一系内部也将三子曾元海之孙曾福谦过继给五子曾元澄为孙，承挑曾兆淞为子，但实际上此时曾元澄至少有曾琛一位以上的孙辈，故此种做法更可能是出于保证曾晖春一系内部科举功名各房平均化的一种做法，毕竟曾元澄的三位儿子在科甲方面终其一生最高仅有贡生身份，孙辈更无功名，而过继发生时仅20岁出头的曾福谦已拥有生员身份，科举前景光明。通过这种家族内部过继状况，我们也可以了解曾氏族人对理念中宗法制度的维系，和曾氏家族的科举文化模式。 第二，在这一时期58位族人中，具有五贡、举人功名以上者18人，占31％；有官职者19人，占32.8％，从科举家族的角度来说当之无愧，不仅家族五代内多人具备进士、举人的功名，且从这一比例看出科举是曾氏家族的整体目标，实现了科举所代表的聚合点功能，“在这个点上，国家的利益，家庭策略，个人希求和愿望都汇在一处”(44)，这与偶尔中举的士绅家族有很大不同。因为材料和记载时间并不准确，上述科举功名和做官比例在现实中应更高，如《清代朱卷集成》中的曾宗彦档案，为其中式举人时的乡试资料，一些同辈份的堂兄弟此时尚年幼，而之后参加科举和出仕的情况没有收录。 对于曾氏科举之盛，曾克耑言自始迁祖入闽，从明朝中叶至清末将近400年时间，其中有中秀才者77人、举人者40人、五贡生者5人、进士者9人，入翰林院者3人，中解元者1人，“吾闽所称为世家者也”(45)。虽然我们由此可见曾氏家族的科举盛况，但细细研究中举者的年代绝大多数都是清代中叶以后之事，尤其是五贡和举人以上功名更是如此，因此曾氏家族只有到清中叶以后才成为福建当地所认同的科举家族。 第三，曾氏家族在出仕情况上，以中下层官僚为主，如曾克耑所言“外止于府县，内止于言官”(46)。在曾氏12-16世家族男性出仕的群体中，若除去赏衔以本职计算，那么曾氏家族任四品官者2人、五品者4人、六品者2人、七品者6人、八品者2人。由此可见，曾氏的科举家族并非等同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仕宦大族，而这一现象对曾氏家族的婚姻策略产生直接影响。 三、曾氏家族的婚姻策略 在中国古代婚姻关系中，极为重视门第观念，作为地方名门的科举家族，更是重视婚姻网络的建立，不仅要考虑政治因素，同时也注重双方的文化背景，以达到更好促进举业的目的。因此在科举家族联姻时要考虑女方父、祖，甚至整个女方家族群体的科举功名、仕宦情况。在《清代朱卷集成》中所记录的曾氏家族的配偶中既有世代官宦的科举大家族，亦包含举业和仕进一般的地方小家族，囊括了地域性、文化性、政治性等因素。 第12世曾新的配偶是同县的陈氏，她的父亲是贡生，候选训导陈圣灵。她的四位弟弟分别是陈文治，庠生陈文蔚，举人武平教谕陈文华，庠生孝廉方正六品衔陈兰泰(47)。陈氏的4位妹妹分别嫁给了庠生石鼎、方叔景、张迎季、贡生林宾日，尤为一提的是林宾日为林则徐之父，使曾氏家族通过婚姻关系网和林氏家族建立起了亲戚关系。在辈分上，陈氏为林则徐的姨妈，而下一代的曾晖春辈与林则徐则为表兄弟关系。 陈氏家族的后代同样也保持了读书应举的传统，陈氏的侄辈有举人邵武府学教授陈象仪、庠生陈端士、道光举人崇安县学训导陈福畴、举人延平学教授陈鸣昌，孙侄辈有贡生试用训导陈宪周、举人尤溪训导陈翼谋、举人工部主事陈宾睿、庠生陈叶，曾孙侄同治进士四品衔郎中陈钦录、庠生县丞陈镜河、庠生陈勳灼(48)。通过陈、林两个家族后人的举业和仕进，我们看到曾氏家族在第十二代的婚姻关系可以说促进了曾氏第十三代的科举成功。曾氏所联姻的家族都是地方上具有一定名望且具有一定功名的家族，但并非十分显赫，而从后代出仕的情况看，曾氏和联姻家族间基本保持了地方官为主的层次，而这也加重了曾氏婚姻门当户对色彩。 第13世曾晖春的配偶王氏，出自福州府永泰县王氏家族，其父为乾隆举人，任泉州府学教授，其弟王有为嘉庆辛未科会魁，进士，直隶宣化县知县。在王氏侄辈和孙侄辈中，有国学生、庠生和举人多人(49)。从这一代的联姻状况我们看到曾氏家族开始同外县但同府的家族开始联姻，但依旧立足本地原则。待曾氏出任京官始，其家族联姻范围逐渐扩大，而其所选家族依旧是具有科甲功名的书香门第，而这种文化因素一直贯穿曾氏婚姻选择的始终。 第14世曾元炳的配偶黄氏是闽侯当地石村江苏昆山知县黄日华之女，黄氏家族在当地可称为科举和仕宦家族，有“一门六知县”之称。同为14世的曾元燮娶陈氏，其祖父为闽县陈敬成，官浙江会稽县知县，其父陈徽芝中嘉庆壬戌科进士，任浙江秀水县知县，兄长为邑庠生陈远谟；曾元澄娶同为福州的科举家族的萨氏为妻。从科举资料家谱看，萨氏可以追溯到元世祖时期的萨氏始祖蒙古族萨哈布拉，自三世祖都拉受赐萨姓，元明清萨氏绵延近600年，至进士萨起巖已传19世(50)。萨氏不仅成与曾氏家族联姻，同当地的其他科举家族如闽县林氏、螺州陈氏等地方名族联姻，因此也间接拓展了曾氏家族的联姻网络。 不仅如此，萨氏还是当地望族郭阶三的养女，而其两位孙女分别嫁给曾元澄的次子和三子曾兆珪和曾兆锟，使得曾氏家族同福州另一个“五子登科”、“四代进士”的显赫科举家族郭氏亦建立起联系(51)。两个家族的联姻以地缘为根据，更注重门当户对，同是五子登科、同是四代进士，如此盛况世所少见，正如郭曾炘为曾元澄所著《养拙斋》序文中所言“吾乡二百余年来，亲见五子登科者唯闽县曾霁峰刺史及吾曾祖介平公”(52)。 第15世曾兆鼇的原任配偶邱氏是闽县嘉庆朝进士、山东惠民县知县邱音越的侄孙女，嘉庆进士云南元谋县知县邱翰元之女。邱氏的兄长邱庆麟中道光乡试，任府学教授。曾兆鼇后因出任刑部京官，与江苏名门王氏建立起了婚姻关系。王氏家族不仅是江苏，同时也是清朝著名的科甲与文学家族(53)。曾氏家族通过和著名的高邮王氏建立起婚姻关系，也说明了曾氏家族地位的提升，和国家范围内名门望族对其家世的认同。至15世曾兆鼇，三代连捷进士已为曾氏积累了足够的科举名望及政治资本，得以逐步扩大自己婚姻网络，同更高名门联姻，这也与曾氏家族开始步入京官行列，扩大仕宦圈有着直接联系。 第16世曾宗彦所娶宋氏之父是侯官江口村宋鸿图，于光绪二年丙子科中武状元，官至广东参将。而宋氏族人亦多以军功受封，可见曾氏家族在四代进士后，使他们更加注重和他们大家族的身份，武举进士甚至状元亦可视为科举背景下的名门家族，而曾福谦所娶之林氏，其祖父为五品衔直隶州州同，父为蓝翎即选知府林灏英，叔父为布政司经历林韶英，兄长为兵部郎中林贽尧，而另两位堂兄为候补知州林文年和候选训导林彭龄。 通过曾氏12-16氏的婚姻联系网，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曾氏家族的联姻对象为具有同样科举和家学背景的家族，包括郭氏、萨氏等。在曾氏所联姻家族的数代内都科举功名或出仕为官的记录，并具有良好的文化传统，这从联姻家族中大量成员出任地方教职如教授、教谕等得以反映。同时家族成员间也时常一起唱和，如在郭柏荫所著的《石泉集》和曾元澄所著的《养拙斋》中都有写给对方的诗文，这种文化活动一方面有利于婚姻亲谊的巩固，另一方面对家学文化传承和举业有促进作用。 第二，曾氏联姻对象注重地域性，即注重同闽侯地区地方科举家族联姻。在所收集的12-16世曾氏这支主要的支系可统计的共18次婚姻，包括13次曾氏成员娶妻和5次曾氏女子出嫁，其中16次为本地闽侯地区家族间的相互嫁娶，占88.9％，只有13世配偶王氏为同府异县的联姻，以及曾兆鼇续弦王氏为江苏高邮大族为唯一跨省的联姻。曾氏家族希望通过在地方同其他科举家族建立婚姻关系，以保证其在地方的声望。此外在客观上福建福州府在清代出现了数支科举家族，也使得曾氏家族无需跨县或跨府寻求门当户对的大家族以作为联姻对象。 第三，曾氏成员出任官职多为中下层职位，且多为地方官而少京官，这就导致曾氏在一定程度上固守地方性的联姻传统的同时，所联姻的家族官职也多以中下层地方官职为主。除了高邮王氏家族、及后来位至封疆的郭柏荫家族较为显赫外，其余曾氏在当地联姻的家族职官多为五至八品之间，其中教职又占了相当的比例，由此曾氏家族联姻的“门当户对”性、地方化倾向和文化背景的相仿性体现得非常明显。 四、曾氏家族的交友网络 考察曾氏家族的交友范围和网络，可以通过《清代朱卷集成》中受业师和受知师的情况还原部分这个网络中的成员，同时我们也可充分利用与曾氏家族往来的各种文人诗文书信、序文、甚至墓志铭更好地补充这个网络，以了解曾氏家族的交友指向、层次和地域范围。在清代漫长的读书应举道路上，受业师和受知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受业师主要负责学子的教读及谈论应试策略，而受知师则是士子在乡试和会试、殿试过程中取中和推荐士子试卷的考官。因此，受业师在某种意义上比受知师更为重要，他们亲自教读士子，朝夕相处，不仅传授学识，同时和学子形成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如曾元澄就受教于陈寿祺，陈不仅是其生父、嗣父的朋友，也与曾氏有姻亲关系，而这种私人关系也是相伴终身的。正如叶梦珠所言：“不为师不知师道之难，不为师不知师恩之厚。予尝为之矣，敢不知之乎？发蒙之始，固虑其无知；知识既开，又虞其泛骛。启颛蒙而使之领悟，去泛骛而纳诸正中，器识文义，务必兼优，掩短护长，迎机科导，师恩宁可忘哉!”(54) 以曾氏家族这一支第十六世曾福谦为例，他的受业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亲属关系的受业师，另一类是本县具有文化传统且具有功名的学士。在曾福谦亲属业师内，包括了他的舅祖萨镛，邑增生；舅祖萨菼寿，邑增生；表叔陈翥，光绪丙子进士，翰林院庶吉士、编修；表叔叶滋任，国学生；伯父曾兆鼇(55)。这些亲属受业师，有曾氏家族内的科举成功者，而更多的是来自曾氏联姻家族内的业儒者，如陈氏、萨氏、叶氏都可以称得上福州的科举家族，他们之间的这种交流与互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保证各自家族科举传统的延续和家风的传承。 在亲属关系之外的受业师中，曾氏家族的选择更看重有无科举功名和在福建当地仕宦与否。参加并中试的举人、进士在学问上对学子有所促进，同时可以给曾氏子弟提供应试的亲身经历与策略，以提高家族子弟的科举成功率。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受业师大多拥有官职，且相当一部分是福建本地官职，这就使得曾氏家族可以扩大自己的交际网络，增强自己地方的威望，从而使得家族成员在科考和入仕为官上，拥有更多的便利条件(56)。 在这部分受业师中，绝大多数都拥有进士的科举功名，由状元、进士所组成的师资团体一方面有利于学子学业的精进，另一方面也向家族之外的人展现了曾家的交际范围和实力所在，亦是一种家族策略。在曾福谦所受业的18人中，出自福州府的士人共16人，在福州府为官者1人，只有同拱辰为非福州籍且仕宦在福宁府宁德县，由此我们也看出曾氏家族在业师选择上的策略依旧是福州府的地方倾向，甚至是闽侯地区原则，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其交友范围的同府甚至同县性。 除了曾氏子弟的受业师，与曾氏家族有文化往来的士人同样是曾氏家族私人交友脉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在曾晖春之母陈氏九十大寿之际，林则徐特写就《曾氏从母陈太恭人九十寿序》以为祝贺。同样为了庆祝陈太恭人九十大寿，与曾晖春同年的陈用光，也写就《曾年伯母陈太九十寿序》文一篇(57)。篇中陈用光用“年伯母”一词，可以想见士人对此关系的重视。而陈用光和曾元海亦同入翰林院任编修，两家的私人关系进一步加深。更为重要的是两家都通过仕宦关系，在彼此家乡任职，如曾晖春在江西南昌府任义宁州知州，而陈用光和曾元炳二人同时出任学政，而陈用光正是出任福建学政，这种双方的仕缘和地缘关系使得两家更为亲近，同时对于曾氏子弟入学、科试都有重要的影响。如陈用光在序文中就言“太恭人之曾孙曾兆鼇顷补博士弟子员为吾所取士”(58)，由此可见交友圈对于科举家族的重要作用。 曾氏家族同地方名士的诗文、结社等也反映出家族交际圈及与地方士绅的关系网，如曾元海与“同乡叶敏昌等结诗社……千百诗旧之会，文字之交藉藉便都天下”(59)；曾元澄在其自怡轩二梅书屋中常与“杨庆琛、李彦章诸先辈相唱和”(60)，这些诗文的唱和联络了地方家族间的感情，同时将他们凝聚为一个地方整体，印证了卜正民所论述的“文化活动在建立地方士人网络中的重要作用”(61)的论断。 通过对《曾氏家乘》等留存资料中曾氏家族交友范围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曾氏家族的交友范围以福州府的士人为主要交际圈对象，兼及同年或出仕地文人家族。在《清代朱卷集成》和《曾氏家乘》中所记录的受业师和相交文人的35人中，福州府籍的地方士人为29人，占所统计交友圈的82.9％，而在此外的6人中有3人在福建为官，其中2人为闽侯地区，1人为宁德地区。曾氏家族所交友的对象同样是以读书、科举、诗文为家族传统的士人子弟，而非与曾氏相仿的家族则严格的被排斥于他们的交友圈外。这一特点也正是曾熙丙在《曾氏家训·同党合志》篇中所言及与士人“慎交游”的原则，即“以辞受取与上观，人而恬淡自足，风尘息机，不肯以岁月之暇实贵之”(62)，而对于不是曾氏家族交友网内的其他人如商人或纯粹的官僚，则“以不失礼于人为则，勿须过费心力反失品望”(63)。 五、曾氏家族与地方社会的互动 通过科举策略获得成功并以此为资本建立起私人关系网的曾氏家族与地方的互动是怎样的？是否参与到了地方公共空间的建设中？答案出乎意料，在转变为科举家族后的曾氏对于地方的公共事业的参与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积极，甚至处于空白状态。在民国《闽侯县志》《闽侯乡土志》和地方文人笔记中，均没有曾氏族人参与如捐助铺路、修桥等地方公益事业的记载，如民国《闽侯县志》“义举”(64)中载地方修建闽侯地区普济堂、育婴堂、养济院、义冢等公共设施时，我们没有发现曾氏族人的身影，而其他的地方科举和仕宦大族的代表悉数登场如林则徐、陈若霖、梁章钜、叶申万、廖鸿藻、郭仁图积极捐银兴建，甚至副举陈应牲，贡生丁錞、监生何则贤等都捐银响应，被县志收录。同样在曾氏后人自己编纂的《曾氏家乘》中也只字不提这种“义举”。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曾氏家族以科举、业儒作为自己家族的传统和保持名望、地位的手段，而极少参与到地方兴建之中。 虽然在咸丰三年(1853)，已经致仕的曾晖春响应朝廷和闽浙总督王懿德号召，以在籍前义宁州知州的身份出资编团练保卫地方，而其目的也仅是为了保证曾氏家族在福州府的既有生活，而此事亦随着太平天国军队的北上而不了了之。但于承平之时，曾氏族人似乎过着如曾福谦自己所言的平生“不说闲话，不管闲事，不看闲书，不用闲钱”的生活。这种模式的选择可能与曾氏家族仕宦曾遭遇变故有关(65)，也可能与曾氏本支与其他大宗族之家相比宗族规模尚小有关。总之，我们不应该将地方绅土热衷于地方公共建设模式化地作为一个必然的选择。 通过对福建福州府鄂里曾氏家族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曾氏家族在转变为科举家族后的一系列变化，也可了解其仕宦、婚姻、交友等情况体现地方化倾向，而这种地方化倾向的产生既是曾氏家族自身选择的结果也与清代福州府经济、文化兴盛有着直接的联系。曾氏家族的科举文化策略使得家族成员以业儒和科举为主要家族目标，也以此作为保障家族地位的重要手段，因此在交友网络的建立和婚姻策略的选择方面更加注重“门当户对”的科举世家和文化世家。在福州府内，尤其是闽侯地区举业的兴盛状况，为曾氏家族的地方化策略提供了很好的先决条件，使得他们无需跨府，甚至无需跨县即可建立起家族的社会关系网络，既形成了福州府内共同的利益整体，又保持了子女不远离家族的形态。曾氏家族对科举功名的热衷与成功及对公共事业的远离，也使我们以另一种视角看待这个清代地方的科举家族。 收稿日期：2015-09-28 注释： ①季平：《明代福建进士的地域分布研究》，《教育与考试》2009年第6期。 ②李润强：《清代进士的时空分布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③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台北：联经出版社，2013年，第313页。 ④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台北：联经出版社，2013年，第308页。 ⑤林拓：《文化地理的过程分析——福建文化的地域性考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147页。 ⑥方芳：《清代科举家族地理分布的特点及原因》，《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⑦在清初顺治时期的福建乡试中额仅为50名，至乾隆九年增至85名，光绪元年增加至98人，较之清初增加了96％，而在福州府学和县学的名额方面，清代朝廷为了笼络福州府的读书人，将府学和县学的学额都较明代增加，福州府学廪生和增生学额经过清初和雍正两次增加至各四十名，而闽县和侯官县学廪生和增生名额增加至各二十五名。曾氏家族正式利用这个因素，入清后自第八代即入学读书。尤其是在曾氏家族演变为科举家族之际的十二、十三世，均为府学、县学学生，如十二世曾新、十三世曾奋春、曾晖春、曾开春为县学廪生，十四世曾元燮“福州府学廪膳生”，十五世曾兆鼇为“府学附生”，十六世曾宗彦“闽县廪膳生”，曾福谦“入闽县县学”。 ⑧林拓：《明清时期福建文化地域格局演变》，《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⑨鳌峰书院为福建官办书院，地方行政、资金等各方面予以扶持，参与编修《鳌峰书院志》的官员有：闽浙总督玉德、阿林保；福建巡抚李殿图、温承德、张师诚；福建学政邵自昌、叶绍本；福建布政使景安、景敏；福建按察使韩峰、袁秉直、庆保及署理按察使、各道官员和福州府知府多托礼，由此可见鳌峰书院官办背景之强大。 ⑩(11)(12)赵所生、薛正兴：《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0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12、312、311页。 (13)曾氏家族成员经书院科举中第记载依上文顺序分别出现在《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0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21、325、471、481页。 (14)曾克耑：《曾氏家训·警学篇》，收录于《曾氏家学续编》，香港，1962年，第19页。 (15)曾克耑：《福州曾氏十二世诗略》序文二，香港，1966年，第8页。 (16)四人为曾元燮、曾兆鼇、曾宗彦、曾福谦。 (17)曾克耑：《福州曾氏十二世诗略》“书庐陵公殉难始末记后”，香港，1966年，第5页。 (18)(24)(25)曾克耑：《曾氏家乘》，收录于《曾氏家学续编》，香港，1962年，第2、14、20页。 (19)(20)郭白阳：《竹间续话》卷一。 (21)民国《闽侯县志》卷六十七，列传四下。 (22)郑祖庚：《闽县乡土志》，“版籍略三·大姓”。 (23)曾晖春，字霁峰，嘉庆三年中举，嘉庆六年三甲第118名进士，官至江西义宁州知州，四品衔江西乡试同考官。他亲见五子皆登科甲的盛况，长子曾元基，字芗屏，道光乙未科举人，名列南元即亚魁，官至安溪县学训导。次子曾元炳，字蔚岩，道光己丑科进士，官至同知，江南乡试同考官。三子曾元海，字少坡，道光壬午科进士，列五经魁，任翰林院编修，贵州乡试主考官，并出任广西学政。四子曾元燮，字梅岩，道光戊戌科进士，官至郎中衔工部营缮都水司主事。五子曾元澄，字亦庐，道光辛卯科中乡试，官至知县。 (26)曾元炳之子曾兆鼇，字晓沧，道光甲午科乡试第二名，甲辰科进士，官至道衔知府。其子曾宗彦，字君玉，秉承家学，中光绪癸未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后成为中国近代著名的“陆军之父”。在宗彦同辈中，曾福谦也同样在光绪朝中进士，因此曾氏成为“四代七进士”的科举大族，与此同时族中多人中举及持有功名。 (27)曾克耑：《颂橘庐文存》·五世祖霁峰公行状，收录于《曾氏家学》下，香港，1960年，第581页。 (28)(32)(33)曾克耑：《曾氏家训》，收录于《曾氏家学续编》，香港，1962年，第71、71、16页。 (29)郭白阳：《竹间续话》卷一。 (30)顾廷龙：《清代朱卷集成》，第54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第53页。 (31)顾廷龙：《清代朱卷集成》，第60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第207页。 (34)民国《闽侯县志》卷十七，“坦庙上”。 (35)郭柏苍：《乌石山志》卷四，“南丰曾氏祠”。 (36)陈钦尧：《福州联话》，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5年，第129页。 (37)陈支平：《五百年来的福建家族与社会》，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46页。 (38)郑振满：《明清福建家庭组织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6页。 (39)参见郑振满：《明清福建家庭组织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7页。其引用闽北浦城民国《占氏族谱》以为依据“主祭必先科甲、次恩、拔、副、岁贡生，次廪、增、附生员中辈行最长者”(民国《占氏族谱》(民国十一年重修)卷一，《上同宗祠规》)。 (40)(41)(42)曾克耑：《曾氏家乘》，收录于《曾氏家学续编》，香港，1962年，第2、29、69页。 (43)顾廷龙：《清代朱卷集成》，第54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第53页。 (44)本杰明·艾尔曼：《科举考试与帝制中国晚期的政治、社会与文化》，见伊佩霞、姚平编著：《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思想文化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57页。 (45)(46)曾克耑：《曾氏家乘序》，收录于《曾氏家学续编》，香港，1962年，第1页。 (47)(48)(49)顾廷龙：《清代朱卷集成》，第54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第53页。 (50)曾元澄之妻萨氏其父为贡生萨履亨，任德化县训导，其子萨铸同为延平府学训导，次子萨鏻中道光乡试，任邳州州同。萨氏家族其他著名科甲功名者有乾隆末进士萨龙光，翰林院庶吉士，官至户部员外郎；萨维翰，咸丰进士，官至同知衔知县；道光会魁，进士萨大年等，举人更是不胜枚举，近代海军著名的将领萨镇冰即出自福州萨氏家族。来新夏主编：《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第1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586页。 (51)郭阶三的5个儿子分别是长子郭柏心，道光举人；次子郭柏荫，道光进士；三子郭柏蔚，道光举人；四子郭柏苍，道光举人；五子郭柏芗，咸丰元年(1851)举人。郭家四代有6个进士，分别是郭柏荫和其四子郭传昌；郭柏荫孙子、郭式昌的长子郭曾炘、次子郭曾凖、郭曾程及郭曾炘长子郭则沄。 (52)曾元澄：《养拙斋诗卷》，收录于《曾氏家学》，香港，1960年，第59页。 (53)王氏是雍正朝甲辰科榜眼，翰林院编修，吏部尚书王安国之元孙女；乾隆乙未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四品卿衔王念孙之曾孙女；嘉庆己未探花翰林院编修工部尚书王引之孙女；广西按察使王寿昌长女；按察使衔安徽宁池道王彦和，道光甲辰进士湖北汉黄德道王寿同之侄女。顾廷龙：《清代朱卷集成》，第54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第53页。 (54)叶梦珠：《阅世编》卷九，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20页。 (55)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60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第207页。 (56)曾福谦的这部分授业师包括了崔蓬瀛，道光丁酉举人，曾任福建长乐县知县；同拱辰，道光癸卯举人，前福建宁德县知县；陈宗英，廪贡生；何履亨，咸丰丙辰进士，甘肃皋兰知县；宋详，同治庚午举人；何式璜，光绪丁丑进士，前江苏即用知县；何式珍，同治辛未进士，山东曹县知县；高帮光，同治辛酉副举，汀州府学训导；林士傅，道光癸巳进士、翰林，广西盐法道；林鸿年，道光丙申状元，前云南巡抚；林寿图，道光乙巳进士，福建团练大臣；何嵩祺，咸丰庚申进士，前兵部主事；陈翼，咸丰癸亥进士、翰林，陕西学政。顾廷龙：《清代朱卷集成》，第60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第207页。 (57)(58)曾克耑：《曾氏家乘》卷五，收录于《曾氏家学续编》，香港，1962年，第5、6页。 (59)(60)民国《福建通志》总卷三十四，“列传·清七”。 (61)Esherick,Joseph W.,and Mary Backus Rankin,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p40-42. (62)曾克耑：《曾氏家训》卷一，收录于《曾氏家学续编》，香港，1962年，第7页。 (63)曾克耑：《曾氏家训》卷五，收录于《曾氏家学续编》，香港，1962年，第37页。 (64)民国《闽侯县志》卷六十一，“‘善举”。 (65)十六世曾宗彦与曾福谦都曾参与“戊戌维新”，而致使家族仕宦变故。